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仕萍

(襄樊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道安僧团管理探析

袁仕萍

(襄樊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魏晋时期佛教僧团规模有了大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众多典型的佛教僧团,开始了中国化佛教僧团的发展。道安于恒山建寺传教,组建僧团,其时僧团管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常宣法化;二是以德自任;三是不依傍时流。在襄阳十五年,道安实施了两大措施:一是决定沙门以释为姓;二是译传戒律,制定中国化的僧团制度。在处理僧团与世俗政权之间,道安则确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与“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原则。

道安;僧团;佛教

王永会在《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一书中,把中国佛教僧团及其管理的发展分为以下五个时期:汉——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僧团的形成与管理制度的初创时期;隋——元是中国佛教僧团的鼎盛与管理制度的完善时期;明清是佛教僧团的继续发展及丛林改革时期;近代是佛教自治化发展以及僧制整理与改革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是中国僧团及其管理的多元发展时期。[1]

魏晋时期佛教渐为中国社会所理解并接收,佛教僧团规模有了大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众多典型型的佛教僧团,在吸收印度佛教僧制的同时,开始了中国化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佛图澄僧团、道安僧团、鸠摩罗什僧团、慧远僧团等。他们依靠自己的德望修为,各有一整套规制维持着自己僧团的清净纯洁。智俨法师在《与晋王书请为匡山两寺檀越》中称赞佛图澄、道安、慧远:“叁德相承,如日月星。真佛法梁栋,皆不可思议人也。”[2]236然最能光大其业的,则是中国佛教划时代的人物道安。道安以前,译经弘教的都是外来西僧,道安以后,我国的僧侣始为弘法的中坚。道安之前佛学是沙门的专业,道安以后,才把佛学公之于广大智识阶层及社会之间。有关道安大师的佛学思想专家学者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而对于道安僧团及其管理的研究却鲜有问津。本文对道安僧团管理及基本样态进行分析,借以弥补道安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

道安大师生活的七十多年中,行化於河北、山西、河南一带,也曾南下湖北荆州襄阳客居十五载,最后弘化于长安。他经历的时代,正是西晋末年的混乱和此后相继兴替的“五胡乱华”时期。《高僧传》载,道安离开飞龙山,首次创立寺塔是在恒山,《尔雅》“释山”称:“恒山为北岳”。[3]281在清朝顺治年间以前,北岳恒山一直指的是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大茂山。大茂山,古称恒山,汉朝和宋朝时,因避汉文帝和宋真宗的名讳,曾改名常山。《汉书》的“郊祀志”记载北岳常山在曲阳,历代史书也都明确记载,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主峰为大茂山。[4]1249清顺治十七年 (1660年),顺治皇帝下诏,祭祀北岳由曲阳的恒山转到山西浑源的恒山。道安太行恒山创立寺塔具体位置在今河北阜平北部,在飞龙山北面约一百公里左右。一是进行法事活动所需,二是为义学中心、研究佛典,这样就形成了以高僧大德为中心,以寺院为基础的僧团。道安是一个学僧,他不以道术神通来吸引信众,而是通过自己实地的修证、不尚玄谈的人格,及对佛教义理的深入研究对僧团形成强烈的感召力。

道安于恒山建寺传教,组建僧团,“移居九次,其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之情,可以想见。”[5]136道安僧团管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其时常宣法化,已经有较大名声。“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外实既符,道俗欣慕。”[6]178在道安的弟子中,慧远“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6]他贫旅无资,连衣服也常常缺乏,可是始终坚持不懈,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精心思考。道安见他聪明勤奋,对佛教义理领会得非常深刻,常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6]把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慧远师事道安仅三年,由于勤奋钻研,学业优异,便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开始讲解《般若经》。般若学所宣扬的“实相”,即所谓超时空的本体,听众往往感到很难理解。一次一个听众对道安阐发佛法的论著《实相义》提出质疑,慧远援引《庄子》义作类比来解释实相,使听众很快明了。从此之后,道安唯独允许慧远不废俗书,可以引佛典以外的书籍来比附说明佛理。二是以德自任,以人格感染僧团。僧伽制度的管理形态,在印度的原始僧团,重视佛陀及其领导者的人格和僧众的自我管理,佛陀本人或古代开山高僧,都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模范型先知”[7]89,通过他们以身作则的方式,自然产生向心力而众望所归,成为领袖式的人物,于是建立了“模范型教团”。道安一生志在弘扬真实教理,其道德学问,人格精神,对弟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慧远欲南下访儒生范宣,值世乱道阻,闻道安于太行恒山弘扬佛学,遂改道前往谒见,他被道安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诚挚慨叹“真吾师也”[6],然后拜道安为师,立志出家修道。慧远兄弟生活上很清贫,常缺衣食,但兄弟两人恭敬相处,始终努力学习,坚持不懈。沙门昙翼“每给以灯烛之费。安公闻而喜曰:道士诚知人矣。”[6]事隔十余年之后,晋长沙太守滕舍之于江陵舍宅为寺。告道安求一僧为总领。道安谓昙翼说,荆楚士庶始欲师宗,成其化者非尔而谁。于是昙翼杖锡南下,修建寺院,就是现在的荆州江陵长沙寺。作为佛教僧团的领袖,道安的学识和人格,在当时受到极大的推崇,成为人们的楷模,正如梁启超评价道安“安公以其高尚之人格,宏远之规划,提挈众流。”[8]三是不依傍时流,维持佛教与世俗之独立精神。陈寅恪先生有言:“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9]东晋时期,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比较重要和有代表性的则有两次,东晋咸康六年(340年),庾冰辅政,以为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议不应敬。乃下礼官详议,礼官博士同何充之议,而门下诸官接承庾冰旨意反驳,无果而终。东晋元兴年间(402—403年),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设拜于己。慧远持异议,玄乃止。事后,慧远总结咸康、元兴之事,作《沙门不敬王者论》,系统地表述了佛教的态度,论证了僧人不拜王者的理由,成为中国佛教僧人对该问题的权威著作。道安恒山僧团管理原则是不依傍时流,志在弘赞教理。当时武邑太守卢歆听说道安品格清秀、道行高远,就派遣沙门敏见恳切请道安到他那里去,道安推辞不掉,就接受他的请求,开席讲经。比较同时潜遁剡东,悠然自得之竺道潜支遁,道安以道自任,坚苦卓绝,志在弘赞真实教理,其不依傍时流,为佛教谋独立之建树,则尤与竺道潜支遁等截然殊途。

由于其时战乱未息,天下不宁,所以住不多久,道安就离开邺都赴牵口山 (邺都西北),随之又赴王屋女林山,达陆浑,走新野,南下襄阳,一路辗转,历时十年,虽艰苦备尝,而弘法未曾稍有中断。他们在这里受到了佛教信仰毫不动摇的严峻考验,增强了弘教的凝聚力,锻炼了艰苦的适应力,提高了诵诗弘法的能力,为后来到襄阳继续弘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有利于佛教的宏传,这时,道安还让法汰、法和等分别率领众弟子去扬州、蜀中等地,广播种子,宣妙法音。襄阳属于东晋地界,较之北方,相对来说要安稳得多。在襄阳,道安一住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是他一生弘法事业中最为灿烂的时期。他编撰《众经目录》,制定僧尼轨范,开讲《放光般若经》,开启出家人姓“释”先声,同时考校译本,注释经义,多所建树。

当时道安所创的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规模极其宏大。关于道安在檀溪寺的斋讲仪范,以及师徒间的人际关系,在习凿齿《致谢安书》中,有着较为客观的反映:“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大威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6]随着道安声名的远播,“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僧团规模也随之扩大。僧团的统一与组织管理,成为他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于此,道安实施了两大措施:一是决定沙门以释为姓。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徒姓氏甚是纷杂,西域僧人依持本姓,如安、支、康、竺等,中国出家僧人戒依本姓,或取胡音、师姓。“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问。”[6]这一方面于中国佛教之一体化发展极为不利,另一方面,对于消弥僧团中僧众出身的阶级差别及僧团的现实差别、从而将僧团导人统一化发展也产生了很大阻碍。因此,道安独出心裁,以佛教“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此“遂为永式”。佛教僧尼之以“释”为姓,从而减少了由于姓氏上所表现出的国家、民族、阶级、门第差别,强化了宗教统一的色彩,对中国佛教不同地区、不同宗派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以及中国佛教僧团的统一意义非常大。二是译传戒律,制定中国化的僧团制度。道安僧团之内部组织管理,与前世同,主要依持佛制戒律。道安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但其时佛教戒律是相当不完备的,广律也仅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因此道安在佛教戒律的译传方面颇多用心。他在《渐备经序》中曾说:“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 (指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法藏部《四分律》、大众部《僧祗律》、化地部《五分律》)不具,于大化有所阙。”[10]329感到僧团戒律与组织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意识到了完善戒律等僧团组织管理制度的迫切性。于是他一方面努力搜求与组织翻译戒律;另一方面还参照现有的并不太完备的戒律制定了中国佛教僧团的“僧尼轨范”,成为中国佛教制定中国化的寺院僧团组织管理制度的重要尝试。在处理僧团与世俗政权之间,道安则确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与“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原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是对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情况的总结与批评,而实际上他在倡导一种符合古代印度传统的弘法之道,即“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在道安的传教活动中,他不仅要求其学生遵守此原则,而且本人也身体力行。这一原则终于由他的学生慧远以《沙门不敬王者论》的醒目论题推出,成为中国早期佛教在南方的弘法之道。

综合以上所述,对道安佛教僧团的基本样态及其管理特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道安僧团处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魏晋时期,是一种已经成型的中国化佛教僧团,在组织形态上仍然沿用原始佛教,依靠的是领导者的修行与道德权威。在管理制度上主要依靠佛教戒律。同时不完备的戒律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因时因地因对象对僧团进行调整与创新,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中国化的僧团体制。这是道安僧团的主要特点。

[1] 王永会.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4.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 邵晋涵.尔雅正义[M].合肥:黄山书社,2007.

[4] 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 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韦 伯.韦伯作品集[M].康 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 梁启超.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C]//陈 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Dao-an’sManagement on Buddhism Sangha

YUAN Shi-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angfan University,Xiangfan 441053,China)

There was a major expansion on Buddhism sangha duringWei-Jin dynasties and Buddhism sangha started to possessChinese characteristics.Dao-an began to construct temples in Hengshan.Hismanagementon Buddhis m sangha embod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first is publicity,the second ismodel on morality,the third iswithout dependency on dignitary.During 15 years in XiangyangDao-an took two main measures:sra2 mana to be released to surname SH I;translatingBuddhist commandments and laying down a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en dealingwith sangha and regime,Dao-an established two principles:without reg ime there is no publicity;publicity should be used widely.

Dao-an;Buddhism Sangha;Buddhism

B94

A

1009-2854(2010)06-0018-03

2009-11-26;

2010-04-06

襄樊学院地方文化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袁仕萍(1973—),女,湖北老河口人,襄樊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诗学、美学。

(责任编辑:陈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