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燕

摘 要：陆费逵于1912年1月1日创办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与中华民国同日诞生。陆费逵先后担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的时间长达30年。在陆费逵的领导下，中华书局成为近代第二大民营出版机构。从出版生活史的视角切入，论述陆费逵的交往生活、经济生活、休闲娱乐生活、情感生活等内容，探求陆费逵的生活史与其出版实践之间存在的耦合效应。

关键词：陆费逵 出版生活史 现代性 中华书局

陆费逵（1886-1941），中华书局创始人、总经理。1912年1月1日，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1941年，陆费逵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在不算长的56年人生历程中，陆费逵先后担任中华书局的局长、总经理的时间长达30年。而如果从他19岁在武昌开设书店算起，陆费逵从事出版活动的时间长达38年。可以说，陆费逵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书业。在陆费逵的领导下，中华书局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民国第二大出版机构，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在印刷、彩印等业务上远超对手，当时号称远东第一。

近年来，对这位杰出的近代出版家的研究多集中在“陆费逵与出版”“陆费逵与教育”等几个方面，鲜少从生活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所谓出版生活史，即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它的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本文试从日常生活史这一史学界新兴研究领域出发，通过论述陆费逵的交往生活、经济生活、休闲娱乐生活等内容，以個体折射群体，探讨陆费逵的生活史与其在出版实践中所体现的现代性之间的耦合效应，阐释出版人本身如何成为出版企业绩效的关键所在。

一、陆费逵的交往生活

1.陆费逵与书业同人的交往

作为中华书局的掌舵者，陆费逵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颇具个人特色，担任中华书局总经理三十年从未有过专用秘书，公司内的重大事情都由他亲自处理。因此，他对企业内部的人事组织和动态变化相当了解。在舒新城所撰《陆费伯鸿先生生平略述》里，他忆及陆费逵在日常信件往来中，“对公司同人，不论公私信件，致人均称某先生或某兄或某弟，自称弟或兄”。足见陆费逵生性和易，且没有颐指气使的等级观念。中华书局人治色彩浓重，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而陆费逵便是中华的“家长”。

出版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企业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去完成图书的选题、组稿、审稿、校对、发行等工作。陆费逵在为中华书局招募人才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一个典型案例是陆费逵曾数十次邀请教育家舒新城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在这段长达七八年的交往过程中，尽管舒新城多次婉拒，当舒新城需要帮助时，陆费逵便全力相助。二人不只是主雇关系，更是多年的好友。

对于竞争同行来说，陆费逵是令人尊敬的对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为近代民营出版业的两大巨头，但二者之间保持了良性的竞争关系。以至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折服于陆费逵的敬业精神：“我对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2.与革命党人的交往

清朝末年，民族危机严重，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陆费逵少年时读时务报和日报，受维新思想的熏陶，以至于与父亲的旧思想有所冲突。等及成年，年轻的陆费逵便来到当时的民主革命中心——武昌，加入日知会，并且担任评议员。但是在日知会这个革命宣传机构中，陆费逵并未坚定其献身革命的信心，反而因为看到党人倾轧卖友的现象，从此决定不再直接参加革命，仅从旁赞助革命。试以两则事例说明。

辛亥革命前夕，陆费逵帮助革命党人吕烈曜赴广东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吕烈曜受伤回到上海，陆费逵又将他藏在自己家里，待其康复，为其送行。1935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田汉被捕，陆费逵与舒新城、陈润泉等人商讨营救办法，设法营救，并送款给其家属相助。当然，这二人既有革命党人的政治身份，同时又与陆费逵及中华书局有关系，前者为陆费逵的学生，田汉则是中华书局员工。虽然二人所属政党不同，陆费逵均一视同仁，于危难之中竭力相助。

陆费逵可谓近现代职业化程度最高的出版企业家，他真正做到了以出版为志向与事业。在经营书局的过程中，他有过多次投身其他行业的机遇，但他丝毫不为所动。究其原因，这与他早年与革命党人的交往不无关系。在他看来，以出版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进国民与社会，更具长久之效。

3.与学生的交往

陆费逵热心教育，出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教书，随后又在文明书局任编辑兼任文明小学校长，及至后来成为国语专修学校校董等。因为陆费逵关注教育，并有过多年办学经历，他与学生群体的交往甚密，并对后辈多提携之举。

《申报》上曾多次刊登陆费逵参加学生活动的新闻。如1914年6月28日，陆费逵与范源濂一起参加梵王渡约翰大学毕业典礼。又如同年7月15日，陆费逵与伍廷芳、唐绍仪、丁榕等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组织的茶话会。类似活动，还有同年8月11日与中华书局全体员工一起欢送清华大学遣送美国留学生等。此类活动亦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陆费逵参加学生活动，看似仅为自己的兴趣所致，其实还体现了他对新兴知识群体的关注，熟悉学生动态的同时亦为中华书局日后招人打下基础。许多学生一经毕业便被招进中华书局，如周宪文回忆：“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一经毕业，他（陆费逵）就约我去当编辑，主持新书的出版。”

除此之外，陆费逵还多次前往学校作演讲，将自己对教育、书业、乃至人生经验的理解告知学生，如《书业商之修养》一文便是陆费逵在国专夜校的演讲稿。

二、陆费逵的经济生活

1.薪资

经济收入是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条件，中华书局前编辑钱炳寰曾对陆费逵自创办中华书局以来的月薪有过详尽的论述，如表1。

中华书局是一家集出版、发行、印刷于一体的复合型出版企业，稍加不慎，便可能使这个庞大的企业陷入危险境地。中华书局的经营管理也曾遭遇困境，尤其是1917年发生的“民六危机”。当时企业资金周转失灵，几至倒闭。后来经过多方筹集资金，对中华书局内部进行革新整顿，一年内企业转危为安。而此次危机事件对陆费逵本人的薪资以及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表1所示，“民六危机”发生以后，陆费逵辞去局长的职位，改任司理，停支薪金，只得每月100元的公费。一直持续到1922年，公司才恢复他的月薪。之后，随着中华书局的经营状况逐渐向好，陆费逵的月薪也随之上涨。但实际上，1922年，陆费逵200元的月薪仍低于编辑、印刷、发行三所所长。同年，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月薪已达300元。相比于其他出版企业高级管理层，陆费逵的工资并不算多。

2.消费

衣食住行消费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它们往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生活作风。阅读相关文献，不难发现，陆费逵的个人生活几乎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俭朴。作为中华书局的总经理，他从未像其他大资本家一样过着纵情享乐、奢侈糜烂的生活。相反，陆费逵极其推崇“勤俭”的生活方式，不仅从小教育子女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还在所写的文章、所作的演讲中多次强调节俭的重要性。如在《实业家的修养》一书中，陆费逵将“勤俭”列为实业家的必备素养之一，他在文中写道：“生计裕于节俭，而窘于奢侈”，非保持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决不能致富。

陆费逵也曾经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描述。在衣着服饰上，“衣服也很随便，新的衣服总不愿意穿，常常放在箱子里，放旧了才穿”，导致他的女儿“女扮男装”，总是穿哥哥嫌小的衣服。在饮食上，陆费逵对1921年以前的生活有所回忆“有时无暇，便吃几片冷面包;或买二十文的粥，十文的萝卜干，也就是一顿”，他那时已是中华书局总经理，但因忙于工作，吃的东西却与普通群众无异，甚至更差。在交通行旅上，中华书局第一个坐小轿车的人是印刷所王瑾士，而非總经理陆费逵。为了奖励王瑾士在业务上的贡献，陆费逵特地购买小轿车供他代步。

陆费逵以出版为志业而非赚钱的平台，这从他的个人收入中可见一斑。中国近现代出版人群体中，汲汲于发财的不在少数，但陆费逵能够以事业心凌驾于生意心态之上，这是十分难得的。韦伯认为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上的苦修是一种基于宗教伦理的事业心态。本文据此认为陆费逵在经济生活上的克制亦是基于教育救国的出版心态。

三、休闲娱乐生活

1.生活作息

相对于较为丰富和全面的张元济出版生活史资料，陆费逵留给后世的研究资料不算多，但从陆费逵所作的某些文章也能窥探其生活习惯一二。在《实业家之修养》一书中，陆费逵详细地描绘了自己的日常作息，现将其整理为表格如表2。

从表2可见，陆费逵的生活作息体现了良好生活制度的特点：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项活动内容。而陆费逵则将自己的生活作息归结为遵循“节嗜欲、培精力”的方法和准则，通过“早起、少食、运动”助以“空气、日光、冷水”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延长脑力劳动时间。陆费逵坚持数十年这样的生活作息后，效果十分明显：“身体较强，疾病既少，亦堪耐劳”。

2.读书与游戏

在精神娱乐上，陆费逵自幼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读书被他视为自修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逵虽然应酬众多，社会活动频繁，但他从未忘记作为编辑的本职工作。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的新书广告中，陆费逵以编辑和校对的角色出现的频率相当之高。编辑工作的特性决定了编辑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素养，也因此，陆费逵在创办中华书局后，“计划编辑、校阅稿件和作论文，永不间断”。阅读丰富知识储备，锻炼思想活力，同时为其与书业同人开展人际交往打下基础。

在休闲娱乐上，陆费逵曾提到自己“间亦作极小之樗蒲戏” 以及“偶作叶子戏”。樗蒲戏，大概是一种棋类游戏，叶子戏则是一种纸牌游戏，这两种游戏都是赌博性质的游戏。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两种游戏具体是以何种形式呈现已经无所考据。玩赌博游戏需要冒险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陆费逵的精神气质。正是因为陆费逵敢于冒险，押宝于“革命必当胜利，预先准备教科书”上，中华书局才能开局便取得先机，在出版业站稳脚跟。而这类娱乐身心的小游戏在中华书局业务扩大后便完全断绝，舒新城曾感叹：10年前尚有竹林戏（或为“叶子戏”异名游戏）为生活之调剂，10年来，病魔缠绕而责任尤重，及至竹林戏亦完全断绝，一日20小时中，几乎全在事业打算上生活，于是精神苦而身体亦亏矣。陆费逵为中华书局呕心沥血至此，将全部精力投入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以至于连一点小爱好也被舍弃。

四、情感生活与宗教信仰

1.婚姻家庭

陆费逵对于恋爱婚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爱之不可害之，爱人不可害己”，大意为男女双方决定步入婚姻需具备一定的承担能力，要有责任感，不可儿戏，否则便是害人害己。陆费逵曾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高氏因病去世，后续娶杨氏，两次婚姻“都觉着非常美满”，“妻子也信任（我），毫无误会”。对于子女，《申报》曾刊登过画家俞剑华一篇名为《伯鸿夜宴记》的文章，其中写到陆费逵照顾子女的语句：“席间伯鸿之一子二女。另坐一席。每一菜至。伯鸿先为其子女布送。且极均匀。” 由旁观者视角便可看出陆费逵舐犊情深，且没有偏袒私心。“信用要从家庭立起”，方能在社会上立足，陆费逵将这种责任感带到出版工作中来，他曾痛斥书业商出版“恶书”的现象：“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供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害多少人。”责任感体现着最基本的职业精神。特别对于出版这一文化传播事业来说，编辑在进行出版工作时，需要牢记出版者的社会责任，将出版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2.宗教信仰

陆费逵的日常生活中带有较为浓厚的佛教色彩，他信佛、迷信风水在当时沪上出版界是广为认知的。一个突出表现是1917年他与杨璇、俞复、丁福保等人组织了 “上海灵学会”，专门研究人鬼生死问题，设从事扶乩的“盛德坛”，并于次年开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灵学丛志》标榜结合中西文化的学术研究，采取会员付费制运作，借助中华书局的业缘关系与无锡的地缘关系，将各会员联系在一起。

对于陆费逵本人来讲，他此时正在遭遇人生中极大的坎坷。“民六危机”发生后，陆费逵被以挪用资金之名控告，关进牢房，吃过一段官司。心情苦闷却又无法排遣（遭误会，任司理，无薪金）。作为中华书局的“家长”，陆费逵对中华书局抱有强烈的责任心，事后他将“民六危机”的原因很大部分归结于自身的缺点：经济缺乏、经验不足以及能力不足。虽然陆费逵也曾说及自己具备“忍耐”的精神，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忍耐得住，但一方面是中华书局经营状况堪忧，另一方面是自己蒙冤入狱，遭此打击却只能责怪自己能力不足、办事不力，因此他开始信仰鬼神之理，借其解释人生所不能用科学解释的现象，以求得心灵上的慰藉和解脱。有趣的是，民国初期，推崇鬼神信仰的并不只是上海灵学会一家，灵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体现了“道德救世”的倾向，不少知识分子“希望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之中寻求出路”。在几种原因的共同交织之下，陆费逵有此信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结语

中华书局是民国时期极富盛名的出版机构，其在促进教育现代化（主要是中小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陆费逵作为近现代中国杰出出版人，也是受到世人认可的。中华书局的“现代性”与陆费逵的生活史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耦合效应。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有四个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督体系、军事力量。其中前两项要素与企业关涉较深。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结构，伴随而来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自由的追求。爱森斯坦认为印刷机械是西方文明现代性的重要发动装置。陆费逵的日常生活中有较为强烈的现代性因素，譬如养成喝牛奶的习惯、关注西式教育等。从全息论的视角出发，这些生活方面的“现代化”势必对陆费逵的出版实践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他的出版生活中也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元素，如重视家长制，这种特质也被带入中华书局中，以至中华书局的企业文化被同行戏称为“家文化”。当然，制度的创新必然是有所传承的创新，中华书局的企业文化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

此外，陆费逵在经济生活上的苦修主义与西方企业家所奉行的新教伦理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即均将苦修作为实现事功的必要手段，而享乐则是实现事功的障碍。陆费逵将这种苦修精神也贯彻到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突出表现就是他对待工人罢工时采取强硬态度，也许内心里他希望工人既能体谅他追求出版事功的苦心，更能与他一道在经济生活上贯彻苦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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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