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教所， 北京　海淀　100088)



■ 高教时论

以供给侧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

姜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 北京海淀100088)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长期以来需求侧改革的思路，导致了高等教育结构、质量、效益的问题不断凸显。文章提出以供给侧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着力推动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质量提升，效益增长，创新发展。同时认为高校在引领社会发展、健全机制制度、营造创新文化等方面，仍有许多可为的空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顺势而为，勇于变革，我国高校才能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新常态

自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成绩非常明显。当时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只有500多万，毛入学率不足10%，短短10余年，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据统计，2014年，我国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3 559万，居世界第一；高校数量为2 824所，居世界第二；高校毛入学率达到37.5%[1]。与此同时，伴随办学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和创新型人才成为了社会的新需求，尤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形势中，在新一轮的产业和科技革命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重重挑战。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成了高等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改革，成为了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改革的总思路。笔者以为，这一思路同样适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一、需求侧改革主导下的高等教育发展

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学中的一组最基本的概念。需求侧改革，主要体现为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强力干预，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加大投入，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速。供给侧改革，主要体现为“大市场，小政府”，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等要素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需求侧改革，而新古典主义学派则倡导供给侧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理念，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或国家都曾发挥过作用[2]。

与经济改革相似，高等教育同样存在需求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两种不同的逻辑。虽然在具体方法和要素上有所差异，但基本原理和思路是一致的。高等教育的需求侧改革，按照经济领域改革的“三驾马车”来说：(1)投资。高等教育扩招后一段时期，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以及银行向高校提供巨额贷款等，其实就是一种投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高校规模迅速扩大，一时出现了许多数万人的高校和大学城。(2)消费。高等教育领域的消费，其方式主要是扩招，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上大学，让更多家庭消费高等教育资源。(3)出口。主要表现为政策上支持出国留学，鼓励发表更多的国际期刊论文，鼓励来华留学等。这样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需求侧改革，在一定时期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有劳动力(教师和学生等)、土地(基础性资源)、资本(学校资金和无形声誉)和创新(思想、理念、制度、文化)等。从这几个维度看，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行为，凸显的是一种内涵式的发展路径。

从我国大学发展演变的逻辑来看，事实上，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需求侧的路子：(1)通过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把学校规模做大，把教师和学生招得更多，许多高校在短短几年间从几千人发展到数万人的规模，教职工人数也从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2)通过政策性支持获得升格改名，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可以说，许多高校一哄而上，抓住升格改名的“历史机遇”，从专科升格成本科，从“学院”变成了“大学”。(3)通过“圈地运动”，用非常低廉的价格，许多高校获得了政府特批的“学校建筑用地”，然后又通过土地出让，或者变相出卖，谋取不当经济利益。此外，一些高校扩招一段时期后，由于办学经费紧张，不得不向银行贷款，最后债台高筑不得不由政府买单。还有许多高校借着各种机会标榜所谓的“国际化”，以为请几个外教，招几个外国学生就国际化了。不能否认的是，不少高校借“扩招”的东风发展了起来，学校资源也在不断扩大，但遗憾的是，大多数高校慢慢成为了政府的“奴婢”和市场的“附庸”。

需求侧改革的理念和思路，导致了很多高校不去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人才培养的问题。虽然近些年，随着大学就业压力的空前增大，高校开始进行了质量评估、内涵发展等，但大都还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深入思考结构调整的问题。究其原因，这和政府大包大揽有很多关系。政府一味地提供“需求”和相应的刺激，很少进行问责，或者只看数量不看质量，或者只重意识形态控制而忽视知识创新，某种程度上使得大学远离了作为知识和人才供给方的责任，更忘却了作为“灯塔”领航社会发展的使命。

二、传统的需求侧改革：繁荣过后的审思

在强有力的政府的推动下，高等教育大众化成绩举世瞩目。但是从长远来看，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等角度来看，政府推行的需求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导致了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

从投入来看，政府通过“985工程”“211工程”“2011计划”等项目扶持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的发展，使得少数大学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多，高校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王硕旺甚至认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将经济建设中的“项目”“工程”等概念引入高等教育领域，这是典型的“用抓经济建设的方式抓教育”，让高等教育体系严重失衡[3]。投入的过度集中，影响整体的高等教育生态建设。从资源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部分优质资源，而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诉求。从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来看，由于不当的激励机制，所有的高校都向研究型大学看齐，导致了“千校一面”的局面。究其根源，就在于资源配置上的错误引导，导致了专业设置上的单一和趋同，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导致了高校对人才培养的忽视

需求侧改革，注重于外在的投入和消费拉动，以至于高校不断扩大规模，办学上追求高、大、全，博士硕士点越多越好，学校越大越好，学科门类越全越好，整体上来看，都是停留在外延发展上，不注重内涵建设。从学校产出来看，越来越多的著作、论文得以发表，各种课题申请获得通过，在以科研为主的评价体系中，学校因此获益，在大学排名和社会声誉上不断提升。但是，作为主业的教学，却经常受到忽视，人才培养质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扩招后前几年，由于大学生规模并不是太大，学生就业相对还行，但近些年，人才培养“千校一面”的问题，就在就业市场上充分体现出来了，许多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就业整体上还不如高职高专的学生。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高校并没有真正把心思放在人才培养质量上来，除了学校没有很好地研究培养方案、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方法外，和市场脱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导致了高校对办学效益的疏略

由于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高校办得好与不好，都是政府说了算，也都由政府买单，并没有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相对来说，许多重点高校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拨款，但在国家重大科技发明、重大战略研究、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贡献呢？而地方高校，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几何，同样值得高校管理者思考。需求侧改革，只注重资源的获取，借需求推动改革，但是钱投进去，如何使用，使用的效果如何，就很少去做评价。同样，针对需求侧中的对外出口问题，比如招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姑且看作是优质教育资源出口)，对这些留学生，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奖学金，支援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学生来华留学，但是从高校本身的办学来说，抛开政治上的因素考虑不论，从短期行为来看，其办学效益是很低的，学校所谓的“国际化”并未真正让高校走向国际。

(四)导致了高校创新动力的不足

高校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应该起到推动或引领的作用。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高校在创新方面做得非常不够，这固然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从高校内部来说，很少有学者能够静下心来从事科研工作，尤其是那些原创性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目前大部分高校和学者，所从事的都是应急性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存在短平快的特点，能够带来短期效益，但是很难有重大的原创性突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后，国家把创新的主体定位在企业，反而不是我们以科研为主要功能的高校，这本身就说明了在很长时期内，高校对国家创新发展的贡献是做得很不够的。虽然从科技发明来看，近些年60%~70%的国家科技大奖都是由高校获得的，但这只是很少数的领域，并没有全方位地形成创新发展的局面。从整体上看，高校许多科研工作仍然处于低水平的状态，许多科研项目存在明显的重复和低效。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并未产出相应的成果或实现成果的有效转化。此外，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财政体制下，高校市场意识淡薄，很少拓展与企业或市场的联系。目前许多高校开展的创新创业教育，如果脱离了市场和企业的介入，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三、新时期供给侧改革的思路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特征已由外延式发展转向为内涵式发展，体现在发展理念和思路上，就要实现从需求侧改革向供给侧改革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要从注重规模、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注重结构、质量、效益和创新上来。

(一)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供给侧改革，凸显的是内部结构性变革。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布局，二是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整体上存在资源过度集中、东部强西部弱等特点。从高校内部来看，目前存在专业设置比例失调、与市场脱节、高层次人才缺乏等问题。优化高等教育结构，首先，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引导资源向中西部倾斜，比如人才、资金以及相关政策、项目的支持。当然，国家也在做这些，但是成效相对来说仍然不够明显。其次，中西部高校也可利用本土和区域资源等优势，自主创新，做出特色品牌。再者，高校自身要进行专业结构的调整，紧密结合市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到学生培养上，要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最后，高校要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引进高层次人才，注重人才梯队建设。

(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供给侧改革，必然重视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 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提高教育质量”，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题便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国家对于教育质量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升高等教育质量，首先，改革落脚点必须放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将它作为教育教学的首要目标，而不是单纯以发表论文的多少来衡量学校的质量。其次，迫切要求改革重心下移，即由过去重视大学的理念、政策、体系、制度等宏观层面的问题，转变到关注人才培养模式、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教材内容的研究编撰、教师的专业成长等方面来。最后，要将过去单一的以科研考核为主的评价，转变到科研和教学并重，甚至教学为首上来，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国际素养。唯有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才能真正体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改观。

(三)改善学校办学效益

供给侧改革，办学效益是重要衡量指标。虽然效益主要是经济学上的概念，与追求真理、教书育人有一定的差别，但从国家层面和管理者角度，办学效益是不能不考虑的。人、财、物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不能产生相应的效益，那么投入则是低效或无效的。改善高校的办学效益，首先要做到人尽其才、财尽其利、物尽其用。其次，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是突出效益导向的。制度更健全，办事更高效，运转更流畅，评价更精确，就能从内部提高办学效益。最后，要借助市场的手段和企业的方法，开放办学，扩大资源的来源渠道，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走创新发展之路

供给侧改革，创新发展是其必由之路。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去年，全国又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创新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高校作为知识传播和创新的主阵地，首先，要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创新的使命，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科技发明。反之，如果一味地保守办学，必然制约自身的发展。其次，要以机制制度创新实现学校整体变革。如果没有机制和制度上的创新，口号再响亮，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创新。机制制度的创新，就是要为学校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供适宜的环境，简化审批程序和办事流程。最后，要建立创新创业的文化。一所高校只有形成了创新的文化和创业的精神，引导和鼓励人人创新，最终才能建立创新型或创业型的大学，才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四、结语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说过，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句名言诠释了他的“里根经济学”的精髓，他在任期内的经济改革成就，也因此成为了供给侧改革的典范。幸运的是，我国也正在走向一条“小政府、大市场”的路子，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和法治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是结构性减速，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落，伴随的是中国经济的总体质量、效益、生态及可持续性向中高端水平迈进[4]。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应该融入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甚至超越和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创新动力不足、环境持续恶化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等现实问题，我国高校一定要从适应时代发展向积极引领社会进步转变。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缓慢或滞后，除了大学的保守性，需求侧改革也是重要原因。但即便如此，高校在引领社会发展、健全机制制度、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可为的空间。眭依凡先生曾表示：“我一直固执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大学的问题很多是大学自身的问题，即便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大学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好。”[5]笔者深以为然。高校只有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才能引领新常态。显然，在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供给侧改革的趋势下，我国高校应顺势而为，勇于变革，才能更好地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EB/OL].(2015-12-0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5/c_128501231.htm.

[2]姜超. 走出凯恩斯主义“围城”——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EB/OL].(2015-11-26).http://finance.ifeng.com/a/20151126/14092013_0.shtml.

[3]王硕旺.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机制创新[J].重庆高教研究，2015(3)：20-27.

[4]李杨.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

[5]眭依凡.一个大学理想主义者的寄语[J].高校教育管理，2014(1)：1-5.

(责任编辑蔡宗模)

Leading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Supply Side Reforms

JIANG Zhaohui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Haidian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owever, the logic of demand side reforms, 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s in the structur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higher education, arouses great atten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ply side reform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fforts to promot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benefits of growth,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still has promising innovative spaces including social development lead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culture building. Meeting the new normality, adapting to new normality, leading new normality, universities could make much more contribution to construct powerful 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supply side reforms; demand side reforms; new normality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16)01-0123-05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6.01.020

作者简介：姜朝晖(1980—)，男，湖南邵阳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教育智库及民办高等教育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15

引用格式：姜朝晖.以供给侧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J].重庆高教研究，2016，4(1)：123-127.

Citation format：JIANG Zhaohui. Leading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supply side reforms[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16，4(1)：123-127.

引首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呈现出“三期叠加”的特征，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为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破解面临的各种矛盾与风险，党中央近期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理念。《重庆高教研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策前沿，认为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中我们应该借鉴，同时还应在适应的基础上，引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于是，邀请我从学术的角度，写一篇评论，作为“高教时论”的开篇之作。由于时间仓促，涉及面广，且学识浅薄，勉力草就《以供给侧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一文，供学界前辈和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姜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