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红 何新

编者按：胡志红教授是国内生态批评的领跑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即“西方生态批评史”（2007年）、“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2013年）和“欧美生态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2021年），已发表中、英文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以中、英文全文转载，出版专著《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年）、《西方生态批评史》（2015年）、《生态文学讲读》（2021年）及译著《实用生态批评》（2010年），《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拟于近期出版，参与编撰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多部。他不仅在生态批评领域深耕细作，而且还具有强烈的生态现实关怀，知行合一。2022年2月，受《鄱阳湖学刊》的委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美生态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何新博士对胡志红教授进行了采访。在访谈中，胡教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阐释了生态文学的概念及特征，深度解读了经典生态文学文本，梳理了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教育、生态实践等概念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指出生态批评应走出象牙塔，写在广阔大地上。现将采访内容分享如下。

何新：胡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您在生态批评研究领域笔耕不辍、成绩斐然，新著《生态文学讲读》被列入“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于2021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22年1月，您受北京大学博雅讲坛之邀，对新书《生态文学讲读》进行推介，20余万观众在云端观摩互动。您能谈一谈《生态文学讲读》是在什么背景和机缘下撰写的吗？

胡志红：如果从1994年开始撰写英文硕士论文《〈瓦尔登湖〉的当代意义》（“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Walden”）算起，我从事生态批评研究已有20多年，其间我一直在与“生态”打交道。伴随着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和日益恶化的环境，我与“生态”之间的纠葛越缠越紧，生态焦虑也如影随形般纠缠着我、折磨着我，要从“生态”中抽身何其难哉，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为此，我还常常以“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嘲。我于2005年5月完成的30多万字博士论文《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10年出版的译著《实用生态批评》，2015出版的40多万字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西方生态批评史》，以及2019年结项的40多万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都将“生态”作为关注的焦点。

2019年7月我有幸与北京丹曾文化有限公司代表刘健老师相遇、相识、相知，并受他委托撰写一部生态文学教程。当时我既高兴也犹豫：高兴的是，撰写生态文学教程是我多年的愿望;犹豫的是，在完成《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后，我感觉身心疲惫，想停下来歇一歇，好好地“沉思”生态，冷静地评估一下当下国内外生态批评的成败得失。然而，我最终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丹曾文化有限公司的委托，并决心按约高质量完成写作任务。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生态文学讲读》终于杀青，竟有40多万字，比计划的厚重了许多。

何新：在《生态文学讲读》中，您研究了28位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的生态文学作家作品，且尤其重视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三位作家，并将他们的精彩话语印在该著的封底，请问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胡志红：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 1854）、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1949）、卡森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 1963）被称为“生态文学三部曲”，它们书写了三种不同的自然状况，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激变。

《瓦尔登湖》描写的是永远年轻美丽的自然，这集中体现在瓦尔登湖的形象之中。尽管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铁路已经延伸到瓦尔登湖附近，伐木工人也开始大肆砍伐湖畔周围的树木，但在梭罗的眼里，瓦尔登湖“本身没有一点变化，还是我在青春时代所见的湖水;我反倒变了……它永远年轻”。①1845年夏季，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修建小木屋并入住其中时已近而立之年，尽管算不上饱经风霜，但也见识了不少世间风雨。他常常被邻居看成是“怪人”“失败者”，因为他从不将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功名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没有被当时美国主流社会盛行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文化所玷污，而是安贫乐道，不断完善自己的品格，甚至认为良知是判断事物正误的最高道德标准。在美国发动墨西哥战争时，他宁愿坐牢也拒付人头税，因为他认为这是南方奴隶主为了扩大蓄奴州而攫取土地的政治阴谋。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由此看来，梭罗恰如瓦尔登湖，即使饱经沧桑，却依然永葆年轻、高洁、美丽之心，真可谓“历经千帆，归来仍少年”。

《沙乡年鉴》描写的是已被榨干油水的破落衰败的自然。面对这样的自然，只有通过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使自然得到救赎，甚至重拾昔日的生机。1935年，利奥波德带领家人、朋友和邻居一起对沙乡农场进行了13年的生态修复实践，使之重获生机;在重建健康自然的同时，也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恰适关系，实现了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融洽互动。通过沙乡生态实践，利奥波德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观。该伦理观认为，人在生物共同体中绝不是征服者、掠夺者，而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合作者，是一位普通公民;在此过程中，人的所有行为都应该有助于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美丽”，只有这样，才能长期保持生物共同体的永续、和谐、共生。

《寂静的春天》作为生态灾难启示录，描写的是一幅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令人绝望的自然图景。卡森创造环境灾难的末日意象，以此震慑被统治欲驱使的人类，用惊世骇俗的语言再现了普遍联系的生命之网如何变成死亡之网。在这张死亡之网中，一切生物包括还未出生的胎儿在内都无处可逃，无一幸免于难;肆意滥用的杀虫剂覆盖在大地之上，如同裹尸布，包裹着鸟儿、昆虫、植物等自然万物的尸体，让本应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春天如同严冬一般死寂。由此可见，在这个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类不仅迫害了其他生命，也殃及了自己。为此，我们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拒斥统治自然的狂想，拥抱与万物生灵休戚与共的大地母亲。09BB3B1F-522F-45D3-B5E3-ACA98283BE72

何新：您的讲解让我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剧变，这种变化与科技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勾连。比如您提到的《寂静的春天》，以及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科幻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都描写了科学技术的误用或者滥用给人类与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灾难。请您谈一谈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胡志红：《寂静的春天》和《羚羊与秧鸡》一方面凸显了科学技术赋予人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揭示了在没有伦理道德的规约之下，科学技术的误用或滥用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导致人类之死和自然之死。《羚羊与秧鸡》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经济空前垄断的后人类、后自然时代，宛如现代科学奠基人、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大西岛》（New Atlantis，1627）中构建的由科学技术主宰的乌托邦社会的再现。这种社会被以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操纵和重构，自然秩序完全被打乱，生命伦理完全被漠视，自然和人类被彻底改造，疯狂的科学怪人“秧鸡”失去了男性的正常生育功能，这恰巧隐喻了原生态正常人之死。阿特伍德通过描写科技失控所造成的灾难恐怖图景，呼吁人们关注科技失控的危险，震慑傲慢、偏见、短视的科学狂人，惊醒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普通大众，探寻造成一切灾难的元凶，回归原生态的人与自然。《寂静的春天》无情地揭露了滥用杀虫剂的恶果。在20世纪初被看成现代科学奇迹的DDT，在二战期间曾保护了数百万人免遭蚊虫携带的斑疹伤寒和疟疾的感染，其发明人还荣获了诺贝尔奖，但由于被肆意滥用于杀“害虫”，最终杀害了人类自身，导致人类从胎儿开始就不得不与“毒品”打交道。《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激烈的环境论战，使人们从此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伤害自然而不伤害我们自己”。①人类以科技的名义毒害自然，最终殃及自身，这足以说明人类对滥用科学技术所导致的后果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并未从生态学“相互联系”的观点对其进行考量。实际上，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万物之间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存亡与共。科技赋予人类改变自然的极大力量，但如果濫用、误用，最终就会把人类推向死亡的边缘。人类越是想操纵自然，自然越是反抗，科学统治自然的梦想蜕变成了一种毛骨悚然甚至自杀性的行为。由此可见，人类要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对科学之力要保持谦卑的态度，绝不能迷信科学万能的神话。

何新：除了《寂静的春天》《羚羊与秧鸡》这类生态灾难启示录文本之外，您在《生态文学讲读》中还收录了涉及环境公正这一议题的文本。如芭芭拉·金索维尔（Barbara Kingsolver）的《动物梦》（Animal Dreams，1991）、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Estelle Butler）的《异种繁殖》（Xenogenesis）三部曲等，这些作品都关注边缘化少数族裔或者弱势群体的生存。请您谈谈环境保护与环境公正怎样才能达成一致？

胡志红：所谓环境公正，是指“所有人平等分享健康环境所提供的福祉的权利”。②具而言之，环境公正既指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性别、阶层及文化社群之间的平权，也指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环境资源、环境负担和环境责任上的平权，它反对一切形式的环境不公和环境歧视，拒斥一切形式的环境剥削和环境压迫。西方主流文化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故种族主义与自然歧视的合谋常常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官方的环境制度和环境政策之中。有鉴于此，曾经仅作为公共环境政策核心议题之一的环境公正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引入生态批评领域并作为基本的学术立场，旨在揭露和涤除形形色色的环境种族主义行径。在一国之内，生态文学家，尤其是少数族裔生态文学家，总是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揭露主流社会强加给少数族裔社群的环境种族主义歧视和压迫，并探寻通达环境公正的多元文化路径;在国际上，他们揭露全球北方大国针对南方弱势国家所实施的环境殖民主义甚至环境帝国主义行径，呼吁国际环境公正。金索维尔与巴特勒的作品就深刻揭露了各式各样的国内与国际环境种族主义、环境殖民主义行径。《动物梦》讲述了被污染的环境以及非常严重的环境种族主义行径对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迫害。小说中的墨西哥与西班牙的混血后裔是美国社会中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生活的小镇可谓美国“国内的第三世界”，他们不仅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而且还遭受恶劣的环境种族主义压迫。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肮脏产业和化学污染物倾销到以尼加拉瓜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换言之，少数族裔人民的土地成了工业企业掠夺的自然资源，他们的生存家园成了被污染的“牺牲地带”，他们的生存遭到前所未有的环境种族主义与环境殖民主义的威胁。在《异种繁殖》三部曲中，巴特勒将种族、性别、自然、身体等范畴置于生态灾难的语境中进行综合考量，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的艰巨复杂性，揭露了第一世界国家运用生物工程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的操控和剥削，揭露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沆瀣一气给少数族裔人民的生存及其环境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威胁。由此可见，只有同时考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层探究环境危机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深刻认识环境退化与社会不公的内在逻辑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探寻人类解放与环境解放的共同路径。

何新：感谢胡老师对上述多个生态文学文本全面深刻的解读！您认为生态文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有哪些？

胡志红：在环境危机时代，生态批评是解读和研究生态文学的理论视野及方法论。①生态批评是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相融合的产物，是文学研究的“绿色转向”。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是生态批评的重要特征，也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生态批评与比较文学之间是高度契合的。有着比较文学学科背景的美国生态批评学者约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在其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生存的喜剧》（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2）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跨学科研究方法对生态批评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生态批评敦促我们必须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伦理学、史学等多种学科中借鉴阐释模型，形成诸多崭新视野的融汇，以丰富其批评实践。生态批评跨越学科界限，一方面深入挖掘文化的生态内涵，凸显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从多个视角透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复杂原因并进行综合的文化诊断、文化治疗，目的在于建构生态诗学体系，使之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以便从根本上变革人类文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基本特征得到进一步拓展，更加强调“跨文化、跨文明”。生态批评不仅跨越西方各国的民族文化，而且还走出西方文明圈，走向曾经受压制的、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美洲土著文化、非洲土著文化，以探寻别样的生态智慧、倾听“边缘的声音”。随着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其跨学科性更加丰富，其跨文化、跨文明视野日益宽广，介入的程度也更加深入，既重视在跨文化、跨文明语境下探讨自然、环境、荒野、环境主义、地方及全球化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的差异性，更重视这些范畴与全球南方人民，尤其是穷人、妇女、少数族裔或土著族群的生存、生计之间的紧密关联，具有明确的生态行动主义、生态政治甚至生态实用主义色彩。由此可见，“跨越性”生态批评对多元生态文学的研究更具生态学术意义、生态审美价值及生态文化价值。09BB3B1F-522F-45D3-B5E3-ACA98283BE72

何新：您把西方生态文学的源头追溯到18世纪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尔伯恩博物志》（A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urne，1789），您认为中国生态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哪部作品或者哪个时代呢？

胡志红：在我看来，生态文学“通过描写人与非人类自然世界之间的复杂纠葛而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思想根源，以探寻走出生态困局的文化和现实路径的文学。其宗旨是实现具有普遍公平正义的人文世界与非人类自然世界之间的永续和谐共生，非人类中心主义取向的生态伦理的建构、对主流科学预设和物质主义文明的批判、生态乌托邦的构建及生态灾难启示录书写是其显著特征”。①在《生态文学讲读》中，我把生态文学的源头追溯到18世纪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伯恩博物志》，认为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源是人与自然曾经相对和谐稳定的关系遭到严重威胁，人类产生了生态焦虑、生态忧思，具有紧迫感，力图阻止人对自然破坏的势头，扭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寻走出生态危机的文化路径，以重拾人与自然曾经和谐、稳定、永续的关系。生态文学常常蕴含一种或隐或显的生态焦虑感与生态危机意识，因而时常表现出生态救赎的冲动。《塞尔伯恩博物志》具有明确的生态指向，充满了生态焦虑，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感。

由此看来，中国有的学者把陶渊明看成生态文学家，甚至把老子也看成生态哲学家，这是不太妥当的，因为在陶渊明和老子那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紧张到危机的程度，更没有生态危机问题。陶渊明回到乡村、隐逸于田园，其根本目的是抨击昏庸腐败、压制人性、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僚体制，丝毫没有涉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他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田园居》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五）等诗句，描写的是“淳朴自然、欢乐和谐、美丽祥和的乡村田园生活”，并将此看成是批判社会、恢复个性自由的路径”。②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自觉的生态意识才慢慢兴起。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愈发凸显。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具有忧患意识的学者们开始明确地呼吁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生存家园。到2000年，学界的生态先驱们大声疾呼，应该该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并认为应该从文学、文化甚至艺术的角度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此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哲学及生态批评等著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年）、我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年）等。此外还有许多生态批评学者，如程虹、王晓华、杨金才等，都对生态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除了学术著作之外，文学作品对生态问题也颇多关注，其中姜戎的《狼图腾》（2004年）极具代表性。该作自问世以来，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在国内外学界和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于2014年被搬上荧幕，引发了长时间的轰动和热议，国内不少中小学还将该电影作为生态教育素材。其他作家如迟子建、徐刚、阿来等，也都相继出版了生态文学作品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何新：如您所述，近年来中国生态批评发展势头迅猛，那么在此发展过程中，西方生态批评对中国生态批评有什么借鉴意义或参考价值？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可以追溯到1972年约瑟夫·米克出版的《生存的喜剧》，生态批评界多数学者赞同将该年看作西方生态批评学术实践的开局之年。若以此时间计算，西方生态批评发展至今大约有50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波”：第一波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从形而上层面探讨文学、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第二波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它不是对前一波生态批评理论的简单抛弃，而是推陈出新，也即在不排斥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与其开展对话，并对其或修正或拓展或与其他批评手法交叉整合，旨在透过种族/族裔、性别甚至阶级的视野，研究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三波为跨越性生态批评，指的是生态批评朝着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方向发展，其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展、思想基础进一步扩大。

生态批评是在对英美主流生态批评的回应、矫正、修正甚至部分否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与英美生态批评开展多层面、多角度的对话，对其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基本范畴进行拓展、颠覆或重构，重视跨文化、跨文明生态对话性，突出跨文化、跨文明环境经验的异质性。与英美生态批评相比，其他欧洲国家的生态批评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例如，崇高、壮观的“荒野”在美国生态批评中是一种完美的象征，甚至与美利坚的民族身份认同相关联;德国、法国生态批评不像美国生态批评那样过多强调“荒野”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国家的自然条件与美国的自然条件迥然有异，没有大量广袤无垠的荒野存在，所以他们的研究对象常常是人工环境或人与自然共生的环境;加拿大生态批评则更加强调人在诸如“荒野”这样的恶劣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地区，其生态批评是在与英美生态批评的对话、交流、矫正中开展自己的学术活动，并融入本土的文化视野和传统生态思想。

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生态批评学者，我们必须要立足中国文化立场，充分利用本土生态文化资源，彰显自身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生态智慧，在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对话、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使其成为推动中西生态对话的重要文化实力，进而为建设永续和谐的全球生态文化发挥应有的作用。

何新：您的專著《西方生态批评研究》《西方生态批评史》重在探讨生态批评理论，探寻应对生态危机的文化策略，探讨生态环境公正等议题，而《生态文学讲读》作为大学生通识教材，选取了不同文化背景中多文类的经典生态文学文本，试图从生态教育的维度探讨生态文学在应对当下生态危机中的作用与价值。在您看来，生态文学、生态批评与生态教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09BB3B1F-522F-45D3-B5E3-ACA98283BE72

胡志红：生态问题既是个人层面的问题，也是集体与社会层面的问题，既需要科学、法律、政治、技术等“硬策略”的积极参与，也需要文化、思想等“软实力”的通力配合。其中，“软实力”是指借助综合的文化策略，唤醒人们沉睡的生态良知，培育人们自觉的生态意识，塑造人们崇高的生态品格，从而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生态实践之中。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研究归根结底是要深挖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开展对启蒙现代性和工业技术文明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及纠偏，探寻走出生态危机的文化路径，以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永续的关系，因此正是培育“软实力”的重要方法和策略。在西方不少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生态文学早已成为一门正式的文学课程，進入大学课堂，名目繁多的生态文学教材也不断出现。在中国，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纵深发展和生态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生态文学也逐渐进入大学课堂。比如北京林业大学将“生态文学”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我本人所在的西南交通大学开设了通识课程“生态文学经典欣赏”，以《生态文学讲读》作为教材，供全校各专业学生选用。如果学生们受到了良好的生态教育，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崇高的生态品格，就有可能向更多人普及生态理念。如此一来，生态教育将会从个体的微观层面到社会的宏观层面引起广泛的“生态涟漪效应”，进而重塑更多人的生态意识，切实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永续和谐。

何新：您如此重视生态教育的普及、生态理念的传播，相信这种“生态涟漪效应”将会更加广泛深刻。在课堂上，您还常提到女性的身体健康是衡量环境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或者从某种程度而言，女性身体与环境之间具有更紧密的关联性。请您具体阐述一下这种关联性。

胡志红：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议题属于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范畴，也是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维度，旨在揭示环境危机、环境退化与性别歧视之间的紧密关联。换言之，自然被人类掠夺和奴役与父权制下女性受到男性的剥削和压迫存在内在一致的逻辑关联，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具有同构性，自然和女性实际上都是父权制中心文化的牺牲品。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沃伦（Karen J. Warren）总结了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十个方面的紧密联系：“历史的、经验的、概念的、宗教的、文学的、政治的、伦理的、认识论的、方法论的以及理论的。”①在探讨人类统治自然和男性统治女人之间存在相同的“统治逻辑”时，沃伦认为，因自然和女性同样都具有孕育和承载生命的能力等方面的相似性，女性等同于自然，属于物质世界，而男性等同于“人”（Man），属于精神世界。在西方主流意识中，等同于自然、属于物质世界的都比等同于“人”、属于精神世界的要低等，那么后者统治前者就是合理的，由此得出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伦理上的合理性。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和自然统治的分析也涵盖对少数族裔、穷人等弱势群体的统治的关注。从这个层面来说，环境公正运动与生态问题、女性问题必然紧密关联。认清这些联系，能够有效根除统治女性和自然的各种可能性，将女性解放与自然解放联系起来。可以这样说，女性是生态运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大地的关怀者，是生命共同体的守护者，是环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动员者、宣传者，常常还是领导者。例如肯尼亚社会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是肯尼亚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结合的“绿带运动”（The Green Belt Movement）的发起人，她带领“绿带运动”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项目，如植树、保护生物多样性、普及环保知识、倡导食品安全和提高妇女素质等等。由于马塔伊在妇女解放事业和自然保护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于2004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也是自1901年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

何新：正是因为有众多像马塔伊这样的生态实践主义者，我们的环境保护事业得以更好地推进。联系您个人的经历，请您谈一谈学术研究与生态实践之间的关系。

胡志红：生态批评绝不仅仅是局限于凌空蹈虚、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象牙塔里的思维活动，它的产生是基于现实的使然，是对现实生态问题的文化回应，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强烈的生态政治属性及巨大的变革社会的潜力。这就意味着，生态批评学者不能只待在书斋里做研究，双脚还应踏在土地上。

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来看，我从1994年读硕士期间开始与“生态”打交道，我的硕士论文探讨了《瓦尔登湖》倡导的素朴生活方式的生态人文价值，探讨了灵魂与肉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恰适关系，以及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等议题，提出了“生活简朴，精神崇高”这种生活方式是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和谐的重要前提。梭罗敦促我们简化物质生活，活出真正的自我，尽可能把物质生活“简化，简化，再简化”，简化到“除了十个手指外，便用不上更大的数字了，在特殊情况下也顶多加上十个脚趾，其余不妨笼而统之”。①在梭罗看来，过多的物质财富不仅无助于人生的完善，甚至是完善自我的一种障碍。我在梭罗等生态先哲的影响下，常常试图对环境破坏行为有所反制，对环境修复有所作为。近十年来我向成都市人大提出了10多项与生态有关的建议或意见，其目的是为了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期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稳定。其中有的建议已产生良好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例如2018年我向成都市人大提交了《关于严禁利用农村流转土地大规模商业种植草坪的建议》，指出商业草坪种植由于需要大量喷洒农药，对土地造成严重污染，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土壤的肥效层消失，土地将寸草不生、沦为荒地，还会使地下水遭到严重的污染，而当地不少农民直接抽取地下水作为生活用水，这样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其结果很可能会与《寂静的春天》中所描写的生态灾难极为相似。最终在我的强烈坚持下，经过颇多周折、多方协调，商业草坪种植被终止。又如2016年我向成都市人大提交了《关于严禁政府建设工程中移栽名贵大树的建议》，指出政府建设工程中移栽名贵大树是一种错误做法。我看到，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建设工程往往从农村或偏远地区移栽名贵大树，这些名贵大树“进城”后，由于根不深、叶不茂，要么水土不服，要么营养不良，大多很难成活、先后死去，而它们的“老家”生态也遭到了破坏，成了“生态贫困户”;再由于名贵大树没有统一的市场价格，因而难以避免腐败，即使没有腐败，也有损政府形象。为此，我提出了对策建议，既有助于维护政府的廉洁形象，也有利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避免让广大乡村沦为城市快速发展的牺牲品。我还认为，这种做法如果得不到有效制止，长此以往乡村的普遍衰败就必然会发生，这无疑将会印证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著作《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中的悲剧性预言：城市野蛮生长，乡村必然溃败。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我的建议涉及城市发展与乡村保护之间关系的大课题，还真不能轻描淡写甚至充耳不闻。可喜的是，我的这条建议得到成都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在经过进一步调研后认为很有价值，并迅速落实了该建议，从而阻止了如威廉斯所预言的悲剧的发生。在我看来，作为学者，我们所做的生态批评研究应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精神，要与现实生态情形紧密关联，要有生态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换言之，生态批评学者既需要待在象牙塔里对生态问题作冷静、缜密的思考，也需要走出象牙塔，善意理性地介入火热的甚至充满矛盾的生态现实，努力将生态批评写在广阔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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