张自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中华民族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而历久弥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拥有强大的文化基因。而中国“前轴心时代”和“轴心时代”的先秦元典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与繁荣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渊薮。深入这些元典，挖掘和探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不仅可以为中华民族找到文化自信、精神滋养和前行动力，而且能够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大众却走进了精神坎陷。由于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不当文化归因和上世纪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标识已模糊不清，传统美德大量消解，价值追求走向低俗，精神贫困日益加剧。上述现象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根基性危机，其深层原因是我们淡忘和消解了民族的文化基因。因此，开展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基因是决定民族品格气质、价值取向、道德理念等的精神遗传因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民族延续发展的“遗传密码”，是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基”，是中国精神之滥觞。先秦时期是中国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华元典创制的时代，因此，我们应聚焦元典，展开对文化基因的精深研究。那么，何谓元典？先秦元典有哪些？这些元典中蕴含了哪些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元素？

中华民族有着璀璨夺目的早期文明，中国文化的精华主要集中在先秦元典之中。按照馮天瑜先生的观点，“元典”是指“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①“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②。在先秦诸子中，对中华早期文明进行全面整理、总结、传承并合理地吸纳其精华的当属儒家，尤其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孔子一生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以“六经”为教，承继了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孔子、孟子、荀子乃至其他先秦诸子继承和发展了“前轴心时代”的中华优秀文化，并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轴心时代”的元典，如《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周礼》《老子》《庄子》《墨子》《商君书》《韩非子》《孙子兵法》等。这些元典所蕴涵的“元典精神”不仅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世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而且涵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元素。因篇幅所限，本文仅涉及儒家元典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元素。

“人本”与“民本”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③在中国古代早期社会，人们困惑于扑朔迷离的世态万象、变化莫测的朝代更替，在无助与无奈之中将一切根由归于神秘的天命，致使殷商时期对上天及鬼神的祭祀达到了鼎盛。商周之际，殷商天命不保而快速覆灭，周人开始质疑上天和神灵的力量，周朝统治者逐渐将关注点转向人世和民众，人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在被称为“上古之书”的《尚书》中有不少记载。“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伪古文）“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伪古文）“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等理念渐渐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中华元典向世人“勾勒的是一幅幅斑斓的人生现世图，其旨意在于引导人们从生趣盎然的此岸现世学做圣贤，而没有着力构筑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引导人们到那里去寻找灵魂的解脱”。④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倾向和儒家的入世情怀都派生于此。孔子及其后学继承了这种“重人远神”的思想，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表明孔子希望其弟子“以人为本”，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变革，探究人事规律。《左传》昭公十八年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僖公十九年》进一步提出了“民，神之主也”的思想。儒家对天命和天道的疏远与轻视，意味着其对人事和人道的亲近与重视。同时，儒家还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救邦国于危难，拯生民于涂炭。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等，都是儒家民本思想和担当精神的体现。

“易”与“权”《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变易思维是先秦元典的一大特色。《尚书·盘庚上》云：“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当然，元典中变易思想最为丰富的当属《易经》。《易经》以阴阳对立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对立范畴，由此导出了“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变易思想。成书于战国末年的诠释《易经》的《易传》，继承并发展了《易经》的变易观，丰富了中国的变易思想。《易·系辞下》云：“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乃“变易”之义。《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乃“不易”之义。儒家从《易经》中“易”的“简易”之意发展出了“变易”“不易”之意，同时还将这种“变动不居”“生生不已”的辩证精神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如《论语·子罕》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权”即“因事制宜，权量轻重，无常形势，能令丑反善，合于宜适”⑤。《礼记》云：“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礼器》）这表明因时制宜是“礼”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在权变思想的指导下，儒家使自己的学说成为了开放的体系，具有了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品性，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与“和”先秦元典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庸”思想。在《诗》《书》《礼》《易》《春秋》中，“中”作为范畴已经出现。《易经》里，“中”字凡13见。今、古文《尚书》合观，“中”字凡49见。如“尔克允观省，作稽中德”（《尚书·酒诰》）“咸庶中正”，多是从中直、中正等道德意义上使用“中”。而《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则清楚地表明了“适度”“中庸”的含义。《尚书·洪范》明确提出了君王的“中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此处的“极”即“中道”。在这里，箕子告诉周武王的治国安民之道是中正无偏，并建议君王团结那些中道之臣、民众归附那个中道之君。《尚书·仲虺之诰》的“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已蕴涵着将“义”和“礼”作为通向中道途径的倾向。从历史维度看，先秦元典之范畴“中”的逻辑旨归是“和”，实践旨归是“秩序”。因此，儒家从先秦早期元典里继承了“中正”理念，并将其发展成为“过犹不及”“致中和”的和谐思想。孔子视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认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因此，为了避免生活实践中的偏颇与极端，人们应做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允执厥中”，使决策拥有更大的合理性。然而，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中庸”都是极难把控的境界，儒家以自己的智慧找到了通向“中庸”之境的路径和手段——礼。《礼记·仲尼燕居》云：“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論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这表明古代圣明君王治理国家的法宝就是用礼来节制和规范人们的言行，凡事都做得恰到好处。儒家对中庸之道作了全面的总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儒家认为君子应“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只有这样，才能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和谐境界。

“礼乐教化”与“人文化成”《周易·贲·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根据《周易》的解释，“文明以止”，即言行应有节度，恰如其分，从容中道，这靠人来把握，故谓之“人文”。在中国文化系统里，“人文”是与“天文”相对应的概念，“天文”指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的思想，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文明社会。西周统治者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化，武王克殷后曾“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崇尚周朝的儒家以“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后汉书·公孙瓒传》）为基本价值取向，是诸子之中最强调人间秩序、最重视“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学派。他们以六艺为教，用仁政王道治天下，用礼教、乐教德化民众。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如果用道德来诱导、用礼教来规范，老百姓不但有羞耻心，而且能人心归服。礼教不仅关乎人们的道德修养，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尚和习俗，因此儒家认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上》）先秦元典中礼乐教化和人文化成思想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类文化。

“家国理念”与“五常之德”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礼制的根基。周初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西周由此确立了通过氏族血缘纽带实行国家政治统治的宗法制度。周朝礼法表面上协调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上下关系，实乃调整的是家族中的长幼关系，如《尚书·武成》中的“重民五教”，倡导“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基于这种特殊的“家国同构”模式，先秦儒家提出了“十义”伦理规范，以协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五伦”关系。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吸纳法家专制思想的基础上，将先秦儒家的人伦道德发展成为“三纲五常”。遗憾的是，“三纲”后来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和实践验证之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基因和文化精髓，成为炎黄子孙遵奉的做人处事准则。当然，“五常”之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尚书》中，“仁、义、礼”三字已零散出现，如《武成》《泰誓中》篇的“仁人”，《皋陶谟》篇的“天秩有礼”，《仲虺之诰》篇的“以义制事，以礼制心”等，这表明在五帝和夏商周时期，中国已有“仁、义、礼”思想的萌芽。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比较清晰的“仁、义、礼”概念，奠定了儒家学说的根基。其后，孟子将其发展为“仁、义、礼、智”“四端”。至汉代，董仲舒将“四端”扩充为“仁、义、礼、智、信”，使之与五行说的“金、木、水、火、土”相对应，视其为与天地一样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仁义礼智信始终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之根本，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我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⑥从历史上看，“五伦”“十义”“五常”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秩序，并将家国理念和德性因子深深置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在当下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中，正在崛起的中国应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一位西班牙记者曾提出自己的困惑：“一个西方化的中国，对世界而言，是更富裕了，还是更贫困了？”⑦事实上，“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黑格尔曾将传统比喻为不能断裂的“神圣链子”，历史不能被割断，民族的文化基因不能被消解。“传统是我们的原创”⑧，我们应“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⑨。

【 注 释 】

①②④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74页。

③⑦⑧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代序》5页。

⑤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4页。

⑥戴木才：《“仁义礼智信”新解》，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1-26（06）。

（编校：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