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环

编者按：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本刊特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就“文化自信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笔谈，本期推出上海师范大学四位学者的见解，以飨读者。

中华文化作为全球历史中唯一自成体系、未曾中断的文化，得到了世界上各界有识之士的由衷赞赏。例如，20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认为“文化”（宗教）是区分或辨识不同文明的基本标记，并据此不仅把中华文明列为五种“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之一，另四种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和印度河文明，而且是一种“典型”的文明。关于走向一个世界，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汤因比于1974年指出：“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①这里，汤因比从其宏阔的理论视野出发，高度评价了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和道德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和崇高地位。与当时正处于“文革”浩劫之中的中国现实相对此，汤因比的上述看法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穿透力。

此外，20世纪西方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同样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文化和道德：“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绩。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个将伦理视为一种以绝对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东西，它也是第一个从其基本原则中发展伦理思想，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人道理想、伦理文化国家理想——并且以一种适应任何时代的方式。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它以自然而细致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②当然，汤因比和施韦泽表达的只是一部分西方思想家的看法。实际上，自欧洲启蒙运动之后，随着西方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更多的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和否定显然也是有道理的，并非完全出于偏见和独断，或者只是为了“传教”云云。但是，如果我们像季羡林先生所倡导的那样，以“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目光和胸襟讨论中国文化；那么现在看起来，还是汤因比和施韦泽的论断更合理些。

在引证了汤因比和施韦泽的中华文化观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探讨“民族命运与文化的独立性”之关系问题了。毋庸讳言的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是曲折的，其命运是惨烈的。就文化而言，与这两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高度评价不同，20世纪的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失落”的过程。面对西方现代性思想文化的挑战和冲击，19与20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虽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虽然有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对民族文化的捍卫和转化，但全盘西化的思潮持续存在、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立性迟迟未能充分确立起来。远的不说，我们这一代人就经历了优秀传统文化惨遭浩劫的“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全盘西化思潮的广泛流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举国上下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不断觉醒，这种状况才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吸取这一“文化主体性失落”的教训，和民族的总体命运相呼应，尽可能快和好地确立起新时代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独立性呢？

对此，笔者认为，作为观念上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要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特别是中华文化的命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一般说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洞开，面对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工业文明的挑战，清皇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应对失当，中国日益陷入了被瓜分的悲惨境地。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有着“自强不息”的深厚文化根基，除了广大民众的反抗之外，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程，最初有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洋务运动，接着有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却仍在沉沦。于是就有了发轫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认为只有在彻底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后，中国人才可能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和建设现代物质文明。新文化运动以“专打孔家店”为标志性口号，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特别是引进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由于其一些健将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和倫理的片面性和极端性，也导致了“全盘西化”思潮的形成，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消极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除了各界仁人志士的努力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永远摆脱了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虽然几经曲折，但中国毕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极左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之后，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引下，中国终于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和正确道路，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并日益接近美国这个位居世界第一的最大发达国家。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比近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趋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新的政治制度的创建，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和跃居世界前列，而且更离不开中华“精神”文化的复兴。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那么我们就能够比较自觉地认识到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和国家之文化独立性的重要性。

进一步说，如果参照冯天瑜教授的观点，把广义的文化结构区分为四个层次：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各种器物构成的物态文化，由人类组建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由人类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纟因缊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其意蕴又体现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之中”③；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就我国当代的广义文化建设而言，在作为外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比较确定和明显之后，我们就更应关注作为外围向核心过渡的行为文化，特别是作为广义文化之核心本身的“心态文化”，也就是日常用语中的狭义文化暨 “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至于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建设也不同于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先后现代化的一般进程，而是显示出一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先后现代化的特殊进程。这就是说，就中国及其文化从近代的衰落走向当代复兴的命运而言，现在我们不仅更应该，而且也有条件把确立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独立性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了。

关于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各派文化思想家的论述中获得启示。例如，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就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关系而言，虽然一方面必须由政治来领导和指导社会，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中国社会……唐代以来……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④此外，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等论著中，也反复强调了“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⑤

以上引证的钱穆“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的观点，是其基于对中国历史经验总结的阐发，针对当时中国流行的全盘西化思潮，强调为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独立性保持温情和敬意。至于亨廷顿关于“文明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的观点，则表明了一位当代美国战略思想家对美国自身文化发展前景的忧虑，以及对各大文明暨文化之间关系的一种独断性思维。但是，就单纯的文化观而言，虽然钱穆和亨廷顿的论述和通常的文化观有所不同，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吸取有益因素，提高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过程中，确立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独立性的自觉。关于这一点，如果重温一下张岱年先生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充分的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的同时，努力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⑥ “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是民族自尊心的依据，也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向前发展的内在契机。”⑦显然，在吸取各派思想家的文化哲学智慧，为确立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独立性而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最尊重张岱年先生的意见。

基于上述的文化观，也就是拓展和深化了原先重点强调生产力水平和时代性特征之文化观的内涵和视角，我们就能够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⑧就其实质而言，这就是相应于中华民族近200年来从衰落到复兴的命运，作为民族复兴最后与最核心的一环，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根基性，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重建中华文化的独立性。相反，如果只固执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观，我们就无法阐发上述论断的深义所在。进一步说，只有这样把握《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实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精神：“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⑨

【 注 释 】

①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和294页。

②史怀哲（施韦泽）：《中国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译文有改动）

③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④钱穆等：《中国高层讲座（第一辑文化的坐标）》，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6页。

⑤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2页。

⑥⑦张岱年：《当代名家线装自选集·张岱年集》，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5、24页。

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1-26（06）。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