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双语教育研究综述

2016-04-11杨玉莲普华东智

西藏教育 2016年2期

关键词：双语教育模式西藏

◆杨玉莲普华东智

西藏双语教育研究综述

◆杨玉莲1普华东智2

摘要：笔者根据实地调研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近年有关西藏双语教育的文献进行梳理，从西藏双语政策、西藏双语教育主要模式、西藏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相关内容及研究文献进行述评，并提出对该研究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西藏；双语教育；政策；模式

西藏是藏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自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策对西藏现代教育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藏汉双语教育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西藏教育发展的重点。近年来，学者们对西藏双语教育逐渐关注，关于双语教育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笔者在此梳理双语教育研究现状以期反思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推进西藏双语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国内外有关“西藏双语教育”的著作及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发现有关“西藏教育”尤其是“西藏双语教育”的专著以及文章较少，目前能查到的较为集中的著作共有13本，其中国内著作11本、国外2本，文章主要有40篇，详见表1和表2。

表1“西藏教育”类著作及其中关于“西藏双语教育”的内容主题汇总

表2有关“西藏双语教育”的代表文献列目

从上面两个表格可看出，“西藏双语教育”研究文献质量不高、数量较少，但在持续增加；文献内容方面多集中于研究西藏双语教学模式（占文献47.5%）、西藏双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西藏双语教学的建议（各占文献42.5%）和西藏语言政策（占文献22.5%）。

二、“西藏双语教育”研究内容综述

（一）西藏藏汉双语政策的研究

藏汉双语政策是影响藏汉双语教学及其成效的极大因素。在研究西藏双语政策的相关学者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所长周炜算是集大成者，在其2003年著成《西藏的语言与社会》和2004年《西藏的藏语文工作》两本书中，系统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的语言政策，被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教授马戎誉为“系统了解西藏政府语言政策及其依据的重要参考资料”。2001年，周炜就曾在《西藏语言政策的形成和完善》一文中将西藏的双语政策的三个阶段做了全面总结，他将其分为：西藏双语政策的雏形（约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西藏自治区），西藏双语政策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90年代），西藏双语政策的完善（1994年～至今）。［1］

（二）“西藏双语教育”主要教学模式的研究

伴随着西藏各地实际情况的不同以及各教育阶段的发展，西藏不同地区、不同学年段的藏汉双语教育模式也各有不同，相关学者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书记周润年在2004年《论西藏双语教育》一文中将西藏双语教育模式归纳为五类“汉语为主的模式——即把藏语文、汉语文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开设,其余课程均使用汉文版教材；藏语为主的模式——即把藏语文、汉语文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开设,其余课程全部使用藏文版教材；口语辅助的模式——指在开设藏、汉语文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学生教学用语主要以汉语文为主,藏语辅助讲解；先藏后汉的模式——在小学阶段全部用藏语文授课,升入中学后改为用汉语授课（当时，即2004年西藏大部分学校采用的模式）；先汉后藏的模式——即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用汉语授课,等到考入大中专学校的藏语专业后改为用藏语授课（这一模式多为城镇生源）”。［2］马戎在2011年的文章《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中沿用了2007年张廷芳主编出版的《西藏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概况与研究》［3］一书中对西藏各级学校教学模式的分类主张，共七种：①以藏语作为教育教学语言，小学三四年级开设汉语文（1988-1998，大部分小学以及部分初中）；②汉语作为教育教学语言，小学一年级开设藏汉语文，汉语授课、部分藏语（90年代，拉萨7所小学）；③同时开设藏汉语文，藏汉兼学、双语并重（80-90年代，四分之一初中）；④小学藏语授课为主，兼学汉语文，初中预备补习一年汉语文后开始汉语授课（70-90年代，四年制初中）；⑤小学一年级开始实行藏汉双语教学，除藏语文外多数课程均汉语文授课（现在大多数小学）；⑥三语双文类型（现在的初中和高中）；⑦除藏语言文学、藏医学专业课以及藏文公共课以外，其他均汉语教学（现在的中专和高等教育）。［4］此外，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巴桑卓玛对西藏双语教育模式的分类与周炜在《西藏双语教学综述（续）》［5］一文中的归类异曲同工，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他们将现在双语教育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种以藏语授课为主，同时开设汉语课（农牧区小学、教学点和部分初中采用此类模式）；另一种以汉语授课为主，藏语文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必修课（全区地（市）所在地的小学、部分初中、高中学校、内地西藏班大都采用此类模式）。［6］另一分法是由西藏民族学院教授李波提出的西藏自治区双语教学三种模式：①保存式——儿童入学以藏语教学为主，同时开授汉语课，交流也以藏语为主。②过渡式——儿童入学后除汉语课外其它课程以藏语讲授为主，汉语辅助。③沉浸式——儿童入学后除藏语文课外其它课程全部用汉语教学，学校交际中也以汉语为主，藏语只作为低年级学生辅助。［7］

（三）“西藏双语教育”问题的研究

西藏双语教育已取得可喜成绩，发展态势令人鼓舞。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还有一些现状需要改善。笔者总结的主要是双语教师、双语教材、教学模式的合理性等存在问题。

西藏地区双语师资存在一些不足。在2002年大罗桑朗杰就西藏双语师资进行专题报导：双语教师对双语教学认识不一致，看重藏文分，片面重视藏语文，实践活动少，年龄、学历、职称、分布等结构不合理，目标定位不准。［8］2013年西北师大孙新格也就藏汉双语教师的培训及实效性进行调研、撰写硕士论文指出：学生们期待双语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的提升。［9］此外，“教学用语的衔接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师资结构不合理,双语教师满足不了教学的要求；教材的名词术语不规范、不统一,缺乏相应的辅助教材”。［10］马戎于2011年总结出西藏双语教育5大问题，分别为：教材问题、合格师资问题、对双语模式的选择是否宜居当地人自身意愿的问题、双语政策的持续与稳健性问题以及双语教育效果与领导政绩不应“挂钩”的问题。［11］华中师大罗芳博士在其毕业论文中对西藏农牧区小学汉语教学的问题进行深入阐述：环境上，西藏农牧区汉语社会环境不容乐观——人口分布上绝大部分为藏族人口，语言使用上基本上为藏语；媒体方面，电视、广播的种类、制作与播出时间等均大大低于同为民族地区的新疆、云南等地；儿童读物与课本的种类、印数和印张数等也同样如此。学生自身方面，农牧区小学生汉语水平极不理想。师资层面，当前西藏农牧区小学汉语教师缺少教学反思、写文章与课题研究，学校提供的专业发展方式不能满足教师的要求。教材方面：《汉语》听说方面的练习设计过少，应适当增加；《语文》缺少理解与运用。［12］到2013年，西北师大许文俊在王鉴带领下，对藏汉双语教学现状总结了五个问题：藏汉双语教学存在显著城乡差异，双语教学模式仍然有待完善，藏文课外读物、教辅资料贫乏，教师队伍民族构成有待改善，片面强调汉语文教学的倾向明显。［16］

（四）“西藏双语教育”建议或策略的研究

有关西藏双语教育的建议主要集中于制度经费保证、培养师资、编撰教材、选择恰当双语教学模式等四个入手点。

西藏民大朱红学者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调研为西藏双语教育提出了几条建议：制定民族语文政策时，需遵循民族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双语学习过程的规律，防止“一刀切”；应拨专用经费加强对西藏地区双语教学的理论探讨和科学研究，用以指导双语教育实践；双语教学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关键是培训配备合格双语师资。［13］马戎强调做西藏双语教育时一定要坚持几条原则：《宪法》和相关法律放在最重要位置，语言的学习兼顾继承传统文化、掌握现代化知识双重功能，避免某种语言强制推行，多种模式、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教学质量第一位，进行汉藏双向语言学习，转换教学语言模式时考虑师资的适应及安置。［14］李波教授指出在双语教育中需要：关注学生文化适应问题，加强双语师资培训，教学模式的选择上必须科学论证、充分实验。［15］以王鉴带领的学生等团体提出可以从“加强政策支持，加大经费投入……”几个方面入手。［16］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西藏双语研究的未来趋势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1.文献数量与质量：数量较少，质量不高

最早的一篇为1996年载于《西藏研究》的《西藏双语教育的实践与探索》，可以看出相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几乎刚开始，所以说此研究起步较晚；在全部的40篇文献中，笔者计算出发表在中国藏学、民族教育研究这样高质量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一共5篇，不到全部论文的15%，在此可以看出相关研究目前质量还不高……从上笔者概括出——有关“西藏双语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质量不高、数量较少。

2.研究内容：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宽泛建议多，具体措施少

关于西藏双语教育的研究内容多集中于研究西藏主要的双语教学模式（占文献47.5%）、西藏双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西藏双语教学的建议（各占文献42.5%）和西藏语言政策（占文献22.5%）。但有关西藏双语教育选择模式的具体措施建议少：关于“不同地区不同儿童究竟应该什么时候引入第二语言”、“不同环境的儿童引入第二语言的过渡期应该持续多久”几乎没有关注。在前文的研究热点中，笔者总结出：几乎所有学者都发现西藏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似乎存在一些问题，都建议西藏的双语教学模式不能“一刀切”，语言政策要尊重当地实际情况；但对于不同地区的儿童究竟应该什么时候引入汉语的学习没能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

3.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有限，定性研究不足

在40篇相关文献中，以实例和数据著文的一共14篇（包括5篇硕博论文），共占文献百分比为35%；且在这14篇文献中，除了5篇硕博论文以及马戎、周润年、朱红教授等选取的样本较大、数据较为全面以外，其余的样本都很小，且范围多局限于拉萨市区。而整个西藏1市6区地域广袤，相互环境极为不同，故小样本的调研结果可能不足以推广至整个自治区，即“以微未必能明宏，以个别未必能证一般”。剩下的20篇定性文献（因余下26篇文献中，有5篇报纸1篇会议文献），除了李波等学者的文章，大多不够深入。所以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关于西藏双语教育的定量研究有限，定性研究不足。

4.研究人员：科学理论水平高的专家学者较少且本土藏族研究人员不多

研究者多为在校学生或一些中小学双语教师，前者没有实践基础，后者又相对缺乏理论指导，所以相关学术问题急需更多专家引领指导。很多藏族学者作为西藏双语教育参与者，体会与感受会更深刻；同时由于藏族学者调研具有语言优势，可以更深入的挖掘相关问题。但通过笔者统计：在40篇文献中，9篇文献有藏族作者，仅占22.5%。

（二）西藏双语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1.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上升、质量提升

目前一共40篇相关文献中：在时间分布上，研究的前十年（1996—2005年）共10篇文章，占文献百分比25%，后十年（2006—至今）共30篇，占文献百分比75%......足以看出近年来有关“西藏双语教育”的研究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普遍发展以及科技手段的日益提高，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央民大、西北师大、西北民大、西藏大学等研究队伍的相继加入，我们有理由深信相关研究将会越来越好、研究质量也将日益提升。

2.有关西藏双语教育模式、双语教育师资、双语教材建设等内容将持续成为研究热点

首先只有选择了双语教学正确的理论模式，才能保证双语教育实践的顺利进行；且模式并非一层不变，它将随着周围环境、双语学生的基础等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其中究竟怎么选择、怎样调整将是学术界永恒话题。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双语教学质量的优劣，与双语教师自身素养和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怎么培养合格的适合当地学生的双语师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据笔者调研，目前小学阶段藏文教材较为丰富，除藏语文教材以外，其余课程都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编汉文教材和五省区协编藏文教材两种版本，可供学校自行选择（拉萨市城区小学几乎统一为前者）；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编小学汉文教材也并非内地小学通用教材（其难度系数一般比内地低一个年级：如这边小学五年级的汉语文教材难度及学习目标几乎等同于内地小学四年级）。在教学中，教材的建设如果背离了它的规律，就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有关双语教材建设的研究也不可或缺。

3.研究手段上会综合多种研究方法

“西藏双语教育”这一研究内容不仅仅涉及到心理学、语言学，它更是一个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综合的主题。故有关它的研究要求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在通过定量研究获得诸如“目前合格的双语教师有多少”的相关数据的同时，通过定性研究获得“目前西藏自治区某一地区采用的是什么双语教育模式”等系列问题的描述性结论，以便更完整地了解西藏双语教育从而为其提供更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周炜.西藏双语政策的形成和完善［J］.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1（9）：91-95.

［2］周润年.试论西藏的双语教育［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11）:65.

［3］张廷芳.西藏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概况与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4］马戎.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J］.中国藏学,2011（5）:129.

［5］王红,周炜.西藏双语教学综述（续）［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32-35.

［6］巴桑卓玛.西藏基础教育阶段双语教学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1）:19.

［7］李波.教育优先发展背景下的西藏双语教育策略研究［J］.中国藏学,2012（2）.

［8］大罗桑朗杰.西藏双语师资队伍现状分析及研究对策［R］.加入WTO和中国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机遇、责任与对策＜下册＞:中国年会,2002.

［9］孙新格.藏汉双语教师培训实效性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3：39.

［10］周润年.试论西藏的双语教育［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11）:66.

［11］马戎.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J］.中国藏学,2011（5）:13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