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襄樊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论《祝福》中的两类“重复”

王海燕

(襄樊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按照亨利希·米勒的“重复”理论,小说中一般都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重复类型:同一性重复和差异性重复。鲁迅的《祝福》自问世以来,其中密集的同一性重复已经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小说中同样明显的差异性重复却少有人注意。厘清关于祥林嫂和叙述者“我”几处令人可疑的差异性重复,将有助于读者发现鲁镇秩序中的异质性因素,更准确地把握小说多重的意义空间,领会作者别有意味的小说修辞。

《祝福》;同一性;差异性;“重复”理论

一、“重复”的两种类型

在鲁迅的著作中,“重复”或许是读者最熟悉同时也感到最难以说清楚的修辞形式。若以重复出现的密集程度而论,《祝福》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文本。“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小说开头即是一个鲁迅式的重复,受过初等教育的读者马上会联想到鲁四老爷的“可恶”、“然而”,四婶的“你放着罢,祥林嫂”以及祥林嫂的阿毛故事等等。如果说它通篇充满了“重复”也不为过,小说若干处的叙述与对话都表明了鲁镇及鲁镇人具有一种奇特的自我重复本能:年底的祝福仪式是重复的,“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镇人的生存状态是重复的,五年不见不仅四叔“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那些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在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鲁镇个体也无不如此,且不论四叔、四婶,就连卫老婆子的“阿呀呀,这真是……”和柳妈的“我想,这真是……”,虽有语境及内涵上的差异,但总体上仍然是一种自我重复。在秩序里才有无限的重复与单调,这些有着些许差异的重复暗示出其背后支配着鲁镇及鲁镇人生存的共同秩序——这是一个以鲁四老爷为文化代表、融合了儒释道而又以儒家为正统、以民俗(祝福、寡妇禁忌等)为形式的价值共同体,一个缩微的前现代中国社会。如果更进一步深入到心理学层面,或许这种自我重复还揭示出弗洛伊德所谓的“死的本能”,它超越了现实原则要求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表现出生物惰性之本能。[1]

“重复”理论的集大成者亨利希·米勒在其代表作《小说与重复》中指出: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可以肯定地说,重复表层的形式主要对文学与历史、政治和伦理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意义。[2]《祝福》中如此高频率的重复早就引起了读者的思考与探究,曾有许多论者从不同角度对《祝福》中的重复叙事、重复描写等做过相当深入的阐释,认为小说正是通过“重复”这一基本手法“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残酷压迫,加重了祥林嫂这个形象的悲剧色彩”。[3]但米勒“重复”理论的发人深思之处在于他认为任何小说中都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重复类型,并且它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交织状态出现在一起。这一思路无疑也开启了我们重新打量《祝福》的新视角:《祝福》中诸种重复之间有无同一逻辑与差异逻辑的区别?其犬牙交错的形式是否也使小说本身具有了一种异质性?

在米勒重复理论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性重复是指那些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指向相同的价值中心,并将重复的意义限定在其范围之内的重复行为 (自我重复可以看做是它的一种强化形式);那么《祝福》中除了这一类重复之外,的确还有另一类与之相对的并不指向鲁镇价值中心的重复,它因为缺乏一种共同秩序作为基础,常常显得突兀,甚至带有“鬼魂般的效果”[4],但也因此创造出不同于前一类重复的意义空间,这类重复即是差异性重复。小说中这类差异性重复主要关涉着祥林嫂和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小说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而这一点恰是以往的研究相对忽略的。从差异性重复入手,探讨两类重复在祥林嫂与“我”身上是如何纠结在一起,又是如何向读者敞开那些过去尚未发掘出来的意义空间,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所在。

二、关于祥林嫂的两类重复

“不很爱说话”的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鲁镇是沉默的,她在小说中正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第二次丧夫并丧子之后又来到四叔家,在卫老婆子话还未完的时候,祥林嫂开始了她的“我真傻,真的”,当失去阿毛的整个过程经由伤痛并忏悔的祥林嫂自己讲述出来时,她不仅赢得了四婶的同情,也获得了再次留下来的允许。如果说第一次祥林嫂作为外来者因为做工时间之短 (三个半月)还不完全具备鲁镇人“自我重复”的特征,那么这一次她反复讲述阿毛的故事不仅成为她缓解自己痛苦与悔恨的方式,而且也可以认为这是她经由同一性重复渴望融进鲁镇秩序的无意识行为。但鲁镇人并未接受她,表面看来是她过于强化的重复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厌弃,实际上是两度丧夫的不幸经历已使她被鲁镇人逐出了鲁镇秩序。使祥林嫂明确意识到自己不合于鲁镇秩序的关键人物是“善女人”柳妈,她以咄咄逼人之势“我问你”、“我不信”、“我想”不仅终止了“阿毛的故事”、开掘了另一个带隐私色彩也更“有趣”的“伤疤”话题,而且还宣判了祥林嫂的“大罪名”。在同柳妈的这场对话中祥林嫂的声音已经趋于含糊、微弱,自此以后,她基本上又陷入了沉默,“不说一句话”,“整日紧闭了嘴唇”。可以看出,祥林嫂的“说话”与否是有着特定心理内涵的:在尚未进入鲁镇秩序之前和“自绝”于鲁镇秩序之后,她都是极度沉默的;而在她渴望融进鲁镇秩序之时,她的话语与鲁镇人一样是自我重复的。

但是在祥林嫂遇见了“我”这个从外面回来的“新党”时,小说再度写她有意识地开口说话已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她和“我”的那一大段对话极其流畅,根本不像和柳妈对话那样唯唯诺诺,因为“我”的含糊其辞,她在这场对话中反倒居于主动地位。她关心的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对柳妈那一番话的重复。柳妈嘴里一连串的“阴司”、“死鬼”、“阎罗大王”、“土地庙”无不带有民间宗教的口语化特征,非常切合她作为民间宗教信仰者的身份。但祥林嫂使用的却是更带宗教意味而且也不符合她作为“讨饭的女人”身份的“魂灵”和“地狱”。有论者早就发现这一提问“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5]29任何一位细心的读者读到祥林嫂的这三个问题时可能都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我们不把这突兀的“带有鬼魂性质的”对话看做是作者的疏忽,那么探寻这样安排的理由或许是有意义的。

作为《呐喊》《彷徨》中“最悲惨的一篇”,[6]两嫁两寡且失去儿子的祥林嫂“可能是鲁迅小说中最不幸的一个孤独者”。[5]29阿Q、孔已己、陈士成、魏连殳、子君这些人物尽管也因各自的痛苦而死去,但他们都不曾经受祥林嫂那般深重的罪孽与恐惧的折磨。一般没有子嗣的寡妇死后本来就是不能享受祭祀的孤魂野鬼,而两嫁的她则因为未能守节还要遭受酷烈的锯刑。当她按照柳妈的指点捐了门槛但在人们眼中罪并未得赎之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她都被逼上了绝境。祥林嫂无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为什么她竭尽全力去迎合鲁镇的伦理、宗教秩序,而后者却并不按照逻辑地接纳她?鲁镇人冷漠拒绝的态度使她本能地走向了动摇、怀疑。“当基本的思想发生基本的动摇时,原有的信仰成为怀疑的题材。当原有的信仰成为怀疑的题材时,人之勿庸质疑的确定感便飘散于无何有之乡。这一不定的形势,正是外来观念与思想乘机而入的关头。”[7]304在祥林嫂最终无望地从鲁镇秩序中跌落出来之后,她不仅沦为了居无定所的乞丐,也是失去了生存之确定感的精神流浪者。鲁镇已不可能给她提供任何有帮助的观念,很自然地,“我”的归乡会引起她的某种期待。

丸尾常喜曾指出“我”同祥林嫂之间存在着强力的互相牵连。[8]374其实小说多处亦以同一性重复暗示出了这种牵连。譬如“胖”:四叔说“我”“胖”了;人们看见第一次在鲁镇的祥林嫂“胖”了;卫老婆子口中的“她也胖,儿子也胖”。譬如“无聊赖”:“我”在四叔的书房里“无聊赖”,在鲁镇人眼中“百无聊赖的祥林嫂”。最明显的则是“谬种”:“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这些别有用心的重复不断提醒我们去注意“我”与祥林嫂在鲁镇环境中的相似之处。他们一为鲁镇的外来者,一为鲁镇的逃离者,在鲁镇遭遇相同的孤独、不被理解。“我”因叛逆而孤独,祥林嫂因不祥而孤独,虽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但他们都游离在鲁镇秩序之外。作为鲁镇仅有的两个“圈外人”,二者之间的相遇、对话看似偶然,实则有着内在的必然性。祥林嫂对“我”提问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是因为“你是识字的”,她和普通人一样认为只有知识者才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但还有更重要的是“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这表明她将“我”当成了与鲁四老爷及鲁镇人完全不一样的知识者而对“我”抱有某种希望。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丸尾常喜认为,这里祥林嫂所说的“魂灵”,是指“鬼”、“亡灵”,[8]186他的理解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新式知识分子涓生的叙述中甚至都没有回避“鬼魂”(“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伤逝》),那么很显然,作者这一修辞上的变化并不是随意地将民俗或迷信话语校正为宗教话语,而是显示出了某些更为复杂的内容。对这其中的内涵,也有论者从不同角度做过一些探讨,譬如以宗教人类学的方法探析了鲁迅本人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并认为祥林嫂的“魂灵地狱”说凸现出了基督教若隐若现的阴影;[9]譬如从厘清启蒙与宗教的关系入手,认为这里遇到的困境,实际上是启蒙主义者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也是中国启蒙主义不得不两线 (封建制度、宗教)作战的历史真实。[10]这些很有见地的研究都触及到了《祝福》的深层意蕴,但也给人意犹未尽之感。如果我们返回到小说修辞层面,从重复与被重复之间的张力关系入手,毋宁说它暗示出读者应关注的重点所在。如果说同一性重复是以开端为重心,在回归中显示出意义的话,那么差异性重复,恰是以重复方为重心,在创生中显示意义。作为重复方的祥林嫂,凭着某种直感以生命中最后残存的一点精神拒绝了鲁镇人的“死鬼”、“阴司”,也拒绝了缠绕在其中的鲁镇秩序和规范。鲁镇人的语言犹如祝福的仪式一样,是鲁镇秩序得以播撒延续的最重要因素。祥林嫂的身份并不能赋予她创造新语汇的能力,但是,她却可以选择逃避和拒绝,“逃避被别人用滥了的现成的语言”,[11]本来就是作者一贯的语言策略,所以在对祥林嫂的提问作出进一步的揣测之前,首先必须看到的是她对鲁镇秩序衍生物“死鬼”、“阴司”的拒绝。也正因为其背后缺乏鲁镇秩序那样牢固坚实的基础,所以才具有了一种“震惊”的效果。作为一个差异性重复,它犹如文本内部的一道裂缝,使这个始于祝福终于祝福的轮回之圈带上了某种异质性。虽然作为最卑微不幸的寡妇,等待祥林嫂的只可能是毫无悬念的悲剧命运,但她的提问不仅激起了文本中那个新派知识分子的“不安”,更激起了众多读者精神上的“不安”。

三、关于叙述者“我”的两类重复

如果说在祥林嫂这一人物身上,通过重复的不同形式,令读者震撼的是她由对鲁镇秩序的渴望融入到彻底弃绝,那么在第一人称“我”这里,读者同样感受到了重复的不同形式,而且,与祥林嫂互为对照的是,“我”恰是由对鲁镇秩序的反感、疏离到不自觉地认同、回返。

小说前半部分关于叙述者“我”的感受最引人注意的是以重复的手法浓墨重彩渲染的“走”和“不安”。在“我”初回鲁镇,见过祝福的气象,见过四叔,见过本家、朋友之后,即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鲁镇感到压抑与厌倦,四叔的书房成了直接的触发点。关于鲁四老爷这个人物的基本设定,丸尾常喜有过十分仔细的解释——“道学之徒鲁四老爷的精神生活充溢着三教合一的氛围以及对长寿的向往”。[8]200作为新党的“我”显然与这种氛围格格不入,所以首次出现的“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即敏感地表明“我”对于重复背后的鲁镇秩序有着某种警惕。在祥林嫂提问之后,不长的篇幅里,一共出现五次“不安”,而且程度愈来愈强烈,从“不能安住”到“心里很觉得不安逸”,到“总觉得不安……这不安愈加强烈了”,及至听到四叔骂“谬种”尚不知祥林嫂死讯时的“很不安”。与不安的感觉相对应的是更加明确的“走”:“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到知道祥林嫂死后告诉四叔“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以祥林嫂的死讯为分界点,叙述者“我”此前的“不安”与“走”明显是以否定鲁镇秩序为基础的,而且每重复一次,其所蓄积起来的那种离心力就更加强一级。这扞格不入的差异性重复能否抵达鲁镇之圈的某处边界,成为撼动鲁镇秩序的第一股有效力量,这正是读者所关心的。但在祥林嫂死后,这种情势却急转直下,“我”迅速地转入“轻松”、“舒畅”,到小说结尾处居然和鲁镇人一样“懒散而舒适”,“疑虑一扫而空”。固然可以将“我”的感受视作是对“鲁镇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妥协,这种妥协的实质正是有可能充当其‘吃人’的帮凶”,[12]但这个转化过程却因为其太过突然太过轻而易举而让人迷惑不解。前后张力突然消失的落差犹如射击者绷紧的弓箭,那箭在人们紧张的期待中没有“嗖”——地一声射出去,而是出乎意料地掉落在地上。因此,“我”如何由“不安”而“舒畅”,中间这个颇为复杂的转化过程值得读者细细推敲。

在得知祥林嫂死讯的前后,对“我”的心理各有相当长的文字加以重复展示 (“自己想”,“想”)。第一次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由祥林嫂的提问而触发的疑虑担心,围绕“该负责任”还是“毫无关系”的自我辩解、自我宽慰。在对祥林嫂“讨饭的女人”明确的等级定位中,“我”尽管在不安中流露出的也是极强的优越感,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在并不平等的她和“我”之间,“我”关注的既非下层民众真实的生存境遇,也不是超越现实层面的灵魂问题,而是追究起来,“我”的回答是否会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譬如害怕鲁镇人将祥林嫂的死因推到“我”的身上。在自我否定之后,祥林嫂悲苦无告的境遇并不如“福兴楼的清炖鱼翅”更能引起“我”的兴趣。如果说作者深受其影响的克尔凯廓尔正是在“恐惧与颤栗”中离弃了漠视人类苦难、悲哀和有限个体存在的绝对真理,走向了约伯和亚伯拉罕,并由此诞生出关怀每一个人的现实际遇、注视每个人的苦难、悲哀、绝望、呼告与死亡的存在哲学,那么作为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我”,或许也可以在灵魂的深度“不安”中有某些不同于过去的觉悟吧。但令人失望的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这段心理剖白展示的不过是一个平庸自私的卑琐灵魂而已,这与祥林嫂对“我”寄予的热望之间亦构成强烈的反差。在祥林嫂死后,而且在鲁镇人眼中“穷死”之后,也即和“我”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之后,“我”心地已经渐渐轻松。再次出现的那一段颇为费解的心理活动,最大的变化是先前属于“我”独有的“不安”正逐渐让位于“人们”、“活得有趣的人们”、“现世”的眼光和标准,也即鲁镇秩序下的眼光和标准。“我”虽然没有像四叔及鲁镇人一样对祥林嫂施以精神上的虐杀,但也绝非清白,祥林嫂最后一线生机的断绝“我”也难逃干系。然而,读者发现,本来就缺乏反思能力的“我”已在不自觉中放松了刚开始对鲁镇秩序的那种戒备,在意识上已经完全返回到了“故乡”的圈子之中。如所有鲁镇人一样,在“舒畅”中以与己毫不相干的旁观者态度想起了祥林嫂的故事。在这重复的心理展示中,“我”的内在本质清楚地呈现了出来,对四叔不满的新党“我”,并没有任何实在的内心渴望去创造更新的别一种生活。如果我们注意到小说中关于“我”与“四叔”两代知识分子的对比,那么会发现与详尽地介绍四叔的思想来源不同的是,小说对于新式知识分子“我”的思想资源几乎不著一字。“我”是什么样的新式知识分子?除了与理学格格不入,在思想层面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异常模糊的印象。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甚至连抗衡鲁四老爷的力量都不具备,他又何以能开创另一种更为合理的不同于鲁镇的生活呢?

很显然,《祝福》中的“我”并不像“故乡”系列中的其他几篇一样带有作者浓郁的主体色彩,小说的结尾也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结尾处“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那么《祝福》欲走终留的结尾并不完全符合“离去——归来——再离去”这一模式,小说中的“我”并未如其他三篇一样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辨中摆脱随遇而安的态度。结尾重复描写的祝福仪式看似又回到了同一性重复之中,其实未必。如果将献祭理解为一种宗教行为,或者说是人神之间的一种交往模式,其目的是奉献牺牲向神换取利好的结果,那么,这一次鲁镇年终的祝福大典中,这牺牲除了“鸡、鹅、猪肉”之外,也包括在鲁镇秩序中价值并不高于那些祭品的祥林嫂,但是没有了祥林嫂的鲁镇人们即将从醉醺醺的“天地圣众”那里获得的是“无限的幸福”还是与此相反的“罪与罚”呢?这是留待人们思考的问题,结尾处明显的反讽替代了悲剧。在这由两类重复织就的看似圆满无缺的鲁镇之圈中,内在裂痕却已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了,人们即将获得的是哪一种命运,也必然地与这裂痕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诚如米勒所指出的那样,差异性重复作为同一性重复的颠覆性幽灵,早已悄无声息地潜存于同一性重复之中。在鲁镇这个以同一性重复为基础构建的严整秩序之中,在祥林嫂的“怀疑”与“我”的“不安”之中,仍然游荡着与之相悖的“幽灵”。虽则从上和下两个向度这两股力量都还过于微弱,并不足以瓦解、颠覆那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但作者却已经在“历史必然性”到来之前捕捉到了这微弱的异质性因素,并以别有意味的小说修辞形式使其中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深刻呈现。

殷海光先生认为现代化能否普遍深入地有效进行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有一群接受革新观念的创导人物,不是为了时髦与应急,而是内心真有渴望创造更新的人生理想;其二是有一个富于弹性的社会系统,这样的社会必须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因为封闭社会风俗习惯的支配力太大。[7]304很显然在《祝福》的鲁镇世界里,两个必要条件都付之阙如,这也注定了历史还将长时间地陷入“年年如此”的同一性重复之中。甚至是在若干年后(1941年)青年诗人穆旦的视野中,《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的乡土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重复”:“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13]能打破如此深重的历史惰性的,也许唯有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毫无“重复”的另一种修辞形式。历史也最终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了过来。但谁又能否认,这一切最初的源头不是从“怀疑”与“不安”中酝酿出来的呢?

[1]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29.

[2] J·亨利希·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

[3] 史 羽.浅谈《祝福》中重提、重叙、重描手法的艺术魅力[J].学术交流,1997(6):112-113.

[4] 殷企平.重复[J].外国文学,2003(2):60-65.

[5]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2000.

[6] 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51.

[7]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8] 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9] 叶 隽,黄剑波.祝福中的宗教潜对话——一个宗教人类学的文本解读[J].思想战线,2007(1):99-108.

[10] 杨 志.《祝福》释义:启蒙、宗教与幸福[J].鲁迅研究月刊,2005(11):77-84.

[11] 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8.

[12] 封代胜.关于《祝福》中的“我”[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79.

[13] 穆 旦.蛇的诱惑[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44.

Two Types of Repetition inThe Sacrifice of New Year

WANG Hai-y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angfan University,Xiangfan 441053,China)

According to Henry Miller’s repetition theories,identity repetition and diversity repetition are two kinds of self-contradictory repetition types in the novel.The identity repetition inThe Sacrifice of New Yearhas been discussed intensively since it was written by Lu Xun,but the diversity repetition phenomenon has seldom been studied.So clarification concerning diversity repetition about Xianglin Sao and the narrator will help the reader to discover differenceswithin order in the Lu town,and more accurately hold the novelmultiple meaning spaces and appreciate the author’s profound intention of the novel rhetoric.

The Sacrifice of N ew Year;Identity;Diversity;“Repetition”theory

I210.97

A

1009-2854(2010)06-0063-05

2010-03-31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9b372)

王海燕(1974—),女,湖北保康人,襄樊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倪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