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红 云

沂蒙解放区的支前人力工作
——基于乡村动员中矛盾冲突与利益调适的策略分析

张 红 云

人力组织和动员工作是战争支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沂蒙解放区在支前人力工作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通过建立完备的支前领导体系和组织机构以加强支前的组织领导，强化对干部群众及民夫的支前教育与政治动员，掌握各地实际出夫能力以适度合理地调拨与使用民力，制定合理的支前政策以实现群众利益的平衡及解决支前中的矛盾与问题，为党的基层群众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人力工作；民夫；思想动员；利益平衡

“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的制胜法宝。中共通过最大限度地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实现了战争的人力物力资源保障，也最终保证了战争的胜利。战争的人力需求包括前线兵员补充和后方支前人力保障，而后者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绝不逊于前者。目前，学者对中共兵员组织动员问题研究较多，而对支前人力工作问题较少关注，且在已有相关研究*目前关于支前人力工作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张庆林：《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支前民夫问题初探》，《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夏纪明：《解放战争时期山东临沂支前民夫管理教育研究》，河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黄道炫：《三年内战中的民夫——以冀鲁豫区为例》，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中，大多偏重从领导者组织者视角出发的在宏观层面上的审视与考察，而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丰富鲜活的微观层面。有鉴于此，本文以沂蒙解放区*本文中所提到的“沂蒙解放区”的区域范围，涵盖山东解放区的鲁中、鲁南、滨海三大行政区(1948年7月，三区并入鲁中南区)的大部分地区。因滨海区所辖各县占沂蒙解放区的大部分，故本文所用史料以滨海区为主。支前人力工作为研究个案，以地方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着重关注微观层面上基层群众的情感、心理、利益诉求及受此影响的不同行为选择，以及中共与农民之间，农民各阶层、各群体间在人力工作实际运作中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以求还原和再现解放区人力工作的真实历史场景，揭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及多面性。

一、支前人力工作的组织与运作

支前工作是关乎战争胜负、人民存亡的大事，处理稍有不慎，则必然影响大局。1946年末华东主战场转入山东后，作为山东解放区中心的沂蒙解放区承担起极其繁重的支前任务，人民的人力物力负担达到极限。庞大的物资与人力的组织与调配，加之时间极其紧迫，使支前人力工作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健全统一的支前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成为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1947年1月，华东局对山东省支前委员会进行改组，健全了领导机构，从行署、专署、县、区到乡、村都设立专门支前机构，并委派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担任主要负责人。而战区和临战区还设立前方办事处，从区委、地委、县委抽调干部到前线负责战勤工作*参见王东溟：《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页。，以实现后方支前与前方需求的直接对接，避免人力短缺或浪费现象，亦利于全程指挥调度和监督管理，确保支前工作的有序性和持续性。支前工作一般以县为基本单位来安排，从人力组织动员、人员集中与调拨、任务分配到支前与生产矛盾的协调，县级支前机构承担着极其繁杂而具体的工作，在整个支前组织系统中居于关键地位。县级及以上支前机构一般下设政治部、人力部、民站部、粮食部等部门，分别负责思想教育、人员组织与调拨、照顾后方生产、提供民夫生活保障等工作，在支前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又密切协作，共同完成支前民夫组织动员和教育管理的系统工作。这样一套自上而下、组织严密、权责明晰、党政军一体化的垂直组织的建立，使得支前工作始终处于有效掌控之下。

在支前人力工作中，民力的组织与调拨是一项中心工作。但初期因调拨权限和程序的不规范曾导致工作的严重混乱。其中，在滨海区，就存在冒支(冒名支取)、浮支(虚构支取)、预支(预先支取)、重支(重复支取)、控制(无故不准支取)、以长(夫)报短(夫)等现象，如短夫(短期出夫)滨支(滨海支前司令部)、(滨海)专署都拨*参见沂蒙地委：《关于禁止不经组织擅自动员民工的通知》(1948年4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23-012。。县区超出权力范围调拨民力，既导致难以掌握情况进行统筹调剂，也因重支、冒支造成民力浪费。如此下去，必然引起地方混乱，即使压垮一地，仍不能完成战勤任务。同时，在民力调配上也存在畸轻畸重现象，往往是后方机关住的区、小区、小庄、好庄、好人负担过重*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这种显失公平的现象若不能及时纠正，势必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和怨言，而群众负面情绪滋生和蔓延的后果，就不仅是阻碍当地后续人力工作的顺利开展，而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地区范围的人力工作。

民力使用上的浪费和混乱，显然严重违背中共支前人力工作理念和政策初衷。因此，滨海支部明确要求，必须统一掌握，明确划分各级支前机构之拨夫权限，严格支拨手续。长短夫统一由支前机构拨支，县有100人以内拨夫权，区有18人以内拨夫权，并须随时上报，其他一律归滨海支部统一支拨。同时建立及时汇报检查制度，要求各县用电话或信随时汇报人力情况，各区对县每5日或7日汇报一次*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沂蒙地委也要求，各级政府或支前机关接收部队或后勤之任务前，必须向上级政府或支前机关请示批准后再动用民力，来不及事前请示者，必须将具体情况、动员之人数及任务总结详细明确地上报*参见沂蒙地委：《关于禁止不经组织擅自动员民工的通知》(1948年4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23-012。。这样，通过明晰各级拨夫权限和严格支拨手续，就可以有效规避民力调拨混乱现象，而请示、汇报检查制度则通过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实时监督，防止和避免了地方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而滨海区为克服浪费民力现象做了更为细致而实际的工作，要求根据用夫机关实际需要及情况之缓急，耐心、细致、主动地解决问题，召开用夫机关会议，主动了解需用、使用情况，说服用夫机关爱惜民力*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这样就从解决用夫机关的实际问题入手，从源头上和根本上确保了民力的合理调拨与使用。

在山东解放区支前人力工作中，民站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民站的任务主要包括粮秣工作、民夫工作、运输工作和情报联络工作。其中粮秣工作尤为重要，因在军队大进大退高度机动作战行动与落后的农村交通条件下，兵站负责过路民兵民夫给养的供给及帮助部队解决临时给养困难，保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对给养的支付规定了严格的手续，对无粮票的民兵民夫及干部人员严格甄别，以避免滥支和浪费。民夫工作，即巩固、管理和教育民夫 (包括过路、住宿民夫及常住站民夫)，多采用读报组、黑板报、宣传棚、街头剧等形式。*参见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6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205—206页。运输和情报联络工作也是民站工作的一部分，尤其接敌区民站在情报联络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取代。为适应军队高度机动作战特点和满足随时随地为民夫服务的要求，民站在设立时坚持“普遍、机动、便利、防空”的原则，每距30里路设1民站，15里设1分站，使民站线呈纵横贯通的蜘蛛网形状，形成“东西南北运用自如的民站网”*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 第1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1页。。到1947年6月，全省民站达300余处*参见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军事志》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7页。，仅滨海区境内就设中心站7处，大站57处*参见滨海地委：《1947年支前材料》，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46-002。。虽然民站数量相对充足，但其接待任务仍极为繁重，如临沭县9个民站10天内就接待民夫162320人，而蒙阴县刘官庄民站20天接待民工4400余人*参见王东溟：《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第348页。。可以说，如果没有充足的储备、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工作规程，以及工作人员高度的责任心和耐心，在如此繁重任务压力下，民站工作是难以保障的。

在组织和领导关系上，民站与分站受当地县支委会(或指挥部)领导，同时亦受上级支委会之民站部领导。这样既实现了上级的统一管理，又避免了与地方支前工作的脱节，适应了人力工作中上级与地方、前线与后方及地区与地区间的协调和统筹的要求。但是，为了更有利于组织协调和直接管理运作，又规定民站的建立应以当地支前机构为主，原则上中心站站长由县民站部长兼任，大站站长由有威信的区干部担任。*参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8辑，第346页。各级民站受县、区指挥部领导，统一使用力量，开展群众性拥军爱夫运动，如十字路、大店、泉庄等民站都是典型范例。而滨海区最初不敢大胆依靠地方，造成孤立行动与包办现象，工作任务到来时难以完成，平时却无工作可做。*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滨海民站工作总结》(1947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4。可见，依靠地方和群众路线是民站作用有效发挥的根本保证。

可以说，民站是稳定民夫、节约民力、加强运输，既能满足大规模战争需要，又能适应农村落后交通条件的一种比较适合的组织形式*参见《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6辑，第204页。。民站设立之初，作用是显著的。但到1948年下半年，华东局经调查发现，不少民站工作没有很好坚持下来，出现种种问题：有的主要交通线未设民站；有的民站徒有其名，粮局、粮库与民站分离，不能及时保证民工供给；有的民站只管运粮民工，不管担架民工及运弹药、被服民工，以致民工队发生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没地方住，换不到粮，个别卖衣服、卖口粮买饭吃及有病没人问等严重现象，影响民工行动，耽误支前任务*参见华东支前委员会、华东财经办事处：《关于支前财粮、民工等供给制度与办法的联合决定(草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84-016。。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支前机关对民站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民站任务及其与支前任务关系不明确，致使领导力量薄弱、人员配备不足。加之干部思想麻痹、工作懈怠，导致工作不力、不到位或缺位，甚至出现以上种种“严重现象”。为此，华东局要求各地支前机关迅速纠正认识，加强民站领导，须将民站视为完成支前任务的主要机关，并须由主要干部主持工作。

总之，沂蒙解放区在极其繁重而紧迫的支前人力任务下，因经验不足和其他种种因素导致工作初期的不适应而出现一定的混乱现象。但是，在解放区党政军共同领导和努力下，支前人力工作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正是在井然的秩序之下，在应付每次战役需要上都一般地满足了前方的要求。其中，鲁中南区在济南战役中投入常备、临时民工50余万人及大量财力物力，在淮海战役中投入常备、临时民工200余万人*参见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临沂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389页。。而滨海区从内战爆发到1947年3月上旬，在仅有320余万人口的情况下，共出支前民工77万人次，占全区总人口的23.7%*参见唐致卿、岳海鹰：《山东解放区史稿·解放战争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显然，缜密完善的人力组织体系以及充分有效的运作，在民众组织动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二、干部群众及民夫的支前教育与动员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的一切斗争都必须建立在群众自觉自愿基础上。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在群众自愿原则下启发和提高其觉悟，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违反“群众自愿原则”的命令主义和违反“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尾巴主义都是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5—1096页。这是中共一贯强调的群众路线的题中之意，也是中共兵员和战勤民力组织动员工作所秉承的基本方针。在参军支前动员工作之初，鲁中南二地委*1948年7月至1949年7月期间，沂蒙地委改称鲁中南二地委。就强调要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强制和逼迫现象发生，一旦发现，宁可停止，重新布置*参见鲁中南二地委：《十二月份参军工作的总结》(1948年12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23。。民夫组织动员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复杂性、艰巨性是超乎想象的，而思想动员在这一复杂过程中无疑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在所有干部、党员、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反复的动员教育，才能达到群众的政治自觉*参见鲁中南二地委：《八个县抗战以来青壮年参军参政统计》(1948年6月) , 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57。。这也是整个支前人力工作的一个中心环节。

1.基层干部的支前教育与认识统一

基层干部是中共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使命。战争期间，县、区、村基层干部更是肩负着公粮征集、扩兵、战勤组织、土改、生产等繁杂而艰巨的重任。在支前人力工作中，按照上级要求，基层干部除了组织发动群众外，还要亲自承担带夫任务。比如，在支前担架队中，连长或政治指导员由脱离生产的区干部担任，排级干部均由村干部担任。*参见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兼具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及与群众接触的密切性等因素，使基层干部的思想教育和认识统一凸显重要，是支前人力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总体来说，在支前人力工作中，基层干部工作情绪很高且工作积极，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区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自满麻痹思想。认为民夫编制、粮食准备均无问题了，结果是问题很多。二是对支前重要性认识不够，存在应付心理。只强调中心工作，安排少数人和比较差的干部去做支前工作。三是存在等待思想，能拖就拖，战争观念不强。比如，前面正在打仗，后面还在只顾开会，而调集之担架队、小车队在布置后五六天才能集中起来，路上再走四五天，到达目的地时战斗已结束*参见滨海公署：《支前工作指示》(1947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06-009。。与区干部类似，村干部中也普遍存在被动、应付心理。比如，嫌麻烦不做动员工作，用哄瞒欺骗、轮流或抓阄等办法出夫，使出夫群众认为时气不好，情绪不高。有的村干部则害怕承担责任，存在“紧了得罪人、松了完不成任务”的两难心理。*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

追根溯源，基层干部存在思想认识及工作作风问题，尤其是认识问题。他们认为，土改生产才是“正事”，对支前工作存在敷衍了事的心理。有的村干部就坦言：“支前任务下来了应付一下，做个差不多就行了。”为此，华东局要求由各地委统一组织县、区干部的支前教育，县、区则负责村干部的教育，尽快实现基层干部思想认识的统一。滨海地委针对干部思想问题，以组织各级会议的形式，重点进行支前重要性教育。县、区干部参加地委会议进行集中学习，而村干部参加每五天一次的分基点村干会来学习。*参见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通过集中强化教育，绝大多数干部逐步认识到：没有充分的后方支前保障，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而没有战争的胜利，已经进行的土改也只能倒退回去。这样，通过厘清支前、土改、生产三大任务的关系，强化“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战争意识，沂蒙解放区的基层干部很快步入支前工作的正轨，并发挥出重要作用。

2.基本群众的支前教育与动员

相对于基层干部的支前教育，普通群众的支前教育与动员显然更为关键也更具复杂性。沂蒙解放区党组织高度重视基层群众动员工作，要求必须向群众阐明“战争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巩固翻身果实，不是为了别人，正是为了自己”的道理*鲁中南二地委：《地委关于响应华东局的号召，“集中全力更高度的紧张动员起来争取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 的指示》(1949年1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54。；并要求着重进行时事教育、阶级教育、战争教育，使群众自觉地为爱国自卫战争服务，从而把其切身利益与民族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参见滨海公署：《支前工作指示》(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06-009。。

沂蒙解放区在开展群众支前教育时，将战争教育、生产教育与阶级教育密切结合，且具体而实际。例如，沂北县在动员群众时，从当年春天的挨饿情况说起，并分析挨饿原因，一是蒋匪造成的，二是去年支前回来没有抓紧生产。如果支前不好，蒋匪扰乱，就会挨饿又逃荒；如果生产不好，也会挨饿。经群众分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必须接受教训，“好好支前，加紧生产”。再如，日照县推广由后方群众与民夫订立协议的办法，来激发出夫的积极性，即出夫者在村民大会上保证不开小差，而干部向群众保证不荒民夫家属一分地，保证民夫家属不挨饿。*参见滨海地委：《日照县支前工作总结》(1947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1-006。其中，诸葛区武江峪村党员大会后进行分组讨论，农会会员方洪春倡议：“农会员带头干，谁开小差不给顶工，还找回吃的公家粮食。”各组一致响应说：“这是咱村的公约。”*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可以说，“公约”的形成即意味着村民在支前问题上认识的统一和共识的达成，而在这一接受和认同过程中，显然没有任何强制命令的因素。这也说明，结合农村实际问题、找到问题症结以及准确把握群众思想，是群众教育取得成效的前提和关键。很显然，沂蒙解放区在这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

3.支前民夫的思想教育与动员

对民夫的思想教育是群众支前动员工作的自然延续，是保质保量完成支前任务的重要保证。滨海公署要求随时随地不断在民夫中进行动员，报告前方胜利消息，开展立功运动与民夫奖惩条例教育，强调群众的精神性工作。*参见滨海公署：《支前工作指示》(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06-009。事实上，上级对民夫教育必要性的充分认识和高度关注，源于支前运动之初的严重逃亡现象。

支前运动初期，沂蒙解放区民夫逃亡现象比较严重。长夫(长时间出夫)和短夫中都存在逃亡现象，而边沿县区和短夫中的逃亡现象更为严重。*参见滨海公署：《支前工作指示》(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06-009。例如，鲁南战役期间，组织调拨18万民夫到前线，但交到前方部队时只剩不到4.5万人，逃亡率达75%。个别民夫队伍的逃亡率甚至达90%。*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逃亡现象的根源在于民夫的种种思想问题：一是失败主义情绪比较严重，对胜利缺乏信心，吃喝浪费、赌博抽烟、偷懒装病现象比较普遍。如临沭的一民夫中队为改善生活，一周内杀了3头猪；日照一民夫大队有的班集体装病请假。二是存在怕出远夫(远距离出夫)、长夫、怕打仗的心理。如有的民夫坦言，出滨海区就开小差。三是顾虑家庭生产生活得不到很好照顾，对村里的承诺表示怀疑。*参见滨海地委：《民夫整训的初步总结》(1947年3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8。民夫中这些负面情绪的普遍存在和蔓延，必然会导致逃亡现象发生。民夫大量逃亡，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造成民夫队伍的思想混乱和情绪动摇，若持续发展下去，对整个支前工作的负面影响将是不堪想象的。

导致民夫逃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动员教育工作的疏漏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各县在接到支前任务后就立即组织民夫出发，但由于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导致路途上大批民夫逃亡。为此，山东省支委会明确要求，民工出工前由当地政府和支前机关实行普遍轮训，进行阶级、时事、军事教育，并配备好干部和骨干；出发至到达部队前由民管处负责民工的整训；到部队后由部队负责民工的政治教育*参见王东溟：《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第70页。。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融汇贯穿于民夫支前的整个过程中，并在每个环节上明确了分工和责任，从而避免了推诿或疏漏。滨海区也特别强调，在行军中及宿营前后，要及时对民夫进行军事常识与组织纪律教育，经常召开积极分子会、干部会等各种临时性教育动员会议*参见滨海地委：《民夫中干部工作暂行条例》(1947年3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46-023。，使民夫真正明白“咱为军队出夫，八路军是替老百姓打仗，这也就是咱为自己出夫”*滨海地委：《民夫整训的初步总结》(1947年3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8。的道理。

立功运动作为一项群众性教育运动，也是提高民夫支前热情、激励落后民夫进步的有效手段。山东省政府积极响应华东局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号召，并对评功办法、标准和等级等作了具体的规定。滨海区在对民夫集中整训教育基础上，广泛开展立功教育，极大地激发了支前民夫积极性。例如，在莱芜战役中，日照担架队全队2840人，有2400人立功，占总人数的84.5%。再如，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华野二纵授予“钢铁担架队”称号的莒南担架队，随军转战8个月，有98%的人立功*参见《大众日报》1947年4月6日。；竹庭二、五两个大队则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个人立功者占到总人数的84.7%*参见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立功运动有效激励和教育了民夫，巩固了民夫队伍，大大降低了逃亡率。其中，竹庭民夫一大队的逃亡率由43%降为1%，二大队的逃亡率由54%降为0.5%；临沭某区民夫队在开展立功运动后竟无一逃亡；莒县小车队5个大队的逃亡率不到2%；其他各县担架队、运输队的巩固程度亦普遍提高*参见滨海地委：《民夫整训的初步总结》(1947年3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8。。

在逃亡民夫教育方面，沂蒙解放区在具体分析逃亡原因，帮助解决家庭实际困难的基础上，对逃亡民夫进行耐心细致的引导教育，并动员其归队。例如，日照沈町区以召开积极分子大会，让出夫立功人物报告功劳事迹和当场表扬奖励的方式，来引导和激励逃亡民夫，使他们认识到错误，纷纷表示要重返前线，保证完成任务光荣回家*参见滨海地委：《日照县支前工作总结》(1947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1-006。。再如，有的县区则通过逃亡民夫的现身说法来教育民夫，指出：逃亡是自己吃亏，不但白受了罪，还得找回公家的给养；逃回去后被村里人看不起，挨母亲老婆骂，没脸做人；逃跑后任务落在大伙身上，增加了别人负担，对不住大伙*参见滨海地委：《民夫整训的初步总结》(1947年3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8。。通过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对比，民夫们普遍认识到：“开小差不够本，吃了亏还白跑腿。”

在逃亡民夫的处理上，滨海区贯彻原则性与灵活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相结合的方针，对引导其归队和巩固民夫队伍有着很好的成效。最初，不少区、村发生对逃亡民夫随便扣押斗争的现象，对逃亡民夫的家属很简单地来一套揭锅锁门的做法，以处罚代替教育。个别地方还发生了因处理过苛而导致民夫离家逃走，甚至吊死等事件。*参见滨海地委：《日照县支前工作总结》(1947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1-006。这些问题引起滨海支委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并迅速作出指示，要求在处理逃亡民夫时应以教育为主，执行纪律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和具体分析民夫逃亡原因，并对几种不同情况提出处理指导意见：鼓动逃亡的，要严厉处理；未接任务逃亡的，须退回公家给养，进行反省教育动员其归队；因家中困难逃亡的，应安排下次出夫让其将功折过；完成一半任务逃亡的，可以算工并动员其归队继续出夫；差几天就完成任务或因超期服役逃亡的，都应算工，但要对其批评教育。总之，强调要细心研究，耐心处理，如因负担不均出夫不记工或连续出夫等(逃亡者)，即应在本村纠正派夫办法，以达到教育目的，鼓励支前情绪为原则。*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

可以说，滨海地委在逃亡民夫处理问题上是理性的、客观的，“教育为主，惩治为辅”“鼓励支前情绪”的原则贯穿始终，既充分考虑到民夫逃亡的实际动机和情节轻重，也认真查找了造成其逃亡的客观原因，尤其对“派夫办法”的合理性与公平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展现出中共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群众为本和善于自我批评的政党在与国民党对决中所显出的巨大政治优势。

三、人民负担的适度与合理

充足的物力与人力资源保障是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但面对落后分散和极其脆弱的解放区经济，如果不能科学地管理和合理使用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难以保障长期而庞大的战争需求。关于战争中人民的合理负担问题，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因公粮太多，边区有些老百姓充满怨言，很不高兴*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为此，他在给陈毅的信中提醒说，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7页。。从毛泽东对群众“不高兴”的察觉到对根据地“坐毙危险”的估计，说明中共对人民合理负担问题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而沂蒙解放区在支前人力工作中，对这一敏感而重要的问题也是持审慎态度，并客观理性对待的。

为适度合理地调拨与使用民力，避免地方支前负担过重或不均衡而影响土改、生产和群众生活，沂蒙解放区对各地实际出夫能力进行了细致调查与统计。例如，对莒南路镇区8个村的调查显示，全劳力和半劳力占总人口比例平均为26.5%；不能出夫的种类(其中有些仍可出短夫)，占总人口的6.9%，包括军、工、夫属(担架运输兵)占全人口的4.2%；不能出夫之村干合作社职员及残废患病的占2%，子弟兵团占0.7%。这样，就可以核算出该区的实际出夫能力为19.6%。就整个莒南来说，如果全面做好组织动员工作，消除隐瞒及逃避出夫现象，一般可保持15%至19%的出夫能力，平均至少亦当在16%以上。而根据各地支前人力负担的统计，以1947年4月为例，莒县与其他县相比，人力负担最重，共出夫28862人，占人口总数的4.2%；而出夫最高量是以莒南出夫最多的10天为例(时值大军转移，需要的民夫最多)，出长短夫共28125人，占总人口的6.4%(但其平时出夫数则是少于此数的)。*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

对比以上出夫能力和人力负担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沂蒙解放区人力负担虽然较重，但并没有超出该区的出夫能力。虽然后方的正常生产也需要以部分劳力来做保障，但调查证实：只要合理安排和计划，解放区的实际劳动力是可以兼顾支前与生产的。以15%的出夫能力为基础，1/3可出夫，1/3可作后备，另有1/3可投入生产。如能全面组织起来，不仅生产可以无虑，还能满足支前的需要。而且，再加上妇女儿童的劳力，一定还有剩余劳力可用来发展副业。*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当然，出夫能力只是理论上的潜在可能性，要使其转化为现实的支前和生产能力，自然离不开“全面组织起来”这一前提。正如滨海支前司令部在人力工作总结中所说的：进行全面组织，是解决战争、生产、土改三大任务矛盾的重大关键*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

可以说，沂蒙解放区正是基于对地方出夫能力和人力负担情况的准确掌握，才保证了人力使用和调拨的适度与合理，最大限度地节省了民力，有效缓解了支前与生产在人力需求上的现实矛盾，并避免了群众因负担过重而产生不满。而在这一过程中，严密高效的组织运作与耐心细致的思想动员是不可或缺的，这无疑也是对中共在解放区初步建立的基层政权执政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的极大考验。

四、合理的出夫政策与制度

在中共看来，相比于空洞的动员技术，“利益认同”更受一般农民欢迎*参见〔美〕沃马克著，霍伟岸、刘晨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时就发现，扩大红军成绩最好的地方，往往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做得不错的地方*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1页。。因此，他强调，对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生活问题，绝不能疏忽或看轻*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农民的趋利性倾向是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性规律的。实践证明，关注群众现实利益比空洞的说教在赢得群众情感认同中更具优势，而这种情感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因此，制定合理的出夫政策，平衡和协调群众利益关系，解决支前中的实际矛盾和问题，也是沂蒙解放区支前人力工作成功开展的重要因素。

1.在民夫队伍成分上，以党员农会会员为主体并吸收其他成分的积极分子

美国学者韩丁(Willam Hinton)当年在张庄调查时就发现，土地所有权不但能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而且能使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参见〔美〕韩丁著，韩倞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26页。。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支持革命的潜力，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为“耕者有其田”。但出于“避免过于激化矛盾尽一切可能争取战后和平”的考虑，又明确要求：“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应有所区别，特别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决不可侵犯中农利益”。*陈廷煊：《中国新民主主义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为此中共还强调：所有曾经同抗日斗争合作过的人，包括地主阶级的人在内，都一律受到照顾，都尽可能地吸收进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和国家统一的统一战线中来*参见〔美〕韩丁著，韩倞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228页。。毋庸置疑，中共在对土地政策作出调整时，这种军事和政治需求考虑被放在优先地位。但是，部分解放区在实际土改过程中却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贫雇农领导一切”、对地主“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在各解放区蔓延。沂蒙解放区也普遍发生了放弃党的领导、“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及乱抓、乱斗、乱打、乱杀、乱“扫地出门”的混乱现象。*崔维志、唐秀娥：《沂蒙解放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05页。因此，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要求各地立即纠正“左”倾错误。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沂蒙解放区在支前民夫成分上没有作单一要求。如沂北葛庄区272人的支前民夫队伍中，党员约占23%，农会会员约占51%，复杂成分(包括献田、复查和斗争对象等)约占26%；诸葛区的53名民夫中，党员约占20%，农会会员约占60%，复杂成分约占20%。由于各县区群众基础存在差异，支前民夫成分也不均衡，工作基础好的区复杂成分少，而工作基础差的区复杂成分多。*参见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

从以上数据看出，党员和农会会员在民夫中约占80%，是支前民夫队伍的主体，从而确保了队伍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同时，包括复查和斗争对象在内的复杂成分者不仅被允许参加，而且比例占到20%左右，这一做法与土改路线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既有助于缓解支前民力紧张的压力，又可借此对其进行思想改造。而实际上，这些人“自知有病(罪)，愿意出夫，将功折罪。例如，大半程村被斗户张宝贵，自告奋勇出了两次夫，立了两次功”。*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按照要求，对罪恶较轻且平时表现良好，积极参加支前并有立功的，应当摘去其斗争对象帽子，成分好的也允许加入农会。这种政策自然可以吸引复杂成分者主动要求支前。然而，必须认识到，虽然他们积极性较高，且一般表现老实，好领导，但毕竟革命觉悟较差，且容易动摇，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好掌握。“唯成分论”固然有失偏颇，但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革命觉悟程度与阶级成分间确实存在着很大关系。

2.在出夫人员分配上，解决干部、群众及各类人员的合理出夫问题

为充分保障战争对支前人力的需求，滨海地委根据上级精神对出夫义务作出具体规定：凡年龄在20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均需服常备民夫，18岁至19岁和45岁以上至55岁以下的男子均需出短夫*参见滨海公署：《实行常备民夫制使用民夫办法的指示》(1946年12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06-007。。规定固然明确，但执行过程所遇到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尺度把握、适用情况的界定及与其他辅助工作的结合上，沂蒙解放区摸索出一套卓有成效的经验，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出夫负担分配的公平与合理。

关于干部出夫和免于出夫的问题。按照规定，干部同样有出夫义务，而上级更有让干部在出夫中发挥带头作用的旨意。但为不影响村里正常工作，主要干部可适当轮流并加强副职干部的配备。*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然而，这一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却不尽如人意。例如，沂北的葛庄、诸葛等区执行较好，每村除留村长财委不出夫外，村团长、政指、农会长分批带夫，其余干部完全编入民兵战斗连与民兵担架连内；而马站、浯河、高桥等区的干部不出夫现象却非常普遍*参见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这种村干部搞特殊的现象容易激化干群矛盾，而群众的攀比心理也使工作难度增大。滨海支前司令部发现问题后，责令其必须立即纠正。

上级在出夫政策执行上的原则性，也体现在对不出夫情况的严格限定上：即使是残疾病人也应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经本村群众评议免于出夫、免于负担或负担一部分(可只出短夫)；军属则不在免于出夫人员之列。*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但在有些地方，军属实际上不出夫，如马站、浯河、高桥等区就比较普遍。实践证明，教育并同时解决其生产问题，是促使军属积极履行出夫义务的有效途径。另外，个别落后村庄还存在隐瞒劳力或将部分正常劳力编入半劳力以逃避出夫的现象，*参见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而这往往与村干部的纵容甚至有意包庇有密切的关系。对此，除了追究干部责任外，加强教育并结合评工算账，发挥思想动员与利益引导的共同作用，是避免或减少逃避出夫现象的根本之策。

关于雇夫问题。在支前运动初期，个别地方存在雇夫或变相雇夫的现象，有个别的以1万元至1.6万元雇1个民夫*参见滨海公署：《支前工作指示》(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06-009。。滨海支前司令部强调不准雇夫，发现有雇夫问题的立即退回。这主要考虑到雇夫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是造成劳力难以掌握，打乱了人力调拨的计划和秩序；二是导致群众的攀比和不满，影响支前情绪。显然，雇夫有违支前精神，也存在扰乱支前秩序之嫌，但如果绝对禁止，显然又会脱离实际。为此，滨海支前司令部提出：一般情况下应禁止雇夫，但如地主、商人不能胜任前方劳动，或无法脱离工作时，经本村同意，可雇夫。*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这样，就在对雇夫进行严格限定的同时，也根据具体情况体现出一定灵活性，而雇夫须“经本村同意”的规定，则体现出沂蒙解放区在力求公开公正性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民主性等方面的努力。但为避免滥用，特别强调雇夫应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以防止各种偏向。*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上级在雇夫问题上的审慎态度。

合理出夫问题关涉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公正，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到群众的支前情绪和积极性，甚至会造成整个人力组织工作秩序的混乱。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则是沂蒙解放区解决合理出夫问题的基本原则，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3.在利益均衡上，以变工算账来缓解矛盾冲突力求公平与合理

变工队原是中国农村旧有的一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也叫搭工、拨工、兑工等)，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的一种方法。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力或畜力轮流为各家耕种，结算时以1工抵1工，多出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者补给工钱*参见尚海、孔凡军：《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480页。。抗战时期，变工互助在各解放区普遍推行，解决了因劳力、畜力、农具缺乏而导致的各种生产困难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连美国记者福尔曼也认为：变工在增加生产上已证明了其价值*参见〔美〕哈里森·福尔曼著，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5页。。同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变工互助也是解放区缓解支前与生产矛盾、平衡群众利益和稳定民夫情绪的有效方式。

最初，沂蒙解放区的变工互助只是流于形式，存在种种问题。主要原因是干部存在“不作长期打算，一锤子买卖”的思想，怕麻烦而不记工算账。而“出夫吃亏”必然会导致避夫、雇夫或变相雇夫现象，同时也会严重挫伤民夫支前积极性，影响民夫队伍的巩固。滨海支前司令部发现问题后，要求各地必须严格执行变工算账，以充分保障出夫人员的现实利益，并提出指导意见：变工算账根据不同情况可以灵活使用，但须遵循“既要通过群众讨论作到公平合理，又能鼓励支前热忱，便于实行和坚持”的原则。*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这样就使变工算账既能够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具有易于操作和掌握的特点。但各村在具体运用变工算账时，须把握这样几点。

首先，要以人力负担为主，同时结合土地负担。只按农户人力多少来分配负担，有地而无人力的太占便宜；按人力和土地各半来分配，则有地无人力的难以负担；如按人力占60%土地占40%来分配，军工属会吃亏。因此，在土改彻底的地区，按人力占70%土地占30%来分配比较合适。其次，算账主要采用“以工找工”的办法。部分“尖头户”(耍滑头的户)或逃夫可折算一部分现粮作为本村公粮，以弥补必要的出夫开支。再次，实行工票制。按出夫时间(参照复员证日期)预先折算出工票数，发给军工属(扣去其能自耕亩数)，以刺激其生产情绪，好顶夫工。这样不但能激发出夫热情，而且手续简便，免去记账算账的困难，同时出夫多少也可张榜列于村公所，其个人亦能早作打算。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兼顾了不同群众的利益，使群众生产和出夫积极性同时得到激发。最后，关于大变工的组织。做法是将全村长、短夫适当分配于各变工组，同时又尽量吸收半劳动力(如妇女儿童)参加，定好分数(按不同工作性质情况讨论决定)。出夫组成员分别插花编入，以便轮流，同时又能留一定比例的壮年参加后方生产。*参见滨海支前司令部：《支前人力工作初步总结》(1947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3-01-0060-006。这种变工组织办法，同时兼顾了支前和生产，将相互的影响减小到最低，有效地缓解了两者间的矛盾与冲突。

军工属的生产问题是变工互助的关键问题。沂北县葛庄与诸葛的一些村庄采取了更简便的变工办法来解决军属生产问题。即将全村劳力算好，将全村军属地算好，按照劳力分户分地代耕。军属有劳力者也分得一份，如劳力恰等于自己的一份，既不用人代，也不给人代，如少则给人代，多则用人代。但在助耕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磨洋工”现象。例如，高桥区夫属和军属反映，助耕还不如雇人，因为帮助者不给好好干。为了规避这一现象，黄落院村采用了计分助耕的办法，帮助者表现好的计10分，不好的计8分、6分不等。*参见沂北县委：《支前工作总结》(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6-01-0015-013。这一办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助耕效率和质量，也避免了助耕者与军属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可以说，沂蒙解放区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变工算账运作模式，在解决支前与生产矛盾、平衡不同群体利益、激发出夫积极性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究其原因，充分考虑乡村社会具体实际的思想理念，以及尊重群众意愿并发挥群众主体性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无疑是决定性因素。也正是因此，沂蒙解放区创造出在极其繁重支前任务压力下，生产不仅没受影响，反而出现逐年增长的奇迹。

五、结 论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土地分配所赢得的政治合法性，从乡村社会汲取大量经济资源(公粮、田赋等)和人力资源(征兵、战勤等)，为争取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参见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但是，政治合法性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或者说，愿望与目标的实现远非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交织缠绕着的种种制约因素有着超乎想象的复杂性，而运作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也时时挑战着中共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灵活应对的智慧。早在抗战期间，中共就在解放区推行了累进税制，使其在物力资源汲取上没有遇到太大阻力。而相比之下，因本身的复杂性和劳力不足的华北小农体系等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源的汲取则要困难得多。中共虽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力组织动员经验，但由于国共战争之规模、人力需求之庞大和紧迫是前所未有，因此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之大也是前所未有。但是，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在最近便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上，精巧地制成了他们的战争机器”；“他们的民众人力网络为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勤和情报支持，最终使政府军原先所享有的人数、训练和物质上的优势化为乌有”*〔美〕费正清等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77页。。其中，沂蒙解放区作为中共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大后方，在上级与下级、前线与后方、党员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博弈中，构建起组织、动员与生活三位一体的支前人力工作理念和运作模式，展现出极大的革命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战争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本文作者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临沂 276005)

(责任编辑 王志刚)

Manpower Work of Supporting the Front in the Yimeng Liberated Areas——the Strategic Analysis of Conflicts and Interests Adjustment in Rural Mobilization

Zhang Hongyun

During the War, the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npow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sk of supporting the front. In the creative practice of former manpower work,the Yimeng Liberated Areas has strengthened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by establishing complete leadership system and working mechanism, enhance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cadres and the masses, mastered the actual ability to allocate and use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rationally, established reasonable policie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and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All of these accumulat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Party’s grass-roots work.

* 本文为临沂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项目“革命者、乡村社会与理性农民：山东解放区支前民夫的组织与动员”(14LUZS04)的阶段性成果。

D231；K269.6

A

1003-3815(2016)-04-008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