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 梅 舫

“以浅持博”：陈澧“小学”理念之演进及旨趣*

於 梅 舫

摘要：陈澧之学渊源于以江浙学术为本的学海堂，循“训诂明而义理明”的路径，特重“小学”一道。其《说文声表》、《切韵考》及《外篇》，对“小学”一道大有推进，他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学术声誉。有意思的是，陈澧在深入“乾嘉考据”之小学后，便开始对这一“皓首穷经”式的治学理念能否承受“治经门径”的初意产生怀疑，且以为此是晚清学术衰弊的一大要因。因此，便开始对六书小学作深入浅出的诠释，以期恢复小学“古”意——亦即幼学之意，进而将此“真小学”突破六书之学，发挥至群书入门的门径，真正变成“以浅持博”的门径书。这一过程，既反映其小学理念的变化，也承载其改变乾嘉大儒在治学实践中形成的治经门径的抱负，蕴含陈澧与学海堂所本的江浙学术立异、争胜的运思，体现确立新的学海堂治经门径的意趣，也凸显其构筑沟通汉宋之学的基调。

关键词：陈澧； 小学； 音训； 以浅持博； 汉宋兼采

陈寅恪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综论有清一代学术，称史学“远不逮宋人”，经学虽号称极盛，也“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故“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9—270页。。概而论之，清代学术真正能超迈前代，独具特色而自成一格者，倒是“附庸蔚为大国”的“小学”。之所以有清小学能自居格调、极乎大成，其要因在于能将声音、文字、训诂融贯一体，而犹以声韵贯穿训诂为根基。其中，陈澧声韵训诂之学，集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以来之大成，据切语确定声类、韵类，汇通古韵、今韵，复厘清等韵之纠纷，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可称一时名家。有意思的是，陈澧虽深于“乾嘉考据”之小学，且将此推进一大步，他本人却明显具有对“乾嘉考据”之“皓首穷经”式小学的自觉反思，甚至认为这是晚清学风衰弊的要因，有意“专明小学一段工夫”，且加以实践。近人对于陈澧多有研究，从文献整理到史事考订，皆进展明显，然从考辨学术的角度，重心多落于陈氏汉宋兼采之学，鲜有专门论及其声韵小学者，对于后一层次的“小学”，更是语焉不详*目前的陈澧文献整理与史事考订，以黄国声主编的《陈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及黄国声、李福标著《陈澧先生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进展最为明显。於：有关于僮与初学童子，首为原文如此，可教学僮，但不太抬僮子。。事实上，此事不仅关乎陈澧“小学”理念本身的嬗变，亦与其早期学术转向关系密切，同时牵涉其结撰汉宋兼采之学的学术路径。考察陈氏“小学”观念嬗变的渊源、本事，不仅可以理解陈澧“小学”的丰富层次，同时可兼及其学术理路的逐渐演进，进而把握陈澧精心结撰汉宋兼采之学的起点与底蕴。

一、学海堂与小学入门

梳理陈澧“小学”观嬗变的脉络，首先需确定陈氏“小学”观念的发端。陈澧治学多变，早年治学由务科考，喜诗文，转为攻经史之学。内中核心，是预流学海堂经解之学，循音韵训诂这一治经门径。陈氏“小学”观植根于此。

陈澧幼年即为其父称道“此子能读书”*陈澧：《默记》，《东塾遗稿》第47合订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无页码，下同。，然因循于当地学风及家庭背景，其早年读书及论学兴趣多偏于科考时文及诗赋一类。陈氏先世本居于江浙一带，自陈澧祖父因家贫依人，始迁入广东。岭南学风，自明叶兴起陈献章、湛若水诸大师，可与王守仁抗衡并名，之后遂湮灭不彰。明清之交，虽多有明季遗民遁迹于此，而多“以诗文显，而学者无闻也”。康熙末，虽经学政惠半农提倡，涌现“惠门四子”，而“仍皆文士，于学无足述者”*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1期，第35页。。陈澧生当之时，岭南仍诗文之风远胜于治学之气。陈澧之祖、父，虽“好读书”，“喜读《资治通鉴》”，却绝非所谓“读书人”、“学术名家”。陈氏祖、父赖以谋生的，主要还是幕业，或是担任低级官僚*黄国声、李福标：《陈澧先生年谱》，第1—3，16页。。陈澧生长于斯，故幼年所受教育，基本与家庭出身及生长环境相匹配。其父延请的塾师，如徐达夫、尉继莲、郑光宗、王和钧、胡征麟，皆非经师，更多为时文师。讲授的内容，虽有关经史、古诗文，亦多出于科考时文、试帖诗之准备*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之76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4—9页。。

受此影响，陈澧早年酷好作诗。陈澧曾与人说：“澧十五六岁时，笃好为诗，立志欲为诗人。稍长，知有经史之学，虽好之，不如好诗也。”*陈澧：《与陈懿叔书》，《东塾集》卷4，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68页。黄国声主编《陈澧集》，收录《陈东塾先生遗诗》，据编者按语，《素馨斜》一诗“今存抄件于中山大学图书馆”，“诗前有东塾亲笔题云：‘此余少时诗社之作，此首诗社取第一’”。经编者辨证，此诗当作于乙酉年，陈氏时年十六岁，与其自述相符*陈澧自记此诗作于己酉，时年四十，与少作之语不符。已经黄国声考辨，当是将“乙酉”误题为“己酉”。详见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550页。。而此类吟诗作赋的诗社，大体应是切磋科考中的试帖诗。如倪鸿专门记述试帖的诗话之作——《试律新话》便记载了陈澧与同人结诗社之举。其言：“陈兰甫先生幼时偶与同人结诗社，题为《流莺比邻》，邻字颇难贴切自然。先生诗中有一联云：‘低闻当户织，高被隔墙偷。’关合邻字，极有作意，而炼句押韵，亦复警峭，同人为之搁笔，不减崔颢题诗也。”*黄国声、李福标：《陈澧先生年谱》，第1—3，16页。可见陈澧颇善于此道。

真正促使陈澧由喜好诗文一变为用心经史之学，当是受学海堂及江浙学术的影响。

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三岁的陈澧获得与学海堂名家接触的机会。此年，浙江嘉善学人陈鸿墀掌教越华书院，时与学海堂学长曾钊、吴兰修等宴游、雅集，论辩书史，高谈乾隆、嘉庆时江浙名贤硕儒的言行掌故*参见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14页。。陈澧受业陈鸿墀，亦得与焉。陈澧初次与学海堂学长有了直接的联系，也渐从言传身教中体会到学海堂学术的三味。

曾钊、吴兰修皆为当时广东学界名宿，代表一时粤学高度。曾钊治经名家，盛名遍于广东，甚至远被京师。江苏名儒刘逢禄得见曾钊论著，极口称：“笃学若勉士，吾道东矣。”*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80页。颇为钱大昕、王鸣盛推重的任兆麟，阅曾钊所校《字林》，极见功力，遂告知阮元。阮元阅后，极具同感。曾钊后遂受业于阮元，“由是学识愈进”*陈在谦评辑：《国朝岭南文钞》卷17，清道光十二年，七十二峰堂刻本。。缪荃孙记曾钊生平，说：“笃学好古……研求经义，文字则考之《说文》《玉篇》，训诂则稽之《方言》《尔雅》。虽奥晦难通，而因文得义，因义得音，类能以经解经，确有依据。”阮元故而惊艳其学，延请课子，开学海堂，请其为学长*缪荃孙：《曾钊传》，闵尔昌录：《碑传集补》卷41，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507—512页。。陈璞因而称曾钊：“湛深经术，博稽古籍，吾粤治汉学者为最先。”*陈璞：《面城楼集钞序》，《尺岗草堂遗文》卷1，清光绪十五年，《尺岗草堂遗集》刻本。岭南后起学人侯康，在评价友人孟鸿光的学问时，称若使其“不废学，谁能及之？曾勉士不如也”*陈澧：《书孟蒲生》，《东塾集》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204页。。可反观当时学人认同曾钊学问，视其为粤学高度。吴兰修同样深得阮元赏识，善作词，然而自题其门为“经学博士”，“自云唤作词人，死不瞑目”。吴兰修经史之学颇能入流，其在学海堂八学长中名列首位，并非虚荣*伍崇曜跋吴兰修著《南汉纪》语，录自容肇祖：《学海堂考》，《岭南学报》第3卷第4期，第26页。。曾、吴皆受阮元影响，以江浙学术为正宗。

当然，最直接的要因，当是道光十四年(1834)，二十四岁的陈澧被选为学海堂专课生，得以直接浸润于学海堂及其所本之江浙学术中。

学海堂由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所创，仿浙江杭州诂经精舍，只课经解诗赋，不课时文，欲引入江浙学术，旨在张大阮氏经解之学*详见於梅舫：《科考与经解——诂经精舍、学海堂的设置与运思》，《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阮元虽左迁云贵总督，却在离粤前定下数目众多、条理清楚的院规，涉及书院发展诸多方面。其旨趣分明，施行严格，使得学海堂的整体规制得以延续。通过将教化约束为制度的方法，保证创办原意可以保留持续，不致因人事变动而发生根本变化*林伯桐初编，陈澧续编，周康燮补编：《学海堂志》，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伍)，第615页。。

阮元主要通过编辑接近其治学理念的应课文，且配以自己或学长的程作，集成《学海堂集》，作为具体示范。阮元称：“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阮元：《学海堂集序》，《揅经室续四集》卷4，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77页。其重心显然还在经史之学，尤其在经解之学，不仅在院规中规定“此课之设，首劝经史而诗赋备具”，而且在《学海堂集》的编排顺序、内容安排上，也明确以经解之学为主，卷首便是阮元解经的程作《易之彖解》，而《学海堂文集》中经解之学整体以此为规矩。卷1除《易之彖解》外，另题为《尚书之训解》、《诗之雅解》、《春秋之传解》、《仪礼之记之传解》，大致都以字解经，颇合阮元倡导的治经规矩。卷2分别为《问仪礼释宫何人为精确》、《问虞夏书商颂易卦辞何以不言性亦皆无性字》、《问性始于何书、周人汉人言性其义与孔孟合否》、《释广》，本身便是阮元极其关注，意在与宋儒较高下的“性命”论。卷3、4，为曾钊《诗毛郑异同辨》。虽然诸人高下有别，入门深浅不同，总体可见阮元引导诸生趋向经解之学的努力。《学海堂集》所示范的治经门径，大致就是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所概括的那样：“公识字之法，以经为验，解经之法，以字为程。是公训故之学。”*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226页。以训诂解经，秉承戴震一系“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路径，对理学重要概念作考镜源流的梳理。

上以导之，下以受之。学海堂诸生受阮元及江浙学术影响，出现明显的以江浙学术、诂经精舍为圭臬的自觉，不仅主观上能与诂经精舍并列而觉荣耀，亦有在此基础上超越之意。《学海堂集》中文字极能体现此意。如，有人说：“诸生诚能奋其稽古之志，笃其修身之力，取汉唐经疏诸史，精研博考之而无浮慕乎外，如《汉书》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者，岂非今日之学海，足以比美于西湖哉。”*樊封：《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学海堂集》卷16,清道光五年，启秀山房刻本。也有人说：“即谓此堂与西湖诂经精舍相并，亦无不可。”*崔弼：《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学海堂集》卷16。更有人说：“以视西湖之诂经精舍，不更壮远乎？”*谢念功：《新建粤秀山学海堂序》，《学海堂集》卷16。虽亦存堂舍壮美之比较，实亦寓学术争高下之意。

陈澧入学海堂后，大体沐浴于类似氛围中。本已见诗文转为经史之意，自此更是根据学海堂示范的经解之学摹拟学习，自觉地深入学海堂经解之学中去。第二年，陈澧赴京会试，留京时与友人书信内道及：

足下弃苏季揣摩之术，笃江都下帷之志，究洞许书，熟精萧选，甚善，甚善。近所述造，知益斐然。昔相如、子云，赋颂之首，而《凡将》训纂，甄极小学。刘彦和云：文字乃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鸿笔之徒，莫不洞晓。岂不然乎？*陈澧：《答杨黼香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2页。

此书中所言，与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所述基本观点相近，可见渊源。阮元称：“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揅经室二集》卷7，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548页。更为明显的是，陈澧在书信内更对友朋夹辅、共同研治经解之学的乐境非常怀念，称：“每念曩昔斗酒相乐，命俦啸侣，辨析经传，竞说字解，高谈未终，谑浪间作。”*陈澧：《答杨黼香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2—443页。“竞说字解”，可证陈澧深受阮元所引导之“经非诂不明”治学主张的影响。此是陈澧入学海堂后，极为明确的表达。

这一层意思，从陈澧所撰入选《学海堂二集》的文字可得实证。又一年，时在道光十六年(1836)，吴兰修编刊《学海堂集》第二集，陈澧所撰有三篇共四首治经解小学的季课文入选，分别为《騋牝三千解》一首，《春秋刘光伯规杜辨》二首，《书江艮庭征君六书说后》一首*分别见《学海堂二集》卷3、7、9。并可参看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21页。。其一解经，其一辨家法，其一论小学，显示陈澧此时治学，大致依循阮元引导经解之学门径进行，且娴熟沉稳，获评定者好评。陈澧不仅擅长此道，亦乐在其中。此为陈氏浸润以江浙学术为圭臬的小学之起始。

二、声韵贯穿训诂

入门之后，陈澧很快便完成了两部重要的小学论著，其一为《说文声表》，另一为《切韵考》*此二书撰述之时间，可参见黄国声、李福标：《陈澧先生年谱》，第46—58页。《说文声表》之名，撰写过程中屡有更易，据陈澧《自记》及《与杨黼香书》等，其先欲撰《篆说》，后改作《说文声类谱》，又改名《说文声统》，准备付梓之际名《说文声表》。参见黄国声《说文声表》整理说明，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肆)，第3页。，尤以后者知名于世。此两部著作，皆始作于道光十八年(1838)陈澧二十九岁时，二年后《说文声表》成稿，再二年后《切韵考》成稿，而修订补充则陆续进行，“十年来所学在此”*陈澧：《与硕卿侄书》：“三场策题问小学、音韵及《禹贡》水道，我十年来所学在此。”《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9页。。两书皆循学海堂所导之江浙门径，又于此道承前启后，大有创获，在清代“小学”演进过程中居于重要位置。

咸丰三年(1853)，四十四岁的陈澧欲将久已成稿的《说文声表》刻板行世，并撰序交代旨趣。序称：

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人之言语，以声达意。声者，肖乎意而出者也。文字既作，意与声皆附丽焉。象形、指事、会意之字，由意而作者也。形声之字，由声而作者也，声肖乎意，故形声之字，其意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离其宗焉。澧少时读《说文》，窃见此意，以为《说文》九千余字，形声为多，许君既据形分部，创前古所未有。若更以声分部，因声明意，可以羽翼许书……其后读戴东原书，知其尝劝段氏为此书，谓以声统字，千古奇作。窃自幸所见，不谬于前人……尝欲为笺附于许君解说之下，以畅谐声同意之旨，其后更涉他学，不暇为此，姑俟异日。古人有自悔其少作者，澧编此书，年未三十，然本昔人之意，非自出臆见，虽未必为奇作，世之治小学者，或有取焉，不必悔也。*陈澧：《说文声表序》，《东塾集》卷3，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24—125页。

这一段语言，大体交代了陈澧撰写《说文声表》的根据、方法及凭借。其中最为重要的特质，便是发挥以声韵贯穿训诂的取向，也即“谐声同意”之理念。这一理念，建立在一个基本推想之上：“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未有文字，以声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陈澧：《小学》，《东塾读书记》卷11，朱维铮、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8页。后之刘师培，称陈澧此意“其蕴至精”，并对此有一自然的推论，谓：“盖人声，精者为言，既为斯意，即象斯意制斯音。”而“古人名物，以一意一象为纲。若意象相符，则寄以同一之音。虽审音造字，形不必同，然字形虽殊，声类同者义必近”。刘氏未见《说文声表》，故叹：“后儒有作，若于古韵各部建一字，以为众声之纲，以音近之字为纬，立为一表，即音审义，凡字音彼此互同者，其义亦可递推矣。”*刘师培：《原字音篇》、《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左庵集》卷4，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9)，第3829—3832页。这显然即是陈澧所阐释“以声统字”之意及其实践*此说与右文说义近而有不同。黄侃有辨之：“声音、训诂相通，古人未尝不知。王子韶右文说，本于王荆公《字说》。如言波是水皮，恐仓颉造字时已如此解。东坡以‘滑岂水骨乎’拒之，此则有相当之理由。凡緐变之物，不可以一理解，此因执形以求，故有是误。荆公但知文字、训诂之合而为一而遗其声，若以声音通假之说补之，则疑难不烦而解矣。以声音贯串训诂，而不拘于形体，可以补二王之说。然此至清儒始得明之。黄承吉为曲直通知说，少病粗略。若王念孙则不谓之哲人不可也。”然凡同音便可同意，仍需区别而论。黄侃讲、黄焯记：《文字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7页。亦可参见：《文始序例》，第179—180页。。已与以“形”分部，以形为主的小学理念大为不同。这便是后世黄侃所概括：“小学分形、音、义三部……三者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凡声之起，非以表情感，即以写物音，由是而义傅焉。声、义具而造形以表之，然后文字萌生……因此以谈，小学徒识字形，不足以究言语文字之根本，明已。”*黄侃：《声韵略说》，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陈澧对于这一“发现”不无自负，称“少时读《说文》，窃见此意”，“可以羽翼许书”。当然，陈澧稍知读书之后，便知此意绝非孤往独发，而是清人治小学的先行凭借与基本理念(亦有可能是深入其中，潜移默化而不知或不说)。“不谬于前人”，说明陈澧治小学之取径，实是相因前人而续成。

陈澧在序中，早已指出戴震尝劝段玉裁“为此书”，“以声统字”。这也是陈澧一度将此书命名为《说文声统》的要因*可参看陈澧：《小学》，《东塾读书记》卷11，朱维铮、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第227页。。戴震此说背后之学理，反映近代小学发达的渊源。

深于小学，集清人小学成就的民国大家黄侃尝述小学治法之迁变，认为：“唐、宋以降，治小学者率散漫而无统系。有清一代，治学之法大进，其于小学，俱能分析条理而极乎大成。”*黄侃讲，黄焯记：《文字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40,40—42,42—43页。其要因之一，在于治法门径的不同，犹以声韵贯穿训诂为关键。具体则谓：

唐、宋以来，治小学者率以己意推求。古人言语文字既随方俗时代而变易，则以今之心度古之迹，其不合也必矣。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以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已不明古音之异于今音矣。宋吴棫首主叶音，《韵补》一书，就《唐韵》二百六部注以某字古通某转某，则强以今之范围以绳古人，皆不知音声之学者。虽然，音学之发生探讨，则始于陆吴诸家。由古韵之发生，以至今日之合形声义以求真确之文字语言系统条例，则自明陈第始。陈氏作《毛诗古音考》，首驳叶音之说，而吴氏遂不攻而自破矣。此则言小学之开山一人也。继陈氏而起者则为顾炎武。顾氏承陈氏之后，已知古有本音，乃就古人文章韵脚以求古人韵部，虽其所言不免纰陋，而其法则有统系矣。次则为毛奇龄。毛氏主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又音之分言声韵，亦自毛氏始，其考古之功亦甚伟。次为江永。江氏《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以研究古韵所得，而以之研究古声，而字母等韵遂为入门必经之路，其所成虽未臻闳美，而其法实有条贯。次为戴震。戴氏之于小学，可谓能集其成。其《转语序》一书，实可攀古括今，后戴氏之学人无能出其范围者……惟陈、顾、毛、江诸家虽于古声音之学究之綦详，而于义之一途则多不之及。至东原戴氏，小学一事遂确立楷模。段氏王氏为戴氏弟子，段氏则以声音之道施之文字，而知假借、引申与本字之分别。王氏则以声音贯穿训诂，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一物。*黄侃讲，黄焯记：《文字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40,40—42,42—43页。

清代小学的发展，诚如黄侃所揭示，根基在于声韵之学的重大进展，进而以声韵贯穿训诂，达到声、形、义之贯通，“由音而义，由义而形，始则分而析之，终则综而合之，于是小学发明已无余蕴，而其途径已广乎其为康庄矣”*黄侃讲，黄焯记：《文字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40,40—42,42—43页。。

试看戴震《转语二十章序》，谓：“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戴震：《转语二十章序》，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何尝不是交代“以声统字”的原则，揭示贯穿的办法。段玉裁承此意，《说文解字注》称：“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4页。此即揭示义、声、形发生的先后顺序，由此发生的顺序，一定程度决定小学家的理路中“说文解字”的顺序，其中声韵实为枢纽，蕴涵声韵贯穿训诂之理。此意即段氏为《广雅疏证》作序所称“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的旨趣*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且看章太炎《国故论衡》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超胜之要因，便在于“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段氏独以为桀”*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页。。可见，“以声统字”仍为一大原则。王念孙以为“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故《广雅疏证》的主旨，以音通义，“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序》，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声韵的地位，更见关键。王引之述父意，《经义述闻》称“古字通用，存乎声音”。进而批评“今之学者，不求诸声，而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页。。显示声韵于小学一道之枢纽地位。

乾嘉江浙学人的这一小学治法理念，反映近代小学的进步与发达，同时也是当时学人治小学的基本规矩与学理原则。引江浙学术入粤的学海堂，当然承袭此风。学海堂的创办者阮元，便是这一理念的秉持者与推广者。

阮元尝自定文集，名为《揅经室集》，其中最为用心之作即如其集名，为说经之文。自谓：“幼学以经为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阮元：《揅经室集自序》，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1页。而说经之文，以推明古训为本，推明古训，则采音训兼合之意。这一理念，尤以最具显要地位的卷1体现得淋漓尽致。

卷1首篇《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综论古人创造文字之本义，显以声韵为枢纽，主以意象、语言合一。其言谓：

庖牺氏未有文字，始画八卦，然非画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传乎画之继……至黄帝时始有文字，后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读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书，而庖牺八卦命名之意传乎其中矣。故六书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无以生六书，非六书无以传庖牺之意与言。故《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此也。书乃六书之书，《传》曰“易之为书也”，亦谓籀篆之著简策，非如今纸印之书也。《易传》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此即许叔重所谓“庖牺氏作《易》八卦，以垂宪象，神农结绳，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以乂以察也。”书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后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后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后有夬书，先有夬书而后有夬辞也。*阮元：《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1—2页。

此即刘师培所概括：“古人析字，既立意象以为标，复观察事物之意象，凡某事、某物之意象相类者，即寄以同一之音，以表其意象。”也就是说，“惟有字义，乃有字音；惟有字音，乃有字形”。从此意出发，许慎《说文解字》，“以左旁字形立部首，乃后儒析字之例，非古人造字之本义也”*刘师培：《小学发微补》，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239—1243页。。隐见阮元突破前人之抱负。陈澧《说文声表》“以声统字”，别于字形部首而言声部，以解字义，以统字形，与此意极为相通。

阮元训诂文义之作，多具此眼光。《揅经室集》说经之文《释易彖音》与《释易彖意》，即是对此理念的实践。此二文由厘正古音而阐古字本义，音、训连贯配合，一体而成，最具典型。《释易彖音》首先纠正“彖”字今读之误，以复古音：“《周易》‘彖’之为音，今俗皆读‘团’之去声，与古音有异。古音当读若‘弛’，音近于‘才’，亦与‘蠡’字音近。故《系辞传》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训相兼。是‘彖’音必与‘才’音同部……若读今音‘通贯切’……与‘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训之哉？”*阮元：《释易彖音》，《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4—5页。可见具备极强的音训(或声韵贯穿训诂)之眼光，由声类以推本字，进而求其本义。《释易彖意》道：“‘彖’之为音，既据《系辞》、《大雅》定之矣，然则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训究如何？曰：此但当以‘彖’字为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即在其中，即如‘蠡’字，加‘’与不加‘’无异也。《方言》曰：‘蠡’，分也。‘蠡’尚训为‘分’，则彖字本训为‘分’可知也。‘豕捝’即分也，此即孔子之所以训‘彖’为‘材’也。‘材’即‘财成天地之道’之‘财’，亦即‘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写‘化而裁之’之‘裁’，方谓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即‘裁’也，‘财’亦‘裁’也。否则‘货财’之‘财’，安可曰‘财成天地’邪？孔子所训之‘材’，言用此彖辞说卦象而分之也。且‘说’从‘兑’，‘兑’与‘彖’同意，‘兑’者最先之字，‘说’者后造之字，即谓‘彖’为‘说’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则‘爻者效也’之意于此更明矣。是故学者以‘彖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蠡者裁也’求之则明矣。若执迂守浅，古音古意终不明矣。”*阮元：《释易彖音》，《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4—5页。

阮元撰《释矢》，更是直揭此意。此文开章明义便谓：“义从音生也，字从音义造也。”并证曰：“试开口直发其声曰‘施’，重读之曰‘矢’。‘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义，古人造从‘’从‘也’之‘施’字，即从音义而生者也。”故凡与“施”、“矢”音相近者，诸如“尸”、“旗”、“夷”、“易”、“雉”、“止”、“水”、“屎”，皆含有“平陈”、“自此而施去之彼”之义*阮元：《释矢》，《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22—25，25页。。《释门》一文，则称：“凡事物有间可进，进而靡已者，其音皆读若‘门’，或转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义皆同，其字则展转相假，或假之于同部之叠韵，或假之于同纽之双声。”而“斖”、“没”、“懋”、“迈”、“勖”、“莫”、“卯”、“”，皆音近而义通*阮元：《释门》，《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31—33页。。阮元且强调：“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义，而义皆本乎音也。”*阮元：《释矢》，《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22—25，25页。“观乎此，更见古人声音文字之精义矣。”*阮元：《释门》，《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33页。另可参见刘师培：《小学发微补》，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3，第1238—1243页。

显然，阮元并非就一字解一义而已，乃是欲就此发凡起例，阐明古音古意相贯通之意。而这一治经首基、小学要例，也是阮元有意在学海堂确立、推广的规矩与原则。集合学长程作、诸生优秀习作的《学海堂集》，卷首赫然便是阮元说经论小学的示范性程作：集合《释易彖音》与《释易彖意》的《易之彖解》。

故欲明训诂，首通古音，欲知字义演变，亦需兼通古音、今音的迁转。所以，音韵之学的进展，便是训诂之学进展的前提。陈澧治小学之理念，与此不无关系。陈氏述《切韵考》撰写旨趣，谓：“治小学，必识字音；识字音，必习切语。”*陈澧：《序录》，《切韵考》卷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叁)，第1页。其中理念，显然渊源于江浙前人及阮元学海堂的示范。而其具体研究结果，则可为先因后创的案例，是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重要前进。

承此理念，识音，为通小学的根本，而明声韵、通切语，则为贯通音训的枢纽。陈澧小学的进展，便落实于此。

清人小学虽盛，然皆知识音之难。其中要因，在于声音不如文字凝固，流质易变，无所凭借，又加之时、空殊隔，故最难把握。对此，黄侃解释道：“字体之变改有形，故虽篆隶草书纷纭更易，而脉络条贯尚为易寻。惟字音变改，圆神无方；以时而言，则古今遞殊；以地而言，则楚、夏歧出。若使是非无定，人用己私，则音学竟难成立；所谓立朝夕于圆钧之上，终古不定也。”*黄侃：《声韵略说》，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78页。

考音分声、韵，考韵犹难于考声。《切韵考》及《外篇》对此多有发明。

若论集清人小学之大成者，当推黄侃。黄侃自述其声韵成就，颇不晦与陈澧之学的关系。故欲明陈澧音学成绩，颇可参考黄侃之说。黄侃主张小学合声、义、形而合一，而以声韵为根本，所谓：“《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八九，而义训不过二三。故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然则声训者，训诂之真源也。”*殷孟伦：《黄侃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0页。而其《音略》直言：“今声据字母三十六，不合《广韵》；今依陈澧说，附以己意，定为四十一。古声……定为十九，侃之说也。前无所因，然基于陈澧之所考，始得有此。”*黄侃：《音略》，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49页。称陈澧所定，“兼备古今，不可增减”*黄侃：《与人论治小学书》，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49页。。

当然，音分声、韵。其中“声理简单，韵理繁赜。声无变动，韵则有洪细、清浊、开合、轻重之分。故解韵难而考声易。就清一代而言，论声者十之六七，论韵者仅十之一二。盖因声易求而韵难明也”*黄侃讲，黄焯记：《声韵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146，144页。。考韵显然难于考声。陈澧《切韵考》及《外篇》于此道颇有贡献。黄氏对于考韵之难处，颇多体会，谓：“考韵者莫急于考韵部之由来。古韵家但据成迹以为分合，虽于理未明，而于事不缪。谈今韵者，徒执《广韵》附会之以等韵之学，纷纭膠葛，方凿圆枘，其于反切成立之历史，韵部分合之所以然，盖有未能明说者也。愚谓此二事不憭，其人韵学必不可信。”针对其本人，“往者妄谈音学，亦徒据前人古韵、等韵之学得其大略，中间汉魏六朝一截殊未尝用意。近则专以时代先后为次，始觉音学盘根错节，乃独在此一期”*黄侃讲，黄焯记：《声韵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146，144页。。刺激黄氏一变之人，即是陈澧。

陈澧《切韵考》指出：“音随时变，隋以前之音至唐季而渐混，字母等子以当时之音为断，不尽合于古法。其后切语之学渐荒，儒者昧其源流。” 甚至如辨声韵极精的钱大昕、戴震，对于“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未及详也”。陈澧之治法，在于“切语旧法，当求之陆氏《切韵》。《切韵》虽亡，而存于《广韵》。乃取《广韵》切语上字系联之为双声四十类；又取切语下字系联之，每韵或一类或二类或三类四类。是为陆氏旧法……于是分列声韵，编排为表，循其轨迹，顺其条理，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陈澧：《序录》，《切韵考》卷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叁)，第1页。。这一做法，实即“以时代先后为次”，见“音学盘根错节”处，对于《说文》以下唐以前，“汉魏六朝一截”，洞明其理。黄侃综而论之，谓：“顾、江、段、王虽能由《诗》、《骚》、《说文》以考古音，然舍《广韵》，亦无以为浣准……番禺陈君《切韵考》，据切语上字以定声类，据切语下字以定韵类，于字母等子之说有所辨明，足以补阙失，解拘挛，信乎今音之管钥，古音之津梁也。”*黄侃：《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9,94页。而一变“往者，古韵、今韵、等韵之学，各有专家，而苦无条贯” 。自陈氏《切韵考》及《外篇》出，“而后《广韵》之理明，《广韵》明，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此音学之进步也”*黄侃：《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9,94页。。

由此可知，陈澧小学不仅渊源于江浙一派，以声韵贯穿训诂为原则，而其具体进展，则在此基础上，更能贯通声韵之古、今，使音学贯穿联通。

三、小学与初学

陈澧虽根本于学海堂，循着江浙治经门径，层层深入所谓“乾嘉考据”之小学，然尚在其发愤治声韵之学的同时，便开始对“皓首穷经”式的小学理念于学风的正向推进产生一定怀疑。这显现他对于阮元所定学海堂治经规矩的自觉反思。

陈澧对于“皓首穷经”式小学之反思，与真正深入小学之道几乎同时。道光十八年(1838)，陈澧致信好友杨荣绪，既告知《说文声表》粗已成编，又坦言对于此前深信不疑的治经路径发生怀疑。其言道：

澧今年亦教授乡里，假馆僧舍，既讲举业，还读我书。所述《说文声表》，粗已成编，复以训诂之余，辨析名物，述经传群书之言，依《尔雅》、《释名》之体，已成数篇，但未卒业耳。澧尝以为班孟坚有言云：“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古今之同患也。夫治经者将以通其大义，得其时用也。若乃小学一道，经术首基，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然或《苍》、《雅》甫明，华颠已至，窥堂陟奥，俟之何年？又诸儒之书，多宏通之篇，寡易简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后学未振，或此之由。澧所为书，事繁文省，旨晦词明，思欲视而可识，说而皆解，庶几稽古之初桄，研经之先路。若乃方闻硕学之彦，沈博澹雅之才，见而陋之，亦无懵焉。*陈澧：《答杨黼香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3—444页。编者有按语：此文“有眉批云：‘道光十八，在粤寄京。’盖识作书时日也。”

显然，陈澧对于小学这一“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的学问之道，能否体现本应担当的“经术首基”、振兴学风、便于童蒙的责任深表怀疑，甚至推测“后学未振，或此之由”。这一怀疑与其本人深入其中既是一矛盾，也很可能是深入之后的切身体会。

欲真切体会陈澧之意，需先置身于清人“小学”观念本身的发展史中去考究。仅就“小学”理念本身而言，清代“小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两大宗。其一为秉承朱子《小学》之意，注重“幼仪”之学。其一偏重于六书之学。

清廷以程朱一脉的理学为学问正宗，故朱子“小学”，当然是一大支。顺、康、雍期间，不少官场与士林中人对此有所集解、分类。如《四库全书总目》中便列具高熊徵《小学分节》、张伯行《小学集解》、黄澄《小学集解》、蒋永修《小学集解》、高愈《小学纂注》、玉建常《小学句读记》。另李塨编辑有《小学稽业》，甚至叶鉁还编撰了《续小学》。此类书皆是根本于朱子《小学》。其中，张伯行、蒋永修皆带有官方性质，加以推行。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张伯行撰是编，缘于“坊刻小学数十种，纂注标题，止为试论剽窃之具，无当于朱子亲切指点、引人身体力行之意，因集诸家注释，融会其说，以成是编”*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95，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04页。。一方面反映当时朱子《小学》的流行，一方面反映此书正本清源的指向。

当然，诸多研求朱子《小学》的著作中，亦以张伯行所撰《小学集解》影响最大。其序发明朱子《小学》之意，称：“朱子集圣经贤传及三代以来之嘉言善行，作小学书，合内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使夫入大学者，必先由是而学焉，所谓做人底样子是也。”*张伯行：《小学集解序》，《正谊堂续集》卷4，清乾隆年间刻本。反映当时士人对于小学的认识，重在幼仪，养德性，为大学培基，不仅断不止教以六书而已，主要也不是六书之学。

同时，清人治学，承明末学风，渐趋朴实，解经多重训诂之学。如对清人学风影响甚大的顾炎武，便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顾炎武：《答李子德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页。启发后世学风。乾嘉大师惠栋，承前人之言，称：“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松崖文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第269页。戴震有所推进，主张：“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钱大昕也如是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钱大昕：《经籍籑诂序》，《经籍籑诂》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大体反映清儒治学独重声、形、义，以此为解经根基。这一治学理念，以声韵训诂为根基，必然刺激六书之学盛行。当然，此道亦是循序渐进。晚清名儒俞樾便注意到：“以亭林先生之博洽，而始一终亥之《说文》，未一寓目。栋下老人周亮工，并误以为始子终亥，可发大噱。直至乾嘉以来，乃始家有其书，人习其学，今则三尺童子皆读《说文》。”*俞樾：《与章一山》，《文献》2006年第1期。总体而论，“说文解字”之小学，由治经的基础与路径，渐而演为独立之学，附庸蔚为大国，成为学人终身研求而不可竟的事业，也是乾嘉以降的事了。

而此一类小学，因缘于《四库全书》的修撰，确立了其正统地位。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皇朝文献通考》，由张廷玉奉敕编撰，后嵇璜、刘墉等奉敕再撰，最终由纪昀等校订。在此书《经籍考》内，列举上述蒋永修《小学集解》，编撰者按语道：“古所称小学，皆《尔雅》、《方言》及六书训诂而已，至朱子以《小学》对《大学》，勒成一书，多切于身心日用之言，义类当属儒家。”*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卷225《经籍》1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考6879。已显现此时小学观念的变化。这一理念，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意如出一辙，其称：“经部之小学类……流派至为繁夥，端绪易至茫如。谨约分小学为三子目……今惟以论六书者入小学，其论八法者，不过笔札之工，则改隶艺术。”直接明确，以讲六书者列入小学*永瑢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7页。。提要小学类的叙说，讲述详细，针对明确，称：“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永瑢等撰：《小学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40，第338页。

如此，明确小学类书，只应包含训诂文字之书，幼仪一类应在小学之外。小学便与蒙学、幼仪等没有关系了。消减幼蒙之意后，小学训诂也便与其他经学书籍一样，成为儒者终身研习的门类之一，以至白首不能穷。至于解说朱子《小学》、续撰朱子《小学》的书籍，都归入子学类，评价也不高。更加突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蒋永修《小学集解》的处理，因其原为《孝经小学集解》之合作，不仅拆分，更称：“以宋儒杂纂之本，与圣经并为一编，拟不于伦。”*永瑢等撰：《孝经集解》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32，第267页。“圣经”与“杂纂”的论定，极见意思。

《四序提要》对于小学作正本清源式的诠释，未必完全符合所谓“古小学”的真意。余嘉锡辨证《四库提要》，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所据者，仅仅由《汉书·艺文志》以上溯刘歆之《七略》而已，未尝征之于他书也，究之歆以前，亦并不如此” 。遂据《礼记·内则》、《大戴礼·保傅篇》、《尚书·大传》、《白虎通·辟雍章》、《汉书·食货志》、后汉崔寔《四民月令》等先秦两汉书籍，证明：“要之，幼童之入小学，其所学皆幼仪也，所谓学小艺而履小节也。此为人生之始基，养正之功，有多少事在，故使之读《论语》、《孝经》，以培养其根底，断不止教六书而已。”且断言：“有康成《礼记注》所言小学之制，与宋儒何尝有几微之不同乎？”*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73页。

只是，《四库全书总目》深入人心，学人以此为学问门径，此“小学”自然风行。“小学”也与“幼学”之意相距越来越远。这也必然引起学人的反思。

深入其中的汪喜孙，有鉴于此，指出：“古人六岁入小学，即通训诂，识九千字始为吏。”进而述戴震“今人或皓首不能明”之说，强调“小学乃为学之门户，非终身之业也”。事实则是，虽然“近来六书、九数，家有其书，人为其业”。而大体为终身之业，如戴震一门，号称汇聚清代学人菁英，也是“传小学者多于《三礼》，传《三礼》者胜于义理。(《孟子字义疏证》，东原先生自谓平生第一书；段以为是书，所以正人心也。)于《尔雅》、《说文》、《方言》、《释名》、《广雅》、古音、等均之学，实过汉儒；而《三礼》之学只任子田，亦不甚深；义理之学只洪初堂，亦未成书”*汪喜孙：《与刘孟瞻书》，《汪孟慈集》卷5，《汪喜孙著作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第164—165页。。话语虽曲折，意思却很明白，即小学本应为治经初基，进学之阶。“小学”盛行下，本应该如戴震等所提倡，最终是由训诂进而知义理，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然，这既体现“皓首穷经”式的以“六书之学”为本的小学盛行于学界，同时汪氏之言，本身也体现着对此的反思。

汪氏之论，绝非孤往独发。嘉庆年间，学人钱馥旗帜鲜明地进行汇合两种小学的实践，其结果即是《小学盦遗稿》。阮元序其书，称：“《汉志》载史籀、苍颉等十家为小学，宋人又辑《小学》书，专言明伦立教之旨。处士谓必兼汉儒、宋儒之说，而小学之义乃备。尝自题其居曰：‘小学盦’，其学与行概可知矣。”*阮元：《小学盦遗稿·序》，钱馥：《小学盦遗稿》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第691页。吕荣作跋语，道：“海宁钱处士广伯读书稽古，不为举子业。尝以小学名其盦。程子有言：自洒扫应对，便可到圣人事，是小学即大学之根柢也。至于研求音韵，参考异同，据三十六字母以通古音，从二百六部以寻古韵，皆抉汉唐诸儒之奥。盖音声所以定训诂，训诂所以明义理，苟文字之不解，而谓有得于心者，妄也。”*吕荣：《小学盦遗稿·跋》，钱馥：《小学盦遗稿》卷末，第735页。钱氏汇通六书小学与洒扫应对诸幼仪之意甚明显。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其本人实践看，以穷一生之力从事于小学，本身即与天然便有“幼”这一意思的小学有着隔阂。

稍后的曾国藩，虽极重王氏父子的训诂学，却显然将小学更归于蒙养之意。曾氏认为：“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而强调：“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故曾国藩实际认同朱子《小学》“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故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曾国藩：《钞朱子小学书后》，《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47—148页。。这一处理非常有意思，实际是保留朱子小学为幼学进德之学，而承认六书之学为可终身治之之业。

无论如何，这些反应，都与清代两种“小学”共存并立导致的争议有关，处理的是究竟何为古之小学，或何谓真小学，如何各见其长的问题。陈澧的自觉反思大体与此有关，而其指向，则另见意思。

前已述及，陈澧早年问学于张维屏，张告之以《四库提要》。这不仅成为陈澧进学之阶，也是教弟子门生的一大功课*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11—12页。。陈氏小学观念不免受《四库提要》影响。从上引《答杨黼香书》可见一斑。此文既认同“小学一道，经术首基，近世儒者，咸知考索”，又质疑近儒“或《苍》、《雅》甫明，华颠已至” 。故曰：“窥堂陟奥，俟之何年？”显然，大致以《仓颉》、《尔雅》等为小学，符合《四库提要》阐发之意。陈氏之质疑，与上引汪喜孙的反思相近，落脚于：小学究竟应为终身研求、白首不能穷的事业，或是以此传授初学，便于幼童治经的门径。陈氏对于当时亦流行的后儒发挥的朱子《小学》实际并不喜好，其读张伯行《小学集解》道：“道学先生不甚读书，慎勿著书，议论迂陋，不足以感发人而徒使有学能文之士鄙薄之。”*陈澧：《北宋》(五)，《陈澧遗稿》第53合订本。

当时的陈澧正循学海堂所导引的江浙小学门径治文字声韵，其反思当应出于深入其中的切身体会。陈澧此文所引古典，出自《汉书·艺文志》，重心在于《艺文志》称：“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23页。而学海堂实际上是强调白首穷经之艰苦卓绝的治经精神。阮元序《汉学师承记》，即称：“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阮元：《汉学师承记序》，朱维铮、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不仅不以“束发研经，白首不能究”为不存大体，而以此为治经笃实表现。故学海堂经解之文，如《艺文志》所批评，说一字多至数千言者毫不稀奇。《学海堂集》中《易之彖解》、《尚书之训解》、《诗之雅解》、《春秋之传解》、《仪礼之记之传解》，何尝不如是*参见《学海堂集》卷1，清道光五年，启秀山房刻本。。陈澧读《汉书·艺文志》，案语：“古之治经者，存大体，玩经文，非如今日之治经也。”*陈澧：《东塾杂俎》卷12，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698页。其中两种治经方式之高下暂不论，其意思则颇具现实针对。

此文反映陈澧一时的治经理念，这一理念中，诸如视六书之学为小学核心以及“由考据而明理，余之学也。讲义理必由考据，否则臆说耳，空谈耳”*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83,385页。，与学海堂秉承的训诂明后义理明的治经理念并无大异。差异处，在于“皓首穷经”式的小学，本身既已穷尽人力，如何再能在此基础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呢？这本身便是小学脱离治经之基，附庸蔚为大国后，与其本来寓有“幼学”之意间的必然矛盾。值得关注的是，此信对此矛盾似已找到解决方案，所谓：“澧所为书，事繁文省，旨晦词明，思欲视而可识，说而皆解，庶几稽古之初桄，研经之先路。”*陈澧：《答杨黼香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4页。此处虽不明确，还是可看出具有浅化“小学”，尽力恢复幼意，导向真正治经先路的意思。

四、小学与以浅持博

陈澧这一治学眼光转向较早，而在此理念指导下的实践，因各种原因而落实较晚。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后续发展，反映陈氏精心结撰汉宋兼采之学的动因，及化“小学”为“浅学”以筑汉宋学始基的深远运思。

此计划，大概酝酿于道光十八年陈澧对“皓首穷经”式的小学弊端作出反思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侯度“大挑一等，试用知县，分发广西，署河池州知州”间。后直至咸丰五年(1855)，侯度方归家，惜不久便离世*陈澧：《二侯传》，《东塾集》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97页。。因为现实原因，此事遂作罢。

在此期间，道光二十年(1840)，三十一岁的陈澧被补为学海堂学长。在此后的十年间，陈澧循着学海堂所导引的江浙门径，治声韵训诂之学而有成，《说文声表》、《切韵考》、《声律通考》相继面世。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集“考证经史子集、天文、舆地、算法、音韵、金石之文共若干篇”，陆续刻成《东塾类稿》*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25—42页。桂文灿著，王晓骊、柳向春点校：《经学博采录》卷4，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这些循江浙门径的论著，为陈澧赢得极高的学术声誉。

这十年是陈澧深入近儒小学的十年，也是极思突破的十年。深入此道的成功，并未打消其恢复“小学”便于初学的初衷。之所以没有延续此前编撰“真小学”书的原因，或在编撰此类书籍一人不可为功，不能仅凭自己之力；而启蒙之书，又“非老师宿儒不能为，盖必其途至正，其说至明，约而不漏，详而不支”*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方可，故人才可遇不可求。

大概在道光三十年(1850)稍前，陈澧找到了合适的编撰人选，此人便是精于《说文》之学的徐灏。陈澧对他循循善诱，道：“今当著一书，略如君家楚金《通释》之意，发凡起例，开通门径，使许书义例，易知易从，则于此学为功大矣。所谓理而董之也，任此事者，非君而谁？”*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此书即为《象形文释》。陈澧对全书编撰方向，有明确意见：“尊著《象形文释》，必须分类如旧，断不宜改为编韵……澧教小儿，即用吾弟之法……录许书元文，须加疏解，故不如概括之简明。”*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简明”与“教小儿”显现此书简化六书之学，为初学入门的旨趣。而当听闻徐灏欲将此书改为《说文笺》，陈澧虽称“亦甚是”，更强调“原书可为学僮讲授之本，真古人所谓小学……其实古人所谓小学，正是如此，能成此等书，其功正不小耳。容稍暇再详具条例奉商，同力合作，乃易就也”*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65页。此信称：“澧暂停河源之行，已到县递呈告病假，欲俟明春方赴考验。”又称：“近来因敝门人虞子馨一病不起……何期夭折如此。”根据陈澧《自记》，虞必芳卒于道光三十年，赴河源县训导任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故可定此信作于此年。。稍后又函告：“急欲读《象形文释》，乞早日寄示。近日实甫弟七令弟怡庭颇似有志，常来问小学，欲以此书授之，将来能诱掖一二人，知小学门径，亦未可知也。”*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短期内连番函告催促，温和的陈澧难得地显示出急迫、强硬与必得之意。

徐、陈二人有关小学观念的矛盾，恰反映陈澧小学观念与学界通行小学观念的冲突。徐灏有心笺释《说文》，但不能接受的是，他有心做的是接近段玉裁式的学术发挥，而非陈澧强调的启蒙幼学。陈澧序《新刻说文解字附通检》，称：“《说文》，小学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今人以识篆书习《说文》者为古学，岂能八岁教之，十七岁试之哉。”*陈澧：《新刻说文解字附通检序》，《东塾集》卷3，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25—126页。可参证此意。陈澧对徐灏之意当然了然于心，以为“吾弟之意，似轻视启蒙者，与澧所见不同”*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

陈澧强调启蒙之功，以为：“学问之事，莫难于入门，既入其门，则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入门者多，则此道日昌，其能深造者为通儒，不能深造者亦知其大略，而不至于茫昧，而文学彬彬矣。”故“精深浩博之书，反不如启蒙之书之为功较大” 。古之小学，“十五岁以前之学也。十五岁以前，既明乎此，故十五而入大学，三年通一艺，三十而六艺皆通也”。实即启蒙入门之意。“书虽曰启蒙，而实入门，则学者多；学者多，则通人出；门径端正，则初学不误；初学不误，则谬说不作。夫通人出而谬说不作，天下有阴受其益者矣。”于维护世道与学风皆有益。而“百年来儒者之治小学，为唐宋诸儒所不及，然所著书，往往精深浩博，但可为知者道，中人之资不能领解，读不终卷而置之矣……真白首而不能穷者，非古人所谓小学也” 。虽“稍稍有志者，读此等书，又苦不得其门而入，此学术所以不振”。所以，陈澧“独恨百年以来，未有著此等书者也”*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4，455，457页。。又称：“小学之功所以大者，为天下教初学童子，凡人无不自童子来者也。”*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95，395，366页。

咸丰元年(1851)，陈澧撰成数年来颇耗心力、符合其理念的“小学”书籍，名为《音学》。陈氏随即函告徐灏：“近著音韵书一种，甚有法，以授小儿女，四声，清浊，双声，叠韵，累累然脱口而出。”并谓：“此正可与《象形文释》并传。”虽然《象形文释》已散入《说文笺》，他还是指出：“所引群书，并不必录许书元文，而本许氏及群书之旨，隐括其词，自为之释，义取简明，俾家家塾师皆能为学僮传授为佳。”*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4，455，457页。导其入启蒙初学之意。

这一实践，反映陈氏理念。而这一理念，与前引道光十八年时其所作反思同条共贯。虽然陈澧对于乾嘉小学颇多反思，欲将其化为启蒙初学之意，却也显然仍以《四库提要》所约束的六书之学为小学核心，并非有心走向宋儒“洒扫应对”之小学。陈澧读朱竹垞《重刊玉篇序》，对其中 “宋儒持论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由是《说文》、《玉篇》皆置不问。今之兔园册子专考稽于梅氏《字汇》、张氏《正字通》，所立部属分其所不当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学放绝焉。是岂形声文字之末与？推而至于天地人之故，或窒碍而不能通，是学者之深忧也”颇有感，谓：“此等议论开一代风气，此真中宋儒之病。然今仍不以《说文》、《玉篇》为小时之学，而以为皓首研穷之学，而大学又于绝矣。论学甚难，稍偏即有流弊。”*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95，395，366页。

咸丰二年(1852)张维屏作《古诗赠陈兰甫学博即送北上》，称陈澧“小学尤专门，嘉惠到童稚” 。自注谓：“君以近儒小学书皆奥博，著《初学编》，于六书、训诂、音韵，皆浅言之，使初学易晓。”*张维屏：《松心诗录》卷10，清咸丰四年，赵惟濂羊城刻本。极能揭示陈澧之意。而陈澧对此有所计划，定有专人。他与桂文灿通信，说道：“至《初学编》之作，明年看来又不能专功，且未必人人皆勤奋，各人各自勉成之可也。”*陈澧：《与桂皓庭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29页。

“六书之学”作为乾嘉儒者治经之道，影响深远，学海堂实亦承此而来。陈澧如此处理，颇具纠正乾嘉考据学入学门径之意。陈澧认为此时学风衰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尝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强调：“推原其故，非尽时文之为害，此朱子所云欠小学一段功夫耳。”故认为“我辈既无势力以振之，又不尚声华标榜，惟有著书专明小学一段工夫，以教学者，使其易入……近儒号为明小学，然其书岂学僮所能读，则虽谓之欠小学工夫可也。初学欠小学工夫，岂能读近儒奥博之书，此其所以易衰歇也”。揭出：“如能补小学工夫，则汉学、宋学皆有基址，然后可以义理、考证合为一矣。”*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4，455，457页。揭示“补小学工夫”于沟通汉、宋学之效力。

所谓义理、考证合为一道，实即由小学进于大学之道。陈澧读《学记》“此大学之道也”之正义“是大学圣贤之道理，非小学技艺耳”,叹息“近百年来之学，皆小学技艺耳”*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95，395，366页。。将终身为之、皓首穷经式的“小学”，深入浅出，化为真正的“小学”，在此根基上，进于大学，融汇汉、宋学，是陈澧的抱负。

更具用意的是，陈澧“小学”的观念，仍有扩张，实不限于“六书之学”。

陈澧对徐灏称：“小学工夫，须有两层，此等是下一层，尚有一层工夫，教人初读古书者，其书不易作，然竟欲夕为之也。”*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4，455，457页。陈澧读《南齐书陆澄传》之“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榖梁》，郑玄《孝经》。澄谓尚书令王俭曰：《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便注意到：“尔时不专以字训诂为小学，而谓孝经为小学之类。深得古小学之意。”*陈澧：《晋至隋诸史·学思稿·孝经·孟子》，《东塾遗稿》第12合订本。

此上一层之小学，反映陈澧彻底跳出乾嘉考据的六书小学。陈澧与其最得意的弟子桂文灿道：“前日携来朱墨字《春秋地图》，仆一见以为甚善。夜间复思之，喜而不寐，此庶几可当荀卿所谓以浅持博者，有益于读《春秋左传》者不小。仆尝谓无人能著浅书，盖书虽浅，用功实深，否则粗浅而已，浅陋而已，何能持博哉！所谓浅者，能使人从此得门而入，及其学问大进，而仍不能出其范围，故足贵也。近者，震伯为《说文检字》，与足下之为此图，皆可当‘浅’之一字。更望于此用功，精益求精。所谓精者，心精、力精、体例精，及其成书，而人仍不见其精，乃可谓以浅持博也。见震伯时，并以此告之。若礼乐、天算等事，皆有此一种书，则后学之幸矣。”*陈澧：《与桂皓庭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39—440页。其中“复思之”、“喜而不寐”，可见其得“以浅持博”之书的欣喜。

此意更可见咸丰五年(1855)陈澧《复王倬甫书》中，道：“尚有未成之书二种：一则以荀子云：‘以浅持博’‘是大儒者也’，本朝儒学奥博，而无以浅持博之书，初学之士，难得其门而入，故其道易衰。因欲取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之类，以其浅者粗辟门径，启导初学。”*陈澧：《复王倬甫书》，《东塾集》卷4，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62页。晚年自述著书的主要用意，称：“余之著书，一则标举大纲，一则整理繁乱，一则抄撰群书。维正学，救流弊，晓初学，有益有用。”*陈澧：《学思录序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768页。

陈澧著书大纲中“晓初学”占据重要位置，对于他来说，这是维持学风，救正学弊的重要一环，牵涉治学门径的正误。陈澧晚年论及此事，仍强调：“四五十年前，诸儒以博学矫前明之陋甚有功，但不当并讥刺朱子也。宋学既衰，而又不能维持汉学，故今日汉宋之学俱衰也。如使我《初学编》成，则能以浅持博，而汉学不衰矣。”*陈澧：《东塾杂俎·通论》，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显然，《初学编》已突破原本简化六书之学之意，而成以浅持博的群书入门。这一举动，蕴含着陈澧修正乾嘉以来学人治学门径的抱负。

综上所论，陈澧逐渐深入“乾嘉考据”之小学后，便开始对这一“皓首穷经”式的治学理念能否承受“治经门径”的初意产生怀疑。“训诂明而义理明”的“训诂”既已变成终身之事，那么“义理”及其所承载的“大学”能否达到，便顺理成章成一大疑问。故陈澧“小学”理念与实践的展开，经历以下过程：一开始对于六书小学作深入浅出的诠释，以期恢复小学“古”意——亦即幼学之意，进而将此“真小学”发挥至群书入门的门径，真正变成“以浅持博”的门径书。这一过程，既反映其小学理念的变化，也承载其改变乾嘉大儒在治学实践中形成的治经门径之抱负。这一理念，当然也蕴含陈澧与学海堂所本的江浙学术立异、争胜的运思，体现确立新的学海堂治经门径的意趣，也凸显其构筑沟通汉宋之学的基调。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张慕华】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4-0074-16

*收稿日期：2015—02—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学海堂与近代汉宋关系”(13YJC770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13FZS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培育项目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