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有5篇明确提到“鲁镇”并对其民俗做了多侧面的描写，诸如《孔乙己》中的衣食风俗、《明天》中的丧葬风俗、《风波》中的“起名字”、“辫子”和“裹脚”风俗、《祝福》中的年俗祭祀和婚嫁风俗，以及《社戏》中的出嫁女省亲风俗等。鲁迅对“鲁镇”的这些民俗描写有深刻的文化批判用意。特别是《社戏》中对“鲁镇”之外平桥村的民风描写，以一种纯朴、天然的美好与“鲁镇”民俗形成鲜明对比，隐喻地传达了他对“鲁镇”生活的不满、厌恶和批判。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描写；文化批判；理想展望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30-04

一

鲁迅的白话小说共33篇，其中《故事新编》8篇自成系统，风格独异，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属于那种“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而且是从历史中“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①类型的历史与现实揉合、真实与荒诞相融的具有独创性的奇特小说。《呐喊》、《彷徨》中的25篇可以看作一个系统，除了《兔和猫》、《鸭的喜剧》两篇实录市民生活，流露出通俗文学的品性，另有《社戏》主要描写乡村少年们的一次夜间撑船看戏、煮蚕豆活动，笔调轻松欢快；其他作品都可以看作严肃的思想小说，在主题上表现出对国民精神状态的思考和救治追求，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文化批判性。这些所谓严肃的思想小说，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农村社会生活为主体，揭示了农民的悲苦命运，暴露了农村宗法制度的黑暗和农民生存状态的愚昧落后，批判了儒家伦理文化对农民特别是对劳动妇女的毒害。另一类作品以城市小知识分子和市民生活为题材，描写了旧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悲惨命运和荒唐人生境遇，表现了新知识分子的觉醒、苦闷、迷茫，也批判了其中一些人的荒唐和堕落；同时还暴露了市民社会的黑暗、麻木和愚昧。总之，《呐喊》、《彷徨》这两部小说集比较全方位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腐朽没落，表现出明确的社会批判性和革新社会追求，并试图通过改造国民精神来拯救国家民族。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创新追求背景下的普遍情绪，尽管他们的行动结果只能是一种文化批判，但在思想启蒙上的价值不可低估。

鲁迅以思想家、革命家、小说家著称，他的小说被尊为思想小说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但鲁迅也是描写民俗的大家，他的小说也是民俗小说，这方面学术界的关注很不够。本文仅从鲁迅的几篇提到“鲁镇”的小说来考察鲁迅对民俗的描写，主要讨论民俗描写在这些篇章中的价值。

二

《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有五篇提到“鲁镇”，并从不同侧面描写了“鲁镇”和“鲁镇”附近平桥村的民俗。所谓“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1]1 “风与俗在《汉书》上又有不同所指：‘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上之所化是指由上而下的教化，有一种推广神的力量，所以叫风，是说像风一样遍布四方。下之所化是指下层人民所用以自我教化的东西，它在民间为人人所习，所以叫俗。”[2]1 可见观民俗或民风是认识特定社会中人和人的生活的基本手段。鲁迅作为一个怀有救治世俗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承载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命的小说家，《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对民俗的关注带有颠覆旧文化的动机，主要目的是暴露一些陋习、批判风俗对人的精神毒害或揭示人物性格与社会习俗的关系等。本质上是对已经风俗化的封建专制文化进行批判。

鲁迅小说有四篇直接描写“鲁镇”发生的故事，即小说虚拟的环境叫“鲁镇”。这四篇作品分别是《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另有一篇提到“鲁镇”的小说是《社戏》，主要描写的是“鲁镇”之外的平桥村的美好生活，但也提到了“鲁镇”外面嫁来的女儿回乡省亲的民俗。也就是说，五篇提到“鲁镇”的小说在民俗描写上形成了两个对比维度，具有鲜明的对比性。一方面“鲁镇”里的社会民俗需要革新改造，另一方面“鲁镇”外面的世界（特指《社戏》中展示的平桥村的田园世界）令人留恋，鲁迅通过这种对比性的民俗描写，隐喻地传达了他对“鲁镇”生活的愤慨、厌恶和批判，对平桥村式的世外桃源的追寻。

《孔乙己》开篇便是：“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这是一段精彩的民俗描写，从中可以看出“鲁镇”人们的饮食风俗、衣着风俗和酒店经营风俗。更主要的是，这段描写为孔乙己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在“鲁镇”这样的凭借衣着、饮食消费方式就可以明显判定一个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地方，“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的存在方式就成了一道具有讽刺意味的风景。如果没有开篇这一段对“鲁镇”人们风俗习惯的描写，就不能鲜明地反衬出孔乙己存在的滑稽。孔乙己穿长衫而不属于富贵之流，也不属“短衣帮”即不能务农经商做工，他被封建科举制度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废人。孔乙己的人生悲剧固然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他“的确有很多令人生厌的毛病，例如自命清高，放不下架子，鄙视劳动，不会营生，是一个十分迂腐麻木、至死也没有觉悟的旧知识分子。”[3] 但孔乙己并不是一个恶人、坏人，他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卑微小人物，他的性格悲剧是因为受了封建文化的毒害太深，他的人生悲剧是由封建科举制度直接造成的。孔乙己的凄惨结局说明，在封建王朝统治下，读书人如果不能被统治阶级选拔为奴才，进而以官老爷的身份成为治理天下的工具，就只剩下了穷苦潦倒一条路；封建科举制度是脱离民众现实生活的、为王权驯化奴隶的官吏选拔制度，是统治阶级治理天下的工具，而不是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生产能力的教育制度。这样深刻而沉重的思想，通过一个人物在固定场合的衣食方式细节表现出来，这的确是一种独具慧眼的创造。作品通过“咸亨酒店”一个伙计对孔乙己这个独特人物的讲述，批判了“鲁镇”社会在官本位文化的控制下造成的人生灾难。

《明天》中写到“鲁镇”的就寝风俗、医疗风俗和丧葬风俗。“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她自从前年守了寡，便须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所以睡得也迟。”这段关于“鲁镇”民风的描写，展示了“鲁镇”社会的封闭、停滞和落后，暗示了单四嫂子生存的艰难。同时也对“鲁镇”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之流的男人们的下贱、卑鄙、无所事事的人生进行了鞭挞。“鲁镇”的医疗风俗描写流露出鲁迅对巫医的厌恶和批判。“鲁镇”的医生“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判定病因用的是“火克金”一类的胡言乱语，开出的“保婴活命丸”也没有救活单四嫂子的宝儿。

单四嫂子的“宝儿”死后，当她“号啕”的时候，鲁镇的人们便在她家“聚集了几堆人：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王九妈便发命令，烧了一串纸钱；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第一个问题是棺木。单四嫂子还有一副银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都交给了咸亨的掌柜，托他做一个保，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第二天，“下半天，棺木才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地盖上了。但单四嫂子待她的宝儿，实在已经尽了心，再没有什么缺陷。昨天烧过一串纸钱，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敛的时候，给他穿上顶新的衣服，平日喜欢的玩意儿，——一个泥人，两个小木碗，两个玻璃瓶，——都放在枕头旁边。”“这一日，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王九妈又帮她煮了饭，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上面从《明天》中摘录出来的丧葬风俗描写可以看出，鲁迅一方面在展示单四嫂子的悲惨命运，一方面也控诉了“鲁镇”人们借他人的灾难而发财、贪图便宜的丑恶嘴脸。尽管也有“义冢”这样的信息流露出鲁镇的慈善，但借贷和抵押这些经济活动背后，隐藏着单四嫂子的穷困潦倒，说明鲁镇并不是一个真正慈善的地方。特别是人们借机在丧葬仪式的操演中发财的发财、混饭吃的混饭吃，进一步把单四嫂推进了穷苦的深渊。可见，风俗是所谓吃人的封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穷困的单四嫂在丧子的悲痛中完全被这种风俗所操控，已经陷入精神麻木的境地，而“鲁镇”的人们大都是别有用心地热衷于一种风俗活动，并没有真心怜悯，遑论无私帮助。

《风波》中多次提到“鲁镇”，也提到“咸亨酒店”，其中有一段描写道：“第二天清晨，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又拿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可见七斤生活的地方是“鲁镇”旁边的一个村庄，由于距离上的紧邻关系，深受“鲁镇”文化影响，属于“鲁镇”文化圈范畴。“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了小名。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常说伊年青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么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总之现在的时世是不对了。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②这段关于“鲁镇”近郊乡村社会人们起小名风俗的描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借九斤老太整日挂在嘴边的一句“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把1840年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景况再准确不过地概括了出来。甚至可以说，鲁迅借九斤老太的话，说出了他对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的看法。他曾在《摩罗诗力说》中讲到：“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把这段话译为现代白话文，意思是说：人们读古老国家的文化史，随着时代看下来，到了最后一页，一定会感觉到凄凉，就好像从温暖的春天离开，进入了萧条的秋季，（早期）那生机萌发的景象逝去了，显出绝灭的征兆，眼前所见是一片枯萎凋零，我难以说清这种现象，姑且把它说成是萧条的停止吧。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还接着说：“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为影国者，无不如斯。”“故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讽刺之辞耳！”联系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境况，鲁迅有这样感伤的历史观和文化史观也是可以理解的。

《风波》中还写到“辫子”和“裹脚”习俗。七斤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很为自己没有辫子诚惶诚恐，而“有些遗老的臭味”的赵七爷又赶紧把盘起的辫子放下来，把不常穿的竹布长衫也穿了起来，并公然出来威胁七斤嫂说：“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见，中国人在清朝时“留辫子”是“自上而下”的风俗，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教化”手段。老百姓在长期严酷的专制统治下，对权力充满了恐惧，没有丝毫个人权利，连头发怎么弄也没有自主权，人们只有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苟活的份儿。而那些被彻底奴化了的赵七爷之流，已成为“老例”的铁杆卫护者。“裹脚”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流传已久的陋习，是封建的儒家伦理文化对妇女的戕害。人们对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头发和脚都没有自主权，可见，“上之所化”的“风”对民的“教化”作用严酷到了何等程度！

《祝福》也是从“鲁镇”的民俗描写开始的。“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幽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鲁镇”上的人们“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当“鲁镇”的人们红火热闹地“送灶神”、“迎福神”、放鞭炮，在种种民俗仪式的忙碌中过春节的时候，祥林嫂却在物质的穷困中，在鬼神、地狱之类封建世俗迷信文化的折磨中，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祥林嫂原本“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天，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试工期间，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这段描写表明，祥林嫂本来是个健康的、可以自食其力的人，却被婆家按照世俗社会的礼法卖给了贺老六，有了新的生活也算是“交了好运了”，谁料天有不测风云，贺老六病死了，她唯一的寄托——儿子被狼吃了，这时候她应该得到人间的温暖和关心，至少在贺家应该有她的一席生存之地，然而儒家伦理文化对女性规范而成的风俗是：嫁夫从夫，夫死从子，母以子贵，无子便在家族中没有地位了。所以祥林嫂得到的下场是：“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而老主人鲁四老爷开始时“鉴于向来雇佣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收留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从此，祥林嫂这个山里人，这个不幸的女人，像坠入黑暗的深渊一样，开始受到“鲁镇”的世俗文化的残酷扼杀。鲁四老爷家的祭祀再不许她沾手，柳妈给她讲了阴司里阎罗大王把人锯成两半的民俗观念，并出主意让她到土地庙去捐一条门槛，她“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可见，“鲁镇”的民俗文化不仅在精神上围困着祥林嫂，也在经济上剥削着祥林嫂，最终把她推上穷困潦倒的死路。“鲁镇”文化是扼杀祥林嫂这样一个健康的劳动妇女的罪魁祸首，所以，“鲁镇”社会的罪孽深重的世俗伦理文化必须被革新。

鲁迅的五篇提到“鲁镇”的小说，惟有《社戏》写得轻松愉快。虽然开篇部分写得有点杂感味道，但从文本进入“远哉遥遥的十一二岁”时光，便展现了另一番令人陶醉的新景观。这种“新景观”的开启是借助民俗描写来完成的：“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间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小说由此进入了对“鲁镇”之外的平桥村乡村社会的描写。那是一片安宁祥和的土地，那里民风淳朴，人们亲和友善，那里的社戏舞台“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那里的罗汉豆好吃得让人终生难忘。总之，“鲁镇”之外的乡村社会给少年鲁迅带来无穷欢乐，留下永远的美好记忆。

与其说鲁迅在描写少年时的美好时光，不如说他在展望一种社会理想，在渴望一种人生状态。这种社会理想和人生状态首先要有美丽的自然生存环境，正如作者描写的那样：“离海边不远”，“临河”，有松柏林，有生长着豆、麦的田野，有起伏的连山，有蹲着石羊石马的可以牧牛的草地，有可以垂钓鱼虾和飞渡龙舟的河……；其次，人们的社会关系淳朴友善，“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作者描绘的平桥村是远离“鲁镇”的另一个世界，那里虽然也有六公公那样的人懂得中状元一类的事，也有大概如阿Q一般的“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也有土财主，但平桥村里的人们“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并没有受到儒家伦理文化的太多侵害。平桥村是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较小的社会，由于她是“极偏僻的”，所以被“上之所化”的程度不深，因而也就特别少有赵七爷、鲁四老爷、孔乙己那样的人物，人们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下生活，特别是那里少年们的生活，天然而少束缚，自由而富有乐趣，是人类在精神上永远向往的美好境界。鲁迅用小说描绘出这样一个远离所谓“文明”社会的世界，借那里的“社戏”与“文明”的都市社会里的剧院戏相对比，表达了他对纯真、天然、自由、朴实的乡村社会生活状态的向往，批判了都市和城镇那样的所谓“文明”世界在儒家伦理文化的熏染下，人性的被扭曲和社会生活的堕落。

三

从以上五篇明确提到“鲁镇”的小说的内容来看，“鲁镇”是位于江浙一带的水乡。据孙伏园、周作人说，“作为小说人物活动舞台的‘咸亨酒店，是1894、1895年前后绍兴东昌坊口鲁迅故家（新台门）对面实有的酒店，鲁迅的本家在那里掌柜。”[4] 这样说来，“鲁镇”虽是个虚名，却是实有其地。也就是说，小说描写的世界就是鲁迅的故乡，“鲁镇”的民俗就是鲁迅故乡的民俗。那么，鲁迅在小说创作中为什么虚拟了“鲁镇”这样一个地名呢？按照常规，他为自己的家乡虚拟一个小说地名，应该倾向于选择“浙镇”、“绍镇”、“新台镇”、“临海镇”什么的，当然，也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鲁迅”这一笔名中有“鲁”姓，所以，“鲁迅”的故乡自然可以称“鲁镇”。不过，笔者总觉得鲁迅这位一贯在名号方面很讲究的人，在小说地名的使用上也不会很随便。这一推测不仅可以从他的十几部杂文集和三部小说集的题名上得到佐证，也可以从他创作小说《幸福的家庭》时所流露出的起地名心态得到印证。《幸福的家庭》里的主人公数遍大江南北没能找到安放“幸福家庭”的地方，最后“便要假定为A了”。这当然是别有深意的描写，但从创作是作家心态的流露这一点来看，足以说明鲁迅创作小说时在地名使用上是颇费心思的。另外，鲁迅《呐喊》、《彷徨》中的所有小说，要么没有明确地名，要么用A、S一类的英文代替，一旦有地名就有一种“地名”与作品主题相契合的感觉，如《阿Q正传》用“未庄”，《长明灯》用“吉光屯”，《示众》用“首善之区”等。所以，“鲁镇”在五篇小说中反复出现，一定是个别有深意的地名，表示着鲁迅在小说创作上的匠心独用。

如前所论，《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四篇小说的人物生活在“鲁镇”或“鲁镇”近郊，“鲁镇”民俗或文化是造成他们人生灾难和不幸的根源，而这种民俗或文化也就是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文化，而儒家伦理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古代的鲁国，所以说，“鲁”是封建伦理文化的代名词，“鲁镇”类似于中国人的名字，姓在前，名在后，意思是说那里属于封建伦理文化所控制。明明写的是江南水乡，却以“鲁”冠之，表明江浙大地也姓了“鲁”，普天之下都受到了封建礼教的毒害。另外，“镇”除了有“行政区划单位”意思外，还有“压”、“抑制”、“镇压”的含义。这样说来，“鲁镇”就是一个受到儒家封建伦理文化“压制”、“摧残”的地方。而《社戏》所描写的平桥村因为远离“鲁镇”，所以受封建的儒家伦理文化的“风化”较轻，因而具有了别样的人生和社会风景。

注 释：

①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②鲁迅《风波》。

参考文献：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姚二龙.民俗论[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3]冯光廉，刘增人.〈呐喊〉、〈彷徨〉知识分子形象研究中的若干偏向[A]//鲁迅研究资料（20）[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4]（日）丸尾常喜著，秦弓译.隔绝与寂寞[J].鲁迅研究，1992（10）.

作者简介：徐美恒，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文学博士，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