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孝民

鲁镇是鲁迅笔下旧中国封建社会乡土世界的缩影。从社会意识形态上看，“和”文化是鲁镇社会的魂。鲁镇的“和”文化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存在，它以教条化的程朱理学作为道德的制高点，披着祥和的外衣，然而其触角所及的每一个角落，却显得封闭、停滞、腐朽而毫无生气。从日常生活到社会风俗、从文化思想到宗教信仰，无处不彰显着这种“和”文化：人们按照既定的规则生活，用深度的集体无意识来维护社会的“和谐”；杀鸡宰鹅，祭祀祝福，“年年如此，家家如此”；鲁镇的读书人读的是《四书衬》和《近思录集注》，悬挂的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守的是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祖制，从来不曾有过改变；鲁镇信奉因果轮回，阎王神祇才是人心的主宰。鲁镇社会仗着自己的“和”文化，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生存。

但是，世俗终究挡不住时代滚滚的车轮，有些变化依然发生，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对“和”文化的背离。这些变化在悄然影响了鲁镇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沉痛否定。

一、四叔的脾气

四叔是什么人？鲁迅在文章里做过些交代。首先，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这是确乎无疑的；其次，他读的书很有讲究：《四书衬》和《近思录集注》是理学的入门书，书房的半副对联“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也源自《四书集注》。根据鲁迅起名的一般做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四叔者，“四书”也。“本家”“长一辈”云云只是烟幕弹，“四叔”是鲁镇社会“和”文化的化身。

四叔的脾气不小。通常，人们都把四叔的脾气看作是鲁四老爷对封建礼教的维护。其实，我们可以从“变化”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一见面是寒暄，……之后即大骂其新党。”四叔为什么要骂新党？许是新党的言行对鲁镇的生存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或者是新党的言行已经悄然影响了鲁镇的日常生活了，这才让鲁四老爷坐不住了。四叔骂新党暗示了鲁镇的固有文化受到了外界文化的猛烈冲击，也是鲁镇文化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本能反应。

四叔的脾气还表现在他对祥林嫂的态度上。祥林嫂第一次来鲁府，他“皱了皱眉”，后来听说祥林嫂是私自逃出来的，他又“皱一皱眉”；祥林嫂遭婆家人掳走后，他连骂“可恶”；祥林嫂死了，他反应最剧烈，全然不顾自己的体面：“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态度是鲁镇社会内部矛盾的集中体现。在鲁镇文化的可控范围之内，“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的祥林嫂，虽然辛苦，但劳动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祥林嫂的命运一旦不符合鲁镇的道德教条时，四叔的脾气就变得歇斯底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鲁镇，人性相对舒展时社会才稍有“祥和”的一面；而人性遭蹂躏时社会就表现得浮躁和喧嚣。从这一点看，以四叔为代表的“和”文化在处理自身文化冲突时表现出了极度的不自信。

四叔的脾气是鲁镇社会极不和谐的音符，透过这个音符，我们不仅看到了鲁镇“和”文化的排外与软弱，也看到了它了无生气的未来。

二、祥林嫂的疑惑

祥林嫂善良单纯，她所有的言行都是内向性的，虽屡遭打击，却从来不敢怀疑这个世道。她极力地想把自己置于鲁镇的群体之中，但始终办不到。这期间，她有过两次疑惑。

其一是祥林嫂对现实生活的疑惑。第二次来鲁镇四叔家，祥林嫂是自由身，原可以比第一次干得更好些，但是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地走开”。祥林嫂对自己的命运有太多的不理解，明明自己是个不幸的人，为什么大家对她避之唯恐不及。她感觉到了与鲁镇人的隔阂：人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了。自己也觉得没趣”；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她“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这种隔阂反映了祥林嫂与鲁镇人之间的人际对立。

其二是祥林嫂对魂灵的有无的疑惑。被赶出鲁府后，成了乞丐的祥林嫂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关注远不如对死后的关注：“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祥林嫂对魂灵的怀疑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百般努力，也不会得到这个社会的原谅，她的不幸与鲁镇文化有着根本的对立！

鲁镇的祥和只是一件光鲜的外衣，光鲜背后是吃人者的狰狞。祥林嫂的疑惑是对鲁镇“和”文化的赤裸裸的拷问。

三、“我”的逃离

“我”是鲁镇文化的旁观者，又是亲历者。“我”的感受和行为直接反映了作者对鲁镇社会的态度。“我”既已在外漂泊很久，但是短短的几天里，“我”一连三次提到离开。其间的道理值得玩味。

第一次是走访了几位亲友之后，觉得无论如何，“明天决计要去了”。为什么想走呢？鲁迅用了一些词，如：“不投机”“剩”“无聊赖”等。可见，这是一个容不得半点新思想的地方，顽固守旧，死气沉沉。三天下来，“我”唯一感受是百无聊赖。“我”与鲁镇波澜不惊的生活格格不入。

第二次是遇见祥林嫂的那天，“我”逃回四叔家后就想：“不如去吧，明天进城去。”面对祥林嫂的追问，“我”仿佛“遭了芒刺一般”，吞吞吐吐、支吾、踌躇、胆怯，根本无法与强大的鲁镇固有文化有任何的抗衡。祥林嫂的不幸使“我”的心灵备受摧残，“我”无法在鲁镇继续待下去。

第三次是祥林嫂死后第二天的晚饭桌上，“我”便立刻告诉四叔“明天要离开鲁镇”。“我”的“要离开”自然跟祥林嫂的死脱不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鲁镇吃人的文化氛围让“我”坐立不安。“我”的逃离是对鲁镇“和”文化的直接否定。

《祝福》写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当时，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大刮“整理国故”“尊孔读经”的妖风，妄图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毒害人民。鲁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写作《祝福》，是有其揭露意义的。由此观之，鲁迅在小说里设下一些与现实的不协调因素，让读者明了鲁镇社会在苟延残喘中对自身“和”文化的悖逆，正是其揭露的用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