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3）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往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佳话之一， 涵盖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为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光辉的范例， 值得深入研究。

一、 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1924年9 月初， 周恩来由欧洲归国到达广州， 不久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1 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把军校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周恩来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宋庆龄的。年轻能干的周恩来， 也给孙中山和宋庆龄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半个世纪后宋庆龄回忆道， 周恩来“他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协助创建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武装力量， 打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 封建的、 反动的北洋军阀。 20 年代中期， 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他当时很年轻， 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多才多艺、 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1］531。有人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 曾特邀宋庆龄到校讲演， 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大家的士气。 这是不对的。 经查1924 年11 月宋庆龄已随丈夫孙中山北上。 1925 年3 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4 月11 日宋庆龄到上海， 直到1926 年1 月7 日回到广州， 1 月19 日国民党二大结束后， 才受聘担任黄埔军校特别演讲员， 但3 月4 日又去了上海。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宋庆龄到黄埔军校讲演的任何材料。

二、 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继承者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时， 宋庆龄虽在上海， 但她“公开宣传支持南昌起义”， 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 领衔毛泽东、 董必武等22 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言》， 痛斥蒋介石、 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 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 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 “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 这一宣言在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 发表前， 由周恩来亲自改定。 宋庆龄高度赞扬南昌起义， “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2］62， 她还认为， “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3］50。 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岁月中， 宋庆龄与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密切合作， 建立诚挚友谊的思想基础。

1933 年9 月30 日宋庆龄在上海霍山路85 号主持召开了远东反战大会。 宋庆龄在会上说： “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 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4］1359 月6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朱德并红军全体指战员电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上海召开， 表示 “要与全世界反帝的战士作一致行动， 以百战百胜的铁拳，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五次 ‘围剿’， 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5］349。

三、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领导者

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爆发， 周恩来与宋庆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 月24 日周恩来与宋子文、 宋美龄进行谈判时说， 他们可以通过宋庆龄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周恩来还告诉宋子文， 不久前宋庆龄给红军寄来了5 万美元。 事隔40 多年后，宋庆龄赞扬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表现了突出的才干”［1］532。

1937年7 月周恩来去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7 月7 日途经上海， 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宋庆龄， 前往看望。 宋庆龄得知后异常兴奋， 当周恩来、 博古、 林伯渠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 号宋庆龄寓所时， 她疾步走到门口热情欢迎客人。 周恩来紧握着宋庆龄的手，向她转达了毛泽东及其他同志的问候， 接着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并征求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的意见。 宋看过后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①

到了10 月下旬， 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更加严峻， 国民党军队弃守张家口、 大同、 保定等地， 日军在沪宁线调动频繁， 上海的形势重趋紧张。 中共中央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 为了孙夫人的安全， 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 电报经由潘汉年送达宋庆龄。 次日宋庆龄对我党派去的联络员李云说： “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的关心， 我这里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 我还不能一下子随便离开”， 并非常希望李云能和她一起去香港。 大约12 月上旬， 中央发来第二封电报，这时抗日战争到了极其严峻的阶段， 上海华界沦陷后， 租界陷于日军包围之中， 成为孤岛。李云向宋庆龄送达了这封电报， 宋庆龄表示感谢毛、 周两位先生， 并说： “工作上一些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可以离开上海了。” 同时对李云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 很合得来， 非常希望你能一起去香港。”［6］

1937 年12 月宋到香港后， 周恩来派廖梦醒任宋的秘书， 协助其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周恩来还通过王安娜帮助宋庆龄收集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文化设施的资料， 特别是医疗、难民和孤儿的情况。 1938 年8 月初， 邓颖超②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委派专程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并于9 月14 日与宋一起到广州推动华南妇女运动。 9 月19 日晚， 在广州迎宾馆正式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会长的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③在广州期间， 宋庆龄为邓颖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 宋庆龄在会上致词说， 邓颖超来广州是旧地重临， 前次来广州是为了革命，这次来广州是为了抗战。［7］667

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周恩来多次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让他保证宋庆龄等人安全撤离。 周还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速派人帮助宋庆龄、 何香凝等人离开香港。 就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几个小时， 宋庆龄得以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前往陪都重庆。

四、 全民族抗战时期的风雨同舟

1941年12 月宋庆龄曾到临时首都重庆视察， 即受到各界爱国志士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宋庆龄在渝期间的活动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1942 年4 月3 日， 《新华日报》 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来渝》， 高度称赞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的革命业绩。 宋庆龄十分愿意为坚持抗战的中共方面做些有益的事情， 周恩来等人也非常希望宋庆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宋庆龄1941 年底赴渝不久， 就应周恩来、 邓颖超等共产党人之约， 来到位于市内民生路208 号的 《新华日报》 报社营业部， 看望全体工作人员。 离开之前， 还在会客室里， 欣然题写了“抗战到底” 四个大字。［8］6751943 年1 月11 日， 宋庆龄参加《新华日报》 举行的创刊五周年庆祝活动。 在会客室， 她挥笔题写： “发扬抗战国策， 争取最后胜利。”［8］7471943 年3 月8日宋庆龄与邓颖超参加了 “三八” 妇女节纪念大会。 宋庆龄第三次在 《新华日报》 上题词：“平等自由， 声气相通， 精诚奋斗， 共建大同。”［8］750邓颖超也为《新华日报》 撰写了社论《加强妇女运动》， 调动了广大妇女投身抗战的热情。 同年， 宋庆龄还出席了《新华日报》 创刊五周年庆祝活动， 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观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 等演出。［9］74

在重庆时期， 宋庆龄多次见到周恩来。 她回忆说： “四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 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 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 充满信心。”［1］532国民党中统局负责人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周恩来等人在重庆进行统战工作中形成的多层次情报搜集和社会调查 “联络图”。 “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 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 当时重庆最能影响政局的几个目标， 它都照射到了”， “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 一个是共产党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 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 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 后者是德籍犹太人，精通英、 法、 俄、 德、 西、 波六国语言。 宋庆龄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 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 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 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和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10］。

徐恩曾当时并不清楚宋庆龄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已取得了联系， 将一架国外捐来的大型X 光机， 设法运到了延安。 1942 年宋庆龄又将从国外募捐得到的1.2 万美元请周恩来签收后转交国际和平医院。［11］841943 年9 月1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会上谈及此事： “美国为我们募捐一千多万元， 这是孙夫人帮助我们的。”［12］5751944 年7 月15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提议毛在会见美记者爱泼斯坦时， 请爱泼斯坦代向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 对我们的援助表示谢意。［12］591

1944 年12 月初宋庆龄在她家举行欢送周恩来、 董必武等人返回延安的茶餐会， 应邀出席的有周恩来和邓颖超、 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等。 周恩来望着丰盛的筵席笑着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 不过， 容我率直一点说， 似乎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 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 饱了口福”。

抗战胜利后， 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 在此期间， 宋庆龄与中共领导人有过多次交往。 9 月6 日晚， 她以保盟主席名义在寓所设宴招待毛泽东、 周恩来。 9 月8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上清寺桂园招待各国援华救济团体， 感谢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 到会的宋庆龄在讲话中表示： “过去救济多为战时救济， 今后进入和平时期， 而在建设方面， 仍将继续予以帮助。”［8］8059 月9 日上午， 宋庆龄前往桂园分别会见毛泽东、 周恩来。

五、 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力呼应

1945 年11 月8 日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 寓居靖江路45 号。

1946 年5 月， 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于7 月18 日晚，到靖江路45 号访晤宋庆龄。 四天后宋庆龄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 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同年7 月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 驻沪办事处成立后， 宋庆龄带领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之密切合作， 将解放区的情况提供给国外救济机构， 全力为解放区争取应有的救济物资份额。 宋庆龄回忆，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 “我把 ‘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5329 月3 日宋庆龄在家中接待邓颖超的来访。 10 月7 日邓颖超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驻沪办事处两位负责人参加了宋庆龄主持的第一届儿童福利会舞会， 并参加了义卖香槟活动。 中国福利基金会除继续募捐款项与医疗器材给解放区外， 还办了儿童剧团、 儿童图书馆和识字班、 妇幼保健站等。 廖梦醒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赶来上海， 在宋庆龄身边工作， 充当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 宋对廖的进步身份心知肚明， 并直言 “当共产党是件好事”［9］72。 直到廖梦醒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宋庆龄通过一个外国朋友为廖购了船票， 把她送到香港。

1946 年11 月19 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飞回延安。 12 月17 日周恩来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说：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 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 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 “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 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 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 不仅解放区， 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 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请接受我和颖超的敬意及关切。”［13］364-365

1947 年2 月， 原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的秘书俞志英奉命到上海周公馆见周恩来。 周恩来在他的办公室里详细地问了俞很多情况， 然后对她说： “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刚从重庆到上海， 非常需要人帮助。 你在上海方方面面关系熟悉， 认识的人多， 希望你到宋庆龄那里帮助开展工作。” 几天后， 邓颖超为俞志英写了介绍信， 让她面呈宋庆龄。 宋庆龄看后对她说： “你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介绍来的， 我知道了。” 初次见面后， 宋专门找俞谈了一次， 说她最好的朋友就是周恩来， 还有邓颖超， 她要求俞把党的指示及时传达给她。 宋庆龄说： “你只要说是周恩来说的， 我一定照办。”［14］195-196俞志英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任儿童工作组组长历时十个月， 参与向解放区输送医药、 物资的事务。 由于该会运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大， 次数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宋庆龄叮嘱俞志英将一部分衣物交给佛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主办的 “上海少年村” （收容贫苦孤儿的救济组织）， 然后再分批交地下党组织运往解放区。［15］641949 年春， 宋庆龄推荐俞志英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代表， 出席3 月24 日至4 月3日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1949 年1 月19 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联名致信宋庆龄， 告之“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 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 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 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 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12］829。当天， 周恩来就设法帮助宋庆龄从上海经香港北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地下党的方方、潘汉年、 刘晓电。 电文说： “兹发去毛、 周致宋电， 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 并当面致谢。” 电文强调： “第一， 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 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 不能稍涉勉强。 如有危险， 宁可不动。”［12］829-830

中共中央华南局后来派华克之2 月间自香港乘船到上海， 通过中共党员、 宋庆龄原秘书柳无垢转交宋庆龄。 2 月20 日， 宋庆龄函复毛泽东、 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 表示准备留沪迎接解放，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我深信， 在你们英勇、 智慧的领导下， 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 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16］458。

6 月19 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为代表， 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 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当天毛泽东主席致信宋庆龄： “全国革命胜利在即， 建设大计， 亟待商筹， 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 专诚欢迎先生北上。”［17］3266 月21 日周恩来副主席也写信给宋庆龄： “沪滨告别， 瞬近三年， 每当蒋贼肆虐之际， 辄以先生安全为念。 今幸解放迅速， 先生从此永脱险境， 诚人民之大喜， 私心亦为之大慰。 现全国胜利在即， 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 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 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13］418陪同邓颖超南下的有廖梦醒、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生产事业部部长罗叔章。

6 月30 日邓颖超在与宋庆龄会谈时， 递交了毛、 周亲笔邀请函， 邀请她参加新政协会议。 宋庆龄见信后明确答应北上赴平。［18］51对于这两封亲笔信， 宋庆龄十分珍视， 一直藏在上海淮海中路寓所的文件柜里， 直至她逝世之后才被清理遗物的工作人员发现。

8月28 日下午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乘专列抵达北平。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林伯渠、 董必武、 李济深、 何香凝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 毛泽东对宋庆龄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8］1080

9 月19 日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宣布， “特邀单位， 到现在经筹备会常委会已决定的有74 位， 其中包括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19］607。

六、 新中国时期的同舟共济

1950 年8 月， 恰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 尽管周恩来和邓颖超并没有刻意向人提起这个日子， 但是他们却收到了细心的宋庆龄8 日从上海发来的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 你们在结婚二十五年中， 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 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 欣逢结婚纪念， 特电奉贺。 宋庆龄。”［20］344

建国初期，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舆论报道多持消极态度，甚至有的故意抹黑。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 周恩来准备创办一个刊物。 在这一大背景下， 宋庆龄创办了《中国建设》。 她在《怀念周恩来》 一文中写道： “《中国建设》 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1］535

1951 年3 月的一个傍晚， 周恩来约请刚从美国回来的学者陈翰笙， 到北京方巾巷的宋庆龄住处同她共进晚餐。 当晚主要商定由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出面创办英文刊物。 1952 年1月，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 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 《中国建设》 终于创刊了。 1957 年1月周恩来为 《中国建设》 杂志创刊五周年题词： “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21］1495同年， 周恩来就编辑方针问题作出具体的批示。 1958 年11 月， 就如何改进杂志一事， 周恩来指示， 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 1961 年12 月23日周恩来为《中国建设》 创刊10 周年题词： “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 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22］4421962 年1 月， 为了庆祝《中国建设》 创刊10 周年， 应宋庆龄之邀， 周恩来、 陈毅、 邓颖超等与她一起亲赴《中国建设》 杂志社， 看望编辑部的中外员工， 共贺创刊10 周年并亲切合影留念。

1958 年， 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原名中国福利基金会) 度过了20 个年头。 6 月14 日中国福利会成立20 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举行， 周恩来、 邓颖超送了大花篮。 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永远和党在一起》 的重要讲话。 她特意提到 “周恩来总理在为我们庆祝二十周年的题字中， 指示我们要： ‘响应党的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 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 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十分正确的。 ……今天， 如果我们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必须这样要求我们自己”［23］329。

1963 年， 宋庆龄在北京的新居 （今北河沿46 号） 完工。 3 月31 日周恩来首先对整个房屋与花园检查一遍。 4 月1 日将宋庆龄接来后， 亲自陪同她楼上楼下观看一遍。 周恩来、 邓颖超还送了湘绣四条屏， 祝贺乔迁之喜。 这年是中国福利会成立25 周年， 本来宋庆龄不准备搞庆祝活动， 只要《中国建设》 杂志出版一本中国福利会的画册随杂志附送。 但周恩来总理考虑得很周到， 决定除了在北京举行一次家庭宴会， 在上海也要举行纪念活动， 地点可在少年宫， 请金仲华主持， 市委负责同志讲话。 6 月14 日当天， 以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名义在北京宋家举行酒会， 周恩来热烈祝贺中国福利会成立25 周年， 并建议为宋庆龄的健康干杯。

1964 年2 月， 周恩来陪同宋庆龄访问锡兰， 26 日下飞机时， 周恩来主动上前搀扶宋庆龄。 同年3 月起宋庆龄钟爱的《小足球队》 在北京作汇报演出， 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1963 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奖和演出奖。 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出席观看。 周总理还请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一起来观摩。 演出之后， 周总理上台接见了全体演职员， 并说：“这个戏选择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解决得也很好。 向你们祝贺。”［21］1668

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 周恩来与宋庆龄这两位革命家的友谊也依然深厚如故。“文革” 开始后， 北京街头出现了攻击宋庆龄的大字报， 还有人扬言要冲击她的寓所。 8 月30日周恩来开出一张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第一名就是宋庆龄。 周恩来还指定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负责宋宅的安全。 9 月1 日周恩来出席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 强调 “应当尊重宋庆龄， 她是孙中山的夫人。 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 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 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 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 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这是不对的， 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24］56。在上海万国公墓内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被人盗掘， 宋庆龄得悉后非常痛心。 周恩来从廖梦醒处获悉后马上打电话给上海有关部门， 指示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 1967 年， 上海市民政局根据指示新修缮了宋氏墓地。 宋庆龄对此十分感激， 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

1966 年10 月16 日， 周恩来顶住极“左” 思潮， 批示人民出版社在孙中山诞辰100 周年纪念日前出版《孙中山选集》 和《宋庆龄选集》。［24］7911 月12 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的万人集会上，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 称赞孙中山先生是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 “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25］89。 宋庆龄对此铭记在心。

七、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成功交往之秘诀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往从工作性质上讲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统战工作之一。 之所以如此成功， 得益于周恩来派出的一批特别助理。 从1927 年5 月起， 周恩来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 （还长期分管统战工作）， 其中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 年， 工作千头万绪， 但他知人善任， 总能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 与宋庆龄的联络也是如此。 周恩来称宋庆龄为“国之瑰宝”，［26］4派往宋庆龄身边工作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 能被宋庆龄所接受的女同志， 如李云、 廖梦醒、 王安娜、 俞志英、 柳无垢、 邓颖超， 这些同志资历有深浅， 级别有高低， 但党性与工作能力都很强，她们善解人意， 工作细腻， 均能较快获得宋庆龄的信任， 相处融洽， 思想沟通、 情感交流自然坦诚， 水到渠成。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往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 其亲密合作持续了半个世纪， 影响很大。 从根本上说， 两人在政治信仰和理念上的诸多共同点是他们相互间长期交谊与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

爱国主义： 周恩来1898 年生， 宋庆龄1893 年生， 年龄相差5 岁， 属于同时代人， 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 中国还处在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周恩来12 岁在沈阳读书时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他是五四爱国运动时的天津学生领袖。 他强调：“中国民族欲图生存， 必须打倒帝国主义。”［27］91935 年华北事变后， 周恩来写信给国民党要员， 提出“同仇御侮、 共谋民族出路”［13］117-118。 1938 年3 月， 他在汉口号召青年学生“争取抗战胜利”， “复兴民族”［12］416。 宋庆龄一直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救国的主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宋庆龄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的声明， 强调 “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 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16］86。 1934 年8 月1日，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在上海正式成立， 宋庆龄担任主席。 1936 年5 月31 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 统一救国方策， 保障领土完整， 图谋民族解放”［28］， 宋庆龄任执行委员。 1938 年6 月14 日， 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保卫中国同盟。1944 年她在对美广播演说中指出， 战后中国 “必须而且要摆脱一切对外的屈从和依赖”， 争取充分的民族平等。［16］3581940 年4 月《新华日报》 赞扬宋庆龄“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29］。 1952 年宋庆龄亲自选编的个人论文集， 书名就是《为新中国奋斗》。

民主主义： 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 而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 最核心的民权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主主义。 在这方面周恩来与宋庆龄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 国民革命时期， 周恩来就认为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只有 “携同农民、 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 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30］3。 1939 年8 月周恩来在初步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指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 民主的， 也是社会的”［12］456。 他强调“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 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31］270。 1944 年3 月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大会上说：“我党历来主张现时中国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也就是新民主主义。” 我们主张“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 开放党禁， 实行地方自治”［32］181。 宋庆龄早在美国留学时得知中国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写下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一文， 认为 “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16］1。与孙中山结为革命伴侣后， 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国民党左派代表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 本身就是孙中山革命精神和事业的象征与继续。 周恩来认为， 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 “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实现”［30］3。 在参加第三国际之前，孙中山及其新三民主义是宋庆龄政治社会话语的主要理论源头与精神支柱。 为了发扬民权主义， 保障民权， 1932 年12 月上旬， 宋庆龄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该组织的任务是“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33］3。 1937 年夏宋庆龄在纽约发文， 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要与共产党讲和，只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改变选举制度， 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 在政府中有发言权， 释放政治犯， 实行出版、 结社与集会自由， 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16］192-194。 1941 年10 月她再次在纽约发文， 希望战后的中国是个民主的中国， “工人、 农民， 工商业家、 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将享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16］342， 说出了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 1940 年4 月《新华日报》 赞扬宋庆龄“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 “在促进团结抗战， 力求实施民权方面， 尤多显著的成效”［29］。

国际主义： 周恩来与宋庆龄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见多识广， 很早就有了世界眼光。1917 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 去日本留学， 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0 年11 月他赴法国勤工俭学， 多次来往于英法之间， 组织旅欧学生运动， 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兼任外交部长九年， 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重大外交政策。 周恩来访问过亚非欧几十个国家， 接待了大量世界各国政要与友好人士。 20 世纪50 年代，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他为正确处理波匈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与风格， 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为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7 年8 月， 宋庆龄通过了清朝官方的出国留学考核， 成为中国首批公费留美的女学生之一。 1913 年她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 启程回国。 长期以来宋庆龄习惯用英语写作， 与外国友人用英语交流更不在话下， 与外国同志与友人并肩战斗是她的一大特色。 1934 年， 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工厂督察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外国朋友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认识中国社会。 在上海， 宋庆龄与苏联的左尔格情报小组有工作上的联系。在香港，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与国外救济机构密切合作， 工作人员多数是外国人， 工作语言中、 英文并行。 抗战时期用来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保盟通讯》 也是中、英文并举， 工作效率与宣传效果非同一般。 解放以后， 宋庆龄在1952 年荣获 “加强国际和平” 斯大林国际奖金。 在上海寓所里， 宋庆龄接待过许多外国友人。 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她还出访过一些国家， 广交朋友。 1957 年宋庆龄作为副团长随同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 周年的活动， 这是她的高光时刻。

共产主义： 1921 年周恩来在欧洲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说过： “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13］40，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3］46回国前， 组织上给他的鉴定中指出， “对主义有着深刻的研究， 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12］67。 1951 年周恩来对北京高校教师说：“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参加共产党， 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24］65宋庆龄曾经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着直接的工作联系。 1933 年3 至4 月， 她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先后营救了共产党人廖承志、 陈赓、 熊瑾玎， 并将廖承志提供的叛徒名单转交共产国际。 同年9 月在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 她又在上海霍山路85 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远东反战大会。 全面抗战爆发前， 1937 年4 月宋庆龄在纽约发文重申孙中山“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为什么国民党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16］178的观点， 为国共合作造势。 11 月， 宋庆龄发表 《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指出孙中山主张国共合作， 因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34］87。 1941 年1 月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发表宣言， 坚决反对蒋介石武力 “剿共”， 认为共产党 “为吾党之他山， 成抗战之干城”［16］320。1949 年2 月20 日， 宋庆龄函复毛泽东等人， 说“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当然是共产主义事业。 1963 年5 月上海少年宫建成十周年时， 宋庆龄欣然题词：“做共产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21］1649希望下一代做共产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人， 其信仰自然是共产主义。 1950 年3 月、 1952 年10 月、 1957 年4 月宋庆龄多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自己的入党愿望， 1981 年5 月15 日她在病重期间终于光荣入党。

周恩来与宋庆龄两个伟人， 他们的爱国主义、 民主主义、 国际主义、 共产主义的思想是相通的。 在中国近现代， 爱国主义的主旨是为民族谋复兴； 民主主义的核心是为人民谋幸福；国际主义的要义是为人类谋进步；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为世界谋大同。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往表明， 爱国主义是统战工作的“最大公约数”， 民主主义是 “最大同心圆”。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们后来走到了一起， 共同担当起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永远站在党的光辉旗帜下。

注释：

①参见 《周恩来年谱1898-1949》 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 第378-379 页。 盛永华主编： 《宋庆龄年谱1893-1981》，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第592 页说时间在 “7 月下旬”， 误。

②1925 年8 月8 日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

③广州 《救亡日报》 1938 年9 月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