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GeorgeWilliams）创立于1844年。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和基督教教会的支持下，青年会很快风靡英伦三岛，后又陆续传播至美国、加拿大、西欧和北欧诸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起初，乔治·威廉创办该会之目的是想要通过宗教活动和正当的娱乐活动来充实和改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后来随着该协会传播到世界各地，便逐渐发展为以“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四育为主导的社会服务机构。1854年，美国和加拿大联合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M.C.A.in U.S.A.and Canada），该协会为基督教青年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宣教原则，加速了青年会的推广。至1878年，基督教青年会已分布于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会员170多万人。［1］P2991895年10月，第一位基督教青年会专职干事入华，在来华的第二个月建立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并在官立学校内征得会员500人。［2］P90该协会缘何能在短时间内成立，又何以能赢得学生的欢迎，无疑很值得关注。目前，学界对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会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该协会与天津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罗世龙主编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3］一书,从文化交流、慈善事业和体育运动等方面论述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天津的影响。王建明的《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述评》［4］一文，从引进体育项目、训练体育人才、引进西方生活方式、选派会员赴国外留学、举办文化活动等方面论述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途径和特点。王文斌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城市社会——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例》［5］一文,论述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新式教育、实业、城市建设以及城市现代化等方面为近代天津所作出的贡献。以上这些成果未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过程做深入地研究与探索。本文拟在已掌握的档案资料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来华时的背景为依托，系统地梳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的历程。

一、基督教青年会专职干事入华

青年会干事得以在这一时期入华，源自内外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中国受到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冲击，已经走上转型之路，［6］这是青年会来中国发展的契机；二是在1888年之前，基督教学生青年会已有在华传教士在中国推行。先后成立的学生青年会有福州的鹤龄英华书院、杭州的育婴书院、北通州的潞河书院以及通州的潞河道学院。［7］P186这四处青年会的成立与发展引起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的关注。与此同时，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也认为成立基督教青年会有利于他们的宣教事业。对此，北通州潞河书院的发起人毕哈兰牧师（Rev.Harlan P.Beach）说：建立青年会有助于他在宣教事业上取得最佳成绩。［7］P180但那时中国还没有专职青年会干事，尚不具备全面推广青年会的条件。因此，在华传教士希望北美协会派遣青年会干事来华，帮助他们建立基督教青年会。但是北美协会对于派遣青年会干事到海外一事格外慎重，于是决定先派遣美国传教士华石（Mr.Luther D.Wishard）入华考察，以判断在中国推广青年会的时机是否成熟。

华石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于1877年加入北美协会，成为第一个学生干事。他本人对国外宣教事业很热心，积极提倡“学生立志证道团”。其从1888年12月开始便游历于东方，并于1889年秋进入中国，与中国的传教士有过短暂的交流后离开。1890年4月，他再次来华，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调查各处学生区域的情形。他把此次考察总结如下：“我们访问十五个城市，并在三十九个宣教区域内，会见十八个宣教会的二百多位宣教师。此外又在全国宣教大会中会见许多别的宣教师……六个月的考察使我深信一个有经验的西干事到了中国以后，往往会感觉工作区域的广大，值得他去工作终身的服务。”［8］P158-161由此可见，华石认为青年会干事入华宣教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有广大的发展空间与前景。为此，他根据考察所得建议青年会派遣干事来中国建立基督教青年会。

尽管北美协会收到华石的肯定答复，但它仍需收到在华传教团体的正式申请，才能着手派遣青年会干事来华的相关事宜。这是因为北美协会海外事业部早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所在国传教差会的邀请，青年会不能派遣干事到任何国家去开展工作。”[9]此后，西教士在当年举办的中国宣教大会（General MissionaryConferenceinChina）上，表示一致赞成青年会之宗旨，并向北美协会提交派遣青年会干事来华的联合申请。［10］P2至此，北美协会决议派遣青年会专职干事来华。

通过一番挑选，美国传教士来会理（D.Willard Lyon）成为来华发展青年会事业的最佳人选。他于1870年5月13日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的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10岁时跟随父母回到美国，后就读于芝加哥伍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在此来华之前，他曾担任学生证道团干事多年。由此可见，来会理不仅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还有丰富的在华传教经验和学生工作经验。因此，可以说来会理是发展此项事业的不二人选。1895年10月5日，来会理协同夫人一起来到中国，随即便迅速展开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宣教事业。

二、选定天津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策源地

来华后，来会理的首要工作是选择一座城市作为青年会的策源地。当时中国已有类似城市青年会之雏形。据来会理所述，他所知道的青年会共有三处：一在上海，成立于1876年，会员仅限于若干外国干事。来会理抵达中国时，该会共有成员56人，办公地点处于租界的中心区域，内部仅有小规模的阅报室，每周举行宗教会一次，并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另一个青年会成立于1894年，地点在汉口，设立办公处于一茶行内，分设阅报室、图书室、集会市等。该会会员是汉口商船上的职员及工程师，约有百人，主要活动为每周一次的查经班，每周两次的布道会，以及定期举行的摄影会与冬季讲学会等。还有一处青年会在香港，设立于1891年，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历史：U120-0-64，上海档案馆。但在来会理入华前已停办。事实上，除来会理提到的这三处机构外，还有一处青年会在烟台，据上海档案馆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历史》所载，此青年会成立于1893年，与香港青年会的际遇相同，“终因力不足而蹶”。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历史：U120-0-64，上海档案馆。此四会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皆为小群体的青年会，并且所组织的活动皆以宗教活动为主。这样一来，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青年的加入。来会理入华的目标是创立一个中国人的青年会，而非专为外国人服务的机构。他认为：“如果北美能要我们为它的一千二百万青年作最大的服务，那么，一个具有五倍于此数的中国青年，当然更能激动我们为他们作同样的服务。”［7］P178-179

对于来会理在什么地方展开工作，北美协会没有加以限制，由来会理“全权选择，务求适宜”。［7］P186入华后，他得到了各方基督教团体的协助，在短期内考察了中国多个城市。通过与这些传教士的交流，来会理发现他们对于来会理工作之内容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主张青年会应该注意各商埠外国青年的需要；有的主张我们应当集中注意于洋行方面能说英语的中国人；有的则以为我可以在我国学生界做些工作……。在这些说辞中，最能引起我的注意的，当然是要求我担任学生工作的那些理由。”［7］P186来会理在美国时就已具备学生工作的经验，这成为他建立学生青年会的动力。于是，来会理开始寻找国内时机最成熟的学生区，作为他工作的首站。此时，他已收到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烟台等处宣教师的联合邀请信，他们都热诚邀请来会理到自己的所在地建立基督教青年会。

那时北京和天津让来会理格外注意。如果选择在北京发展青年会，其优势显而易见：一是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中心，对学生有权威性的影响；二是北京有一批赞成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是翰林的学士，他们渴求并提倡西洋文化，这对于发展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11]P114但是来会理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在天津建立第一个中华城市青年会。据他所述，这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天津的请求更热烈也更紧急；二是天津有地域上的优势。该城市是清政府推行新教育之地，这里有多所大学，并且大学里的多数学生都接触过传教士；［12］P55三是天津是华北布道的推广区域和交通上的必由之路，有利于青年会活动的推广以及与更多的宣教师接洽与交流；四是该城市传教团体和个人积极配合来会里的工作，他们尽可能地为其提供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首先，在基督教团体早年的努力下，天津已有数十位维新之学生成为基督徒，③天津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册：U120-0-249-35，上海档案馆。这为来会理的宣教工作提供了便利；其次，在天津的北洋医学堂里有一位美国长老会安德培博士（Dr.Atterbury），他颇得这个学校学生的信任，来会理可借助他的关系在这个学校开展工作；［7］P187最后，天津已有一个由基督教传教士组织起来的文学会——“勉励会”（Mutual ImprovementClub），④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历史：U120-0-64，上海档案馆。来会理可在此会的基础上建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因此，来会理毅然来到天津，着手筹备建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相关事宜。

三、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

来会理抵达天津后，当地的传教团体为他组织了一个欢迎会。据《京津泰晤时报》报道，此次大会召开于1895年12月1日，由“勉励会”召集。会上“共到能说英语的学生百余人，他们都是从中国各地而来，现在当地四大学校内肄业。……开会的秩序是先奏乐，后由安德培博士作简单的介绍，末后请来会理先生演讲。来会理先将美国大学的恭贺词带来给此间的青年，并将青年会的宗旨与事工解释了一下，接着又说明青年会为青年人的团体，目的在德、智、体、群四育方面援助青年。”［13］他之所以强调青年会的“四育”内容，是因为此内容符合当时中国学生的发展需求。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着中国在战事上的节节败退，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无数中国有识之士认为欲强国必须强民，欲强民必须强体，进而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的思想。另外，通过对比中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发现国家取得竞争力乃“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14］P740民众的散漫也是中国弱败的原因之一，因而他们呼吁以“合群”的方式整合社会力量，以达增强救国之效力。自此“合群”救国的思想逐渐深入学生等群体。而基督教从伦理上，要求人们把个人事业与宗教信仰相结合，不断完善自身。[15]青年会作为基督教的一支，更是从实践上具化了这一要求。早在1866年，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就已明确宣布以“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作为该会之内容，［16］P30这刚好契合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三育”与“合群”思想。①Emily F.Bostwick to her cousin Kenneth,April 2,1917(Box 22,C),转引自Shirley S.Garrett.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1895-192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07.56.尤其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内容为西方科学，故而相较其他中国青年，他们更易接受新思想与新事物。而基督教青年会又是一个专门服务于青年人的国际性组织。［17］P2这样一来，来会理所提倡的学生青年会便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与欢迎。

在来会理的欢迎会上，“有某君提议当场组织一个青年会。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会众一致的赞成。于是决定在同年的十二月八日开成立会”。这一天，“共到学生七十人，内十九人签名为同宗会员，四十六人签名为同志会员。”［11］于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1895年12月8日正式成立。［2］这个新成立的青年会与安德培创办的勉励会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青年会。［11］借助学生对该青年会的认同与宣传，以及天津的地理优势，来会理等人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之初，共在五处官立学校征得会员500人，进而迅速开启了在中国各地成立学生基督教青年会的进程。尤其是天津作为华北布道的推广区域和交通上的必由之路，极大地方便了青年会活动的推广，进而促进了学生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至1899年，基督教青年会已在中国成立44个学生青年会，并且在这些已设立青年会的大学内有学生4700人。［7］P195-196这一成果，是当时任何宗教团体所不可企及的。

综上所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作为第一个中华城市基督教青年会，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成立，并得到成员的认可，缘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对于是否协助中国建立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先是派遣传教士华石入华考察，在得到他的肯定答复以及收到在华传教团体的联合申请书的情况下，北美协会才决议派遣青年会干事来会理来华；其次，来会理入华前已经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使得他在进入中国后可以更快地熟悉环境，从而尽早开展宣教工作。并且他曾在美国担任学生证道团干事多年，有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因而他选择在中国建立学生青年会，实为发挥他的专长；再次，天津这座城市拥有多所大学，并且早期进入天津的基督教传教士已为其打下良好的学生基础。这些都为来会理到学生中开展工作提供了保障。最后，基督教青年会的“四育”内容契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该协会被学生欢迎的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并非偶然，而是经历了一系列谨慎地决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