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方胜

[摘 要]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增长、战乱和灾荒以及美洲农作物的传入与推广，南方山区逐步得到规模性开发，人地关系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农副业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生态环境的失衡恶化。地处秦巴山区的郧阳府即为典型实例。明清郧阳府人地关系变迁及其对农副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启示人们，需要综合规划农业结构，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关键词]明清;郧阳;人地关系;农副业;生态变迁

中国人地关系有非常悠久的演变历史。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增长、战乱和灾荒以及美洲农作物的传入与推广，南方山区逐步得到规模性开发，人地关系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农副业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生态环境的失衡恶化。

郧阳府位于鄂西北，明清时政区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湖北省十堰市的全部和襄阳市保康县。郧阳府于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置，辖郧、郧西、房、竹山、竹谿和保康六县，治郧县（即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地处秦巴山区的郧阳为“内陆边缘”地域，境内崇山峻岭、山高谷深、平地水田少而山地多，这种复杂的地貌环境虽制约着当地稻作农业的发展，但广布的丘陵山地和茂密的森林植被为旱作农业及林木等副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是我们分析明清南方地方人地关系变迁及其对农副业发展影响的一个典型的行政辖区。

农副业发展和生态变迁是环境史、农业史、经济史和历史地理等历史分支学科关注的重点领域，相关成果不胜枚举。包括郧阳府在内的荆襄区域史同样受到史界关注，相关论著也较为丰富。如赖家度、钮仲勋、樊树志、杨国安和张建民等人曾在著述中谈及郧阳府农副业发展问题，①但这些研究还不是专门论述。此外，鲁西奇等撰文考察了明清郧西县的地域社会史，马桂菊探讨了明清郧阳府的社会秩序建构，王一军简述了明代官府治理郧阳移民的具体措施及移民的农田垦殖，孙骏骅分析了明中叶郧阳的建置和管理问题，①以上论文虽然是专门探讨明清郧阳史，但并未论述郧阳府的人地关系及其与农副业发展和生態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鉴于此，笔者在已有成果和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在人地关系视域下阐释明清郧阳府人口数量、土地垦殖、粮食结构、副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因应-协同关系及其历史启示。

一、明清郧阳府的人地关系变迁：人口增长和土地垦殖的协同演进

人口总量增加和土地垦殖数值变化是明清郧阳人地关系演变的最显著特征。大量的移民迁入郧阳，虽说没有迅速改变粗放的农耕生产方式，但增加了劳动力并加快了土地垦殖速度。

（一）人口增长变化

在中国古代，土地为农业生产的载体，人口为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人口和土地是古代农业经济的基础，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是诱发农耕土地垦殖拓展的根本原因，明清郧阳府亦然。明立国之初，官方鉴于郧阳等荆襄山区为盗贼渊薮，对其进行封禁，不准移民私自迁入安家为生。这一政策造成明初数十年间郧阳等地人烟稀少，农业发展缓慢。明中期因土地兼并愈趋严重，加之战乱和灾荒等的影响，大量移民涌入郧阳，导致当地人口机械性地快速增长，正式拉开大规模开发郧阳的序幕。成化八年（1472年）郧阳在册人数仅为37952口。②成化十二年（1476年）郧阳正式设府，政府大力招抚移民、编户入籍，至此郧阳在籍人数大量增加。成化十八年（1482年）郧阳人数为79450口，约为成化八年人数的2.09倍。弘治十五年（1502年）郧阳人数为101152口，正德八年（1513年）为93238口，嘉靖元年（1552年）为95045口，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为77950口，万历元年（1573年）为117467口。③正德和嘉靖时郧阳在册人数虽略有减少，但在万历时期依然是增长的。

明末清初，荆襄遭遇多次战乱，张献忠和吴三桂等长期盘踞于此对抗清军，造成社会急速衰败。《政事经略》载：“明季流寇煽乱，张献忠肆虐于蜀楚之交，而谿邑尤甚，灭其人、火其庐、堕其城，凡仓廪、学舍、署廨、庙宇之属，付之一炬……献忠窜蜀，余寇之负固者十有三家，各据一山，自为雄长。道无行迹，邑无居民……甲乙之交，吴逆不轨，杨来嘉附之，谢、洪二贼肆其咆哮，负嵎作慝，流血成川、积骨成丘，如是者又七年。”④战乱给竹谿带来多方面消极影响，人口锐减便是其一。康熙《湖广郧阳府志》记载：郧阳府原额人丁为29287口，但康熙时编查到的在籍人丁口数只有5020口，减少24267口。①人丁是国家征收人口税的对象，事关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官吏在排查地方人数时会认真地统计人丁数量，故人丁总数的可信度很高。人丁总额虽不是总人口数，但它可折射实际总人口数，故清初战乱造成郧阳人口大规模减少是有据可依的。

吴三桂叛乱被平定之后，郧阳社会渐趋稳定，加之国家休养生息和安抚移民的惠政逐步落实，人口数量也日益恢复并逐步增长。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载：“郧阳多山，往昔居民颇少，近迁入者众，郧阳开垦水田，多外来人，衣食自裕。”②该则记叙是对康雍乾时代郧阳人口总数恢复和增加的文字性宏观概括，具体人口变化数据为：乾隆时郧阳男妇共计587141口，③嘉庆时人数为798942口，④增加212801口，增长率约为36.07%。嘉庆后仍有不少移民涌入郧阳，也会刺激人口总数增加。晚清郧阳府各县史册并未记载全部的人口数额，故无法统计总数，但利用县域人口数据作个体考察，也可窥见增长状况。道光八年（1828年）竹谿县土著和移民在册人口总数为97330口，同治四年（1865年）在册土著和移民人口总数增至114132口，⑤37年间增加16802口，增幅虽不大，但着实反映了晚清郧阳府人口总数增长的趋势。

（二）土地垦殖数量变化

明清郧阳土地垦殖和人口增长状况协同演进。乾隆《郧西县志》载：“西邑叠嶂崇山，绝少平旷，兼以地土确薄，经年芟柞，不能树艺。闻明之中叶，安辑招徕，赋税渐广。国初遭兵燹，人民外散，土地荒芜，存者十之一二。至是承平日久，户口岁益，田亩日增，几复旧观。”⑥该段引文是对明中叶至乾隆时期郧阳府人口和土地垦殖总数协同变化的典型性描述。随着郧阳人口数量断续增长，农用土地渐趋紧缺，成为移民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7AE62EAE-0879-451A-AA99-95CA3C89A06E

在粮食单产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为解决因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不足问题，明清时期，农民向山地丘陵或河湖滩涂要田种粮是最佳应对路径。明初郧阳人口稀少，土地垦殖率不高。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房县、竹山、上津和郧县的田地数分别为432顷47亩、195顷5亩、300顷56亩和600顷7亩，⑦四县总计1528顷15亩。明中期是郧阳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也是土地垦殖的高峰期。成化时期郧阳设立府县，国家采取招抚移民附籍的安抚政策，大量移民涌入并被编户入籍，许多高低山地被开辟成农田。迁入郧阳府的移民“依山而居……悉力耕山”，郧阳一时形成“野无旷土”⑧的繁荣景象。郧阳府成化十八（1482年）的官民田地总数为1736顷3亩，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1841顷49亩，正德八年（1513年）为1822顷18亩，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为1878顷18亩，万历元年（1573年）为1926顷12亩。①以上五组田地总数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田地总数的差额仅为200—400顷，增加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官方统计的田地数量并不全面，没有排查到还未编户入籍的移民垦殖的农田数，也不包括郧阳府卫所的军队屯田数。康熙《湖广郧阳府志》载：郧阳府原额田地塘总数49260顷8亩。②这是万历末年官方经过土地清查后统算出的农田数。万历四年（1576年）郧阳卫的屯田数是961顷58亩，万历庚寅（1590年）为948顷30亩。③若以土地清查后得出的田地数和卫所屯田数为准，万历时郧阳府田地总数应多达51000余顷，比洪武时多49000余顷，这种增长量无疑是大飞跃。

明末清初，郧阳府人口数额的减少造成农田耕种数量降低。据康熙《湖广郧阳府志》记载，“今实在成熟田四千五百一十七顷七十四亩”，④比原额田地数（49260顷8亩）少44724顷26亩，农田抛荒率高达90.79%。康熙时社会渐趋稳定，国家劝民垦荒的惠政及人口数额的恢复与渐趋增加，为郧阳农业发展带来了契机，不僅原有抛荒农田日益得到复垦，而且还有诸多山地被开辟成新田。乾嘉时期为郧阳山地垦殖恢复和发展的高潮期，大量移民迁入，许多森林被毁坏，开发为农田。《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七月，湖北巡抚程焘奏称：（郧阳）“从前本系深林密箐，豺虎踞盘，人迹罕到。近年以来，楚省各郡民人以及江西、安徽等处无业贫民潜入其内，穴土而居，伐掘林木，薙刈草莱，渐次开辟，此等居民日益众多”。⑤至嘉庆朝，郧阳田地山塘总数为49369顷8亩，⑥恢复到万历末年清查到的田地原额数。

明中期是郧阳土地垦殖的高潮，当时郧阳土地垦辟多集中在城乡周边平原、河谷盆地、山间平坝和低山丘陵地带，深山峻岭垦殖率不高。晚明徐霞客《游太和山日记》载：（郧县）“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但途中蹊径狭，行人稀，且闻虎暴”。⑦在经过清前期的社会稳定、人口数量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后，全国人口和土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在人口相对密集的江南平原和两湖平原等农业较发达地域，不少农民因少地或无地不得不迁移到新的空间寻求生计，南方平原区的农民多迁移至山区。因此，清中后期郧阳土地垦殖的变化，主要就是垦殖空间扩张到原先未曾开发或开发力度非常小的高山峻岭和深山老林地带。乾隆《郧西县志》载：“自上津西南至两岔滩塘一百四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夹河关塘，三十里为大塘沟塘，均临汉水，山水要害，向来人烟稀少，如此巡防亦觉周密。迩者五方杂处，各省各府锄山裸地接踵而至。”⑧嘉道年间，严如熤《平定教匪总论》指出：“查汉、郧一带，复岗叠嶂，山地多未垦，穷民往往流徙其间，开箐耕种。”①《同治竹山县志》载：“竹邑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后因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②清中后期玉米、番薯和洋芋的传入，更是为郧阳府山民开发利用高山峻岭土地提供了契机。虽然史册未记载晚清郧阳土地面积数额，但土地垦殖空间必定会有明显拓展，高山峻岭已广泛地被开垦为农田，土地总额当会有进一步增加。《同治竹谿县志》所言“邑僻处险远，山田各半。自流民占籍，户口日繁，垦荒成田，诛茅为业”，③是对当地人口增加、土地垦殖空间拓展的最形象概括。在社会稳定的良好背景下，加上不断有移民迁入和国家鼓励土地垦殖，清中后期郧阳府土地不但很快恢复到万历末年的垦殖数额，还拓殖到高山峻岭和深山老林等明代开发不深的空间地带。

二、明清郧阳府的粮食品种变化和副业结构发展

伴随着明清时期郧阳府人口数量的增加、土地垦殖的增长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种及推广，当地粮食品种和副业结构都有较大变化与发展。

（一）粮食品种变化

郧阳水田少、旱地多，稻麦等五谷均有种植。郧阳稻田主要分布在山间平坝与河谷盆地等地势平缓和水源充足的地带。史载：郧县城“近郊多平原水田，产稻颇佳”，竹山和竹谿“两邑风土略似，民勤稼穑，于山湾溪角尽垦水田”。④黍粟等旱地粮食作物主要种于山田中。明清郧阳府粮食生产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品种的增多。明代前期房县、竹山、上津和郧县五谷仅有秔、稻、糯、黍、稷、粟、大麦、小麦、大豆和小豆等10种。⑤明中后期以来，迁入的移民不断带来许多新的粮食品种，至万历时郧阳五谷增加至32种。⑥清前中期郧阳的粮食品种增加数不明显，种植品种多承传于明中后期，但晚清时期粮食作物品种有了飞跃性增加。同治期修编的郧阳府县志中辑录粮食作物最为详细和全面的是《房县志》，该志书为我们统算晚清郧阳府粮食作物品种提供了可靠依据。按《同治房县志》所载计，同治时房县种植的五谷杂粮共有83个品种，其中稻属品种18个、糯属6个、粱属4个、菽属27个、麦属9个、黍属2个、稷属12个、杂粮5个，⑦比万历时多51种。晚清时期，郧阳在土地面积扩大的情况下，山民宜地种粮，充分利用田地，对提高粮食总产量必然会有推动作用。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竹山、竹谿粮产丰饶，可供给邻县，“其平原之中，锦塍相接，故其米谷之饶，洵阳、白河客民，亦借资焉”。⑧竹山、竹谿两县粮食能够借资邻县，前提是本县在满足自身需求之后有多余的粮产。7AE62EAE-0879-451A-AA99-95CA3C89A06E

清中后期郧阳府粮食生产的一个鲜明特征是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种植及推广。郧阳山民除种植稻麦等粮食作物外，还根据山地自然条件，大面积耕种玉米。玉米自明末传入我国福建后，随着移民流动而得到大规模推广。玉米约在乾隆时传入郧阳，成为山民的重要主食。玉米“即玉蜀黍，一名玉高粱，有红白黄紫，杂色各种……自乾隆十七年大收数岁，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七八月晴暖则倍收，山乡甚赖其利。间或歉收，即合邑粮价为之增贵”。①此后，玉米种植在郧阳逐步得到推广：竹山“玉蜀黍，即包谷，山中所恃为常飱”;②竹谿县“山农多种包谷杂粮”;③保康县“民多食玉高粱”;④保康县“山农饔餐以包谷杂粮为主”;⑤郧阳府六县山农早晚餐主食除了以小麦、荞麦和黍为主之外，还“以玉蜀黍为主”;⑥郧阳“总以玉黍为主”;房县“山大林深，民食以包谷杂粮为主”。⑦玉米除了作为日常食物之外，还可酿酒和喂养家畜，如《三省边防备览·策略》载：“包米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小麦之用相当。”⑧

大约与玉米同时传入郧阳的美洲粮食作物还有洋芋和番薯。乾隆《郧西县志》有土豆（洋芋）和红薯的记载，并指出土豆和红薯的根实均有疗饥的功效。同治《郧县志》“蔬属”栏记载郧县也种有薯蓣（红薯和白薯）。⑨同期房县物产还有红薯、白薯和洋芋。洋芋耐高寒，适合在高海拔的森林深山中种植。洋芋的引种对推进郧阳立体农业开发具有积极意义。房县山林深处的居民在不能种玉米的山田中种洋芋，还出现以收购洋芋制造淀粉售卖获利而发家致富的情况。《同治房县志》载：洋芋“产西南山中，房近城一带有稻田，浅山中多包谷，至山深处包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形似白薯而圆，大者如拳，小者如鸡蛋、如枣栗。近则有力之家多收芋稞以为粉，亦间有积以致富者”。⑩玉米、洋芋和红薯适宜在山地种植，产量也高，它们的传入有利于充分利用高低山地，有益于增加粮产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要之，人口总数的增加必然会刺激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外来人口的带入是明清郧阳府粮食品种得以增加的主要原因。移民把原先郧阳府没有的粮食品种，尤其是旱地粮食作物品种，引种和推广，耕种在拓殖的山区田地中，既能更好地利用山区耕地，也能优化粮食品种及其种植结构，从而增加粮食总产量以满足粮食需求。

（二）副业结构及其发展

副业属于大农业范畴。明清时期郧阳副业因人口增长而获得发展，成为缓解人地关系紧张局面的重要办法。

移民迁入郧阳山区后，除种植五谷杂粮以维持生计外，还从事或兼营各种副业。“山内木、笋、纸、耳、香蕈、铁、炭、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借资生者。”{11}山民陆续开发蔬果、渔业、林木、矿产和药材等各种资源，并以此发展多种经济，生计策略多元。

郧阳蔬果资源相当丰饶。万历时郧阳有葱、韭、茄和芦等51种蔬菜，至清代蔬菜数量显著增加。据同治郧阳府各县志统计，郧阳府六县共有99种蔬菜（不含洋芋和番薯）。万历时郧阳生产的匍匐、龙瓜豆、荠、赤根菜、春不老、树鸡、蔴叶菜、荪和姜豆等9种蔬菜在同治县志中已无记载，新增莱服（萝葡）和山药等57种。菌类蔬菜生产本是清代川陕鄂三省相邻区的特色产业，利润比较丰厚，当地有不少香蕈厂和耳厂。《同治房县志》载：“木耳，有红白黑三种，白者尤贵。房东北有香耳山，鹜利者货山木伐之，杈丫纵横，如结棚栏，阅岁，五六月霖雨既零，朽木余液凝而生之，獲数倍。南山中亦然。”但随着房县林木资源的日益减少，菌类生产渐趋衰落。①

清代郧阳府果品数量也有显著增加。万历时郧阳府果品只有银杏、栗、柿和桃等28种。②据同治《郧县志》、《房县志》、《竹谿县志》、《郧西县志》、《保康县志》和《竹山县志》记载，同治时期郧阳府已经不再生产贫婆、海东红和羊枣，但新增黎、栎、枇杷、樱桃、甘蔗、柚、金橘、索奈、花红、无花果、木瓜、落花生、枳、洋桃、羊奶橘、金钱橘、皱皮柑、山楂、白果、海桃、冬桃、棠梨、荸荠和柿等24种果品，共计果品49种。郧阳蔬果品种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移民带来了外来果蔬及其相关的培植技术与经验。多种蔬果不仅可丰富山民的饮食生活，还可为他们发展果蔬业提供大量产品，以优化副业经济结构。

渔业生产不仅可补粮食生产之不足，也可丰富饮食生活。郧阳虽山多水少，但山间盆地与河谷地带仍可从事渔业生产。万历《郧阳府志》记载，郧阳有鲤、鲫和鲇等17种鳞属和7种介属类渔业资源。③房县不仅盛产鳖、蚌和螺蛳等，农民还在堰塘田溪中养鱼且收获颇丰。“鱼养堰塘中，可得二三尺，然亦罕见。其田溪所产者曰洋鱼、泉鱼、露鱼、蒿簪、麦穟、桃花、白霸、石扁头。”④受自然限制，郧阳不能大力开展渔业生产，渔业规模不如两湖平原大，但仍不失为当地民众的一种重要生计手段。

郧阳崇山峻岭的地理环境虽不利于渔业发展，但深山密林中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为当地山民狩猎提供了便利条件。明清郧阳府县志“物产”中列举有极其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如万历《郧阳府志》“羽属”和“毛属”辑录的野生动物资源有野鸡和山羊等共计67种。⑤《同治竹谿县志》称：竹谿县的野生动物资源有虎、豹、豺、鹿、麂、獐、野猪、山羊、羚羊、猿、猴、兔、獭、竹鼠、狐狸、黄鼠和刺猬等。⑥狩猎也是山民的营生计策。《同治竹山县志》载：“从前林木繁盛而禽兽多，农隙之时，居民猎取鲜肥，臂鹰搏兔，故其人多强毅。”⑦除了通过狩猎获得动物资源之外，郧阳山民还蓄养家禽家畜。万历《郧阳府志》记载有鸡、鸭、鹅、牛、羊、猪等，⑧《同治郧西县志》记载的“六扰”（六畜）有马、驴、骡、黄牛、水牛、山羊、鸡、鸭、洋鸭、鹅、狗、狮子狗、猪、猫、鹁鸽和羔羊等16种，①这些畜禽当为农家圈养，如前文提到晚清川陕鄂的界邻区山民用玉米喂猪。无论是捕获的野生动物，还是圈养的家禽家畜，均可作为山民的日常副食，有些还可用于制作药材或获取皮毛，这些动物资源产品均可拿到市集上售卖获利以补充家用。

郧阳府的森林资源也相当富饶，有利于发展林业。万历《郧阳府志》记载郧阳有榆、柳和楸等19种木属资源。②这些林木中不乏松和樟等名贵品种。郧阳府境虽山高林深，林木采伐和运输不易，但是木质优良、利润丰厚，吸引不少客商从事木材采伐运输和贸易。竹谿县曾是明代的皇木采办地，慈孝沟“昔年多大木，前明修宫殿，曾采皇木于此”。③《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称：“现孝义、镇、郧各木客遇水漂失者甚多，然于百株之中，能留二三十株即为获利，以木质大而价重，且多松、花梨美材，可作器具，不止房屋板片之用也。”④晚清时期川陕鄂界邻地域木材采伐和加工业已很繁盛，各府县兴办了许多木厂。严如熤说：山区手工厂“皆流寓客民所借资生者，而木厂为大”，木厂又分圆木、枋板、猴柴、器具等项。⑤木材除了可作为制作房屋家具的原料之外，还可烧制木炭，是山民做饭、取暖和矿产冶炼的重要燃料。严如熤曾指出，郧阳等地“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农闲时从事烧炭工作或木炭买卖也是山农的生计策略，“冬春之间，借烧炭、贩炭为生者数千人”。⑥7AE62EAE-0879-451A-AA99-95CA3C89A06E

清代郧阳造纸业也有发展。郧阳竹类资源丰富，万历《郧阳府志》载：郧阳府的竹类资源有水竹、白竹、笙竹、苦竹、筋竹、小夹竹、班竹、紫竹、茅竹、家竹、绿竹、龙头竹、箭竹、野竹和荆竹等15种。⑦竹山“旧产黄竹，县以得名”。⑧竹笋可食，竹材除了用于制作弓箭、竹篮、竹床、竹椅、竹屋和篱笆等狩猎和居家生活用具之外，还是造纸的重要原料。清代包括郧阳在内的川陕鄂相邻的山区已出现专门化的造纸厂。“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竹筠常青，春烧不然，得多有纸厂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⑨《同治房县志》载：“皮纸、火纸出南山中，料皆粗。”⑩在农闲时节造纸也是农民的生计手段。“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还可在造纸厂内从事手工活，“一廠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11}砍伐竹材卖给纸厂亦是农民的营生策略。“山内居民，富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借以图生者，常数万矣。”{12}郧西县板桥峡山高水深、土壤贫瘠，不便于农耕，当地人只能伐竹造纸以为生。“蚩蚩者，几无以为生，惟业纸聊足以养生而资国赋。然取竹而碾之、舂之、蒸之，缲之，经手凡七十余度，而纸始成。”①造纸为板桥峡的支柱产业，民生国税均赖于此。纸厂建立在竹木资源富饶的郧阳，不仅可充分利用便宜的原料，还可招募廉价的劳动力，既可节省生产成本赚取最高利润，还可增加农民收入。这种手工业生产模式对厂商和郧阳劳动者均有利。

矿业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明清时期郧阳矿业也得到开发。郧阳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见于文献记载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铁、铜、铅、丹砂、石青、石绿和雄黄等。②史载：上津县南百里处有矿山，产铁。③徐恪《议处郧阳地方疏》载：郧襄“山多地僻，川险林深，中间仍多平旷田地可屋可佃，及产银矿沙金可淘可采”。④开矿也成为生活于深山老林中移民的营生方式。但明代官方开采郧阳矿产资源的力度不大，矿乱和禁矿造成矿业发展速度较慢。明代移民和奸民的非法采矿活动相当活跃，移民矿工众多、势大，地方官无法阻止。为有效防控郧阳移民非法采矿，明宪宗准许项忠奏请，诏令禁止开采并规定相关罪责，要求地方官严格执行，不得贪污受贿，违者必究。“如窃矿，枷之三月，戍边卫;官吏贪贿故纵者，连坐。”⑤民间非法开采和国家施行禁采政令，显然不利于明代郧阳矿业发展。清初郧阳依然执行禁止开矿政策，到乾隆时才开禁。《开采竹山县宽坪山铁厂章程》记载：竹山县宽坪山铁矿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试采1个月，政府就抽得铁税1.8万斤;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三年断续开采24个月，政府抽获铁税16.2万斤;⑥乾隆四十三年九月至四十四年三月开采了6个月，抽铁税3.6万斤，3次开矿炼铁共计抽取铁税21.6万斤。乾隆时宽坪山铁矿获得大规模开发。但有些地方的矿业由于各种原因被官府封禁，如竹谿县“出绿松石，以色淡近蓝者为上，绿如草色次之，采取不易，近因封禁”;⑦房县梨花山产铁，“昔有某生结客家民呈请开采其铁，铸田器颇良，造佩刀亦利，惟所得仅足偿费，旋封禁停止”;“久道良石洞内有土可熬硝，乾隆年详奉开采，因地僻藏奸易滋事，旋即封禁”。⑧

郧阳山深岭高、地理复杂的特殊环境为药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故当地药材品种也较多。万历《郧阳府志》“药属”记载的郧阳药材有石菖蒲和车前子等104种。⑨以上数据只包括植物药材，若加上虎、鹿、丹砂等动物和矿物药材，数量应更多。清代外来移民迁入对郧阳的药材开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以房县为例，万历《郧阳府志》记载的104种药材中房县的道地药材只有石菖蒲等24种，但《同治房县志》记载的道地药材数量多达80种。⑩郧阳药材或自然生长于深山峻岭中而被药农采集，或为药农栽培种植，除少数被药农留作自家食用外，大部分零售给他人或批量卖给大药材商，这种产销模式有利于郧阳药材业的发展兴盛。

郧阳的其他副业如纺织和漆料生产等也有所发展。史载：郧阳“女子力于织”，“妇人缉麻为布，以给衣食”。①棉、丝、麻不仅是农民居家生活所需的衣服原料，也是重要的税种。明代郧阳服饰原料和产品有棉布、棉、土绢、土绫、云布、葛布、丝、枲、棉花、苎麻、棠麻和毡等。②郧阳不乏优质丝织品。自元代木棉传入房县后，木棉布成为重要织品，“山中乡民男妇俱织”木棉布。明代郧阳生产的锦鸡“五色可爱……为二品服章，人始称之”。③清代房县土产房绢，制造精良。“山农养蚕，客民购其丝织之，细软类江陵绢，而薄如蝉翼，时人谓之‘房绢。”④郧阳还盛产漆料。《同治保康县志》载：保康县城东北四十里处的漆树山，就因多漆树而得名;又载：“树有漆，野者最佳。”⑤竹山的西漆质地优异，被商人视为“上品”。⑥商人参与郧阳漆的运销，对其发展显然有促进作用。

晚清郧阳府副业发展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城乡出现诸多市集。同治时期郧阳府县志“市集”中专门辑录了各县的市集分布，这在之前的府县志中是没有的。据同治《郧阳志·建置·市集》记载：同治时郧阳府6县共有市集317个，其中郧县44个、房县111个、竹山县33个、竹谿县52个、保康县52个、郧西县25个。⑦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带也形成了若干市场。“山民贸易，定期赴场，场有在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处，曰荒场。”⑧市集是进行农产品交易的空间，有利于繁荣城乡商品经济。晚清郧阳府市集贸易活动也已比较活跃。嘉庆时期郧阳府市集上销售的木耳多“自兴安、汉中诸郡来”。⑨“山民■粥之外，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负粮贸易，道路辽远，故喂畜猪只多者至数十头，或生驱出山，或腌肉作脯，转卖以资日用。”⑩像漆、蜜、黄蜡、干笋、桦皮、洋芋粉、桃皮、苎麻、棠麻、棉花、车轴、大布、木器、桐油、棉油、麻油、菜油、荏油、熊掌、鹿筋、蚕茧和麝香{11}等经济作物或农副产品都已经商品化，均能在府县的城乡市集进行零售买卖或批量贸易。市集出现是农产品逐步商品化或市场化的典型标志，代表一地农业经济贸易发展已有较高水准。晚清郧阳府诸多市集的出现，是其农副业经济进步发展的显著体现。众多城乡市集通过水陆交通线路连接起来，构织成层级型的市场网络，不仅为各类农副产品的流通和买卖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沟通域内与域外市场的联系。7AE62EAE-0879-451A-AA99-95CA3C89A06E

副业可对农耕经济起到重要补充作用。明清时期郧阳果蔬业、渔业、林业、造纸业和矿业等副业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源自人口总数的增长。人口增加刺激日常基本生活生产物质资料需求总量增加。农民在无法种植粮食作物的山地或丘陵地带的田地中种植瓜果等副业农作物，既可充分利用田地从事多种农副经营，也可补充粮食生产的不足以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此外，在人地关系紧张情况下，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发展副业来获取生计之本，比如成为手工业者或者矿业工人，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郧阳府副业的发展。二是本地有适应副业发展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郧阳府合适的气候、雨量、光热、地形、植被和矿物资源对副业的发展有必然的推动作用。如原始森林为林业开发和蘑菇采集提供了天然的优势资源。三是市场或商品贸易发展也会刺激副业的发展。一些商品性程度很高的农副产品，如纸张生产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满足自家基本需求，而是为了售卖获利。此外，在人地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随着城镇化或城市化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的不断提高，一些民众还会弃农从商，这一方面是缓解人地关系紧张局势的一个内在自我生计的转型，另一方面在商品贸易逐步发展的驱动下，副业产品也会进入市场而渐趋增加产量以满足消费需求。四是政府政策导向也会刺激副业发展。如赋税征收丝织品会促进棉麻的种植和加工。明代万历时期担任郧阳知府的高奎在调研时“见白马、滔河一带不宜五谷”，便“令民广树枣树，以收地利”。①这反映官府的政策导向对农副业发展有带动作用。总之，人口增加、人地关系的紧张局势、自然环境和官方政策导向等，是促进明清郧阳府副业发展的综合性因素。

三、明清郧阳府森林植被衰减及其生态影响

农业是以土地、水域、植被和动物等生物资源为载体或生产对象的经济部门。农业生产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粗放型农业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明清郧阳农垦活动的加强和耕地的陆续拓展以及相关副业的经营，农副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渐趋恶化。

明清郧阳因人口断续增长，诸多山区土地被垦殖成农田。郧阳以刀耕火种型的农耕生产方式垦辟农田，必然要破坏大面积的森林植被。万历《郧阳府志》载：郧阳农民基本生业模式是“男子烧畬为田，妇人缉麻为布，以给衣食”，“火耕水耨，以渔稻为业”，上津农民“刀耕火种，惟农是业”。②同治时郧阳农耕方式仍是“刀耕火种”，漫山“尽成町畦”。③粗放耕作造成的直接负面后果就是大量植被遭遇破坏。这种现象在清中后期表现得更为显著。史称：“旧传郧襄上游，大山长林，巨贼伏匿其中，砍树开地，结棚住居……近日老林在郧阳者无多。”④《同治竹谿县志》载：竹谿县“今山木伐尽”。⑤房县森林也因开垦农田而被毁坏。《查核民田被水漂没议》称：“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①

粗放、盲目和规模化的垦殖活动大面积地破坏深山密林和植被，林木采伐、开矿烧炭和造纸等工商业发展以及住房建设、生活燃料都需要砍伐和消耗许多森林资源，战争也毁坏了大量竹木植被。竹山县因“累经兵燹”，竹木“无复成林矣”。②森林植被是野生动物的生活场所和食物来源。森林植被毁坏也就意味着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日趋缩小，其种群数量必然因之而逐步减少。嘉庆《郧阳志》载：郧阳“昔年林丛箐密，家畜而外，种类甚繁。今则人逼禽兽，凡锦鸡、白鹇、虎、豹、狐狸、豺狼皆失所藏”。③同治时，竹谿县深林“山木伐尽”后，野生动物资源“亦不多见焉”。④同治时竹山野生动物资源数量也因相同原因而逐步下降，猎人越来越少。“从前林木繁盛而禽兽多，农隙之时，居民猎取鲜肥，臂鹰搏兔，故其人多强毅。今则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猎者亦罕见。”⑤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雍正时郧西县令刘元龙在《撮录序驱虎语》中指出：“郧属六邑，陡发虎患，或三五成群，或咆哮孔道，山人畏甚，播植采樵，均皆股慄。”⑥刘氏不仅祈祷城隍神驱除老虎，还号召村民烧林灭虎和雇佣猎户打虎。同治《郧阳志》记载了乾隆二年（1737年）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郧阳发生两次老虎伤害人群的事件。⑦这说明雍乾时代郧阳深林里有诸多老虎生存。但至晚清，郧阳虽还有老虎盘踞生存在深山密林中，但各府县方志并没有关于老虎为患和官方号召打虎的史实记录，由此反映晚清时在郧阳府人与虎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人类取得了绝对性胜利，老虎数量减少。野生动物资源减少不仅会妨碍狩猎经济的发展，还会减少山民蛋白质食物资源的获取数量，也不利于采捕稀有珍贵动物（如虎和鹿等）药材资源。

森林植被具有保护水土、防风固沙和涵养水源的作用。过度开垦山地不仅造成山地本身森林植被资源数量减少、地力枯竭、土地沙化或石漠化，而且流失水土随洪水顺流而下，还会造成下游河道湖泊淤塞湮废，导致地表水环境逐步失衡。明清郧阳府山区农业发展引起的流失水土淤塞河道问题非常突出，时人对此有不少记述、关注及认识。如明代郧西县令胡岗在《疏浚水道记》中直接指出郧西农垦破坏林木造成水土流失淤积河道进而导致河水满溢成灾的环境惡化现象：“近城东山颇为高广，一经涨涌，水势甚大，先是山有林木，及时疏浚，居民安堵。其后因民图利，陆续开垦，锄种麦粟，骤雨淋冲，则石泥滚壅，年复一年，失于浚导，以致漫溢为害。”⑧胡氏对农垦和河道淤塞变迁的因果关系认识可谓相当中肯。为应对此种现象，胡氏还与冯激等田主约定施行“歇农种树”法以恢复生态植被。胡氏之法虽然是塞源治本之策略，但在人地关系矛盾不断紧张的社会背景下，也只能在短期内和局部地带起到保护生态的作用，根本不可能全面阻止毁林造田以种粮的农业发展总趋势。晚清时因土地垦殖愈趋扩展，郧阳山区地域水土流失与河道淤塞的生态恶化现象更为凸显，地方志的记录甚为详细。清代后期郧县虎尾、久经坪两堰的输水渠道和郧西县的孔公堰均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遇泥沙淤塞。余漋廷《虎尾久经坪二堰碑记》称：“近年土崩沙淤，日复一日，渠路益狭，往往需水之时，横冲旁溢，多不归田。”①胡学洙《修筑孔公堰记》载：“近来户口蕃息，山地悉垦，河水暴涨之时，石土相杂，堰易崩溃，修之难底成功。”②金国均在《溪田叹》也指出郧西县泥沙淤积河流的问题：“况复开山多，浮土日下坠，溪身淤益高，溪流更难治。”③保康县城周边的山地被开垦成农田之后，夏秋季一遇大雨便会遭遇泥石流和洪水之患，“东山脚离城里许，水出东沟，向被居民开垦殆遍，山形最陡、土性最松，每夏秋，大雨水涨，濞焉汹汹，石沙俱下，而东沟渐淤渐高矣，由是大水折而西行，东南城隅冲圮数处，南关外街道庐舍或随洪涛下，或压巨石中，苦莫能状”。④7AE62EAE-0879-451A-AA99-95CA3C89A06E

湖北省境内汉江泥沙淤积量增大、河床抬高，河道变迁以及江汉平原湖泊湮废瓦解和郧阳等荆襄山区的水土流失不无关联。严如熤《丹水河》指出：“惟汉江近来，因老林开辟，至夏秋涨发，各山沟辄拥沙堆石，磊积于江中，乱岩险滩，多昔无今有，而河身垫高，踩浅可过者，不止著名四五地方。”⑤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月，林则徐《筹河襄河堤工折》强调：“查襄河（即汉江）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包谷，山土日掘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致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愈浅。”⑥郧阳山区流失的土壤泥沙不仅会淤积湮塞本地河湖，还会淤积湮塞郧阳东南部襄阳和承天府的河湖。

毁林垦荒造成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河流湖泊也是引发洪灾涝患的重要原因。据同治《郧阳志》统计，郧阳在周汉晋唐宋元时期的水灾仅仅只有11个年次，明代有15个年次，清初至同治时多达48个年次。⑦明清时郧阳府水灾发生次数的增加，虽不全是由水土流失和河道淤塞引起，但它对水灾生成定会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如《同治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县“高岩峻岭，皆成禾稼。每秋收后，必荷锄负笼修治堤防，兴工累百。或值夏日淫雨，溪涧涨溢，则千日之劳，一时尽废，是为农家苦况”。⑧金国均在郧西县所作《西山锄禾咏》言：“斜坡虽遍植，土浮根未牢。大雨忽倾注，稼穑皆流漂。”⑨《查核民田被水漂没议》对房县森林毁坏、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和水患生成之间的递进式因果关系作出了详细描述：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而山地之凝结者，以草树蒙密，宿根蟠绕，则土坚石固。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一经霖雨，浮石冲动，划然下流，沙石交淤，涧溪填溢，水无所归，旁啮平田。土人竭力堤防，工未竣而水又至。熟田半没于河洲，而膏腴之壤竟为石田。如道光七年汪家河小河、十一年刘家河、咸丰三、四年各乡河水涨异常，凡近大河，田地崩塌甚夥。①

水土流失不仅造成河流淤塞变道，还会毁坏农田水利工程、造成泥石流和农田被砂石淤积，乃至砂石化。要之，明清郧阳毁林垦田虽可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但生态环境也因之逐步恶化。大面积破坏深山密林不仅造成林木资源日益减少，还压缩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导致其数量逐步减少，流失水土还不断淤积河道湖泊和毁坏农田水利，引发水患。林木和野生动物资源日益减少、河道淤积与水利毁坏等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制约当地农业发展并妨碍山民营生，如乾隆时竹山县胜亩、官峡两山的铁矿资源，就是因山中没有“成林大树烧炭供煎”而“难以开采”，矿山继续被政府封禁。②

木耳与香蕈本是郧阳府有名的特产菌类，但嘉庆时因林木毁坏而无法大量生产，以致需从周边州郡采购。嘉庆《郧阳志》称：“至木耳、香蕈，郧昔擅名，今则刀耕火种，尽成町畦，所市者多自兴安、汉中诸郡来也。”③类似的因为林木资源减少而造成菌类难以采集的史料，其他地方志也有记载。如同治《郧阳志》载：“木耳、香蕈，郧昔擅名，今则刀耕火种，尽成町畦，产耳较微，白者尤鲜。若猴头、羊肚等蕈，得必以时，土人多珍之。”④《同治竹山县志》载：香蕈等“此类近则刀耕火种，所出亦稀，惟木耳一种易得”。⑤由此可见，晚清郧阳因森林资源数量越来越少而生态衰落，其中主因便是山民拓展农耕用地压缩了森林面积。

四、结语

移民大量涌入是明清郧阳府人地关系发生演变、农副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明清郧阳土地垦殖和人口增加状况协同演进：明初郧阳人口稀少，农业发展缓慢;明中后期为郧阳土地垦殖的一个高潮，有大量移民迁入，土地垦殖集中在地势平缓的河谷平原与山地平坝地带;明末清初为衰败萧条期，人口锐减，大量农耕土地被抛荒;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的清中后期为恢复和繁荣发展期，人口数量逐步恢复并进一步增加，土地垦殖渐趋拓展至高山峻岭和深山老林。明清郧阳粮食生产发展的显著表现就是有大量粮食作物品种被移民引入种植，清代中后期玉米、洋芋和番薯的传入对优化郧阳粮食种植结构和充分垦殖利用山区土地资源以及提高粮食总产有积极意义。同时，山民还利用郧阳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各种副业，蔬果品种也有明显增加，渔業、林木、造纸、药材、矿业和丝织等均得到不同程度发展，且各类农副产品大多数已经商品化，能在城乡市集中进行零售和批发贸易。

明清郧阳农副业发展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蜂拥而至的移民为了生存，采取刀耕火种式、粗放型农作模式生产粮食，选取的是空间换效益而非技术换效益的粮食种植之路。盲目和无序地大规模滥砍滥伐和毁林开荒，加之开矿烧炭、林木售卖与伐竹造纸等工商业发展也会消耗许多森林资源，随之而来的便是森林面积渐趋萎缩、水土大量流失、泥沙淤积湮塞河流湖泊和渠堰水利以及野生动物资源日益减少。

明清南方山区的人地关系演变因移民陆续涌入而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亮点。通过对郧阳府的人地关系及其农副业发展演变进行考察，发现山区人口增长刺激农林等环境资源被规模化垦殖和开发，农林结构和生态环境均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并不否认山区资源开发对移民的生存环境具有改善和优化的积极影响，可当时南方山区资源开发总体上是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森林植被资源减少。明清乃至民国时南方山民和山地关系的主旋律是冲突对抗而非平衡与和谐，移民垦殖农田和砍伐林木等利用山区特色资源，归根结底是为满足和改善生存需求而迫不得已地向自然索取更多更好的物资资源，不断与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环境进行对抗。

生存是任何生命系统中的生物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人类在任何生存环境中都会积极主动地以认识、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方式获取最基本的生存物质资料，这种行为从本质上说属于人类生存的理性行为，人类为了基本生存而对环境造成的正负影响都具有合理性。我们对明清南方山区土地和林木等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问题，应给予积极理解，因受当时科技水平的局限和制约，山民无法通过质的提高而只能依靠量的优势来向大自然获取或索取基本生存物质资料，毁林开荒种粮则成为他们的最佳谋生路径。

在现今社会背景下，明清郧阳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农副业发展模式也启示我们：其一，农林等经济产业的开发不能只是单方面地追求数量的增长和满足人类自身无止境的需求。农耕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在重视数量增长的同时，还必须充分重视质量的提高。我们必须理性认识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人口、资源开发或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必须维持在和谐状态之下，绝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也不能走先破坏生态环境后修补的经济发展之路。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的经济发展最终会走向衰败，保护生态环境优先，或在保护中开发和在开发中保护才是正确的发展路径。其二，农业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种植单一粮食作物推动，需合理布局种植结构。粮食种植为我们生存提供最根本的物资，但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非常大，如果单一发展，一遇自然和人为灾害，势必造成生存危机。必须在综合考量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多重因素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合理布局农业结构，在粮食品种和副业等方面都要优化生产结构、组织多种经营。

（感谢《鄱阳湖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徐 敏7AE62EAE-0879-451A-AA99-95CA3C89A06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