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生

（中共中央统战部， 北京 100800）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和成熟的， 在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统一战线成为党凝心聚力、 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也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时代化，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在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现一穷二白、 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奠基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进一步彰显了统一战线在党治国理政中的意义和价值， 并对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 适应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 从 “不要四面出击” 的策略到实行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的基本方针，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 巩固新生政权， 恢复国民经济， 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主要任务， 面临复杂的斗争， 存在许多困难。 毛泽东1950 年6 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具体分析： 帝国主义反对我们， 台湾、 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 国民党残余、 特务、 土匪反对我们， 地主阶级反对我们， 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 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 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不满意我们，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 大部分农村尚未进行土地改革， 又要收公粮， 农民也有意见。

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 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四面出击” 的策略。 指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 特务、 土匪， 推翻地主阶级， 解放台湾、 西藏， 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为此， 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把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 不要把他们推开”。 要求 “合理调整工商业， 使工厂开工， 解决失业问题”。 实行减租减息、 剿匪反霸、 土地改革， 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 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 同时进行教育和改造， 把老知识分子养起来。 团结少数民族。［1］74-75从而消除了有些地区“左” 的倾向导致的阶级、 阶层及民族之间关系紧张， 达到使工人、 农民、 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 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提出《土地改革法（草案）》 后， 民族资产阶级、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一部分人同地主阶级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地主兼工商业者， 他们的自身利益同土地改革存在矛盾， 甚至对土改抱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明确提出土改中不动富农土地， 以孤立地主， 保护中农， 防止乱打乱杀。 并强调 “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 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 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1］47-48使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壮大和巩固进步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我们党同中间阶级或中间力量的合作。 土地改革中， 鼓励支持民主人士参观参加土改。 毛泽东说， 状元三年一考， 土改千载难逢。 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 看看农民的欢喜。 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 也可以让他们看看， 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2］43从而减少了土改运动的阻力， 更大限度地孤立了地主阶级，保证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为了团结对敌， 1951 年3 月和6 月， 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 《关于在土改和镇反中对高级民主人士家属照顾和宽大处理的规定》， 指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经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 在土改和镇反中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顾或宽大处理。 还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 通报镇反情况， 介绍重大案件， 宣传镇反政策， 解除各种疑虑。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 中总结说，“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 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3］36

1956 年， 我国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标志着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 其成员正逐渐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根据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毛泽东明确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 毛泽东说：“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 在国内， 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 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 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国际上，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 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 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总之， 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23-24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必须实行最广泛的团结。 毛泽东指出，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 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 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毛泽东强调，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 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 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 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但是居住地区广大，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毛泽东要求：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巩固各民族的团结， 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3］34在宗教问题上， 毛泽东说， 信佛教的人不少， 不要不理会，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座庙来， 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 要修一下。［2］43对许多过去是我们的敌人， 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 到我们这边来了的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也要团结。 毛泽东指出， “像卫立煌、 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3］35总之，“对于工商业家、 宗教界、 校长、 教员、 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 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 决不能置之不理”。［2］43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必须注重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1950 年11 月，毛泽东指示将薄一波起草的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四点经验通报转发中财委系统以外各党组研究， 并要那些问题严重的部写出检讨。 其经验是： 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参加决定， 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 均应该让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 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 在党的八大上， 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 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 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 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 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 1957 年在讲话中强调， 要发挥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的作用， 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所不能做的工作。 1958 年毛泽东同陈叔通谈话说， 我们今天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工作重点不应放在不断斗争上。 我们要搞正面说理， 搞和风细雨、耐心教育。 要他们多做工作， 帮助他们做出成绩， 在工作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并在服务中进行改造。［2］385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必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由于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 民主党派的关系受到影响。 毛泽东于当年12 月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 表达党与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态度， 阐明对右派分子批判从严、 处理从宽的原则。 提出有一些人还给他地位， 给点事做。 改造好了， 右派帽子可以摘掉。 受“左” 的错误影响， 一些被戴上资本家帽子的小商、 小贩、 小手工业者，提出了放弃定息、 放弃高薪和下放参加体力劳动等要求， 毛泽东明确表示， 定息不能取消；工资高一些， 是为了赎买， 以不动为好。 1959 年庐山会议后， 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 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大有进步， 民主党派大有进步， 工商界大有进步。 指出世界观的问题要慢慢来。 毛泽东还写信给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提出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 从1959 年到1963 年， 分五批累计共为28 万人摘了右派分子帽子。 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方面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 改善合作共事关系， 调动党外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毛泽东从“不搞四面出击”， 到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的基本方针， 着眼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任务， 适应国内阶级关系根本变化和统一战线的性质作用变化， 是统一战线指导方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与时俱进、 发展创新。 它标志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统一战线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不再是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剧烈阶级斗争中争取多数、 反对少数， 利用矛盾、 各个击破， 分化瓦解、 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 而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 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凝聚磅礴伟力。

二、 把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 从对民族资产阶级坚持 “又团结又斗争”政策到在党外人士中普遍坚持 “团结—批评—团结” 原则， 成为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和团结教育引导的基本方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 统一战线主要是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服务。 毛泽东指出，“不论何时， 又团结， 又斗争， 以斗争之手段， 达团结之目的； 有理有利有节； 利用矛盾， 争取多数， 反对少数， 各个击破等项原则， 必须坚持， 不可忘记”。［4］1154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统一战线的基本构成， 具有两面性， 即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与本国统治者的双重压迫， 具有革命性；生产发展依赖于外资与本国统治者， 又具有妥协性。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 就是 “又团结又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明确指出， 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 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 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2］5为此， 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 “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之一， 是怎样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问题”。 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 又要同时准备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分子， 在政策和实际上同我们发生矛盾和争执， 主要表现在公私关系、 劳资关系、 税收政策、 外交政策、 土地政策、 政权制度和干部政策等问题上。［2］10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各项社会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实现国家工业化， 逐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逐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 引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根本任务。 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两种看法： 一是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 否认其积极的一面，认为应实行打倒的政策； 一是看不到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起草的文件上批示，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并把分析民主党派社会基础时提到的“中间阶级、 阶层的绝大多数人们”， 改为“资产阶级、 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 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们”。［2］76-77

民族资产阶级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变成被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 毛泽东仍然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指出 “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 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 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 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3］135-136毛泽东就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深刻阐述，主要是：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 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 有偿而不是无偿地， 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 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 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 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5］267

由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功， 私人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 资产阶级成员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毛泽东总结说，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私营工商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 “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密切相关的”。［3］223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工业化，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 明确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政治命题， 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强调在我国，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 又有拥护宪法、 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 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 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 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 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明确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 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 只能用民主的办法去解决， 只能用讨论的方法、 批评的方法、 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而不能用强制的、 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并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 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 即 “团结—批评—团结”， 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 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3］209-210

由此，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团结—批评—团结” 成为解决人民内部思想认识问题的基本方式， 也成为统一战线对党外人士团结教育引导的基本方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指出， 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 “按照团结、 批评、 团结的公式， 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 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 取得新的进步”。［6］187有的民主党派还把“团结—批评—团结” 的公式写进章程， 在党内生活特别是自我教育中予以运用。

对民族资产阶级从 “又团结又斗争” 到统一战线内部坚持 “团结—批评—团结” 原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高度融合， 是统一战线政策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升华。 它把团结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贯穿帮助教育引导的全过程， 不断循环往复， 进一步凸显了团结的意义； 它把批评作为基本方式， 并不是代替或取消斗争， 而是在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下， 斗争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 斗争不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不再是以斗争求团结， 斗争的方式也不再是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 此消彼长、 你死我活的剧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 斗争的原则也不是有理有利有节， 作为团结的手段， 主要是消除影响团结的因素， 凝聚和增进政治共识， 不再具有分化瓦解、 孤立策反的意义。 而批评作为斗争的基本方式， 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 目的是形成共识、 一道前进， 着眼点是提高认识、 改造思想， 性质是思想斗争、 求同化异， 是一种民主的方式， 说服教育的方式， 自我提高的方式。 这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巩固发展统一战线， 促进政党关系、 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 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 为建设和改革事业广泛凝聚共识、 人心、 智慧和力量，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三、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 “多党合作” 到实行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的方针， 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高扬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政治上就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它体现在党的政治纲领中， 体现在政权建设中， 还体现在统一战线的多党合作中。 1922 年党的二大 《关于 “民主联合战线” 的议决案》 明确要求，“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 组织民主联合战线， 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 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7］10因此， 推进民主政治，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 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和共同目标。 1948 年5 月，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口号”， 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筹备召开新政协， 协商建立了新中国，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 也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基。

新中国成立后，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其他党派的关系，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 1950 年， 毛泽东同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 要向大家说清楚， 从长远和整体看， 必须要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 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 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 就不是一根头发， 而是一把头发， 不可藐视。 要尊重他们。 要团结他们， 帮助他们进步。［2］6

各民主党派经过清理整顿组织， 共有成员1 万多人。 1951 年毛泽东接见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代表时说，“去年说要巩固， 今年说要发展， 再讲巩固就会越来越小了”。 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 所以就应当发展。［2］43-54中国共产党向民主党派提出发展成员的建议，并经过与各民主党派协商， 根据各党派组织成员的历史情况， 确定了各民主党派活动的范围和组织发展重点。 到1953 年初， 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就达到3.2 万人。

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 “三大运动” 开展后， 毛泽东指出， 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 不要怕麻烦， 要使他们了解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 并且使他们积极参加。 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 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 努力投身 “三大运动” 之中，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参、 代、 监、 改” 作用。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各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也发生重大变化， 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 其成员正逐步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不要继续与民主党派合作？应本着什么原则和精神进行合作？ 毛泽东深刻总结苏联搞一党制的经验教训， 没有采纳新中国成立时斯大林提出的在通过宪法后组织一党政府的建议， 而是根据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实践， 提出“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的基本方针。 1956 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讲话中明确提出， “究竟是一个党好， 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 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 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 就是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3］341956 年9 月，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方针的提出， 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指出，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这个口号， 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这个历史条件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而中国共产党担负着解放全人类、 建设社会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实现这一使命， 单靠无产阶级是不够的， 必须团结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方面社会成员共同奋斗。 因此，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始终坚持政党合作、 长期合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这是我们的愿望， 也是我们的方针。 什么叫“长期”？ 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 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 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实现之前， 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就要一直进行下去。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方针的提出， 是我国民主党派坚持进步性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指出， 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 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 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 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 我国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立的， 其政治纲领的要旨就是爱国、 反帝、 民主， 在与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中， 不断取得历史性进步。 在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 各民主党派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 各民主党派以 《共同纲领》 为政治基础， 拥护支持、 积极参与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积极贡献。 特别是“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出主意。 这样， 反映的问题更多， 处理问题会更全面， 对下决心会更有利， 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 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8］272-273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指出，“我们和苏联不同。 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 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3］34-35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方针的提出，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需要。 1945 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著名的“窑洞对”， 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的历史周期率时， 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监督。 多党合作中， 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就是民主监督，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就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 也早已存在， 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 作批评。 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 毛泽东说， “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 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大家知道， 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 但是有了民主党派， 对我们更为有益”。［3］2351956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进一步强调， 我们不但需要工人、 农民广大群众监督， 而且需要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来监督，避免苏联因为没有监督而犯了许多错误， 长期不得纠正。 1957 年，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如何监督， 就是用批评、 建议的方法来监督。 经过批评， 达到团结。

坚持和维护共同的政治基础， 是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方针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在共同政治基础上的合作。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 中国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 而不致半途拆伙， 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 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 这里是要一致， 要合作， 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 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3］1375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毛泽东提出判断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 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 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 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 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指出这六条标准中， 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并强调， “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之间所提的意见， 所作的批评， 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 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3］235

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 是坚持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方针的重要条件。 各民主党派成立时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要适应新社会、 建设新社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必须加强学习和思想改造。 1950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帮助民主党派解决失业、 学习问题的指示， 提出可在各大行政区或省的普通干部学校设立政治研究班， 有计划地吸收当地民主党派的干部予以学习。 鼓励民主党派在自愿的基础上， 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1955 年冬，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提出， 他们也应有一所学习政治理论的学校。 上报中共中央后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并明确叫 “社会主义学院” 比较好。 1956 年10 月在北京正式成立社会主义学院， 成为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 毛泽东指出， “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 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3］235

毛泽东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方针的提出， 标志着多党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基本战略， 互相监督成为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 它奠定了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 确立了风雨同舟、 荣辱与共的长期合作关系， 为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进步、 成为致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力量搭建了广阔平台， 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合作功能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成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

四、 服务社会主义和人民， 对知识分子从“大量吸收” 到“团结教育改造”， 使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中国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 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 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时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9］618-620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 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来， 为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新中国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如何帮助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需要， 为新社会服务， 成为知识分子工作的核心问题。 毛泽东认为， 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一个“附在那张皮上” 的问题。强调“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 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 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 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 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3］225要求必须克服不关心团结知识分子， 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 不尊重他们的劳动， 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的缺点。 党和政府对包括原国民党公教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 的政策， 使他们继续从事文教科技等专业工作， 用其所长。 同时， 积极争取海外学者和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 成立文史研究馆， 为学有专长的老知识分子各致其力、 安度晚年创设了一个新载体。 针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适应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团结、 教育、 改造” 的基本政策。

对知识分子 “团结、 教育、 改造” 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0 年6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71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中， 毛泽东强调， “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841956 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毛泽东指出，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 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 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 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 使他们逐步工人阶级化。“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 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 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造的必要， 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3］225毛泽东明确要求， 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 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树立无产阶级的、 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对知识分子“团结、 教育、 改造” 的基础是学习。 毛泽东说， 知识分子是教育者， 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 尤其要先受教育。 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 不需要学习了，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中要改造别人， 不要改造知识分子， 那就错误了。 所有的人都应当学习， 都应当改造。 我们的任务是， 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 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3］271-272针对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不久， 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还有很大影响， 许多人对党的政策、 对新社会新事物不熟悉不了解的状况， 在教育系统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 “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成立了学习委员会， 组织各民主党派人士， 各级政府、 人民团体和协商机关中的无党派人士， 政府和企业机关中的专家， 工商界人士及宗教界人士的学习。 1956 年，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 中央宣传部“关于帮助民主人士、 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 提出应当根据自愿原则， 分别不同对象， 根据当地情况采取各种办法， 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 对散在社会上的旧中上层分子， 包括从清代、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旧军政人员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 采取多样适合他们的方式， 组织学习时事、 政策为主， 有的可参加政治理论学习。

对知识分子“团结、 教育、 改造” 的基本路径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提出，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 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 熟悉他们的生活、 工作和思想。“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则将一事无成”。［9］559毛泽东认为， 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 大学教授、 文学家、 作家， 他们没有工人朋友， 没有农民朋友，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 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 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 那末， 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 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 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 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3］273

对知识分子 “团结、 教育、 改造” 是一项长期任务， 应当耐心做好工作。 毛泽东说，“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 耐心的、 细致的工作， 不能企图上几次课， 开几次会， 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3］279并指出， 过去在做法上有些粗糙， 伤了一些人， 这是不好的。 这个缺点， 必须避免。 1958 年毛泽东同陈叔通谈话说， 他们厌倦改造， 就给一点休息的时间， 问题解决不了可以放一放。 在这段时间里， 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 使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在生产劳动中， 在以企业为基地里面， 在工作中， 进一步帮助他们， 教育他们。 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教育、 改造不是一锤子买卖， 一家伙砸破， 那不行。 要使他们慢慢提高。［2］385毛泽东还指示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 将清华大学党委纠正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 勿右的材料批转全国各大专学校和科研机构党委， 强调端正方向， 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团结、 教育、 改造” 取得了明显成效。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思想改造运动， 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 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 在1956 年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讲话中进一步指出， 我国知识分子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0］162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团结、 教育、 改造”， 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需要， 适应了我国实现工业化、 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需要， 适应了知识分子爱国报国、 重新学习、 转变世界观的愿望， 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 改变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 顺利渡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实现了由脑力劳动者到工人阶级转变。 它奠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根基， 对于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实现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 在强化政治引领、 事业引领、 价值引领中充分施展知识分子的才华和抱负，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虽然在“团结、 教育、 改造” 政策实施中发生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这一政策也已与时俱进， 但它的基本内核对党团结引领知识分子， 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建功立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五、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大业， 从“解放台湾” 到争取“和平统一”， 为一国两制的形成奠定政治和政策基础

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中共中央在20 世纪40 年代末就确立了解放台湾的方针， 并积极进行军事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 美国为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 不仅对新中国采取孤立、 遏制的政策， 而且继续援助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阻碍了解放台湾的进程。 1954 年12 月， 美国与台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 给中国的统一设置障碍。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党中央及时调整对台方针， 开始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前， 毛泽东提出， 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 1956 年1 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 国共已合作了两次， 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同年4 月， 毛泽东又提出 “和为贵” “爱国一家” “爱国不分先后” 等政策主张。 1958 年10 月， 毛泽东亲自起草《告台湾同胞书》， 向台湾当局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的办法， “建议举行谈判， 实行和平解决”。 此后， 毛泽东多次从不同角度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 还请人给台湾领导人带话， 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 我们可以同他合作。［7］282-284

1963 年， 周恩来将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概括为 “一纲四目”， 并在张治中、 傅作义致陈诚的信中向台湾提出。 “一纲” 是： 只要台湾回归祖国， 其他一切问题悉尊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 是： （1） 台湾回归后， 除外交统一为中央外， 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处理； （2） 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 不足之数， 悉由中央财政拨付；（3） 台湾的社会改革， 可以从缓， 在条件成熟后， 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4） 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7］284

配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对国民党战犯确立了“一个不杀、 分批释放” 的方针。 1959 年国庆前夕， 毛泽东给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写信， 建议在国庆10 周年之际， 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国民党战犯。 同年12 月4 日， 首批特赦杜聿明、 爱新觉罗·溥仪等33 名战犯， 此后又陆续释放5 批296 名， 并给予妥善安置。 党和政府通过各种线索， 采取多种方法， 争取台湾实力派和有代表性人物回归大陆。 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 邀请定居香港的李宗仁政治秘书程思远五上北京， 商讨有关事宜， 使中华民国原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于1965 年7 月远渡重洋安全回国， 受到毛泽东、 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对海内外爱国人士产生很大触动。

毛泽东从“解放台湾” 到“和平统一” 的战略转变， 提出与国民党实行第三次合作， 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 它坚持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 着眼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内任务， 基于蒋介石不搞台独的基本判断， 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在推进统一大业上的具体运用，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打开了新思路， 开辟了新途径。 特别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的提出， 直接推动了“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理论的形成， 并成为其思想渊源和制度基础。

结语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时代化， 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的客观要求， 也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 它既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也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深刻启示。 其一， 统一战线理论为党的目标任务服务， 必须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时代化。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丰富发展， 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时代化的结果， 同时又为新的实践条件下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作用发挥提供了科学指导。 其二， 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 是统一战线理论时代化的依据。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丰富发展、 守正创新， 就在于坚持了这个依据， 而后期出现的失误和曲折则是偏离了这个依据。其三， 探索、 总结和把握规律是统一战线理论时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永恒主题。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探索总结， 从根本上讲就是在探索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继续探索、 总结和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和作用发挥的规律。 离开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客观规律的探索和总结， 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就不可能适应时代发展， 有所发现、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