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洪军 罗中玺

摘要：乌江流域地区山高谷深，气候多变，自然条件复杂，造成了乌江流域地区的封闭的小农经济视野，形成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既质朴、诚实、勤劳、勇敢，又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乌江流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中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各民族经过长期而频繁的族群流动、斗争、分化与融合，又逐步形成了该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在内的民族结构，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使得乌江流域农耕文化在冲撞和变异中形成了多元与兼容的文化特性。

关键词：乌江流域；小农意识；多元；兼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农耕是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谋取生活资料来源的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综合表现。农耕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对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71综观乌江流域农耕文化历史，始终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动与静之中，和谐而有序地发展变化着，除了物质层面上的诸如农耕工具、农业品种等文化现象之外，还集合了儒释道文化，及各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为一体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多元、多彩，且具有较强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地域农耕文化特征。

一、传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特征

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Eatwell.J.）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盖特（（Milgate.M.））和纽曼（（Newman.P.））编纂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小农（peasant）是耕种土地的人”，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马洪利等主编的《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丁光远的《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 也都有小农和小农经济的辞条， 这些辞典的解释都强调小农和小农经济指的是为了简单再生产，满足自身食物的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传统农业的个体小生产者，其耕作方式以铁犁牛耕为主。“他们耕种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攫取利润”。[2]40考察乌江流域地区，其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历史上表现为：

第一，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多聚居在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方，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十分困难。正如《劳动歌》写道：“山外原无地，刀耕农当锸，火种野无烟。灌溉难为力，荣枯只问天，传闻春夏日，此岁雨绵绵。”[3]302耕地狭小，环境封闭，加之地质灾难，如水土流失，致使土层浅薄，肥力下降，基岩裸露，石漠化面积扩大，使得人均耕地量面积不大，人们只得在极为狭小、分散的小块土地上从事种植业生产。所以，在乌江流域农耕史上，以“溪峒”①为代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分散、隔绝的山地特征十分明显。人们耕地以自食，纺织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构成“小国寡民”的经济基础。

第二，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其发展是一个从粗陋到完备，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乌江流域农耕文化从使用天然石块，再到对石料经过选择，进行打制和磨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工具的磨制是由于农业发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现的。由于农业的产生，才有了所谓以磨制为特征的新石器。”[4]夏商周时期，虽然私有制已经出现，但乌江流域地区的人们还主要靠集体耕作，使用的农具，绝大部分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仅有少量青铜农具。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出现铁器农具的使用和以及牛耕技术。西汉时期，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开沟与播种同时进行的专用播种农具“耧车”，亦在乌江流域夜郎地区得到了应用。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用于农业灌溉的翻车，用于谷物加工的水碓、水磨，随唐时期创造的新灌溉工具“筒车”，用于水田耕的“曲辕犁”等农业生产工具在乌江流域地区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之后，宋、元、明、清直到中华民国，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工具少有突破和发展。在建国之后实行农村集体化时期，乌江流域部分地区曾出现过短暂的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小型机械化时代，但随着土地承包下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了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农机械化工具昙花一现，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工具出现大面积的倒退。时至今日，在大部分偏僻的农村，其生产仍主要依赖人力、畜力和粑子、锄头、铧犁等手工工具，水平似乎滞留在隋唐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一方面传统农具工艺和操作相对简单。传统农业中的耕、锄、割、脱粒等所使用的犁、木漏、铲、锄、镰刀等工具，没有复杂的机械原理，简单易学，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不需要专门的培训学习，就可掌握，且使用方便，一个人即可操作；另一方面乌江流域地区地形复杂，地貌崎岖，境内山多地少，严峻的生产条件不适合一定规模的现代农耕农具使用。

第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散漫。《墨子》有云：“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此其分事也。”在乌江流域农业社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产力中占着主导地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体力劳动是乌江流域地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各自为政、各行各法散漫的经营方式是这一基本模式的特点。

生产规模小，工具简单原始和个体的散漫的生产方式，加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农民祖祖辈辈，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炎炎烈日下在凛冽寒风中劳作，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坐井观天的视野，一方面造就了他们质朴、诚实、勤劳、勇敢的秉性，一方面又养成了他们不思进取、固守成规、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狭隘懦弱等人性缺陷。我们将这种人性缺陷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称之为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乌江流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中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二、多元与兼容的农耕文化特征

（一）差异性与多元性

美国生态学者朱安利·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5]12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形态，也是文化现象赖以产生的载体。从地域上看，乌江流域地区西接云南、北连巴蜀、东临荆湘，南毗岭南，使之天然地与四川、湖南、广西和云南有较多的交往。加之通往邻省的河流多在下游通航，形成一个通道，所以，乌江流域地区东、南、西、北四部分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分别受楚文化、粤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然而，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又客观上造成了乌江流域农耕文化的相对封闭性。无论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粤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在传入乌江流域地区的过程中都受到一定障碍，时间上滞后，空间上有限。大而言之，乌江流域地区的黔东、黔中、黔西、黔北四大块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融合，各具特色；小而言之，山与山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山与坝子之间，似乎各是一个小天地，文化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大于文化的传播，所以，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影响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显示出若干差异和独特之处。譬如说，生产方式上，与技术水平有关，有粗放式的刀耕火种，有集约式的精耕细作；饮食喜酸、喜辣、喜食糯米，长于烟薰、腌制。山地环境，还影响人们的气质，养成一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朴实耿直、粗犷憨厚的民风，从而形成若干特殊的风俗习惯、民俗信仰，在文化上表现出许多特有的自然形态，形成了它多样化格局和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总之，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不但地区间有较大差异，民族间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民族处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表现出乌江流域地区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特点。

（二）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农耕文化特征

乌江流域地区文化具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历史上，各个民族因不同的原因从四面八方迁徙至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和破碎的地形，使生活在乌江流域各区域各民族文化虽然未能得到充分整合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使乌江流域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然而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阻隔不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对流，阻隔不了农业作物的迁徙与交融。一方面，产于乌江流域地区的、稻谷、乌桕、油桐、茶叶、马匹等，通过驿道、水路的运输，改变了周边地区乃至中原地带的农商格局，另一方面，从中原、内地传入进来的玉米、红薯、棉花、洋芋、烟叶等也改变了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种植面貌。同时，各民族之间的互为穿插，特别是与汉族之间的杂错而居，加之封闭式的自然环境逐渐被打破并开放，使得各民族在农耕作业、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在传承与延续的接触点上发生了诸多的变异，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农耕文化特点。正是这个原因，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在兼容、开放与延续性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有着剪不断的文脉关系。

（三）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的农耕文化特征

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先民为了生存、繁衍，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育和培植了具有乌江流域区域特点的农耕文化。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就是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如在服饰方面，尽管各民族的服饰千姿百态、色调多样，但从总的样式来看，其上衣和裤子都较为肥大，特别是袖口和裤口都较为宽松，以便于从事农耕生产；在村落选址方面，为了少占耕地，一般都建在视野开阔而土地见少的坡地上，依山势向上分台而筑。而把那些较为平坦的洼地、坝子、台地留着耕田种地之用，这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山多地少的现实，又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以农为本”，节约用地以求生存和图发展的心理。在乌江流域乌蒙山回族地区，流传有“户户种良田，家家小而全”的谚语，就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体现。在西北高原地带，那些横亘在山梁、山坡上的层层梯田，是乌江流域地区农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闪耀着乌江流域地区人民顺天顺地，接天地之气，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与灵光。在一些不宜于农业耕作的高山草地，则用于放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落英缤纷、鸟唱虫鸣，充分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守则与和谐自然生态的农耕文化思想。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特质和民族风貌，亦从本质上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里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地区在历史上是各民族交往的大走廊和结集地，从不同的地方和区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符号。乌江流域地区山高菁广，地势险峻，山道崎岖，水道不畅的地理生境，使这些民族文化符号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环境下，使乌江地区的农耕文化既具有 “山地文化”的小农经济特征，又具有分异融合、守则和谐的特点。

注释：

①所谓溪峒，从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绝的小区域，在万山丛中，人们以“坝子”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间隔着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圆数里或数十里不等，自成一个小天地。从经济上看，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动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大体可以“自给自足”。

参考文献：

[1]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王承尧等.土家土司史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1.

[4]徐旺生.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J].中国农史，1994（1）.

[5]冯利，覃光广.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