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斌

青年会与民国苏州的娱乐文化

◎ 李 斌

东吴大学

青年会全称为“基督教青年会”，1844年6月6日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立于英国伦敦，很快就遍布中国，构成了市民日常娱乐生活的聚集空间，成为城市娱乐体系的一部分，与一般娱乐空间不同，它传播新的知识、推广新的艺术形态、聚集新的艺术思想的传播者、提供市民体育健身场所，不仅从娱乐形态，还是从文化内容来看，都呈现出早期中国城市现代性的曙光。青年会与民国苏州的娱乐文化的关系则为我们提供了探看这样的现代性的一扇侧窗。

一

1920年，苏州青年会由美国传教士巴克蒙和中国基督教徒总干事徐可升创办。青年会位于北局地区——苏州的城市核心区。租价很高，为维持生存，商业经营是重要途径。当时青年会就租了不少房间给商户，1929年，青年会决定拓展房屋，改建三层楼房，并因此与租户发生纠纷。原来的青年会负责人尤敦信还因房屋租赁问题离职，后由殷新甫接任总干事一职。1933年1月12日梅兰芳来苏演出，殷新甫就是组织演出的“公慈演剧会”的成员，与当时的县长邹競的代表严庆祥，县公安局长茅廼功的代表张南邨，以及一众戏曲界名流如张云搏、闵仲谦、刘庚华、程平若、洪青圭、薛云龙、柳启东、朱庸白、钱养然、曹安昌、诸重华、仇昆厂等一起迎接梅兰芳的到来，被当时人称为“雪里迎梅”。这群人多为文化娱乐界知名人士，殷新甫身处其间说明他在当时苏州文化娱乐界有一定影响。青年会同时也是京剧票房龙集票房、昆曲票房禊集曲社的举办地，可见青年会与当时苏州主要的演艺娱乐业的紧密关系。

青年会的机构设置显出它的娱乐空间而非宗教空间的性质。它的管理机制是股份制，有董事会，是一商业机构。刚才提到的房屋租赁纠纷就是一例。当时正值青年会草创之期，房屋租给三家房客：大苏印刷所、高瑞山牙医、自由农场。时任青年会总干事的为尤敦信——租户之一的自由农场主尤怀皋的侄子，他有徇私之嫌，意图废约把其他两间房屋转租给自由农场用于扩建之用，遭到同为青年会会员的大苏印刷所股东吴麟趾的反对并向董事会反映，尤敦信不得不辞去干事之职。董事会的存在揭示出青年会的现代管理机制。

和戏院不同，青年会是新兴娱乐形式如电影、话剧、歌舞演出的场所，常邀电影明星开办歌舞表演，在当时的苏州显得十分时尚。如1929年10月邀请东方罗克邵庄林、明星张曼琳来苏州表演歌舞，此时正值苏州娱乐事业快速发展时期，苏州市民十分喜欢喜歌舞表演，青年会投其所好，在追求时尚方面一点不落伍。和其他机构的娱乐不同，青年会不完全以营利为宗旨，常会举办一些非盈利性的文化活动，名流演讲、电影开映、书画展举办、歌舞表演汇集。如1930年元旦就举办书画展，来参观的人很多，社会效益很不错。据《苏州青年》称，1927年时青年会每月订了很多报纸，“支出达84元”，很可能将向会员提供报纸阅读作为日常服务内容，这也从侧面说明青年会作为聚集和传播各式新潮文化的空间的特性。

青年会主要面向青年人，这可能与其宗教背景有关。各地的基督教青年会都以提高青年人文化艺术修养、养成健康生活习性为宗旨。但难能可贵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兴办的目的却非传教，本着“我不是来传教的，而是来服务的”原则，1919年青年会的刊物甚至取消了圣经研究的栏目。进入中国后，青年会的日常管理大量使用本地人。1920年代，中国青年会的管理层就已经全部是中国人，只有3个外国传教士，仅是名誉理事而已。青年会管理人员本土化的现象非常明显。很显然，基督教青年会的旨在建设一种融合基督文化与东方文化而有普世价值的世界文化，引导青年建立高尚、积极、健康的娱乐文化观念就是建设路径之一，即“陶镕青年高尚志趣之团体，其所负之使命，乃培养德智体群四育。以服务社会，而作提高人格之运动”。所以青年会积极联系青年，发展青年会员，培养青年文化，养成新的生活风尚。青年会因此成为青年人向往的地方。不少青年人举办婚礼都会选在青年会，既热闹又时尚。上海工余社社员赵鸿英与陈素文的婚礼就在青年会举行，并同时进行“滑稽语剧”的表演，娱乐活动与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强化青年会作为新型娱乐空间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工余社的目的就是利用工业余闲谋“正当娱乐者”，以反对上海娱乐界的“靡风”，“以正当娱乐纠正一般人之错误”，它的会员选择在青年会结婚和表演，也说明青年会的旨趣颇合他们心意。

青年人是苏州娱乐消费的主流人群。青年会通过吸引青年，也就把控住了娱乐消费的主潮，为自己在苏州娱乐市场立稳脚跟奠定基础，这也体现出青年会的独特商业眼光。

东吴大学女生

二

当时国民政府的基本文化政策是加强对娱乐文化的管理，冀望通过净化娱乐文化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一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管理的效果可能有限。国民政府需要民间机构或平台来加强娱乐文化的引导以作政府对娱乐文化管理的补充。青年会和地方政府有着紧密关系，它可能是政府默许树立的娱乐文化的范型与辅助开展娱乐文化管理的途径。

青年会不是一般的市井娱乐场所，在青年会每年举行总结大会时，都能邀到市长出席，可见与政府关系之密切。1929年12月12日青年会举行的“征求总结束大会”上就邀市长陆权出席，虽然由于市场临时“事阻”，市长“委派代表”，本人并未出席，但青年会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当时与会的发言者也大名鼎鼎，乃乡绅领袖、法学泰斗张云摶。青年会也在这种与政府、名流的密切来往中提高了声誉，巩固了地位。青年会借助政府扩大影响，政府是通过青年会引导娱乐文化，二者的互动夯实了青年会引导娱乐文化的基石。

由于青年会担负引领娱乐文化之职，政府对之的关注和审查也十分密集，它本身也积极响应政府的文化管理行为。当时电影院放映的影片要送往政府审查，以防国外影片“麻醉性与诱惑性”的影响，一些审查员对青年会的影片十分关注。1929月10月3日，青年会送审的外片《航海狂风》中含有“华人类多粗暴”的贬语，立即遭到审查员“勒令剪去”，“并令警告嗣后选片须慎重注意。青年会马上声称，从此以后专映国片，不再放映外片，并立即引进国片《新西游记》。这种审查对青年会的“格外关照”与青年会的令行禁止之迅速，可见青年会在当时公共娱乐文化方面的标杆和引导作用。当时苏州其他电影院大都放映外国影片，如乐群社就大肆宣传国外影片，1930年2月，乐群社准备改建场馆，容纳更多的观众，同时引进一部国外的大片《定情之夕》，“即轰动一时之霜雪幽兰，为小胡子考尔门与彭开之杰作，情节离奇香艳”，不久还要引进“小胡子吉尔勃与葛雷泰嘉之肉欲与情魔”。青年会却因一部国外影片被批评马上就专映国片，说明它相较苏州其他娱乐机构承担着更为突出的娱乐文化引导功能。青年会对自己这种“引领者”角色的认同和坚守也强化了这种功能。

青年会成为娱乐文化的提升者的另一动力来自学生。历史上苏州学堂林立，本就有诗簪礼教的传统。清政府推行新政后，各类学校更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张。与普通市民不同，学生把西方的新兴娱乐样式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当时新的文化、新的思想的拥有者，更是新的娱乐文化的体验者、消费者、传播者，校园也因此成为新潮娱乐文化的孕育场所。由于青年会主要就分以职业青年为主的城市青年会和以学生为主的学校青年会两部分，面向学生、与学生保持密切关系本就是青年会的宗旨，所以校园文化也通过学生接通了通往青年会的渠道。

当时东吴大学是各类新潮文化艺术的发祥地。它在1920年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合作，于苏州本校附设体育专修科，培植体育专才。青年会的一任总干事尤敦信就是东吴大学学生，在著名的五卅运动中担任苏州学联的书记，领导过东吴大学的罢课斗争。1929年，青年会总结大会还请到东吴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姚铁心发言。可见它和东吴大学的紧密关系。东吴大学很多活动都以青年会为舞台，青年会也需要通过学生表演的新颖的艺术形式吸引观众。东吴大学是话剧在苏州传播的重地，苏州破天荒第一次男女合演话剧就在东吴大学。青年会请到东吴大学学生表演话剧，既吸引了当时不少青年观众，也成为话剧在苏州传播的中转站。当时校园还时兴自办游艺会，以学生为主体表演各式娱乐节目，他们常假借青年会场地表演。青年会则乐得籍此种新潮娱乐表演吸引观众。东吴大学也不例外。1929年11月，东吴大学举办同乐会，其“盛况为苏地游艺会所未有”，囊括丰富的表演内容，如独脚戏、白话剧等，表演者的水平也不低，“如薛光前君之独脚戏，实驾王无能之上。”

青年会通过与这样一群学生的联系提升了自身娱乐文化的现代品质。青年学生不但具有欣赏力、创新力，而且也具有购买力，是这种新型娱乐文化的重要消费者。青年会不但获取了高端娱乐文化的营养，而且也接通了娱乐市场的通路，使得高端娱乐有了延续的经济基础。

三

民国时期观前街

青年会面向学生的宗旨、提升娱乐文化的一些方式都受到了宗教文化的影响。如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它与提倡高尚、健康的娱乐文化的主题有内在的一致之处。但青年会不是通过宣教而是通过走向市场的娱乐活动推动青年人思想提升的。

邀请名家演讲就是一大特色。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过程中，名家演讲是一传统。1912年12月，青年会第六次全国大会上决定成立“讲演部”，想通过演讲计划，“博得全国政商学界对于青年会之信仰”。讲演部成了青年会“突出的特殊项目”，“事业最重要之工具”。这一点在苏州青年会也有体现。当时许多社会名流，都应邀前来讲演，如陈独秀、江亢虎、黄炎培、马寅初等，都来青年会作过学术演讲。苏州金蕴琦女士还专门编有一本暑期学术演讲集。她本人曾任城西小学校长，又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当年青年会暑期曾邀请名家学者如王云五、钱穆、吴梅、孟宪承等来苏演讲，就是青年会出面敦请来的。

1929年9月28日，受青年会总干事殷新甫邀请，陈大悲来青年会开讲话剧之“过去与将来”，陈大悲身份尊贵，当时外交部亚洲司英文翻译处供职。陈大悲本人也是苏州人，又是东吴大学校友，依靠这层关系，青年会得以请到他演讲。陈大悲是爱美剧名词的翻译者，在中国话剧理论界有一定影响。当天参加演讲的观众以学生和龙集票房的票友居多，还有《大光明》报和《苏州明报》的记者，银行界人士也有参加。演讲时陈大悲为了活跃现场效果，特地使用了苏州话来对话剧演出提出希望，“以后要求涌出来格表演，勿要挤出来格表演，像绞手巾什梗绞出格一点点水”，引起哄堂大笑，演讲反响很不错。青年会通过组织这种话剧演讲促进了新型娱乐文化的普及。

民国时期，人们的娱乐形式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已把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注重体育健身文化的推广正是青年会的特色。青年会本就是体育事业的开创者，1908年11月17日，北美协会派晏士纳为体育干事，正式开始现代体育的训练与推动。他在上海青年会组建教练班，培训体育干事人才。每个青年会里都有健身房和体育事工。苏州青年会也是如此，它在苏州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娱乐形态：体验式健身娱乐。与传统的茶园、戏院不同，这是以消费者为主角，消费者自己亲自参与、亲身活动的综合性现代化休闲类型。青年会实行会员制，成为会员就可享受里面的娱乐设施，一开始男性为主要会员，后女性会员也占一定地位。青年会设有高级浴室、理发室、大会堂、弹子房等，提供了融娱乐、健身、饮食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休闲选择。每年大概11月1日开始征求会员资格，预购下一年的会员卡。它也通过这种新型的休闲的方式吸引了一批忠实消费者，如在当时青年会第八次征求总结束大会上的乡绅领袖张仲仁所说：“最便宜货，还是在青年会，因为花上十几块钱，做个会员，青年会房子，已是我的，一切器具也是我的，所做的事，也是替我做的”。

青年会在推行新型娱乐活动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市场，采取各种营销手段，扩大门票收入。如当时在上海，有些影院会采用“预售门票”的营销方式，不少影院位置不多，为鼓励大家“争抢”好座位，影院一般采用预售座券的方式，预定好一点的座位，使有票的观众可“从容惠临”，青年会电影部马上借鉴了这种方式，提供“预约券”，并有一办事处专门负责销售，可见青年会营销手段之适时。

东吴大学学生

会员收费、门票收入是青年会的主要来源，也足以支持青年会的场馆租金和人员薪酬，所以青年会能做到不唯利是图，敢于对一些商业色彩过分浓郁的行为说不。1930年1月，一家“三梅牌”香烟公司找到苏州牛皮巨商戎法琴，托戎法琴在青年会做会员的儿子戎志仁帮忙在青年会推销香烟。戎志仁就向青年会董事会提出开办游艺会的申请，当时游艺会是个新兴健康的演艺项目，青年会故一口答应，然后戎志仁趁机在售门票时附送香烟券，以作广告宣传。总干事殷新甫知道了。马上找到戎志仁，表示反对。后戎志仁反复苦劝，殷新甫才要求不得在柜台上售。即使这样，此举遭到青年会董事会的批评，“颇以苏地商人之破坏青年会公例为非”。

青年会通过新型的娱乐文化表演的门票收入和会员制维持生存，具有和一般娱乐场所不具备的内容供应的渠道和不一样的盈利路径，这也是它能坚持传播相对高雅的娱乐文化的基础。

四

青年会并不因提倡高端娱乐文化就显得曲高和寡。它不但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有一定的文化影响。

从当时市民接受程度来看，青年会在苏州的娱乐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紫罗兰》“电影号”中朱懺的《惊变》曾以苏州电影青年会放映为背景，谈到1920年代苏州的电影首映宣传的情况，“吴光影片公司第一次所出的新片《情海波》”“会场中早已人头济济拥挤万分了”，职员们穿着讲究，在人群里“串进串出”“招待来宾”。范烟桥也提到了青年会在当地青年中的影响力，他说：“青年会就应多数的需求，努力于电影的介绍。那时却巧，上海正闹着电影热，出片也快，一礼拜换两种，还不能遍及。苏州人到了晚上，差不多当他一件正经事干，亲戚请朋友，往往合着一大群。这种风气，到现在还保持弗坠。中间也有两种原因，第一地点适中。一条观前街方弗是上海的南京路，闲来无事，都得去逛逛。青年会就在观前街的中心。就是夜阑人静，从那边出来，一些没有可虑。住家最多的护龙街、临顿路，好像两条蜈蚣，那些横巷里的人们，到青年会都不遥远。”可见青年会与市民日常生活的紧密相关。

除了电影，青年会举办的很多比较高雅的娱乐活动都吸引了很多市民来参加，这也说明并非只有低俗娱乐才能吸引消费者，高端娱乐同样可以吸引消费者。青年会是当时低俗娱乐文化盛行之时的一股清风。在宗教文化的初始影响之下，承担着政府的公共娱乐审查的角色，连通着校园娱乐文化的清澈水源，是提倡高端娱乐，净化社会风气，带领青年更好成长的重要力量。

青年会的会员制，在苏州青年人中很有影响，青年人都以成为会员为荣。每年青年会都会举行会员推选会，吸引入会的新会员。在“香烟券销售纠纷”中提到的戎法琴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州巨商，开办的“戎镒昌皮件店”享誉全国，他的儿子就是会员，可见青年会在时髦青年心中的地位。随着青年会的发展，青年会的会员申请条件也在不但变化，一开始青年会只征求男会员，但经过“征求会诸君”讨论，认为这是一大弱点，所以决定从1929年11月1日开始征求女会员，男女同时成为会员，一起享受现代娱乐文化，这也是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方式，对推动妇女参与娱乐文化也有一定引导作用，“打弹也，拍球也，以及社交同乐等会，预料必有多数女同志，参加其间”。

由于本身具有的宗教文化性质，青年会对于西方的文化接受较早。很多时候各地的基督教场所，往往是电影放映的起源地，苏州也不例外。离苏州城中心稍远的木渎的教堂放映电影的时间更早，在1919年就借用了东街的基督教堂，片子由牧师传教时放映。1920年5月，阊门外石路耶稣堂就开演活动影戏，拉开教堂放映电影的大幕。青年会自然也得风气之先，专设电影部放映电影，它也就成为苏州最早的一批电影院。当时《大光明》有人撰文称“我苏电影事业，当推青年会为最先”，为经营好电影院，青年会采用了现代的经理管理制度，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电影院经理人。这批经理人后来从青年会出去后，将这种管理模式推广到苏州，推动了苏州其他影院的发展。如它的经理人吴麟趾后来在“北局中新苏饭店对面旷地中，建第一大规模之电影院，兼拟装置有声电影”，因此说青年会是苏州电影人才的发源地之一也不为过。

陈大悲

青年会同样是新兴的文化艺术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广者。东吴大学当时是话剧的主要发源地。由于青年会和东吴大学的教师的关系，一些学生主演的话剧就是青年会上映。这在当时话剧在苏州的市场并不良好的情况下显得十分珍贵，1930年1月初，东吴大学第一次公开表演话剧，借用的舞台就是青年会，青年会也成为苏州话剧公开表演开“新纪元”的场所，这次演出是由当时东吴大学1930级戏剧爱好者为惠寒小学筹款，才在青年会借台表演了三出话剧，即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和《咖啡店之一夜》，德国溥尔达的《我俩》。其中《湖上的悲剧》剧中人梦梅由蔡泽饰，白薇由张紫姗饰，但也存在很多弊端，主要集中在“说白之脱漏，上下场之错乱”，演员演出经验还是不足。这里提到的张紫姗是杭州人，1929年秋从南开转入法科而来苏，她在天津本来就“善演剧”，她的加盟增加了东吴大学的话剧表演力量，也使得青年会的话剧表演有了一定亮色，当时有看过这场话剧的观众评价称，“张紫珊表演最为恰好”。除此之外，田汉的中旅剧团、唐槐秋的南国剧团、晓庄师范的话剧团，也都来青年会大会堂登台演出过。由于当时“苏地虽有少量爱美戏剧之研究者，从事研究，意图组织剧团作小小冒险之试讲，但数次紧张空气，而终鲜结果”，所以青年会对于话剧艺术的传播就显得难能可贵。受五四后追捧西方文化的趋势的影响与宗教文化的潜在导引，同时因谙合政府的娱乐文化管理的目标而得到政府的支持，苏州青年会在市民、精英、政府三者之间的博弈中踩好平衡木，成为当时苏州娱乐文化的一面旗帜。它以提升青年娱乐品质、引导建立娱乐新观为己任，在传播新的文化艺术形式，提高市民艺术修养，实践娱乐与市场对接的策略方面取得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当下发展健康的娱乐文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