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拉·罗伊尔

[摘 要]文章结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两个文本，探讨恩格斯的城市生态思想，认为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具有独特之处。恩格斯着眼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产生出对工人不利的城市环境，主张通过革命性的变革，创造更合理的生活条件以及与自然建立可持续的联系。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生态学;新陈代谢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21世纪最紧迫的政治问题之一。地球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升高1℃，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气温上升会低于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的1.5℃的限制。事实上，目前的变暖速度已经导致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最近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亚各地猛烈的森林大火、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异常暴雨后发生的洪水等。空气污染也已成为人体健康的一大危害，2019年德里的污染水平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安全水平的50倍。根据《柳叶刀》的说法，2015年空气污染导致900万人过早死亡。①正如流行病学家罗布·华莱士（Rob Wallace）等人所言，当前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类似的人畜共患疾病，根源在于为了农业生产而砍伐森林以及将野生动物商品化。②这些问题和其他新出現的生态问题一起，已经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群的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作为回应，人们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积极。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9月20—27日，约700万人走上街头参加全球气候罢课活动。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环保组织“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已经采取直接行动，封锁伦敦市中心的街道和桥梁，并实施许多其他引人注目的行动。加拿大土著人部落组织Wetsuweten关闭了铁路线，扰乱货运和客运铁路服务，试图阻止一条穿越土著领地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③

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自然新陈代谢

今天的激进环保运动在目标和理解层面各不相同，然而，资本主义为少数人谋利是生态崩溃的根源的观点越来越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正如马特·胡贝尔（Matt Huber）最近指出的那样，包括一些气候学家在内的人普遍认为，我们需要的是“系统变革而非气候变化”。①但人们往往不太清楚系统的确切性质以及它可能通过什么机制进行变革。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对于洞察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不可持续性就至关重要了。正如下文所述，这些学者中的许多人都借鉴了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概念的理解，并富有成效地使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一般劳动力的评论以及第3卷中关于新陈代谢的评论，而相对较少关注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的独特贡献。②

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影响最长远的研究角度之一，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汉娜·霍尔曼（Hannah Holleman）等学者采用的新陈代谢裂痕论。这些学者做了大量工作，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社会-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证明他们在早期对“自然”问题的探索中明确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社会关系之外的事物作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③

此外，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新陈代谢的概念已经被视为马克思理解劳动过程的核心，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与外部环境存在着一种可以被描述为“新陈代谢”的关系;就人类而言，这种关系是通过劳动来调节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④然而，随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社会物质变换的互相依存过程中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⑤当人们从主要为自己和家庭生产商品转向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时，他们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现在是资本家的财产）以及劳动能力相异化。由于劳动是他们同自然相联系的手段，他们同时与自然相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使工人对生产哪些商品以及如何生产和消费这些商品几乎没有控制权。⑥斋藤幸平（Kohei Saito）对马克思尚未发表的手稿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力证新陈代谢概念不仅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要素，而且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⑦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曾经有个宏远的计划，将他的经济研究与对土壤科学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理解充分结合起来，但这个计划未能完成。

代谢裂痕学派①并不是唯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受到其他人，尤其是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的严厉批评。摩尔认为强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裂痕从根本上来说是二元论的，他更倾向于认为资本是在一个他称之为共同生产的过程中“通过自然发展的”。②然而，新陈代谢的概念仍然具有说服力，原因有几个：首先，它对裂痕的关注使社会-自然关系历史化，明确了资本主义与自然的破坏性关系源于特定的环境;其次，它有力地反驳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向化石燃料资本主义的转变要么是不可避免的，要么就是“人性”的过错造成的;再次，裂痕的措辞暗示了一种质的断裂，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社会-自然关系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代谢裂痕论表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伴随着生态退化，但也表明工人阶级既有兴趣也有手段恢复代谢关系，并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建立更合理、更可持续的关系。

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生态学家通常在环境地理学的批判性框架内，主张关注构成城市环境的自然过程。他们指出，城市环境往往被忽视，而倾向于将“自然”与乡村或荒野地区混为一谈。③他们认为，城市其实是由社会和生态过程共同塑造的。例如，食物和水进入城市的方式本质上既涉及社会过程，也涉及生态过程。此外，城市往往是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发生的场所，也是社会-生态斗争的场所。④这些思想家还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陈代谢概念，将其解释为进入城市的物质产品发生质变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人类劳动在这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本身也应该被视为一种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⑤城市政治生态学者与代谢裂痕学派一样，都希望发展一种建立在辩证而不是机械唯物主义概念基础上的社会-自然关系。他们有时会参考恩格斯有关城市的著作，以此表明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中的生态关系一直受到激进思想家的关注。1AAE99CF-0A83-4040-AE5A-C5E194A09C8B

然而，恩格斯曾遭到其他人的误解，如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在《不平衡发展》中片面地理解恩格斯对待自然的观点。⑥但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重新审视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克拉克和福斯特将恩格斯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思想家之一”。⑦福斯特全面考察了恩格斯的贡献并为之辩护，解释了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是如何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关联的动态和不断演变的性质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解的。①

在全球性的气候和生态崩溃以及以大流行病和抗菌素耐药性为代表的新威胁的背景下，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对自然反击的警告似乎是恰当的。恩格斯认为，人类不应该“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②本文将论证恩格斯的生态敏感度比上面引述所显示的范围更广，且在他所做的工作中影响更大，而不仅仅只关注来自自然界的“报复”。

恩格斯的当代科学研究成果以他去世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最为有名。由于康加恩（Kaan Kangal）在其他地方对此进行了讨论，笔者不再赘述。③本文的其余部分将讨论恩格斯的两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前者是恩格斯24岁时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的著作，后者是前者完成近30年后撰写的系列文章。④这两部著作都涉及城市无产阶级切身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以及他们为获得改善生活的手段而进行的集体斗争，无论是关乎工资、充足的食物还是住房。这两部著作都是恩格斯单独撰写的，而不是与马克思共同撰写的。本文将讨论恩格斯对城市的社会-生态性质的理解。

二、阶级、城市和污染

1842年秋，恩格斯被他的实业家父亲派到曼彻斯特，帮助处理家族企业厄曼与恩格斯公司（Ermen and Engels）设在英国的工厂事务。但恩格斯以此为契机，避开了中产阶级的香槟和派对，转而选择与英国无产阶级共度时光，因此“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⑤恩格斯的伴侣玛丽·白恩士和她的妹妹莉迪亚（又名莉希）是这个城市里庞大的爱尔兰工人阶级人口的一部分，恩格斯受到了她们的影响，也得到了她们的帮助。⑥恩格斯对工人生活条件的关注，还体现在他早期采写的关于自己的出生地乌培河谷附近纺织业的新闻报道中。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描述了工业工人的贫困和传染病情况，以及染厂造成的空气和水污染。⑦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首次在德国出版，目的是向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受到工业化全面影响的德国读者展示工业革命造成的后果。

对于曼彻斯特这座城市而言，这是一段不平凡的时期。曼彻斯特俗称棉花城，是纺织业的中心。从18世纪开始，蒸汽机和后来的动力织布机等技术的引入，意味着手工生产纺织品不再经济实惠，因为“价格已经由机器产品来决定”。①需要大量人口的工作和人们的家庭生活随之发生了快速变化。纺织业过去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内部完成布料生产的整个过程的，后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包括妇女和儿童，都进入工厂工作。兰开夏郡的人口在80年内增加了10倍，恩格斯估计英国每年进口的棉花从1775年的不到500万磅增加到1844年的6亿磅。②大英帝国促进了纺织业的巨大发展。美洲的奴隶种植棉花，而帝国的殖民地，特别是印度，为纺织品提供了市场。③

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重组带来自然环境的质变。英国工业处于向使用化石燃料（当时的燃料来自煤炭燃烧产生的蒸汽）过渡的关键点，这符合资本主义精英阶层的利益。正如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所解释的那样，早期的工业家们发现煤炭作为一种可靠的燃料来源，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将工业转移到城市的方式，最适合工厂主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使用。因此，工人向城市迁移，与能源形式从水力这样的可再生资源向化石燃料转变有着不可逆转的联系。尽管19世纪的资产阶级未必会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长期后果，但他们的行为给气候变化埋下了隐患——他们当时不会不知道燃煤对工人健康的局部影响。④正如埃里克·斯温格道（Erik Swyngedouw）和尼克·海宁（Nik Heynen）所指出的那样，恩格斯就这些主题撰文，第一个认识到城市的环境条件“与工业城市化的阶级特征有关”。⑤

此外，工业革命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的生态转型。马克思认识到这种代谢裂痕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19世纪英国随着工人进入城市而出现的土壤肥力危机。不仅人和动物的排泄物污染了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城市的河流，而且人们不再把动物排泄物施到田地里，导致土壤枯竭危机，迫使资本家寻求新的、越来越不可持续的肥力来源，包括来自南美岛屿的海鸟粪。⑥

工人有时采用破坏机器的方式来反抗剥削，这包括发生在1842年8月被称为“塞子阴谋暴动”（Plug Plot Riots）的激进罢工运动。当时数千名工人游行到曼彻斯特，拔下蒸汽机的塞头释放蒸汽。恩格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来到這座城市，并通过他的宪章派同事获悉这场运动的始末。⑦恩格斯除了写到1842年的暴动，还描述了1843年他住在曼彻斯特时制砖工人联合会成员在一场关于工资的争端中毁坏砖块的事件。⑧

恩格斯书中一些最令人难忘的段落涉及水和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与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有关的问题。他描写了煤烟的呛人气味，以及街道的恶臭：“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①恩格斯进一步证明了伦敦人口集中引起的不良后果：“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连氧气都变得稀缺。②他这样描述大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

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③1AAE99CF-0A83-4040-AE5A-C5E194A09C8B

人们在工作场所和生活区都面临着这些有毒的环境。恩格斯多次提到工厂内的空气情况：“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④一些行业使工人暴露在特殊的危险中：吸入金属粉尘颗粒的金属研磨工和玻璃工人有胸部感染的风险;矿工的肺部暴露在煤尘中，受烟雾和地下缺氧的影响，导致“尘肺病”。⑤

此外，恩格斯描述了人类活动产生的关系如何创造了一个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⑥有害病原体在其中繁衍，反过来又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风险。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也吓坏了富人，他们担心这种疾病会蔓延到贫民窟之外：

当这种流行病到来的时候，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全都驚慌起来。他们忽然想起了穷人的那些不卫生的住宅，而且一想到每一个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会侵入有产阶级的住宅，就吓得发起抖来。⑦

恩格斯的叙述展示了社会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说明了改变工人生活的生产力如何同样导致了克拉克和福斯特所说的环境演化，这种转变是质的和不可逆转的。这些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伤害了最贫穷的人，他们最容易受到工业的不良影响。⑧

城市是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恩格斯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当外部环境受到大规模影响，导致空气和水道污染，人们就会坐立不安，如芒在背。这与今天的城市规划决策、农业政策和气候变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如出一辙，给人的感觉就像德里或悉尼的空气污染损伤了年轻人的肺部一样。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莱温丁（Richard Lewontin）指出：“谈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胰腺或无产阶级的肺部并不是牵强附会。”①

恩格斯追随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运动，认为那些剥夺了工人的必要的生活条件而获利的人犯下了“社会谋杀的罪行”，因为他们“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②在这方面，恩格斯要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暴露于环境危害中的人们的生活经历引发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往往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并逐步上升到全球健康层面上的。人们有时认为，公共卫生作为一门学科始于1854年（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0年后），当时约翰·斯诺（John Snow）发现宽街水泵受污染的水是致命霍乱爆发的源头。

20世纪初，公共卫生相对被边缘化，人们倾向于强调健康是个人达到的一种状态。但它在20世纪后期重新被重视，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变得流行起来。人们开始将重点转移到导致健康受损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上，而不是病原体本身，并引入了诸如“结构性暴力”等术语来描述社会结构使人们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状况。③而恩格斯的研究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预见到了这些发展。克拉克和福斯特说得不无道理：青年恩格斯是社会流行病学鲜为人知的建构者。④

三、住房和城市生活

恩格斯在写于1872年的《论住宅问题》中提到了自己的早期著作：“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正好对18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劳动者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描写。”⑤他再次提到城市化进程和工人大规模迁移到拥挤的城市住所对他们的健康产生的有害影响。

在这里，人们也许会忍不住说，城市才是问题所在。如上所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空间差异，以及相关的废物管理不合理，包括人类排泄物的处理，意味着受污染的河流与肥力不足的农田息息相关。当代理论家经常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脱节作为说明代谢裂痕的例证。那么，恩格斯是否希望工人们回到乡村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实呼吁“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⑥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尖锐化，成为住宅问题的核心。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希望看到城市迁移的逆转，即使这是可能的。恩格斯明确表示，他将工业革命视为一个“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①城市无产阶级能够以一种上个世纪乡村手工织布工几乎没有想到的方式进行革命，“要造成现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绝对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②城市尽管肮脏不堪，但也是举行醉酒派对和在深夜进行哲学辩论的场所。在那里，有时群众的反抗也可能转化为革命。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乡村居民经历的孤立和隔离。③虽然恩格斯本人喜欢在乡村和海边度过闲暇时光，但他也认识到城市生活的一些乐趣以及成立工人组织的可能性，从而选择到柏林、布鲁塞尔、科隆、曼彻斯特和伦敦生活。人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乡对立这个问题的陈述中得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城市化为社会革命创造了条件。消除城乡差别，使人口在全国范围内更合理地分布，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健康的环境，但只有在一场革命及其带来的结果之后才有可能实现。④

当恩格斯写作《论住宅问题》时，新出现的无产阶级工人向欧洲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仍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统一后不久的德国。到19世纪70年代，城市地价上涨，城市规划部门为顺应工业利益，拆除工人住房，以修建更宽阔的街道和铁路，并创建一个“豪华都市”。⑤投机者受到激励，投资建造工人阶级负担不起的楼房，导致工人的住房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⑥加之工业工厂系统中的低工资，以及定期让许多工人失业，这造成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迫使工人住进拥挤、质量低劣且通常位于城镇郊区的住房中。一些工人的住房，尤其是地下室居所，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一旦被水淹了，他们就不得不把水从房子里舀出去。恩格斯引用曼彻斯特《泰晤士周报》的一篇报道中关于住房质量低劣程度的详细描述：一位失业工人的家庭在一次住房被淹期间被迫在洞穴里过夜，但因气味太难闻了，这家人无法入睡，整夜都在呕吐。⑦拆除最糟糕的贫民窟并没有解决住宅问题，只不过是将贫民窟挪到别处而已。1AAE99CF-0A83-4040-AE5A-C5E194A09C8B

住宅问题不仅仅是“人太多”或“房子太少”的问题。在1872年，就像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城市一样，只要合理分配，就有足够的房屋来弥补任何真正的住房短缺。⑧事实上，恩格斯一直对近乎同时代的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观点持批判态度。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将超过现有资源的供应，因此反对那些支持最贫穷者福利的措施。恩格斯称其观点是“对自然和人类的可怕亵渎”，因为他认为农业生产可以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在恩格斯看来，人口过剩似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问题，周期性危机导致人们失业，而且由于人口多，可养活他们的工作机会在减少;但这只是基于竞争的社会，而非普遍趋势。①在住房供应方面，恩格斯指出，在一些城市，包括上述人口大幅增长的曼彻斯特，这场危机几乎不为人知。②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城市危机，这些城市原本不是作为工业中心建立的，但为了实业家阶层的利益而迅速产生变化。

《论住宅问题》猛烈抨擊了对这一问题的两种常见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争取工人最终通过分期付款拥有自己的住房，从而废除住房租赁制。③恩格斯将其称为蒲鲁东主义，因为这让人想起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关于生产资料的合作所有权的构想。第二种反应与社会改革家埃米尔·萨克斯 （Emil Sax）有关，他同样关注房屋所有权。萨克斯鼓励开明的资产阶级为工人提供房屋和土地，认为工人获赠房屋和花园后可以将其用来创造收入，并因此成为小资本家，从而获得“可靠的根据地”。④与恩格斯不同，这些思想家都对工人从乡村流动到城市感到遗憾。

恩格斯批判的那些想法也许看上去对工人很有吸引力——无论是在21世纪还是19世纪。蒲鲁东主义者对房东的不公平感到愤怒，这些房东不劳而获，靠着工人过着舒适的生活，这与今天租房者的经历是一致的。从表面上看，租房者的钱流入房东的口袋，却几乎没有任何回报，这似乎与人们在工作场所经历的剥削相似。然而，恩格斯拒绝接受这两种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理由是它们都没有挑战个人财产权。⑤首先，在德国拥有自己的住房和一小块土地的工人并没有获得任何益处。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允许相互竞争的资本压低工资而已，因为工人可以通过种植农产品来补充收入（或不必支付租金）。换言之，工人承担了他们进行社会再生产的部分成本。更糟糕的是，整个德国的工资降到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水平，这也影响了那些没有房屋或只有小块土地的人。⑥其次，拥有住房一度是工人安居乐业的来源，但现在却成为一个障碍，因为这使工人更难迁移以从事有薪工作。恩格斯将这样的“解决方案”视为有悖情理的反动措施，即企图将工业无产者重新转变为手工业者，恢复工人与土地的联系。恩格斯显然将此视为城市起义的障碍，正如他所说的：“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醉心于占有住房的工人。”①

更为核心的是，恩格斯还驳斥了房东和租户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工作场所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断言。正如恩格斯提醒我们的那样，后者是一种独特的交换形式——工人在这里出售的是劳动力，劳动力与其他商品的区别在于它产生价值，其中一部分被资本家榨取为剩余价值。相比之下，当工人与房东进行交易时，这是一个拥有商品（货币）的人和另一个有东西要出售（住宅的使用权）的人之间的简单商品交换。无论这是否为公平的交换，都不是剥削。②由此可见，工人与房东的斗争不会最终解决住房危机，因为这些斗争没有动摇资产阶级剥削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现在需要的是革命性的变革，只有这样，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才可以集体拥有他们的劳动产品，包括将现有住房用于安置穷人;解决住房短缺的办法如下：

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那样容易实现了。③

当代城市理论家指出，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尼尔·史密斯将恩格斯所说的“欧斯曼计划”④（Haussmannization）比作我们所说的士绅化⑤（gentrification）。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获得住房的问题被视为一个人际关系问题，但如果我们接受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原则，住宅问题也应该被视为一个生态问题。事实上，恩格斯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住宅问题的，讨论了住房如何与城市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的问题。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上述批判涉及更广泛的辩论，即“人口过剩”是否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气候和生态崩溃的根源。恩格斯呼应了他自己早先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评论，并且再次探讨了流行病学问题，解释了将工人驱赶到拥挤的地区如何为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发源地”：“通过工人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⑥恩格斯再次强调了自然的报复性形象，提到了“依靠”资产阶级的后果，因为这些疾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家。

此外，恩格斯对住宅问题的切入角度对当代关于环境保护策略的辩论也有影响。在最近的一篇相关论文中，马特·胡贝尔概述了他所谓的“专业阶层”环保主义与工人阶级生态政治之间的区别，⑦前者主张就物质产品的消费而斗争。例如，它可能涉及呼吁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如减少乘坐飞机的次数、回收利用物品或以其他方式减少碳足迹。这种思维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假定，在获得物质商品的欲望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需要之间存在内在的冲突，或者至少必须在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但是，根据胡贝尔的说法，这种策略对只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购买商品的劳动者没有吸引力，因为这要求他们接受更清苦的生活，却撇清了污染型工业的责任。胡贝尔呼吁采取基于要求更多免费商品的策略，包括公共住房，“这样也可以融入绿色建筑实践，为居民提供更便宜的取暖费和电费”。①

这些辩论建立在现有体制内进行变革的自由主义要求和主张系统性变革的激进呼吁之间的区别之上，这与恩格斯在1872年参与的辩论是相似的。蒲鲁东主义者主张人们作为个体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商品，而恩格斯的解决方案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即去商品化，或者如胡贝尔解释的那样，“将人们需要的东西从市场中解放出来”。②恩格斯呼吁住房作为一种免费的公共产品，由集体按需分配，而不是让工人参与到争夺私有商品所有权的斗争中。这也对未来将要建造的住房类型有所启发。在前一种系统中，选择权在建筑公司手里，取决于这些公司想要建造什么住房以及认为什么住房好卖。相比之下，按照恩格斯的解决方案，工人可能会建立集体和民主的机构，以便规划和建造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住房类型。同样，胡贝尔可能希望看到一个由普通人集体管理和运行基础设施的世界，迅速用可再生能源设施取代化石燃料。1AAE99CF-0A83-4040-AE5A-C5E194A09C8B

四、结论

在21世纪，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就人数而言，全球工人阶级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由于他们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抵抗和革命运动，其影响与日俱增。然而，人们经常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理论化研究，这淡化了城市化进程和自然环境的开发变革之间的关系。城市生态政治学试图通过阐述城市本身是如何由社会和自然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构成的，从而解决这一问题。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提请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如何产生出对工人不利的城市环境。他对工人生活条件的描述有时令人毛骨悚然地联想到当代的有关报道，他对曼彻斯特遭受内涝的房屋的描述也适用于2020年的雅加达。正如恩格斯在他使用“社会谋杀”一词时所意识和表达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条件对健康和福祉造成的悲惨后果并不总是表现为彻底的、触目惊心的暴力。穷人经常死得无声无息，无论是死于令人难以生存的热浪，还是死于空气污染或病原体对肺部的攻击及破坏。当代学者罗布·尼克松（Rob Nixon）称之为“缓慢的暴力”。③恩格斯同样描述了“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④

福斯特认为，我们应该将恩格斯的研究視为发展生态辩证法的基础。⑤“生态学”一词在恩格斯写作时并未广泛使用。这个词起源于1866年的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0年后进入英语，直到 20世纪中叶才流行起来。⑥本文展示了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关注人类和其他生物及自然环境之间关系，这也是生态学的本义。恩格斯发展了一种与当代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诸多共同之处的研究路径，以综合和辩证的方式把显著改变劳动人民生活的经济趋势与影响他们健康的生态变革联系起来。

恩格斯对生态思想的贡献有其独特之处。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观察显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产生了影响。在1844年，恩格斯的写作是独立于马克思的，尽管那时他们已经相遇，可是尚未开始终生合作。当时恩格斯受工人运动的影响很大，但1872年出版的《论住宅问题》确实显示了马克思对恩格斯影响更多，因为恩格斯经常在这部著作里提到并赞扬马克思的工作。①那时恩格斯已经搬到伦敦，两人住得很近，恩格斯的著作无疑受到两人相互讨论的影响;恩格斯还经常揽下与政敌辩论的工作，以便让马克思专心致志地完成经济学著作。②

恩格斯在关于城市生活和住宅问题的著作中提出了独立的见解，今天的批判性生态思想家应该更认真地考虑这些见解。只有这样，才可能拓宽“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的讨论范围，使其超越围绕新陈代谢论的争论，并将焦点转向21世纪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政治生态学问题。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预见性地讨论了在其出版一个多世纪后发生的全球健康问题。这部著作之所以从这一领域的众多著作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恩格斯着眼于劳工运动的力量。今天，如果能在全球卫生领域找到一本以呼吁发动“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③为结尾的著作，那将是极不寻常的。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恩格斯始终如一地强调工人斗争。他反驳工人必须拥有自己住房的观点，呼吁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认为无产阶级可以作为一个阶级集体拥有他们的劳动产品。正如本文所讨论的，这与当今关于环保主义未来的辩论高度相关。在这些辩论中，基于改变个人消费模式的策略与工人阶级的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恩格斯一生都在努力实现的那种革命性变革，为创造更合理的生活条件以及与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建立可持续的关系带来了可能性。

（原载Camilla Royle，“Engels as an Ecologist，”in Terrell Carver and Kohei Saito，eds.，Engels in the 21st Century： Re-examination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Palgrave，2021，pp. 171-193.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1AAE99CF-0A83-4040-AE5A-C5E194A09C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