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立 李红举

（陇东学院南梁精神研究中心， 甘肃庆阳 745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 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1］486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基础并不是十分好， 要想在这里立足并不断发展，就得创造条件，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以刘志丹、 谢子长、 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广交朋友， 结成广泛的同盟， 最大限度地凝聚共同奋斗的力量， 保证了革命的顺利推进。

习仲勋的早期兵运活动

开展兵运的目的是把国民党武装改造为革命武装力量， 扩大革命队伍。 大革命的失败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 只有到农村去， 才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 1930 年2 月26 日《中央通告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 强调指出， “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 （指使军阀混战归于失败——引者） 之中心策略。 现在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 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2］310

20世纪20 年代末， 陕甘边地区的特点是地方杂牌军复杂， 民团多， 土匪多， 哥老会多，他们之间既相互利用相互依存， 又相互矛盾互相倾轧。 以刘志丹、 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南梁一带宣传马列主义， 发展工农武装， 组建游击队， 播下革命火种， 点燃了陕甘边界武装斗争的烈火， 撑起了陕甘边革命的红色大旗。 具体做法就是，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实力的机会， 打入军阀部队内部， 从事士兵运动。 1930 年2 月， 习仲勋被党组织派往陕西长武县国民党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 11 月， 被杨虎城收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第三团第二营， 1931 年4 月又被杨虎城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 5 月，一营移防凤翔县北仓， 习仲勋接任营党委书记。 习仲勋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据刘书林回忆，“习仲勋告诉我， 母亲（指党组织） 说了， 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 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 工作逐步深入。 于是， 习仲勋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特务长有意亲近， 表示亲热。 后来为联络感情， 方便工作， 习仲勋、 我和文县文官模范小学教员刘希贤与他们结拜兄弟， 并拍了‘金兰照’”。［3］76兵运工作渐趋成熟， 全营4 个连都建有支部， 每个支部都有党员20 多名。 1931 年冬， 一营开赴陇南与川军作战， 战后分驻陕甘两省， 营部和一连、 机枪连驻凤州城， 二连驻双石铺 （今凤县县城）， 三连驻两当县城。 1932 年4 月2 日， 习仲勋、 吕剑人、 李特生、 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 率领全营200 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 击毙了3 名反动连长。 3 日中午， 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 支队， 刘林圃任政委， 习仲勋任队委书记， 吴进才任队长（后改由许天洁接任）。 起义部队在一张残缺地图的指引下，渡过渭河， 进入陕西， 经过陕西宝鸡、 千阳、 麟游和甘肃灵台等县， 途中多次与敌军激战，兵力受到严重损失。 起义部队到达陕西永寿时， 被土匪王结子部包围并打散， 与刘志丹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 两当兵变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唤醒了陕甘人民的革命斗志， 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4］42， 也为统战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 后来， 习仲勋总结回忆失败原因， 认为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 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 有进步倾向的军队、 民团搞必要的联合， 有时走到一个地方， 连鸡狗都跑光了， 往往陷于孤立［3］87。 这些教训成为后来更好地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的宝贵财富。

陕甘边根据地的统战策略

列宁指出， 在革命斗争中， 不仅要团结直接的同盟军， 还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即便“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 动摇的、 不稳定的、 靠不住的、 有条件的”， 也要努力争取［5］226。 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之初， 革命基础力量薄弱。 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抓住革命中统一战线的特点和优点， 积极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 共产党人不仅对同情或倾向革命的人开展统战工作， 为了革命的利益， 对于列宁所说的 “暂时的、 动摇的、 不稳定的、 靠不住的、 有条件的” 个人或群体， 也努力争取。 习仲勋吸取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 主张在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中， “对于其中的旁观者、 怀疑者、 动摇者， 则争取之， 至少使其守善意的中立”［6］1。 在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 要尽可能地团结盟友， 孤立敌人， 才能使革命斗争持续下来。 采取阶级分析、 区别情况、 灵活对待的方针， 在地方军、 民团、 土匪和哥老会中开展统战工作， 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 孤立敌人， 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 “又团结又斗争” 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

（一） 对哥老会等民间组织的统战工作

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哥老会的特点， 结合当地实际， 科学地运用统战法宝， 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改造和争取政策， 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 变哥老会为革命力量，使之为我所用。 具体政策是： “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 苏区哥老会成员很多， 他们讲义气， 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 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 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 要发动群众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 2.对扇子会、 红枪会、 硬豆、 软扇等会道门组织， 则采取争取政策。 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内相当多， 他们虽然迷信， 但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都改造他们。”［7］410-411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承认哥老会的合法地位， 允许其在苏区公开存在，并与其建立革命同盟关系， 使他们在反对苛捐杂税、 打富济贫、 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下团结起来。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给予哥老会成员极大帮助， 很多弟兄都分得了土地、 粮食、 房屋、牲畜， 解除破产失业的痛苦。 废除了哥老会中的酷刑和不人道的刑罚， 在苏区， 哥老会弟兄、共产党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 但是， 只要违反苏维埃政府法律的， 不论是谁， 均应按照苏维埃法律处罚， 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对哥老会组织中进步力量的争取工作， 党还派一些优秀干部直接加入哥老会， 从内部开展工作， 使哥老会逐步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 或争取其中广大成员到革命队伍中来。

（二） 对民团的统战工作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与民团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 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 “1.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相关系， 或互不侵犯， 如罗连成、 何子新、 艾老五等就是这样；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 如赵老五、 梁保定等； 3.对那种不反动也不接近我们的民团， 是在实际中教育他们， 使之体验到我们的好处， 向我们靠拢。”［7］410建立合作关系， 改造争取民团的做法主要有： 一是争取倾向革命的民团。 对于不反对共产党， 不反对红军， 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行动， 倾向革命的民团， 积极争取， 使之为革命做贡献。 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取国民党地方民团沙秉彦。 沙秉彦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马栏， 在那里聚集了20 多个人占山为王。 后被宜君县民团收编， 沙秉彦被委任为中队长， 长期驻守在马栏街。 这个中队装备较好， 且战斗力强， 对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是一大威胁。 陕甘边根据地共产党人分析了他的实际情况， 将其作为可以联合的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教育， 沙秉彦答应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 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 1934 年，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派人在马栏附近开展工作， 不料被马栏镇公所抓捕， 沙秉彦得知此事后， 立即派人提到他那里， 声言要拉出去枪毙， 实际上是掩护被抓捕的人逃走。 1937 年，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赴延安开会， 途经白区， 沙秉彦派一个班由马栏送到店头中共办事处①。 二是欢迎愿意革命的民团。 最典型的事例是争取王富贵。 王富贵， 出身贫苦家庭， 14 岁起给地主打长工， 备受剥削和凌辱。 后加入永乐民团， 任班长。 民团训练残酷， 百般虐待， 壮丁不堪忍受。 1935 年2 月18 日晚， 王富贵带领暴动队伍来到红二十六军经常活动的游击区， 受到红军的热情欢迎， 被收编为红二十六军三团四连， 王富贵任连长②。

（三） 对绿林武装和土匪的统战工作

对于活动在陕甘一带的土匪， 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彻底消灭； 2.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无法争取， 如杨谋子之类也采取彻底消灭；3.此外的一些土匪， 我们是采取一切办法来争取与改造他们， 例如郭宝珊、 梁占奎、 贾德功等就是采取改造的政策。”［7］410穷苦出身的土匪， 也做了错事， 做了坏事， 但可以教育争取的，就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 人枪一同收编， 变成坚强的革命力量。 苏维埃政府采取区别对待、 积极争取、 分化瓦解、 教育改造的政策。 一是吸收有土匪背景的穷苦人参加革命队伍。刘志丹多次深入南梁山区， 引导和教育改造绿林武装走上革命道路， 成为革命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收编有基础的“山大王” 为党领导的队伍并进行改造。 例如， 对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 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团结、 争取、 教育的政策， 促其率部起义， 参加红军。

（四） 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比较注重做国民党军内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对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 并取得很大成效。 杨虎城素具爱国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 十七路军并未进行认真的“清党”， 其部队中党的秘密组织比较健全。 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教育引导十七路军官兵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 并用抗日救亡的主张去感化上层人士， 争取他们的同情。 据习仲勋回忆： “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 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 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 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 经费和人员。 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8］12在陕甘边区党组织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 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 反对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 党中央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 毛泽东于1935 年12 月专门派原红二十六军代理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 秘密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事宜。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 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先后停止“剿共”， 形成红军、 东北军、 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

习仲勋认为， 干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 “对地方团队中的灰色武装， 应主动地积极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不要过多树敌， 不要过急要求一切同情我们的力量马上过来， 否则就会孤立自己”。［9］15

（五） 对开明人士的统战工作

对一时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国民党开明人士、 老知识分子，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给予尊重， 并向他们耐心讲解革命道理。 对于知识分子， 边区政府把他们当作革命的财富， “我们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信任， 分配给适当的工作培养他们”， 对他们在政治上信任、 工作上放手、 生活上关心， 并在工作和斗争中注意培养。 1933 年初， 出身于陕西蓝田县富裕地主家庭的张景文与丈夫徐国连来到南梁投身革命， 受到苏维埃政府的欢迎。 习仲勋安排他们搞宣传、 刷标语。 张景文带领宣传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 教唱革命歌曲， 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张景文后来担任列宁小学教员， 还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 在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一些有威信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 他们说： “共产党本领真大， 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10］62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 听民主人士的意见， 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10］62邓宝珊认为， 习仲勋“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 胸怀博大”［11］780。 这种统战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些开明人士了解到陕甘边根据地革命者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 称赞道： “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 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 胡闹哩。 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10］62

（六） 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

在两当兵变期间， 习仲勋注意搞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由于驻扎地回族群众较多， 还注意尊重民族习俗， 对清真寺从不侵犯， 这就使得兵运工作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群众的支持。陕甘边根据地认真执行民族政策。 1935 年9 月， 根据地回族聚居区龙咀子和杨家台等地发生瘟疫后， 南区苏维埃政府全力组织防疫和治疗。 1937 年秋， 习仲勋亲力亲为， 帮助龙咀子和杨家台创办了两所回族小学。 同时， 还在各村开设夜校、 读书班， 帮助回族群众扫盲， 使回族群众真切地感受到了翻身解放、 当家作主、 不受地主豪绅欺压的新生活。 经过大量细致入微的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获得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 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 为创建并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6年9 月， 张闻天在宣布调习仲勋任关中特区特委书记的决定时叮嘱说： “你先去试一试， 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 包括保甲长、 联保主任。”［3］241这番言论对习仲勋在特定形势下开展统战工作指出了方向。 1953 年在中宣部《党史资料》 上刊登的《陕甘宁边区简史》 中， 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简明的总结， 其中分析第四条经验 “革命必须善于建立统一战线才得成功” 时， 肯定了 “善于同各个社会阶层， 由哥老会、 土匪以至开明的民团和白军军官， 都建立了适当的联系， 取得了他们的帮助或支持” 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统一战线中要防止右， 同时要反对‘左’”［12］8。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实行的统一战线方针， 不把门堵死， 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陕甘边统战工作的成效和影响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 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411。 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了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运动， 就不能靠个别英雄豪杰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去完成，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

（一） 取得的成效

习仲勋说：“统一战线的目的是孤立敌人， 巩固自己”，“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 就必须用最大的力量， 去争取同盟者， 分化和孤立敌人， 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 当时， 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 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 有往来。 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 帮会势力， 做争取工作， 使他们保持中立。 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14］165陕甘边根据地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为统一战线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民间组织拥有社会资源， 能够形成持久的压力， 转化为压力集团， 聚集与动员社会资源，是民间组织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方面。 研究者认为， 在革命年代， “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 秘密活动， 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重要途径。 推翻旧政权， 建立新政权， 扎根于社会， 紧密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这种环境与历史任务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间组织，利用、 依靠民间组织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15］33。 当时陕甘边境地区的特点是， 地方杂牌军队多， 哥老会多， 民团多， 土匪多， 而且他们之间鱼龙混杂， 良莠不齐， 有的相互利用， 相互依存， 有的又互有矛盾， 相互倾轧。 所以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统战工作就成为各项工作的重点， 而对哥老会的统战则是各项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 当地哥老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拥护党和红军， 踊跃参加革命。华池县南梁哥老会成员朱志清被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 保安县永宁山哥老会大爷马海旺成为当地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 后来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 安定县哥老会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 后成为红二十九军军长。 苏维埃政府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 和哥老会的龙头大爷交朋友， 宣传革命思想和党对哥老会的政策， 教育启发他们克服封建意识， 投靠革命。 在党的不断努力下， 许多人主动向红军捐献枪支弹药， 筹粮筹款； 有的动员兄弟伙伴参加红军； 有的掩护、 照料红军伤病员； 有的给红军传递情报； 有的为红军侦察敌情。［16］毛泽东肯定了“陕北的革命亦得到哥老会同志不少帮助、 拥护与参加”， 做了大量有益革命的工作。习仲勋在《陕甘高原， 革命征程》 中说： “陕甘边的斗争史， 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 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 我们总是努力争取。 凡同情、 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 一些哥老会头目、 民团团总、 保安团、 红枪会， 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 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17］262-263对黄龙山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 苏维埃政府采取团结、 争取、 教育的政策。 在党的教育和政策感召下， 1934 年10 月， 郭宝珊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 率领120余人进入陕甘边根据地， 参加了红军。 11 月10 日， 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在荔园堡将郭宝珊所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 郭宝珊任司令员， 任浪花任政委， 下辖三个大队。 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成为红四十二师的一支主力团队， 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革命队伍， 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军史上有过不少类似于郭宝珊这样的山大王出身的人， 但能像郭宝珊这样善始善终者却为数寥寥，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对郭宝珊的引导和帮助， 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对这支部队的正确影响， 是功不可没的。［18］103

（二） “组织不纯” 的历史影响

统一战线 “是共产党人在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力量为了实现一定的任务或目标而结成的政治联盟”［19］17。 1953 年12 月9 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统战工作汇报时说： “瑞金最纯， 孤立了自己， 政权不稳当， 要搬家。 到延安， 组织不纯了， 表现了灵活性。 从延安起， 组织不纯， 不纯， 日子就好过了。 到了北京， 组织又不纯了， 许多人反对， 特别是青年娃娃。 要他们看《水浒传》， 水浒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劳动人民， 水浒寨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20］203-204这里所说的到延安所见到的 “组织不纯了，表现了灵活性”， 就是对刘志丹、 谢子长、 习仲勋等人领导陕甘革命斗争中的灵活统战策略的高度肯定， 而 “不纯， 日子就好过了” 则是说明扎实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因为广交朋友显得“不纯”， 刘志丹、 习仲勋等在错误“肃反” 中被王明“左” 倾路线执行者称作“反革命”， 周恩来愤怒地说： “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 越多越好。” 陕甘边根据地成功地认识和掌握了统一战线这个重大的法宝， 使西北革命之火得以持续燃烧， 也为后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陕甘边的组织“不纯” 得到了高度评价， 后来推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汲取陕甘边的经验。1936 年7 月16 日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中明确提出， 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 党必须特别严重地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 具体做法是， 物色与哥老会有关系的人物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 鼓励与帮助哥老会中的进步分子担负起转变哥老会为革命的群众组织与领导群众参加革命任务， 选举干练的同志直接加入哥老会， 去从内部进行工作， 使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 或争取其中广大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③。 抗战爆发前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对哥老会的政策， 就是陕甘边统战策略的继续和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指出，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21］。 陕甘边根据地很好地发挥这一重要法宝的积极作用， 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统战的思路和具体策略， 积累了统战的经验， 汇聚了革命的力量， 还为后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储备了人才。

毛泽东说： “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 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 倾， 而是不‘左’ 不右之倾， 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 在延安我们还找到了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 既不是只有团结， 也不是只有斗争， 对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20］543这是毛泽东对陕甘边根据地正确实行统一战线的高度首肯。 从毛泽东的评价中可以更好地认识刘志丹、 习仲勋等人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发展壮大的秘密所在。

注释：

①郭廷藩： 《争取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回忆》，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 《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 1995年版 （内部资料）， 第421 页。

②李振海： 《国民党永乐镇民团起义经过》，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 《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 1995年版 （内部资料）， 第428 页。

③《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1936 年7 月16 日）， 刘凤阁主编： 《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 1995年版 （内部资料）， 第1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