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军

·人物研究·

从“良心”到“主义”：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团组织困境

邓 军

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期望通过建立社团，来达到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目的，但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社团真正有效地组织起来。本文即以恽代英在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实践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力图勾画出一条从以“良心”为组织支撑，到以“主义”为组织支撑的线索，从而揭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组织意识的觉醒是其社团实践困境的自然结果，并为解释20世纪2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主义”的现象提供一个组织学的视角。

五四时期；恽代英；组织困境；良心；主义

从晚清到“五四”前后，许多知识分子都期望通过建立社团，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更新个人和社会，以求凝聚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以对抗各种社会与政治的离心力。据统计，从1895年至1899年，全国有学会68个，到戊戌政变后多星散；从1899年至1911年，全国公开性的结社不下600余*参见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到“五四”前后，社团的建立达到高潮。然而，与先前相比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变化，即此前的社团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存在时间也比较短暂，用武昌人社一位社员的话说，就是“有始无终”*学渭：《我所经过之团体生活》，《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并参与到社会运动当中，这使得他们越来越感到个人能力的有限，而日益“倾向将一切交给一个集体化的组织去管理”*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王汎森等编：《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