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先秦兵家的叙写及评价

2022-11-21王思敏

孙子研究 2022年2期

王思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这句话为我们揭示了西周末期及春秋战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主要的国家政治活动内容。其将战争与祭祀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足见战争对于当时各个诸侯国的重要性。当齐桓公、晋文公等国君依靠军事征伐而终成一代霸主，得到了替天子决议政事的无尚权力时，通过武力手段得到土地、人民乃至权力的社会，终于逐渐取代了由周公建立的以礼乐仁德为主题思想的社会。因此，礼崩乐坏的现象遂应战争的号角而产生。当百姓的生存空间开始被挤压至无法满足温饱时，社会便应势出现一大批企图从思想上改变国家现状的思想家。他们或为百姓、为显名、为射利、为权势，纷纷贡献出自己的思想精华。其中，兵家因巧借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在需要即时利益的社会中，成为诸侯国君主们最为器重的谋臣。与此同时，更有通过战争事件和深入思考积累而成的一部部充满智慧的兵书，不断为之后的征伐提供教材。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1〕《汉书·艺文志》同样将兵家的活动视为国家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可见，兵家发展至东汉时期，已经十分繁盛，且留有众多兵书可供研究、学习、参考，以至于能够独立于诸子之外而别称一家。很显然，向上追溯，西汉司马迁《史记》中描绘的众多兵家人物及其事迹，为兵家的繁盛发展做了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铺垫；而太史公丰富的人生经历，也使得他有机会了解先秦的兵家人物及其著作。《史记》中对于兵家人物的刻画，以传记为主，并通过“互见法”和细节记录等描述手法，使得人物形象立体、生动；同时，还借助对战争事件的记述，展示出他们的个人命运。此外，作者还利用“春秋笔法”，在字里行间以悲剧笔触渗透了自己的价值标准。

一、《史记》中的先秦兵家叙写

司马迁青年时期借助家庭背景及职业优势通读群书，同时受其父司马谈影响追溯家族历史，以至于尤其重视兵法类书籍。对于战争的本质，在《史记·律书》中，司马迁借具有攻击性的动物比喻人类的争斗，认为战争是“情性之理也”，可见他对于征伐现象难能可贵地保持着相对先进且独立的见解。在众多先秦兵家人物中，《史记》不仅有如司马穰苴、孙武等著有兵书且以权谋取胜者，还有如廉颇、白起等带兵作战而被后人口耳传颂的将军。司马迁对他们的描写，不仅秉持了史官的实录精神，更是继承了“春秋笔法”的精髓，通过细节描写、虚实结合、以小见大等手法，将这些著名人物的作战指导、谋略思想及其人生经历，统统展现出来，并在记述中加入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军事理论派人物

《史记》中先秦时期的兵家人物约有百人。《汉书·艺文志》更是收集兵书五十多家、文近八百篇、图四十多卷，其中先秦时期的兵书占了一大半。由此可见，汉以来对于前代兵法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且书目数量不断增加。回看《史记》，司马迁为田穰苴、孙武、吴起等兵家人物单独立传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兵书中深邃丰富的军事思想为后人所重视与传承，当然也与司马迁青年时期对于兵书的痴迷和研究有关。例如，他在《司马穰苴列传》的赞语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2〕可见，司马迁虽通读兵书且深谙兵法，但在自己的“一家之言”中，他却不想再复述以上人物兵法之精妙，而是另辟蹊径，竭尽全力还原一个生活在真实历史环境中的兵家人物成长并形成如此“闳廓深远”思想的历程。

军队是兵家作战的前提，是运用一切兵法的根本。对此，司马迁有着充分的认识。在《司马穰苴列传》和《孙子吴起列传》中，他通过田穰苴与孙武之口道出了“将在军，君命（令）有所不受”〔3〕这样具有威慑性的话语，反映出他极其看重兵家对于军队的掌控。在有关记述中，司马迁没有过多阐释《司马法》与《孙子兵法》的思想与要义，而是通过“约定申令”并严行执法这样的事件，来传递以小见大的思想，在使君主信服的同时，震慑全军，从而达到掌控军队的目的。但是，严苛的军法不能完全使军队折服。“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4〕司马迁用细腻的笔触，记述了吴起在领兵作战时视士卒如手足的良将风范。田穰苴与士卒起居同行更是收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使得晋师罢师渡水而去，解决了敌国入侵、邦内骚动、国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问题。

兵略权谋是兵家取胜的重要途径之一。《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5〕这里，孙子指出，要想在战场上取胜，那么作为军中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的将帅，必须具有及时探知敌我双方实力的能力。《孙子吴起列传》的赞语里提到一句俗语：“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6〕从中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十分看重战争中主将的预测与预判能力。在《孙子吴起列传》的战争描写中，孙膑以其对庞涓为人的熟知及对敌我双方的了解，早有预谋，甚至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这种具有极强心理暗示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精妙的谋划最后大破魏军，从而显名于天下。

对于具有如此能力的兵家人物的描述，司马迁采取了“互见法”中虚实结合的写法，使得后来的读者对《史记》中的一些兵家人物产生了某种神秘的感觉。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巧借“互见法”通过蒯通说韩信之言“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7〕道出了不论是为质于吴还是为勾践筹谋复国，范蠡都做到了人臣应尽的忠信之义，但最终君臣仍不能相始终的严酷事实。在《秦始皇本纪》与《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则通过尉缭与范蠡对君主外貌的分析，得出此类君主不可与之共事的结论。《史记》中，司马迁以略带迷信色彩的描述，使得后世读者不断拔高兵家的地位，但细细品味文字，其中的前因后果实可推断：这其实就是兵家对于全局的把握，乃高瞻远瞩之谋略，实系制胜的法宝。

（二）将在外，君命不得不受——军事实践派人物

《汉书·艺文志》中这样描述战争：“《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8〕记载表明，原始社会即存在战争，且主要方式是直接兵刃相见，以胜者为尊。然而，当社会文明不断演进，战争中因不断加入权谋诡诈之术，其结局便往往变为弱可胜强，以小博大的谋略致胜遂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这样，对于一国之君来说，选择具有军事头脑的主将实属制胜的秘诀，而将军要想建功立业则需要有一位能够赏识自己的明君。然而，现实却总是乖违的。

将军系一支军队的灵魂，职责是领兵作战，使命是战场取胜。孙子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9〕《史记》一书中，以人物命名的传记共 80 篇，其中31 篇是写将军的，占到全部人物传记的 39%。由此可以看出，《史记》其实也是一部战争史著。司马迁撰写这部巨著时，充分利用其文学修养，并兼顾了兵学思想与个人情感倾向，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下来。他运用自己的如椽之笔，再现了一众兵家人物的性格、形象及结局，而其中尤以那些充满传奇性与悲剧性的兵家人物最为后人所感慨所钦佩。《史记》所叙写的先秦将领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战争，成为一场场战争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他们大都才智过人，且勇猛非凡，但也往往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于马服君赵奢及其子赵括的描写就十分出彩。首先，为严守国法而诛杀平原君家臣事件，展现了赵奢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人物形象。其次，面对强秦伐韩，当老将廉颇理性分析后不赞成出兵时，赵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10〕则表现了赵奢大无畏的勇将形象。再次，司马迁还通过对赵奢之子赵括长平惨败的记述，进一步树立起赵奢不尚空谈、精于实战、智勇双全的形象。至于对廉颇的描述，司马迁则更切近于现实生活。他笔下的廉颇，会因文臣以巧舌上位而恶意相向，也会因他人的贤能而负荆请罪，战场上更会为国一往无前勇猛搏杀，读来让人钦佩、神往。但是，当君主轻信敌方的离间时，身处军营大敌当前的老将军，却因一纸诏命而被弃用……这种种事件，全方位地为我们展示了廉颇的悲剧一生。

其实，在整个先秦时期，以至于其后数千年，又有多少兵家人物的命运不是悲剧性的呢？孙武归隐，吴起奔楚，子胥适吴，白起自尽，蒙恬仰药……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所以，由于时代与制度的限制，君臣难以相始终，自古皆然，不独廉颇如此。

二、司马迁评价先秦兵家人物的情感内蕴

《史记·律书》云：“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11〕这句话表明了司马迁的两个鲜明观点：第一，他认可战争的发生；第二，他认为战争应该是为了正义而战，作为正义的一方应以圣人自居，以平息战乱安定国家作为人生终极目的。但是，《史记》中对于兵家的描写却并非均站在所谓正义的一方。也许，司马迁本人也无法定义所记载的战争是否合于道义，因此作为史官的他，只能依靠“实录”精神进行“不虚美，不隐恶”的记述，将是非留给后人评判。不过，对于某些人物的悲惨结局，司马迁则结合自身的遭遇，以触及灵魂的笔法去探寻原因。

（一）功成身退的军师

《孙子兵法》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计篇》）〔12〕可见，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提出的计谋是可以帮助军队在一场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史记》为具有这样计谋的人物立传并有意刻画其超乎常人的能力。因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不仅可以扬名于世，而且也能够免去很多人为的灾祸。

兵家作为先秦时期与儒、道、墨齐名的学派，以其自身独具杀伐决断的特点而得到君主们的信赖，但一些具有政治头脑的兵家人物，也懂得分享军权会给自身带来不可逆料的祸患。因此，孙膑会甘于人下为田忌出谋划策，尉缭看到秦王的本性后选择隐居，范蠡更说出了“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13〕这样的名言。以上兵家人物，司马迁在叹服于其计谋的高明之外，更是钦佩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尤其在描述范蠡去国时，太史公为他加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这其实也寄托了司马迁本人在政治不得志后的某种想象。也许，在司马迁心中，名满天下之后，功成身退才是最好的选择。

此外，司马迁认为，一个合格的兵家不仅可以出谋划策，更能够上马迎敌。因对兵法的喜爱，司马迁在进行《史记》创作时，能够从多角度刻画每一个人物、每一场战争。《齐太公世家》里姜太公吕尚择文王而辅佐，以兵权和奇计助武王，不仅能够筹谋军事以图天下，更能够号令诸侯誓师牧野，最终功成封侯。《田单列传》中，通过断轴事件初显田单的计谋，之后不论是退守即墨、巧用反间，还是火牛破敌，都展示出一个优秀军事家应具备的素质，赞语中更表达了自己对于田单发自内心的钦佩。因此，当人生灾难落在司马迁头上时，他无比钦慕那些能够通晓利害预知未来的兵家人物。然而，当无法做到如田单那样封侯拜将时，他亦渴望如范蠡一般享有荣名且垂于后世。

（二）身首异处的战将

《孙子兵法》《司马法》《六韬》等兵书中，对于兵家皆有“智、信、仁、勇、严”等人格品质的要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君子比德焉。”〔14〕可见在这些品质中，信、廉、仁、勇、德是司马迁认为一名合格兵家人物应该具备的品质。当领兵作战达到了平息战乱安定一方的目的时，应该做到“攻其国，爱其民”，如果逆之而行，则“国虽大，好战必亡”。程金造曾说过：“司马迁是通识兵书，深知兵略之人。”〔15〕因此，司马迁对于战争中因双方长期对抗而致民贫国弱企图求和等现象并不反对。但是，西汉武帝时期，面对因君主穷兵黩武而使百姓痛失亲人的局面，却是他所厌恶的。所以，在史书中，他利用全知历史事件本末的有利条件，对历史人物的命运与所作之事进行串联，营造出一种宿命论的氛围。例如，《白起王翦列传》中，白起在秦赵长平之战中因杀伐果断而一战扬名，可临死前却逃不掉四十多万冤魂对他内心的指责。王翦虽然为国征战一生，但因杀戮太多而致三世不得善终。《蒙恬列传》中蒙恬忠君为国，却在修筑长城时为了邀功而过分奴役刚刚经过战乱的百姓，最终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这些身首异处的将军虽以悲剧收尾，但司马迁为他们涂上了悲壮的色彩，向后世展现了一个个具有坚毅性格的国之干城的形象。遭受“李陵之祸”后，他在《报任安书》中立志要成一家之言时，便认识到：这些兵家人物，即使命运无法改变，但在一场场战争中，他们依旧毫不退缩，前去享受英雄胜利的快感。因此，他在创作时，便不断地丰富人物形象，通过对战争的刻画来丰满他们坚毅反抗的性格。也许，正是这样的精神动力，支撑着司马迁能够在受辱后坚定心性努力修史。

三、司马迁评价先秦兵家人物的标准

司马迁出生于家学渊源甚深的史官家庭，从小受其父司马谈黄老之学的教育，长大后又出入庙堂结交了董仲舒、孔安国这样的鸿儒。但是，司马迁本人并非因袭诸子的思想，而是在西汉道儒更替的时代融合了各家思想的精髓，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思想。虽然他在书中并未阐述自己的思想，但在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品评中，却无处不在地渗透着自己的情感与价值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司马迁本人以及西汉时期的各种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献参考。

（一）儒道战争观对司马迁的影响

西汉初年，窦太后极力推崇黄老之学，“无为”成为当时政治的主旋律，对内主张休养民生，对外主张以和亲代替战争。由此可见，《老子》及道家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唐代王真在《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中却说：“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16〕因此，当我们以兵家的立场再次审视道家思想时，会发现其处处都有对于战争的看法。《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17〕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道家对于战争的基本看法。司马迁从小深谙黄老之学，所以在思想上很自然地存在反对战争的意识。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借吴起之口说，国家安全与否，“在德不在险”。在《匈奴列传》的赞语中，他对穷兵黩武不知休养生息的汉武帝，进行了讽喻，再次强调了战争对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危害。

武帝时期，黄老之学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今文经学家及儒家经典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统治者不仅接受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更是利用谶纬之学掌握了话语权。因此，全国自上而下开始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首先，司马迁本人对于孔子有着一种“高山仰止”的敬佩之情。他不仅称孔子为“至圣”，而且在《孔子世家》中以“礼”为主线述说了孔子的一生。〔18〕此外，在《史记》中，他还经常引用孔子的言论去评判人物，以圣人、君子等词语叙论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礼”于儒家，是日常遵守的行为准则，于兵家则表现为严明的军法；所以，《史记》中对于兵家的描述，也体现了将帅对于军队纪律的调教。其次，在与董仲舒、孔安国等人的交往中，司马迁对于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建构。《论语·颜渊》云：“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9〕可见，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对于战争的看法，认为国家虽然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但不能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因此，他笔下的吴起，既能劝说魏武侯以“仁”“德”治理国家，又能凭才干率兵御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时董仲舒的“天人”观对司马迁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在《白起王翦列传》中，他曾以儒家的修德思想与宿命论观点，预言了王离作为王翦的三世孙必然遭遇失败的悲剧命运。

（二）厚民慎战的战争观

《孙子兵法》《司马法》等兵书在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司马法·仁本》云：“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20〕《孙子兵法·形篇》曰：“胜者之战，民也。”〔21〕这些兵书皆暗含了战争中的厚民爱民思想。结合《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22〕可见司马迁虽不否定战争存在合理性，但他认为战争应为正义而战。因此，陈涉因抗击暴秦而被升为世家，这一定是出自司马迁本人极强的正义感而作出的安排。另外，战争的发动必须要谨慎且切合现实情况。司马迁极为认可兵法的运用，因为合理的筹谋可以使对战中我方减少牺牲并获得最大胜利。《吴太伯世家》中记载伍子胥与孙武在为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等事件中，因为秉持着厚民慎战的思想，所以让吴国既节省了民力又获得了胜利。然而，在失去了孙武这样的修德爱民的军事家之后，吴王终因多行不义之事而致吴国两世而亡。

在司马迁的思想中，战争是那些具有高尚品格的圣人为平息祸乱而使用的武器，兵法是战争双方焦灼时以奇制胜的关键。但是，当战争一旦开始危及百姓，而致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时，那就是将军的失败，更是君主的失德。《白起王翦列传》中讲，再勇猛的将军，如只能夷城，即不能建德。那些做不到“攻其城，爱其民”的人，也许可以成就短暂的霸业，却终究无法实现王天下的终极目标。所以，《史记》中司马迁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及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立传时，尽管他们与华夏民族不断发生战争，属于汉民族的对立面，但他以超乎他人的先进的民族融合统一思想，不仅竭力还原了他们的真实生活，并且尊重他们的风俗，真正做到了“爱其民”。

（三）反对不义之战

《史记》是一部完整的战争史著。也正是因为对于兵法的熟知，以及自身深厚的文学功底，司马迁对于战争中的交战始末、排兵布阵、局势变化等了如指掌，在刻画时不仅能尽力做到实录，而且会增添一些故事性细节描述，同时会表现出自己的强列情感及态度。《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齐之仇，雪其先君之耻。”〔23〕表现出乐毅助弱燕胜强齐的反抗精神。《越王勾践世家》中所记：“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24〕则表明他认为战争若非出自正义，那么终将损害自身。《田单列传》中司马迁赞道：“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拒：其田单之谓邪！”〔25〕则表达了他对田单用兵才能的钦佩与欣赏之情。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其实是通过对历史的书写，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