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东 明

·国际视角·

美共领导人福斯特与中共的关系论析*

李 东 明

福斯特是美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是国际共运史上的著名活动家。中国革命时期，福斯特积极支持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福斯特支持社会主义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声援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并与毛泽东多次书信往来。作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福斯特的著述、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而中共的立场和理论观点也影响了福斯特。

福斯特；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国际共运史

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iiam Z.Foster，1881—1961)，是美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他从未来过中国，却与中共有着难以割舍的缘分。一方面，身居大洋彼岸的福斯特，极具国际主义的情怀，心系中共的命运。福斯特不仅积极支持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抗美援朝的正义事业，反对美国政府将台湾问题作为干涉中国内政的筹码，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予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福斯特的著述、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而中共的立场和理论观点也影响了福斯特。

一、福斯特积极支持中共领导的革命

美共与中共差不多是同时建立的，美共比中共建立略早一些*1919年8月31日与9月1日，美国成立了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分别是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但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之间分歧不断，直到1921年5月才实现了真正的合并与统一。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间是1921年7月。。两党在建立后都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体上是大团结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斯特及其领导的美共积极支持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

20世纪30年代，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身处弱势的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引起了福斯特及美共的同情与支持。如福斯特在其《美国共产党史》一书中讲道：“华尔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有着长期的历史。美国共产党差不多从它诞生起就反对这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尽可能地帮助中国革命，通常的口号是不干涉中国。”*〔美〕威廉·福斯特著，梅豪士译：《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450页。事实上，早在1932年，福斯特作为美共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提出的竞选政纲就包括“保卫中国人民和苏联”*〔美〕威廉·福斯特著，梅豪士译：《美国共产党史》，第311页。。在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犯和掠夺中国。但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臭名昭著的口号，非但不积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大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各地的红色政权。这个时候，福斯特在总统竞选政纲中提出“保卫中国人民”的口号，就显得意义非常。在福斯特等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美共竭力反对罗斯福输送废铁和其他军需品到日本去的政策。中共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曾于1937年分别致函美共，对这种支持表示感谢。*〔美〕威廉·福斯特著，梅豪士译：《美国共产党史》，第450页。

20世纪40年代，美共党内进行了反对白劳德的斗争，将白劳德的路线定性为“修正主义”。福斯特斥责白劳德“从根本上脱离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这成为他的修正主义的发展的一部分”。当时，白劳德积极赞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在1945年美共的紧急大会上宣称：“美国的官方政策，不管它有怎样暂时动摇的表现，却正在促成中国的统一和民主。”*〔美〕威廉·福斯特著，梅豪士译：《美国共产党史》，第450、451页。对此，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共与其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最终在1945年7月召开的美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反对白劳德主义斗争的胜利。毛泽东于1945年7月29日给福斯特发去电报，对美共的这一胜利表示完全支持和热烈祝贺。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白劳德路线在本质上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7页。。1945年8月1日，《解放日报》以《美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训》为题发表社论，对美共中央反对白劳德的斗争表示赞赏*详见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1979年，第714页。。中共的表态无疑是对福斯特的有力支持。

1945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实现国内和平的条件，国共两党和谈失败，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对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径，福斯特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945年11月18日，福斯特在美共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关键的问题是制止美国对中国的干涉。这个由美国军队参加的中国战争的威胁性正在日益增长。在今天的报上，我们看到引述魏德迈将军的话说，除非中国共产党人遵守美国在中国的军事首领所定下的规则，否则美国现在已经准备好向他们开火。中国的战争是国际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比在所有其他一切地方都重要，我们要给予反动派最重的打击。”*〔美〕福斯特等著，杨延生译：《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60页。同时，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共中央号召在全国举行500次大会，来动员美国人民的力量，以制止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干涉*〔美〕福斯特等著，杨延生译：《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第161页。。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中国的内战全面爆发。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8月，福斯特重申了美共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的方针。他在记者会上指出：“在中国我们的政府是在支持蒋介石法西斯政府摧毁民主势力，是在中国陆军协助之下准备进攻苏联的基地。”福斯特把美军撤离中国列为世界和平要素之一。*《美人民谴责政府对华错误政策 要求撤退驻华美军 美共领袖福斯特重申要求美军离华 名作家斯诺说中共乃被迫拿起武器》，《人民日报》1946年8月27日。

为了声援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共积极组织了多次反战集会，谴责杜鲁门政府的对华行径。1946年，为了以反共的对内政策支持反共的冷战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开始收集所谓共产党人渗透的情报，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8年7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根据1940年的“史密斯法”，逮捕了福斯特及美国共产党全国政治局委员12人，并对他们提起了诉讼。虽然福斯特由于患有心脏病而未被审判和监禁，但一直处在美国当局的密切监视下而不能自由活动，并且随时都有被重新审判的可能。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福斯特仍然关注着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历史进程。

需要指出，美共与中共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党，都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两党在早期活动中互为依傍，相互支援。福斯特更是对中共怀有极大的好感，积极支持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如福斯特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共予以了高度的赞扬，声称：“中国人民革命的心脏和头脑是共产党，它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的熏陶，得到光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战士毛泽东的直接领导。”*〔美〕威廉·福斯特著，梅豪士译：《美国共产党史》，第476页。

二、福斯特积极声援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包括福斯特在内的美国共产党人，并得到了他们的多次声援与支持。作为美共的重要领袖，福斯特在诸多文章、声明或会议上，坚决支持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福斯特等美国共产党人高度赞扬中共的历史性胜利，积极承认新中国。1949年10月3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福斯特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热烈祝贺新中国的成立。他说：“我们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与光荣的事件，预示着帝国主义统治之世纪的结束，特别是华尔街对于伟大中国人民之内政进行反动干涉的罪恶政策的失败。”“这一在共产党与它所领导的英勇解放军的领导下达到的伟大成就，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福斯特还高度赞扬中国的解放“对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巨大贡献”。对此，毛泽东于10月6日复电福斯特，不仅对福斯特等人的祝贺表示感谢，而且特别指出了美共的援助对于中国人民胜利的重要意义。他说：“在这个斗争中，美国的共产党人和一切真诚的民主分子是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美共领袖电贺毛泽东主席 庆祝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毛泽东电复福斯特、但尼斯致谢》，《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与此同时，福斯特还强调新中国应当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与之建交，但是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甚至依靠在联合国的机械多数，直接阻挠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据此，福斯特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完全是美国制造出来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政府很明显地代表了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因此，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它有权参加联合国乃是不容争辩的事。”“美国就这样非法地制造了联合国内中国代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亲美集团停止它的专断的卑鄙的反对，并且允许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联合国中取得他们应有的地位。”*《美共主席福斯特著文论〈朝鲜和平的基础〉》，《人民日报》1951年1月26日。1953年8月18日，福斯特在美共的党报《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再次指出:“把人民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而不顾全世界日益要求它在联合国中取得席位”，“则世界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将不能取得解决。”*《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福斯特发表文章 号召和平力量击败杜勒斯挑拨战争的阴谋》，《人民日报》1953年8月23日。之后，福斯特又多次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承认新中国有资格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如福斯特在纽约《工人日报》与《工人周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主张承认社会主义新中国。详见《人民日报》1954年7月18日、1955年2月13日、1958年9月23日。。

第二，福斯特声援中共领导的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正处在麦卡锡主义的专制时期，福斯特等美国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积极声援了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强烈反对杜鲁门政府的侵略政策。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对此，福斯特于1950年7月13日在《工人日报》发表《杜鲁门在亚洲的战争》一文，强烈谴责杜鲁门政府的侵略亚洲政策，声援中国和朝鲜。福斯特在文中指出，杜鲁门政府在蒋介石失败后仍不断地利用美国报纸散布谰言，说不久将遵循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拟就对亚洲的“新政策”。福斯特最后号召美国人民在“不许干涉朝鲜”的口号下坚决地反对侵略战争。他呼吁：“必须不送一个人、一架飞机、一艘军舰、一元钱到亚洲去。”他号召：“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应该要求立即停止对朝鲜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动侵略。有组织的工人首先有最基本的利益与责任，用它巨大的力量打断华尔街帝国主义者伸向朝鲜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掌。”*Daily Worker,July 13,1950.See also William Z.Foster,“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2.p.473.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并将战火扩大至中朝边界。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1951年1月16日，福斯特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朝鲜和平的基础》的文章。福斯特在文章中指出：“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也是美国专断地、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为正是美国最先派遣外国军队到朝鲜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战。美军对朝鲜的这种残暴侵略，乃是对和平、对朝鲜和中国的主权完整的又一凶暴进攻。所以，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课题下，责任应该由首先制造这个问题的美国来负担。”因此，福斯特强调美共以及美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必须约制并击败现在控制着我们政府的华尔街的战争贩子们；我们必须制止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疯狂的战争歇斯底里；我们必须坚持，杜鲁门之流与麦克阿瑟的帝国主义的手，不准干涉中国、朝鲜以及远东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在目前世界危机中，只有各国人民的有力行动，才能阻止另一次可怕的世界战火”。*Daily Worker,Jan.16,1951.十天之后，福斯特再次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侵略者是华尔街，不是中国》，强烈谴责美国颠倒黑白、对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诬蔑。他说：“中国人民——特别因为他们看到美国对他们进行的许多侵略——除了采取步骤保卫他们的受到威胁的国家利益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正是在这种有道理的情况下，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疆界和朝鲜军队共当患难。”*Daily Worker,Jan.26,1951.在福斯特的领导下，美共不顾美国政府的镇压与迫害，采取了直率的立场来反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径，并多次警告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第三，福斯特多次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951年1月16日，福斯特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把台湾交还中国”。他说：“许多世纪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美国之占领台湾，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此，台湾‘问题’完全是美国一手制造的。”*Daily Worker,Jan.16,1951.据此，福斯特多次号召美国人民要求美军撤离台湾，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如福斯特于1955年1月26日在《工人日报》上发表《台湾战争的威胁》一文，指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将证明他们是完全有能力保卫他们的祖国的。”然而，“美国政府承袭着旧帝国主义的传统，霸占了肯定地是人民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台湾，并打算甚至不惜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死抱住这个岛屿”。*Daily Worker,Jan.26,1955.针对美国总统在国会咨文里辩称是在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保卫”台湾，福斯特谴责道：“美国政府霸占这个中国岛屿所持的狂妄态度到了极端的程度。”*Daily Worker,Jan.26,1955.再比如，同年2月7日，福斯特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反驳美国将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敌视作是美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侮辱的言论。他说：“这是荒谬的。甚至稍微考虑一下中国情况的现实，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是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粗暴侵略行动。”*Daily Worker,February 7,1955.在福斯特看来，中国内战是美国无权过问的事。倘若忽略掉这一点，中国人民将生活在战争威胁的阴影中，并且战争的爆发对美国人民来说也将可能成为一场灾难。鉴于此，福斯特领导的美共积极号召：“美国人民必须使自己的和平的呼声让大家听到。工人和其他的人们应该坚持所有的美国武装部队退出台湾和附近的海面。中国内战是美国无权过问的事。”*Daily Worker,March.9,1955.

第四，福斯特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度赞扬中国所取得的成就。1956年2月25日，是福斯特的75岁寿辰，而这时的中国，也即将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几天后，福斯特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中央对其寿辰的祝贺，同时对中国过去几年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他说：“中国在过去短短几年中已经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强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在为争取和平、繁荣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一支最有决定性的力量；世界上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个工人阶级战士都因人民中国这些奇观般的进展感到愉快、感到激动。”*《福斯特电毛泽东感谢中共中央的祝贺》，《人民日报》1956年4月10日。

1957年下半年，福斯特身患严重的瘫痪性中风，同时受到了两宗治安罪的起诉。即便如此，福斯特还是心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8年12月19日，福斯特在身患瘫痪性中风、右手不能动的情况下，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近万字的信，高度赞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当时的中国，正在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福斯特对于中国的成就，十分欢欣鼓舞，他在信中写道：“中国目前的大跃进，真是充满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成就和农业成就。”“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以中国常有的闪电般的速度在全国建立起来的新的人民公社。这无疑地将使中国革命发展的极快速度进一步加快。人民公社的奇迹又同中国人民在炼钢、化学工业、农业等方面了不起的群众运动相媲美。”“中国人民被本国剥削者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和摧残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正在以多么高度的热情建设着社会主义啊！”*《福斯特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人民日报》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1959年1月17日给福斯特写了回信。在信中，毛泽东对福斯特及其领导的美共予以了高度评价，并热诚欢迎福斯特到中国来医疗和休养。*参见《福斯特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人民日报》1959年2月2日。虽然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正确的，但在当时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福斯特以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对中共与中国人民真挚情感的流露。

三、福斯特理论的影响及中国因素

作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作为正统的共产主义战士，福斯特的大部分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同时，由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共的立场、理论观点对福斯特等美国共产党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福斯特的革命事迹与文章、著作不断地被译介到中国。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福斯特的名字最早于1933年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1933年，《东方杂志》刊发了中国学者张金鉴的《美国今日之第三党》一文。作者在文中简单提及了福斯特作为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情况。*参见张金鉴：《美国今日之第三党》，《东方杂志》1933年第16期。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首次接触到福斯特却是在此10年以前。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在美国读大学期间曾参加了一个名叫“自由俱乐部”的学生组织，该组织时常邀请名人学者前来学校作演讲，其中就有美共领袖福斯特*参见赵定东、郑蓉主编：《民国时期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对福斯特的介绍与报道开始逐渐增多。例如，1948年《青年知识周刊》专门以《福斯特》为题向国人介绍了福斯特的生平事迹*参见《福斯特》，《青年知识周刊》1948年第37期。。1950年《西南青年》以《美国人民的舵手——美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福斯特》为题，对福斯特的生平大事作了简单的介绍，并高度肯定了福斯特的历史功绩*参见《美国人民的舵手——美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福斯特》，《西南青年》1950年第10、11期。。 1961年《世界知识》杂志刊登了中共党员，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文章，不仅介绍了福斯特的生平大事，并且对其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参见爱泼斯坦：《美国工人阶级光荣的战士和领袖——祝威廉·泽·福斯特同志八十岁寿辰》，《世界知识》1961年Z1期。。1961年《中国青年报》也以较大篇幅向国人详细介绍了福斯特*参见《福斯特的故事》，《中国青年报》1961年第10期。。此外，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1年福斯特逝世的这十多年间，仅《人民日报》对福斯特的相关报道就多达70余条。

与此同时，福斯特的大部分著作及文章被翻译成了中文。据笔者统计，福斯特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多达15本，从1947年到1962年，几乎每年都会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售。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翻译工作者也将福斯特的部分文章翻译成了中文。另据笔者统计，福斯特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的多达37篇。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加大了对福斯特相关著述的介绍力度。例如，1951年中国学者梁纯夫与黄刍分别介绍了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参见梁纯夫：《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纲〉》，《新建设(1949)》1951年第2期；黄刍：《介绍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世界知识》1951年第22期。。1955年元芳介绍了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参见元芳：《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1955年第12期。等。此外，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多次对福斯特的著作进行了详细报道。例如，1961年2月26日，在福斯特80岁寿辰刚过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集中介绍了福斯特的主要著作。被介绍的著作依次有《福斯特自传》《工人生活片段》《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美洲政治史纲》《美国共产党史》《美国历史中的黑人》。*参见《福斯特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人民日报》1961年2月26日。

第二，福斯特的著述在中国的影响。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福斯特始终坚守着自己心中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对社会主义革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可以说，福斯特是那一代殷切期盼社会主义即将胜利、资本主义快速覆灭的共产党人的典型代表。纵览福斯特的主要著作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他早期的著作，诸如《在斯波坎为争取永久言论自由的斗争》(1910年)、《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1911年)、《美国劳工运动的破产》(1922年)、《激进性的策略》(1922年)等，无不是在介绍工人罢工运动和宣扬阶级斗争。自30年代开始，福斯特的大部分著作，着重于介绍群众斗争的历史、批判资本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是20世纪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著作。因此，福斯特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福斯特在著作中所表现出的乐观主义心态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于新中国的民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迎合了两大阵营之间冷战宣传和斗争的需要。如1950年7月12日，《人民日报》以较大篇幅对福斯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书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评论，并且指出：“我们中国的读者，为了认识当前的世界形势，特别为了了解美国，从福斯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的名著中，一定可以学习到不少的东西。”*《福斯特的〈资本主义的末日〉》，《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1959年3月5日，一名热心读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威廉·福斯特，提起这个光辉的名字来，我们中国人民是熟识的，是十二分敬仰的。他所写的关于美国和美洲工人运动的出色的马列主义巨著，剖析美国帝国主义的许多精辟的论文，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和给他们不小的启发。”*《破晓之前——从福斯特同志的信说起》，《人民日报》1959年3月5日。

但仔细研读福斯特的著作，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历史局限性。30年代初，福斯特就高呼在美国“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工农政权”；40年代末，他又高谈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他高度颂扬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整体而言，福斯特没有处理好具体事实与历史趋势之间的关系，即他宣扬美国必将走向社会主义，但又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斗争策略；他强调马列主义与美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但又为了捍卫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而罔顾美国的客观实际。越是到晚年的时候，福斯特越是对美国的具体实际和现实中亟待回答的问题缺少深入的分析，只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马列主义普适性和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上。在当时越“左”越革命的国际共运大背景下，福斯特著述中的结论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激进与“左”倾，甚至表现出了严重的偏执情绪，即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和颂扬社会主义。这对中国理论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福斯特在其早期革命活动中，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是一个革命者在探索中的错误。”*张高：《论早期福斯特》，《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

第三，中共的立场与理论观点对福斯特等美国共产党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与影响。美共的党刊开始频繁发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甚至还刊登了介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数篇专论。比如，1945年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该文不仅在历史紧要关头为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而且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在美共内部引起了良好的反响。1946年，福斯特专门为《论联合政府》作了英文版序言，积极赞扬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种种分析，认为毛泽东的主张不仅事关中国的和平，而且事关美国的和平。*详见〔美〕威廉·福斯特：《〈论联合政府〉英文版序》，《新文化》1946年第2卷，第1期。1955年，福斯特在其《三个国际的历史》一书中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和“毛泽东的地位”等章节，多次引用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著述和文章。如他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朱德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陈伯达的《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等著述，甚至还引用了《新华月报》的相关结论。*William Z.Foster,“History of The Three Internationa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5.pp.630-643.与此同时，中共的立场与理论观点为福斯特等美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之际，中共方面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迅速被美共的党刊所译载。这两篇文章对福斯特等美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福斯特曾这样说道：“我们必须承认丰富广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者的科学。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光辉文件已经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了这些基本事实。”*《美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4页。此外，中共的立场与理论观点为福斯特反对“盖茨派”提供了支持。20世纪50年代，美共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中共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并未对此进行公开的评论，但是中国理论界于1959年出版过一本苏联学者撰写的名为《美国共产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书，该书的观点与结论倾向于福斯特的立场，为福斯特反对盖茨等“修正主义”派别的斗争提供了间接性的支持。

四、结 语

福斯特作为美共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与中共的关系，不仅是美共与中共两党关系史的缩影，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的历史缩影。

共产国际成立后，苏共一直控制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领导，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苏共的帮助和指导，美共与中共也不例外。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美共与中共关系亲密、相互支持。在革命时期，福斯特领导的美共积极支持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尽管在世界范围内不再存在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苏共实际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是处于“中心”的位置。在苏共的“桥梁”和“大家长”的作用下，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密切、互为依傍。因此，福斯特领导的美共不仅在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声援了中共，而且也积极支持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福斯特的著作和文章更是被中国的官方和理论界所熟识。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美两个共产党的关系也由热变冷。在60年代初期，福斯特的一些著作与文章仍被翻译成中文。但之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启，美共站在了苏共的那一边，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两党的关系逐渐变坏，两党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急剧减少。中国官方与理论界在接下来的20余年时间里也不再提及福斯特及其著述。整个六七十年代，中美两个共产党彼此将对方视作“修正主义”，攻击对方的领袖，否定对方的历史与功绩，甚至否定两党相互帮助和相互友好的党际关系史，这不仅加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且极大损害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形象。直到80年代末，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恢复，中美两党关系才得到较大改善。

对于这段历史，中美两国共产党都应当铭记与尊重，不能抹杀和歪曲，并且应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双方友好关系，加强交流与增进互信，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朱昌裕)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ster and the CPC

Li Dongming

Forster is an outstanding leader of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a famous activist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Chinese revolution period, Forster actively supported the people’s revol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orster supported the new socialist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upported the Korean War, stressed that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and communicated with Mao Zedong in letters for many times. As a close friend of Chinese people, Forster’s writings and though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the position and theory of the CPC also affected the Forster.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体系构建研究”(15JD710038)的阶段性成果。

D27；D33/27

A

1003-3815(2016)-04-009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