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雄 王 众

（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毛泽东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统一战线理论的创造者， 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广泛， 交心交情， 在政治上帮助， 生活上关怀， 建立了深厚友谊。 他与党外人士商讨时政、 座谈调查、 虚心听取批评， 认真吸纳党外人士的意见， 不少人成为他毕生的挚友。 他以特有的气质、 超凡的魅力、博大的胸怀、 风趣的语言与党外人士谈古论今， 吟诗论画、 以文会友， 在历史上留下许多轶闻佳话， 给后人诸多的教益和启迪， 为全党树立了团结党外人士的光辉典范。 然而， 有关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的研究， 大都限于其统战思想、 政策贡献、 人格魅力、 交往艺术、 工作方法、 领导艺术等显性特征方面， 对其内在的科学思维方式却鲜有研究。 本文力求通过对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中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 以扩大研究的领域。

一、 战略思维决定了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的高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 战略上赢得主动， 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战略思维是战略家最显著的本质特征。 战略思维就是把控全局， 从长远看当前、 从全局看局部、 从整体看部分， 致力于解决根本性、 全局性、 整体性、 长远性、 前瞻性问题， 努力占据观察事物、 分析问题的制高点， 从整体上把控发展趋向， 增强战略定力和思维能力。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中的战略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政治高度、 预见能力、 政治定力等方面。

（一） 从政治高度对待与党外人士的交往

在延安时期， 毛泽东曾经讨论过 “什么叫政治， 什么叫军事” 的问题， 他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你的人搞得多多的， 把反对你的人搞得少少的。 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从事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和根本所在。 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一定是共同利益的政治联盟， 而之所以是“联盟”， 这是因为联盟各方一定具有利益冲突， 甚至利益对立， 那么统一战线领导者最大的政治问题， 也可以说基本前提在两个方面： 一是确立联盟者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二是尊重与尽可能地维护联盟各方的利益与处境。

1.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首， 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特征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的。《毛泽东选集》 开卷第一句话讲的就是战略：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告诫党内同志： “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必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者， 结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 党外人士作为具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 较强的参政能力， 以关注民生、 社会发展、 民族前途命运为己任的非中共人士群体， 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联合的重要政治力量。 毛泽东十分清楚没有广大党外人士的广泛参与， 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不能取得胜利。 1942 年， 毛泽东在 《整顿党的作风》 一文中指出： “如果不同党外干部、 党外人员互相联合， 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 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1］826即使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毛泽东坚持认为党外人士具有重要的政治代表性。 1950 年5 月， 在听取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他指出： “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 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 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 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 就不是一根头发， 而是一把头发， 就不可藐视。”［2］681

2.共产党员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

近代以来， 建立一个独立、 自由、 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 成为社会各进步力量共同的追求。 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的要求又有动摇性， 大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但在面对外敌入侵的特殊情况下， 无产阶级政党甚至可以把一部分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也列入争取的范围之内， 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由此， 他反复告诫说： “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 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 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 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 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 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 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 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 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 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1］826

3.同党外人士合作是长期的

如果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 是知己， 那么，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 “一把头发” 则是知彼。 然而， 毛泽东的战略思考并未停留在 “知己知彼” 阶段， 而是知道事物发展的未来方向。 在即将迎来革命的全面胜利之时，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 “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 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 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 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 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 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 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 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 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 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 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 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3］1437-1438

（二） 用预见能力引导与党外人士交往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立足长远，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规律， 进行科学预见； 统揽全局， 在统筹协调中确立重点， 进行战略部署。 他在回答“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 时指出： “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 如果没有预见……不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 如果什么也看不见， 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 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那是平平常常的， 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 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并能掌握住它， 这才叫领导。”［4］394-395

1.中国必胜的预言让梁漱溟的“烦闷一扫而光”

梁漱溟作为民主人士， 被国民党特邀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本想为抗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当他亲眼看见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国民党政府缺乏信心， 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后， 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抗战胜利的希望感到悲观失望、 一片茫然。 他带着诸多困惑和问题， 于1938 年1 月第一次来到延安， 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梁漱溟见到毛泽东后， 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抗战前途的担忧， 并向毛泽东请教 “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中华民族会亡吗？” 毛泽东专注地听完梁漱溟的讲话， 回答道： “梁先生， 对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 应该非常乐观！ 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 最终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 只能是这个结局， 别的可能没有！”［5］210毛泽东先下了定论， 接着有理有据， 详尽地分析了国内、 国外， 敌、 我、 友三方力量的对比， 又着重谈了这场战争的性质， 人民的力量， 战争的阶段等问题， 最后归结到了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来。 梁漱溟听后， 十分敬佩毛泽东对时局的精辟分析， 感叹这是抗战以来他所听到的有关抗日问题最令其鼓舞和信服的谈话。 梁漱溟佩服至极， 对毛泽东说： “您今天的谈话， 使我豁然开朗， 精神振奋！ 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6］90

2.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承诺让李鼎铭“愿出来做事”

开明绅士李鼎铭因为人正直， 同情农工， 敢于直抒己见， 受当地群众拥戴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1941 年11 月6 日， 他参加了这次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被毛泽东的演讲所打动， 被毛泽东虚心纳谏的精神所鼓舞， 大胆提出 “精兵简政” 的意见。 这份提案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并在参议会上顺利通过。 李鼎铭本人也因毛泽东的积极推荐， 后经参议员们民主讨论， 被大会选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然而， 有一日毛泽东听说李鼎铭曾提过“党上有包办” 的意见， 这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经过调查研究， 毛泽东发现党内一些同志还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 往往把李鼎铭当客人对待， 形式上客客气气， 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 他便指示边区政府领导改进工作方法。 最终商定了4条改进措施， 以确保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李鼎铭很高兴， 态度重新积极起来， 不讲 “你们党”， 而讲 “我们团体” 了。 1944 年6 月，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李鼎铭时， 提问道： “你是不是有职有权？” 李鼎铭由衷地说： “我这个副主席是真正有职有权。 国内外个别分子说边区政权是共产党坚持包办， 我想是很可笑的。 我想要找把持包办，只能到国内外独裁主义那里去找， 我们这个地方却是建立了一个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的民主联合政府。”［7］292

3.民主新路回答让黄炎培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抗战胜利前夕， 党外人士黄炎培等人赴延安访问， 即将返渝时， 毛泽东问他对延安有何感想。 他谈到了“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政怠宦成” “人亡政息” 的历史周期率， 并询问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办法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简明而自信地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8］31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表示赞同， 认为：“这话很有道理。 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 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 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 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 才能使地地得人， 人人得事。 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 怕是有效的。”［9］54可以看出， 毛泽东民主新路的答案， 一个最根本的依据， 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 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且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民主新路是可以行得通的。

（三） 用战略定力坚定与党外人士交往

战略定力是指实施和实现战略意图的意志和决心。 战略定力源于战略自信， 保持战略清醒是增强战略定力的前提， 加强战略思维是增强战略定力的保证， 提高战略能力是增强战略定力的关键。 具备强大的战略定力就可以在战略上判断准确、 谋划科学、 赢得主动； 缺乏足够的战略定力， 就容易在战略上摇摆不定， 患得患失， 错失良机。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是建立在强大的战略定力之上的， 其战略定力主要表现在坚持长期主义、 独立自信、 接受批评和斗争意识四个方面：

1.长期共存的方针必须坚持

无论是战争时期， 还是和平年代， 都有人怀疑过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延续性， 担心共产党会 “过河拆桥” “兔死狗烹”。 针对这些疑虑， 毛泽东始终秉持 “长期共存” 的方针。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指出： “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别人、 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 是固定不移的， 是永远不变的。”［10］809在抗战即将胜利，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工作报告中指出：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 是否会学俄国那样， 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 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 毫无疑义， 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 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 不可能、 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 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 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 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 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 在一个长时期中， 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 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1］1061-1062即使在建立新政权之后， 毛泽东仍然坚持“长期共存” 的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 中， 他阐述道： “在我们国内， 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 现在还继续存在。 在这一点上， 我们和苏联不同。 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 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对党， 对人民， 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12］34-35他深刻认识到：“究竟是一个党好， 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 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 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 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2］34

2.独立自主不能抹杀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 独立思考是其科学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 无论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革命道路的选择， “论联合政府” 政权形态的设计， 还是“党派独立性” 政党制度的思考， 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 的思考与实践。 他认为：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只能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 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 无论在思想上也好， 在政治上也好， 在组织上也好， 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 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 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 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 这是每个共产党员， 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 应该明白的。”［13］524-525

毛泽东在强调本党派的独立性时， 也非常重视和支持其他民主党派的独立性。 1946 年9月，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民主教授” 许德珩夫妇， 交谈中鼓励许德珩建立永久性政治组织“九三学社”。 新中国成立后， 九三学社成员中有些同志认为， 九三学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不必存续， 提议解散。 毛泽东听后， 强调： “我们共产党不是法西斯， 不能搞一党专政。 我们应当正式提出建议， 希望所有的进步团体同我们一道建设新中国。”［14］33毛泽东提议保留民主党派就是为了强调其党派的独立性。

毛泽东经常鼓励党外人士保持独立性思考， 独立地开展科学调研和学术研究。 1956 年“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方针提出后， 毛泽东邀请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 毛泽东拿出一本线装大字本《汉书·赵充国传》 对周谷城说： “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 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 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 反对者十之八九。 但他坚持真理， 后来得到胜利， 赞成者十之八九， 反对者十之一二。 看来真理要人接受， 总要有一个过程， 但要坚持。” 毛泽东此举是希望周谷城能坚持真理， 发展学术研究， 积极参与“百家争鸣”。 周谷城曾在《新建设》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的文章， 因与苏联方面有关逻辑的一些著作观点不同， 引来一场麻烦， 有些人出来反对他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提法。 毛泽东知道后， 特意请周谷城去吃饭， 并拿出《新建设》 杂志对周谷城说： “关于逻辑， 你说得最明确。”［15］382-383周谷城非常感激毛泽东， 委屈地说： “不得了了， 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 我受不了。” 毛泽东平和地说：“有什么受不了， 辩论就是嘛。”［16］60

3.善意批评都应虚心倾听

毛泽东指出：“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 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 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 一切善意批评， 不论是文字的、 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 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 正确的批评， 应加接受， 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 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 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 绝对不可文过饰非， 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 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 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17］397

毛泽东认为， 党外人士“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 党员和党组织则有“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 的职责。 在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中， 一部分共产党员及党组织对党外人士漠不关心、 不予信任， 吹毛求疵、 求全责备； 不愿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 视为无足轻重， 以领导者自居。 为了彻底纠正这些不良现象， 毛泽东指出：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 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 一切党员， 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 （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 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 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 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 加以讨论及解决”。［17］395

4.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无论面对政治斗争， 还是遭受军事挑衅， 毛泽东认为：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 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8］7451940 年5 月， 陈嘉庚访问延安， 对中共进行摩擦斗争不理解， 认为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应多做让步， 要以团结求团结。 为此， 毛泽东对陈嘉庚做了耐心的解释， 说： “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 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 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 所以，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只有对他们在政治上、 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的还击……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 若以团结求团结， 不但团结搞不成， 进步势力会被横遭摧残， 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 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 还会亡党亡国。” 毛泽东真诚地表示： “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 便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19］41-42陈嘉庚当时未必能全部理解和接受毛泽东的观点， 但他能感受到毛泽东言辞是诚恳的， 共产党人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二、 系统思维决定了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的广度

系统思维强调整体性， 要求人们做事立足整体， 全面思考， 注重整体效益和整体结果。作为领导者只有系统思维， 才能抓住整体， 抓住要害， 才能不失原则地充分利用灵活有效的方法处置事务。 与党外人士交往中， 毛泽东注重统筹兼顾、 注重协调、 开放包容等系统思维范式。

（一） 统筹兼顾， 融合方方面面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中十分注重对问题的整体性思考， 关注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要素， 以促进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1.五湖四海， 团结绝大多数

毛泽东的交友十分广泛， 政治上不论左中右， 学问上不分文与理， 情感上不计新与旧，年龄上不重老与少， 地域上不分南与北， 团结争取绝大多数。 这个多数是指阶级与阶层， 不仅仅是代表人物个人。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 他与这些阶级阶层代表人物的交往， 也不仅仅是个人私交， 而同时也是为争取这些人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 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和左派， 还有知识分子、 民族宗教阶层与华侨上层等。 粗略统计， 与毛泽东有深交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宋庆龄、 张澜、 陈叔通、 黄炎培、 沈钧儒、 章士钊、 仇鳌、 程思远、 梁漱溟、 柳亚子、 周世钊、 周谷城、 张干、 刘仲容等；国民党将领有程潜、 张治中、 陈明仁、 傅作义、 卫立煌、 冯玉祥、 续范亭、 邓宝珊、 董其武、刘斐、 戴安澜、 张冲、 陶峙岳、 郑洞国等； 民族宗教界人士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阿沛·阿旺晋美、 赛福鼎·艾则孜等； 文学艺术家有齐白石、 徐悲鸿、 廖静文、 李苦禅、 尹痩石、沈尹默、 老舍、 萧军、 张恨水、 姚雪垠、 侯宝林、 上官云珠等； 史学家吴晗等； 工商界人士陈嘉庚、 荣毅仁等。 毛泽东用他放眼宇宙的哲学智慧， 改天换地的政治勇气， 决胜千里的军事才能， 雄浑奔放的诗人气质对党外人士产生了超凡的魅力， 为中国革命、 建设汇聚了无数人才， 集结了巨大的力量。

2.兼容并包， 扩大执政基础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 建设中， 毛泽东发现由共产党包办一切就会出现党员固化、 事业凝滞的现象。 只有采取兼收并蓄， 不断扩大执政基础才能推进事业的发展。 延安时期， 毛泽东发现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人数越多， 积极性越高， 越有利于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 1940 年初， 延安县中区五乡在突击完成征粮工作中， 采用民选方式组织征粮委员会， 在全乡选出27名征粮委员， 其中中共党员9 人， 非中共人士18 人。 这些非中共人士中有富裕户和绅士。用这种搭配组合方式不仅提前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 大家都认为这年公粮出得公平、 出得愿意。 毛泽东对这个经验很重视， 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士一道， 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 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 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 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工作一定做不好， 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20］1940 年12 月， 毛泽东在 《论政策》 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 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 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21］766新中国成立之初， 有大量党外人士在政府机构担任重要职务：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 人中， 党外人士3 人（宋庆龄、 李济深、 张澜）；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 人中， 党外人士27 人。 政务院总理、 副总理5 人中， 党外人士2 人 （郭沫若、 黄炎培）； 政务委员15 人中， 党外人士9 人。 全国政协主席、 副主席6 人中， 党外人士4 人 （李济深、 沈钧儒、 郭沫若、 陈叔通）； 全国政协常委28 人中， 党外人士17 人。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权设计， 人事安排， 才使政通人和、 百业得兴， 快速推进了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二） 注重协调， 打通各种隔阂

与党外人士交往中， 毛泽东运用系统思维， 立足整体， 全面思考， 并紧抓要害， 不失原则地充分利用灵活有效的方法处置事务。

1.多商量， 多座谈， 多开会

毛泽东强调通过各种形式征求党外人士意见， 协调各方利益与关系， 认为开会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 他曾与党外人士仇鳌开玩笑说： “你老的身体我是知道的， 人们不是有句口头禅， 叫做‘国民党税多、 共产党会多’ 吗， 你老只开开会就行了， 喜欢听就听， 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虽然这是个笑谈， 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座谈会却是历来重视的。 他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 一文中指出：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 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 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17］398在《关于宪政问题》 中， 他又指出： “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22］90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讲到： “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 多座谈， 多开会， 务使打通隔阂， 去掉误会， 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 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22］239

2.要重视， 要研判， 要支持

毛泽东重视党外人士的意见， 并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判。 李鼎铭的 “精兵简政” 议案提出后， 他把整个议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用红笔圈起他认为重要的地方， 对这一议案进行研判， 认为， 这个办法很好， 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然而， 该议案在参议会讨论时却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认为 “提倡精兵主义， 部队就不能发展”， 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的动机不纯。 李鼎铭在参议会上发言刚结束， 毛泽东便起立鼓掌， 走到台前， 深刻阐述了陕甘宁边区“鱼大水小”、 经济严重困难的境况， 及实行“精兵简政”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并对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批评， 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无论是谁， 只要他提出的意见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照办。 由此，“精兵简政” 议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顺利通过。

3.要开放， 要包容， 要验证

毛泽东读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一书， 对他说： “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 不少认识是对的， 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 不是革命的路。 而我认为， 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5］211毛泽东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梁漱溟却认为： 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 在中古社会， 外国的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 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明显、 不固定、 不激烈， 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不尖锐、 不固定、 不激烈。 毛泽东耐心听完后， 说： “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 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有自己的伦理道德， 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 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 即阶级的对立、 矛盾和斗争， 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8］91梁漱溟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观点， 认为毛泽东过于看重一般性， 而忽略了最基本、 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他们两人各持己见， 谁也说服不了谁。 毛泽东送梁漱溟时说： “梁先生是有心之人， 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 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十多年以后， 毛泽东的观点得到了验证。 梁漱溟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 《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 等文章， 在文中说道：“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 竟然出现在我眼前。 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 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曾估计它一定要陷于战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 居然有了结果， 而且结果显赫， 分明不虚。”［5］219

三、 辩证思维决定了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深度

毛泽东一直强调用辩证法武装领导干部头脑， 增强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能力。 认为领导干部不仅要深刻地理解辩证法， 还要能够熟练地运用辩证法， 达到一种对辩证思维的活学活用状态。 习近平也特别强调和注重运用科学思维方式， 指出： “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23］科学认识对立统一规律、 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 研究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 他认为矛盾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 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 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24］305

（一） 坚持两点论

毛泽东始终倡导的“两点论”， 即既看到事物的这一面又看到另一面， 特别是看到有问题的一面。 他常以“既要……又要……” 的句式来表述。 如既要当先生， 又要当学生； 既要藐视敌人， 又要重视敌人； 既要民主， 又要集中； 既要自由， 又要纪律； 既要弄清思想， 又要团结同志； 既要削弱山头， 又要照顾山头； 既要吸取精华， 又要剔除糟粕等等。 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的一面， 又有保守的一面， 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区别对待。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许多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 已成为革命的阻力， 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 “左” 倾错误路线甚至提出“没收中国资产阶级工厂” 的激进政策。 1934 年1 月， 毛泽东针对这些错误观点，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 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 不但不加阻止， 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 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24］133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他还指出： “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 是限制私人资本的， 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 才不在限制之列。”［25］306

（二） 抓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 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 因此， 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主要矛盾， 抓中心， 抓关键。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 要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指出： “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24］309“不同质的矛盾， 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24］311而且他认为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 “矛盾着的双方， 依据一定的条件， 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24］3271949 年9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按程序进入人事议程， 大会推选李济深、 张澜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有人提出异议， 认为李济深曾是军阀， 杀掉不少共产党人。 张澜曾任四川省 “剿抚委员会” 委员长。 然而， 毛泽东看问题抓主要矛盾， 认为李济深、 张澜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比所犯的错误更大。 毛主席通常很少亲自参加吊唁活动， 但在李济深逝世后他亲自前去吊唁， 足以证明了他对李济深的肯定。 对于张澜，毛泽东曾有言评价： 老成谋国！［26］37只有懂得辩证法的人才能如此深刻地认知事物。

（三） 采用“两个结合”

在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文中， 毛泽东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 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 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27］897

对于第一个“结合”， 毛泽东认为： “任何工作任务， 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 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 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 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 突破一点， 取得经验， 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 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 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 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27］897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方针， 不仅进行广泛动员， 而且重点动员周谷城这样的党外人士坚持真理， 开展研究， 积极参加“百家争鸣”， 便是很好的例证。

关于第二个 “结合”， 毛泽东在总结1942 年的整风经验时指出： “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 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 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 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 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 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 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 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27］898毛泽东一方面大力推荐代表性党外人士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调动其积极性； 另一方面， 倡导民主党派仿照中央高级党校的办法， 设立专门学院作为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的 “高级党校”， 即后来的 “社会主义学院”， 开展教育工作， 组织和培养更广大的党外人才队伍。

（四） 倡导“区别对待”

1.面对不同对象， 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1956 年岁末， 民主建国会在黄炎培的主持下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八大精神， 遵照中共“理论联系实际” 优良作风， 结合民建内部存在的问题， 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 教育活动， 取得了一些成效。 活动结束后， 黄炎培把民建、 工商联用 “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的经验写成报告， 呈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读完之后向黄炎培表达了如下意见：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 竟在你们党内， 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 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 并且做得日益健全， 真是好消息。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 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 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 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 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 我之间的， 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 党派与党派之间的）。 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 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28］255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以老朋友的语气与党外老友进行坦诚的交流， 他不但给黄炎培分析了社会矛盾的性质与规律， 而且指明了揭露和解决矛盾的两种方法。 两人之间如切如磋， 肝胆相照， 略窥一斑。

2.对党内党外人员， 采取不同的相处方式

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多私交， 与党内同志多公务。 他曾说： “待朋友， 做事以事论， 私交以私交论， 做事论理论法， 私交论情。”［29］79党内历来不允许搞迎来送往， 层层陪同， 按照中央的规定， 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国内各地视察， 不准迎送。 毛泽东对此以身作则， 严守规定， 要求身边人不准搞迎来送往， 自己对党内同志也迎送不出门。 然而， 对于党外人士他则以朋友相待， 来迎去送， 执礼甚恭。 对于李济深、 张澜、 沈钧儒、 何香凝、 柳亚子等党外人士不但出门迎送， 而且亲自搀扶， 携手漫步。 毛泽东用登门拜访， 宴请谈心， 书信往来， 诗词相和，以物寄情等多种方法与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交知心朋友。 毛泽东给党内同志写信， 没有客套话， 开门见山， 直达己意。 但是， 给党外人士写信， 字里行间却恭敬有加。 1949 年， 新政协即将召开， 毛泽东邀请宋庆龄来京， 特写一封亲笔信， 以表达尊敬之情：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 忽近四年。 仰望之诚， 与日俱积。 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 建设大计， 亟待商筹， 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 专诚欢迎先生北上。 敬希命驾莅平， 以便就近请教， 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 敬颂 大安!”［30］520宋庆龄为毛泽东信中的诚意所感动， 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来到北平， 毛泽东亲自到车站迎接。

遇到与党外人士产生意见分歧， 或党外人士发生过失时， 毛泽东提倡一般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指出： “在党外人员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 该地或该部门的党组织及党员对行政工作有不同意见时， 应取适当方式， 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 不得直接处理。”［21］396若出现“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 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 采取适当方式， 以诤友的态度， 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确事实及正当理由， 并与他协商改正的办法， 帮助他改正过失”。［21］397

四、 底线思维决定了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的限度

坚持底线思维， 是毛泽东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 底线思维就是对事物发展的诸多可能性进行预判， 明确可以把控的空间或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 科学地设定最低目标， 立足最低点， 争取最好结果的一种积极的思维。 毛泽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全局看问题。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中的底线思维可以理解为他能包容的“最低限度”，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民主党派的底线要求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二是对党外人士的底线要求是“不与人民为敌”。

（一） 对民主党派的底线要求：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外人士往往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形。 李维汉回忆说：“民族资产阶级、 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抱有幻想， 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 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 要求 ‘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 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 有的幻想通过和谈， 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 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 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 以壮大自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 希望多给李宗仁、 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31］655面对此种情况， 毛泽东指出： “革命必须贯彻到底， 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 “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 必能一致努力， 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 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 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 经过多次考验之后， 党外人士明确表示： “愿在中共领导下， 献其绵薄， 共策进行， 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 独立、 自由、 和平、 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32］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二） 对党外人士的底线要求： “不与人民为敌”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念书的时候曾领导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 “张” 即校长张干。起因是1915 年湖南省议会向湖南所属的高校颁布了一项新规定， 在校师范生需要缴纳10 块钱的学杂费， 这引起了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不满的情绪。 校长张干坚决执行了这一项规定，没有安抚学生导致舆论越闹越大。 竟然有不少消息说， 是校长张干向当局建议的加收10 块学杂费， 是为了拿学生的钱来奉承当局。 学生群情激奋， 罢课示威， 散发传单， 历数校长张干不忠不孝不仁的例子。 毛泽东看到了这些传单， 他认为传单上的内容写得不好， 没有切中要害， 于是自己重新写了一份言辞犀利的宣言， 不仅批评校长张干没有当好 “学校的大家长”，还提出要把张干从校长的座位上拉下来， 并揭发张干对上阿谀奉承， 对下专横跋扈的工作作风。 张干知道学生闹事， 还招来了督学， 大为恼火， 直接作出决定开除毛泽东等17 名领头闹事的学生， 由此激化了广大师生与他的矛盾。 没过多久张干被免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张干已六十多岁的年纪， 身体不大好， 中学数学教员薪水微薄， 根本无法保证一家子6口人的生活。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 认为“对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该照顾”。 他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王首道致信： 张干先生 “一生教书， 未做坏事”。 “家口甚多， 生活极苦， 拟请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 供资养老……并请派人向两先生予以慰问。”［15］154在毛泽东看来， 张干31 岁就能当校长， 他就是一个人才， 他是有能力的。 同时， 他也是一个有气节的文化人。哪怕最苦、 最难的时候， 他都没有走错路， 没有站在与人民为敌的一面， 没有背叛这个国家。这是毛泽东最欣赏他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文化人的气节问题。 加之， 新中国刚刚成立， 基础薄弱的教育事业需要这样的人才， 所以他该被地方上重用。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中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 毛泽东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围绕深入把握科学思想方法、 善于运用思维方式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交往的全新局面。 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基础上，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开拓了科学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境界。 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才能增长知识、 开阔眼界、 增加思想深度， 训练科学思维方式， 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