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书稿审读，是编辑案头工作的起点，亦是编辑能力的体现。古籍文献整理阅读难度大，注文层级繁复，通读书稿需要十分耐心、细心。在审读、校对、统理各个阶段，更需要审慎处理，严格把关，力求保证书稿质量，提升书稿价值。本文回到中华书局古籍整理编辑工作的场景，重现了磨砺精品的出版历程。

关键词：古籍整理 中华书局 编辑审读

2010年笔者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后入职中华书局，从事古籍和大型文献整理的编辑出版工作，至今已走过八个春秋。记得刚入职时，老编辑教导说，审读报告之于编辑，正如论文之于学者，是专业素养与功力的体现，平时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积累。笔者牢记于心并努力践行。我和李静老师共同责编撰写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全四十四册）审读报告，获得2015年全国优秀审读报告推介活动一等奖;独立责编撰写的《困学纪闻注》（全七册）审读报告，获得第四届（2017）全国优秀审读报告推介活动一等奖。

一份扎实有功力的审读报告，是图书质量的保证，是编辑力的体现，是连接编辑与作者的桥梁，见证了书稿羽化成蝶的过程。编辑在为人做嫁衣的同时，自己也不断得到丰富、滋养、提升。本文仅以编辑两部获奖书稿的粗浅体会，求教于业界同仁。

一、《困学纪闻注》审读经验

《困学纪闻注》是笔者任职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处理的第一部篇幅较大的书稿，全书200余万字，是2010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从2012年2月接手到2016年3月正式出版，历时四年多的精心打磨。

《困学纪闻》是王应麟的代表作，也是宋代学术笔记的卓越之作，以札记文累积结撰而成，涉及范围极为广博，其论述包括经学八卷，史学六卷，文学三卷，天文、地理、诸子二卷，杂识一卷，共二十卷，两千六百余条。清人翁元圻注，条分缕析，博征广引，从训诂到义理，无不涉及，可谓是此书的集大成之作。

《困学纪闻》原文涵括四部，文献阅读难度大，加之清翁元圻注文层级繁复，通读书稿需要十分耐心、细心，不明之处勤查文献，否则草草看过，难以深入，隐患无穷。在审读、校对、统理各个阶段，笔者都审慎处理，严格把关，力求保证书稿质量，提升书稿价值，磨砺出精品。

1.精心审读，提升书稿价值

书稿审读，是编辑案头工作的起点，笔者的审读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保证书稿的点校水平。笔者先细读了《点校说明》，把握本书的整理方法、体例，整理者对王应麟《困学纪闻》的原著文字，采用版本校，对翁元圻的辑注文字，综合运用他校、本校、理校等校勘方法。笔者从书局图书馆借来整理者所据底本（两部清道光五年余姚守福堂刻《困学纪闻注》）、校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江安傅增湘所藏元刊本《困学纪闻》、清嘉庆二十四年万希槐《困学纪闻集证合注》），凡是工作本上的改动之处，都一一核实了底本，纠正了误改之处，并将整理者迳改底本不当之处标出，建议出校，新增校勘记约173条;每一条校勘记，均复核底本、校本及他校引书，将不当之处标出，请整理者斟酌裁定。

第二，建议整理者编制拟目，以便利检索。整理者已按卷为单元，为本书逐条加上序号，全书两千多条文字，每条都有了自己的代号，便于称谓、引用及检索。笔者根据本书内容博杂且主要用于检阅的特点，建议整理者在清人《困学纪闻翁注编目》的基础上重新编拟新目。新编制的拟目是对王应麟原条所记所論（诸如人、事、典籍、学问等）及翁氏辑注部分少量重要内容的概括性摘录或小结，力求简明地反映出原条文各层的主要内容，以此起到提示检索的作用，也可作为一种辅助阅读的工具。为了醒目，各条拟目排在正文上方的天头部位。序号和拟目的编制，便于读者检索利用，增加了本书的附加值。

第三，附录版本序跋。《困学纪闻》自元代编就以来，历代多有刊刻，在诸多版本中，有不少俊士达人为该书作序题跋，对后人研讨该书饶有益处。笔者查阅了书目文献资料，并搜罗了有关《困学纪闻》版本研究的全部文章，提出了辑录版本序跋的线索，得到整理者认同。本书辑录原刻未附的序跋题记，附于书后，为研读《困学纪闻》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四，精心设计版式。本书正文分上下两栏，上有拟目，下有正文、夹注、文后注、校勘记，较为复杂。在正式排版前，笔者先试排样张，反复斟酌。鉴于本书文后注所占比重较大，正文调整为13磅（介于四号和小四号之间），注文为五号，有益阅读;鉴于本书上下栏之间已有栏线，校勘记改为段后注，避免页下注注线将版面分割过碎。经过细心调整，本书版面层次分明、美观大方。

2.严格三校，保证书稿质量

笔者延请了编校部几位骨干校对承担本书的三校工作。他们不仅以严谨细致的专业水准“死校”原稿、底本，还以自己的学识敏锐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对全书体例的规范统一提出建议，为清样阶段，整理者核查遗误，编辑统理全稿，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3.分类统理，力求体例统一

三校后的校样，面目清晰，但统理全稿的工作，仍然不能有丝毫放松。笔者的经验是，将全书体例问题分类总结，每次统查相关的一两类，效率高且不易有遗漏。逐项检查下来，2600多面的校样，已翻阅了10余遍。统理阶段，在内容、版式确定的情况下，统一规范全书体例，保证了本书正式出版的编校质量。

4.编辑过程中，精益求精，不避烦难，不留遗憾

书稿两校结束后，出现了一次重大周折——更换底本。整理者原使用的底本是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清道光五年余姚守福堂刻本（编号：157233-157240），仔细比对另一部同馆藏同版本（编号：47171-47184），前者字迹清晰、墨色均匀，为初印本;后者字迹漫漶，为后印本，后印本挖改了初印本个别明显的讹误，还增补了部分内容。从整理古籍选定底本的角度看，后印本优于初印本。此前，整理者采用的底本是初印本。思量再三，我们决定更换后印本为底本，这意味着必须重新校对一遍底本，并改定相关校勘记。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郭立暄先生在《喜读〈困学纪闻注〉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本书对整理底本的选择：“将底本具体到翁注原刻本的某一印本，并非是点校者最初的主动选择，而是在书稿已进入出版流程后，点校者、校对及责编三方发现并共同确立的……通过这样一件事，可以看出国内一家老字号出版社的编辑对于古籍点校态度的严谨不苟，对于点校者托付的认真负责……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进步的取得，来源于中华书局年轻一代编辑的主动担当。”（2017年2月17日《文汇报·文汇学人·学林》第8-9版）

通过对书稿的细细打磨，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编校质量都得到很大提升，出版后，获得201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审读经验

2013年初，笔者受命参与“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一九一二 — 一九二七）全四十四册的编辑工作，第一次接触大型文献整理稿件，笔者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全力以赴，从内容提要逻辑关系是否清晰、索引项著录是否准确，到图版裁拼是否妥当，都细细比对、考量，逐年详细记录各类问题，撰写的《审读意见》达四十余页。如今，翻翻一沓厚厚的记录，感觉真若滴水穿石一般，但正是有了这份滴水穿石的功夫，我们对这部书稿的处理能力才得以提升。

龙泉司法档案，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为研究近代司法史、社会史、区域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收录龙泉市档案馆所藏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十六年（1927）地方司法档案，逐年遴选民、刑诉讼案件共180例，涉及近600个卷宗，约11000件文书。在文书的海洋中，如何出版一部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档案文献书籍，颇需编辑下一番功夫。

编辑的功夫首先下在前期的整理方案上。编辑组较早介入了整理方案的制定，对于编纂体例、规范有颇多建设性建议;编辑加工过程中，又形成了严格的编辑规范，对本书的顺利优质出版起到了重要作用。

编辑的功夫着重下在图版上。档案文献需要突出图版的重要性。首先，对图版本身所做的工作，从扫描、编号、拼接、版面安排、校核、印刷，都有非常具体的工作规范和相应的技术要求。其次，图版与基于图版而编撰的文字，两者的关联度极高，编辑需细读图版文书，不漏掉重要信息，发现缺失，对相关文书做考辨，对整理稿做补充、订正。

编辑的功夫还下在学术规范上。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要在体例科学规范，与尊重档案的原始状态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把握一种尺度，而非强求绝对统一。比如文书中时间为“洪宪元年”的，索引、图题照原文所书，而不统改为“民国五年”。这种存其真的做法，使档案的原始信息不被人为的硬性统一所湮没。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第二辑出版后，广受学界好评，被誉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大型档案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选编》第三、四、五辑的出版，2017年继续得到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由笔者独立担任责编。第三辑30册，2018年9月出版，第四、五辑20册，预计2019年9月出版。

三、成长与体悟

总结起来，两段“刻骨铭心”的从业经历，见证了我的成长，笔者深刻体悟到：勤于思考，勤于动笔，认真做好审读编辑的文案工作，包括撰写审读报告、退（修）改意见等，是一位优秀编辑的基本功，更是一部书稿质量的坚实保障。经手的每一部书稿，笔者在审读、编辑过程中，都会先撰写《审稿记录》，逐条记录书稿的问题，编辑的处理原则、方法与疑问（拟提交二审、三审），需要与作者沟通的问题（拟写修改意见）等等，之后根据《审稿记录》，总结提炼成《审读报告》《退（修）改意见》。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对书稿的把握，从细部到全局，从感性到理性，编辑的思考力不断提升，出版物的水准、质量亦不断提升。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无论出书的压力有多大，我始终把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不敢有丝毫松懈。作为古籍整理编辑，笔者常怀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源于对文献典籍的爱惜，亦源于中华书局优良传统的感召。孙通海先生在《困学纪闻注·点校说明》中说：“定稿阶段，责编李爽女士以中华书局传统的学识、传统的责任心和传统的做嫁衣精神處理此稿，使之能够顺利出版。”“中华书局传统的学识、传统的责任心和传统的做嫁衣精神”，这“三传统”是孙先生对本人的鼓励，笔者亦把它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与同仁一道，守正出新，为古籍出版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作者单位系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