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红

[摘 要]生态批评经过5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多元文化批评运动。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波”，即第一波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波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和第三波跨越性生态批评。文章结合世界生态批评50年的发展状况，对生态批评的研究议题、主要特征、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作简要梳理和探讨，以期对国内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及其相关学术研究有所启迪。

[关键词]世界生态批评;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跨越性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是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和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危机催生的产物，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诞生于英美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结出累累硕果，在90年代中期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批评学派或思潮，并逐渐波及英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生态批评在其50年的演进历程中，尽管饱受争议、路途坎坷，但如今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多元文化批评运动，并凭借其成熟的思想基础、创新性的理论建构、扎实的学术业绩和广泛的学术影响，不仅牢固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重新规划了学术版图，而且成为一支重要的文化力量，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诊断诸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之文化根源，传播生态理念，重塑人的生态意识，培育人的生态情怀，探寻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文化策略，推动世界文化绿色转型，等等。生态批评50年繁茂芜杂、坎坷曲折的演变历程大致可分为“三波”，即第一波“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1972—1997年）、第二波“环境公正生态批评”（1997—2000年）和第三波“跨越性生态批评”（2000年至今）。

本文将结合世界生态批评的发展状况，对生态批评的研究议题、主要特征、面临的挑战、化解之策及其发展前景作简要梳理和探讨，以期对国内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及其相关学术研究有所启迪。

一、生态批评演进理论概要

关于生态批评的演进历程，1996年美国生态批评开拓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在其著作《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的导言中提议，可参照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历程的三个阶段划分模式，将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研究文学再现自然的方式，旨在激发人的环境意识。在此阶段，生态批评家质疑文学描写自然的一类陈旧模式，即要么将自然描绘成伊甸园、阿卡狄亚般的世外桃源或处女地，要么将自然描绘成乌烟瘴气的沼泽地或冷酷无情的荒野。他们认为，自然本身并非生态批评的唯一重心，其他自然存在，诸如边疆、动物、城市、山川、河流、湖泊、沙漠、某些特别的地区、印第安人、技术、垃圾甚至人之身体等等，也被纳入批评视野中。第二个阶段重点发掘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书写文类，对美国自然文学的历史、发展、成就以及风格体裁等进行深入的研讨。美国拥有悠久的非虚构自然创作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就有20多部。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发轫于英国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尔伯恩博物志》（A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urne， 1789），经过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 ·巴勒斯（John Burroughs）、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和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等人的创作一直在美国延续，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先驱。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1949）中提出的“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思想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堪称自然文学传统的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开創了生态学的新纪元，并开启了当代世界环境主义运动。第三个阶段是理论建构。学者们试图建构一种生态诗学，即运用生态学和激进生态哲学，如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等理论，重审文学话语关于人的概念，检视对物种的象征性文化建构，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精神/物质、心灵/身体、男人/女人及人/自然对立的二元论思维。①生态批评后来的发展证明，其理论建构内容要比格罗特费尔蒂所预测的丰富得多，其过程也要复杂得多，并且其所涉及的内容和过程也都融入到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2005年，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在其著作《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中，对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作了简要的回顾，并将其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或两次生态“波”：第一波生态批评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为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归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波可称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比尔对两波生态批评的主要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描述，对其内容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由此可见，比尔划分生态批评两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其思想基础或理论视野的转变。②

此后，大致在2009—2017年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基于比尔关于生态批评的“波”理论，将生态批评的发展划分为“三波”或曰三个阶段，甚至“四波”或曰四个阶段，并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主要特征。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由于第三波生态批评与第四波生态批评之间没有质的区别，故本文在综合比尔和斯洛维克的生态批评“波”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美地区生态批评的发展现状，大体将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界定为三波，并根据第三波的突出特征暂且将其界定为“跨越性生态批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跨越”既关注生态批评对更多学科边界的跨越，也强调其对文化或文明边界的跨越，从而彰显生态批评的综合性和全球性特征。就其内容来看，这里的“跨文化、跨文明”既指英美生态批评学者跨越其地理边界并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进行生态探讨，也指欧美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及法国等）以及欧美以外国家（如亚洲的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等国，以及拉美国家、非洲国家等）学界对英美生态批评的回应并试图在比较中建构自己的生态批评理论及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当然，跨文化生态批评尤其是跨文明生态批评特别强调因文化模子的差异性或异质性而产生的生态内涵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所以非西方生态批评如中国生态批评、印度生态批评等从一开始就试图立足本土文化传统，发掘自身的生态思想文化资源，在借鉴、对话、修正、批评甚至否定西方生态批评的过程中开展生态批评学术研究并建构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至于生态批评学者们为何偏爱用“波”（wave）而不是用“阶段”（stage）来描绘生态批评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波”意象意味着新一波生态批评与其前一波之间绝非泾渭分明，或者说后一波的兴起绝非表明前一波戛然而止或就此宣告结束，而主要是因为生态批评的主导思想基础发生了激变或地理空间发生了大的延伸，即前一波虽然已经开始衰退，但依然在自我修正并在与新一波开展对话、协调的过程中继续往前发展、深化。关于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发展阶段的划分，下文将作更多介绍。

二、第一波生態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1972—1997年）

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术语，并用它来描述其学术实践。在该文中，鲁克尔特明确主张文学研究要自觉地“发掘文学的生态内涵”，释放文学（诗歌）所蕴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再生的生态能量，并以此支撑生命和人类共同体。具而言之，就是整合文学与生态学，发现文学在生物圈运作的方式，强调批评家“必须培育生态学视野，并将这种视野转化为社会、经济、政治及个体行动的纲领”，“必须让生态学视野渗透到我们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观念中，并对它们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因为“没有生态学视野，人类将会消亡”。他甚至疾呼文艺理论家必须建构一个生态诗学体系，借此将生态学概念应用到文学阅读、教学、写作及批评话语之中。①由此可见，鲁克尔特已明确地提出了文学批评生态学转向的主张，并自觉地践行了生态批评学术实践。然而，学术界并未将1978年界定为生态批评的起点，因为具有自觉生态学意识的文学批评活动实际上早就开始了。

1972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在其专著《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中，不仅提出了“文学生态学”术语，而且将其视为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主张透过生态学视野，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文学著作中的生物学主题及其相互关系。尤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米克运用文学生态学方法，结合具体的文学经典，深刻检视了西方经典文学文类，诸如悲剧、喜剧、田园文学传统及流浪汉小说等的生态学内涵，不仅颇具启发性，而且对后来的生态批评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②1973年，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专著《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透过生态中心主义视野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田园文学传统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重点探讨了英国文学再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互动关系，学界将该著看成是英国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生态批评学术的开端。①2001年，美国学者戴维·麦泽尔（David Mazel）在其编著《早期生态批评一世纪》（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cism）中认为，利奥·马克斯（Leo Marx）于1964年出版的专著《花园中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是对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田园主义所作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是推动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奠基之作”，甚至将生态批评产生的时间往前推了100年，即认为亨利·西奥多·塔克曼（Henry Theodore Tuckerman）在1864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和她的评论者》（America and Her Commentators）是生态批评的开端。②当然，关于生态批评的源头问题还有其他多种说法，可谓众说纷纭。尽管如此，学界大多赞同将《生存的喜剧》视为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也赞同将1972年视为生态批评学术的开局之年。此后20多年来，生态批评的发展可谓步履蹒跚，但其学术能量也在渐渐积累，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迅速演变成一场颇具声势的英美生态批评运动，甚至形成了一个赢得学界广泛认可的批评学派，其影响逐渐波及英美疆界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学界也开始受其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当时看起来还非常微弱。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标志性学术事件，比如：1992年国际性生态批评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在美国成立，该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在近2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会;1993年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帕特里克·默菲（Patrick D. Murphy）创办了第一家生态批评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该刊自1995年正式成为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会刊，每年发行2期，从2009年起每年发行4期，是世界生态批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资源共享的重要平台，大多数学者认为该刊的问世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正式确立。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大量有学术影响的成果，比如：1995年劳伦斯·比尔出版专著《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③1996年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Harold Fromm）共同主编出版第一本生态批评文集《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④斯科特·斯洛维克、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和卡尔·克鲁伯（Karl Kroeber）等也都出版了他们的生态批评著作，并积极推动生态批评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这些学术事件和学术成果标志着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取向的生态批评学派正式形成。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总体上看，第一波生态批评主要是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其激进派别——深层生态学为思想基础，在形而上层面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并在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终极元凶的大前提下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寻应对危机的文化策略。这里的“环境”基本上是一个恒定的、物理的、纯粹的物质存在，或曰“纯自然”。在学术实践中，批评家们往往偏爱那些凸显自然中心地位和单向度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作品。由于深受每况愈下的现实生态形势的催逼及其所引发的普遍环境焦虑的影响，生态批评圈可谓群情激愤，学者们主张采取激进的方式，促使文化变革，构建生态中心主义型人类文化，希冀以此对抗或消解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急速调整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进而扭转生态形势，引导人们最终走出生态困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下运作的生态批评必然表现出不少偏激之处，并浸染着浓郁的生态乌托邦色彩，甚至透露出不少学究式的天真，因而其学理性难以经得起冷静、缜密的推敲。

大而言之，第一波生态批评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1）在文类选择上，以非虚构自然书写作品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尤以梭罗开创的传记体生态文学传统作为其研究重心，其中梭罗的《瓦尔登湖》、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及阿比（Edward Albee）的《孤独的沙漠》等都是该传统的文本典范。①此外，生态（或曰自然）诗歌尤其是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和荒野小说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2）生态批评家群体大多为白人男性，所研讨的作家大多也是白人男性作家，即使有少数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入生态批评视野，大多也只考虑其生态内涵，其“性别”因素往往被过滤掉。换言之，就是淡化甚至忽视性别特征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纠葛，因而几乎不考虑因性别差异而导致的环境经验的差异性和独特性。（3）比较文学学科意义上的跨文化、跨文明视野几乎缺位，甚至美国国内有色族作家及其作品进入生态批评视野的也不多见，即便有极个别有色族作家的作品“有幸”入围，被关注的也是经白人主流文化过滤的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内涵，种族与自然之间的纠葛往往被忽视，环境经验的多种族性或者说因种族、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环境经验的多元性几乎没有被纳入生态批评的讨论之中。（4）跨学科性远未充分展开。尽管跨学科是生态批评的基本特征，但第一波生态批评所跨越的学科显然不多，甚至可以说其跨学科性严重偏弱。（5）在探讨建构文学生态中心主义诗学的过程中，生态批评学者偏爱那些矮化或边缘化甚至一般地排斥“人类”的文学作品。（6）在探讨生态退化的深层文化根源时，专注于抽象、笼而统之地追查导致危机的文化原因，往往将生态问题非语境化、非政治化、非历史化，其结果是将“所有人”都推向生态的对立面。（7）经典的颠覆也是第一波生态批评的重要议题，即主要透过生态学或深层生态学的视野重审和解构经典，但往往矫枉过正，贬低经典的人文维度，从而失去了发掘生态问题的动力之源。

上述第一波生态批评的主要特征可简要描述为：白人男性批评家探讨白人男性作家的非虚构生态作品的生态内涵。由此可窥见它的一些明显不足，诸如文类偏见、性别偏见、种族偏见、非语境化、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生态泛化和生态责任均质化等，这不仅为生态批评埋下了危机，也为它的环境公正转型准备了条件。②

三、第二波环境公正生态批评（1997—2000年）

正当生态批评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其生态中心主义哲学思想基础，尤其是深层生态学遭到了社会生态学学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动物伦理学派及环境公正理论学者等多方的严厉批评。他们都指责深层生态学专注于伦理修补，脱离社会语境，缺乏政治权利理论，因而软弱无力，有乌托邦之嫌。社会生态学代表人物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指责深层生态学是“软弱的唯心论”，“半生不熟、畸形怪状，犹如思想观念的一个黑洞”，是“一堆意识形态的有毒废物”。他们还批评深层生态学很少关注“人对人的操纵”。在他们看来，深层生态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下决心将生态失衡置于社会失衡的背景之中”，尤其是没能“分析、探究与抨击作为社会现实的等级制”。①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批评深层生态学无的放矢，没有清楚认识到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偏见或曰父权制是各种社会统治形式之根源，统治自然只是其所导致的必然恶果之一。动物伦理学派甚至将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界定为“环境法西斯主义”，②因为它要求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生命，以服从生态系统、星球或宇宙的需要。环境公正理论学者站在有色族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立场，质疑深层生态学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这种二分模式阐释当前所面临的全球环境退化的合理性，并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能简单地被还原成“对待自然所采取的更深层次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进而怀疑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应对当下危机的种种文化策略。比如，以美国著名公民权利领导人本雅明·夏维斯（Rev. Benjamin Chavis Jr.）为代表的环境公正人士，强烈谴责美国主流社会回避甚至忽视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以及专注于荒野保护的主流环境组织施行的形形色色的“环境种族主义”行径。印度生态学家罗摩占陀罗·古哈（Ramachandra Guha）站在第三世界人民的立场，对美国激进环境主义尤其是深层生态学及其荒野保护实践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并结合印度的具体社会语境对其进行了彻底否定。在他看来，如果将专注于荒野保护的深层生态学应用于第三世界，不仅对解决环境危机于事无补，而且还将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他甚至认为深层生态学的国际化延伸带有浓厚的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色彩。

1991年，来自美国、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以及马绍尔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有色族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首届有色族人民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会议议定并通过了17条“环境公正原则”。③这些原则坚定拒斥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捍卫文化多元性，疾呼重建人之精神與大地母亲之间和谐、神圣的关系，因而实际上也成了有色族人民的环境公正宣言，正式宣告了“环境公正”人士与主流环境主义者们不同的立场。简言之，环境公正理论学者质疑主流环境运动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谴责其专注于荒野保护、公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和野生动植物保护，而忽视以有色族人民、穷人及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揭露主流社会和主流环境主义组织中广泛存在的形形色色、或隐或现的环境种族主义歧视和国际环境殖民主义甚至环境帝国主义行径。④总的来看，环境公正运动及其理论主张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出发点，是人类导向的，但绝非人类中心主义的。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面对以上种种批评和责难，不少主流生态批评学者深感迷茫和困惑，甚至产生了普遍的学术焦虑。为有效应对危机，生态批评学者们不得不严肃评估这些批评，认真反思自己的学术立场，重审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总结前期学术研究的成败得失，而后进行了学术战略调整。部分学者率先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顺应学术圈内外对环境公正诉求的强烈呼声，将环境公正理论引入生态批评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支柱，进而推动了生态批评的转向。1997年，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学者里德（T. V. Reed）首先提出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术语，①并力荐其作为生态批评的新范式。具而言之，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张将环境公正作为基本的学术立场，将种族作为生态批评的核心范畴，并透过多元文化视野，结合性别和阶级的视野，研究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疾呼生态批评从荒野归来。②生态批评经过环境公正转型后，其研究视野更为宽广，研究空间也得到了极大拓展，故学术成果也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有影响的著作包括：美国学者迈克尔·贝内特（Michael Bennett）与戴维·蒂格（David W. Teague）共同编辑的《城市自然：生态批评与城市环境》（The Nature of Cities： 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1999），英国学者劳伦斯·库普（Laurence Coupe）主编的生态批评文集《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美国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的专著《美国印第安文学、环境公正和生态批评：中间地带》（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criticism： The Middle Place， 2001），乔尼·亚当森与他人共同主编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and Pedagogy，2002），美国学者保罗·奥特卡（Paul Outka）的专著《从超验主义到哈勒姆文艺复兴的种族与自然》（Race and Nature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2008），等等。

总体上看，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不是简单扬弃前一波批评理论和实践，而是守正创新，通过匡正其偏激之处、拓宽其理论基础、深化其研究内容，使生态批评既能憧憬绿色乌托邦理想，也能立足当下危机四伏的生态现实，探寻在与自然的深度接触中通达普遍社会公正的绿色路径。与第一波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相比，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表现出以下一些显著特征：（1）突破了以非虚构传记体生态文学作为研究重心的藩篱，扩展为多文类生态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绿色文化研究”，甚至几乎不再受文类的限制，研究空间得到了多维度的拓展。（2）“环境”内涵的巨变。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重新界定了“环境”，认为“环境”不在别处，就是人们的现实生存之地，是“人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也是他们祷告的地方”。③由此看来，一切环境，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包括城市或互聯网虚拟空间，都被纳入生态批评视野。生态批评由此从“荒野”或“纯自然”返归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甚至回到城市。（3）因为种族是环境公正理论的核心范畴，所以多元文化视野显然成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基本观察点。（4）在环境公正议题的强力推动下，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应运而生，成了第二波生态批评丰饶的学术场域。迄今为止，美国黑人生态批评是其最大的亮点，其次是美国印第安生态批评，再次是奇卡诺（墨西哥裔美国人）生态批评，而其他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则似“小荷才露尖尖角”。少数族裔生态批评注重彰显各自族群独特的环境经验，探寻走出危机的多元文化路径。（5）生态经典的重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倡导修订生态经典标准，拓展生态经典文类的范围，甚至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生态或环境特性”，即便是传统文学经典，也应运用环境公正理论予以重释。（6）跨学科性进一步增强。由于生态批评的绿色文化转向，生态批评学者更加注重对非文学文本的研究，重视探究学术研究与生态政治、生态教育及环境公正运动等之间的纠葛，以便更好地协调城市与乡村、环境公正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7）批评手段更加丰富多元。生态批评的“回家”和“文化转向”不断为其创生新的学术增长点，比如环境公正理论与城市研究理论的结合形成城市生态批评。

四、第三波跨越性生态批评（2000年至今）

尽管第二波生态批评无论是在研究内容、文类选择还是在学科交叉或研究视角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因其文化视域狭隘，依然存在诸多局限。对此，默菲在2000年曾批评指出：

生态批评的发展因其过分狭隘地关注非虚构散文和非虚构性小说而受到制约，也因以英美文学为研究重心而受到限制。为扩大读者与批评家的阐释视野，有必要反思偏爱某些文类、某些民族文学及某些民族文学内某些族群的做法，这种反思将在自然取向文学概念的范围内囊括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从而能够让像我一样重点关注美国文学的读者和批评家将自然取向文学置于国际比较视野的框架内。我认为这种反思是提升批评意识与扩大生态批评领域的途径之一。①

换言之，生态批评将自己限定在英美文学的疆域内拓展研究文类、深化研究内容和扩大研究范围的做法还远远不够，若要真正将其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多元文化运动，就必须走跨文化、跨文明之路。为此，默菲提出了生态文化多元性研究和跨文化或跨文明生态批评理论。②

事实上，在第二波生态批评起步不久，该领域内一种比较文学意义上的跨文化、跨文明研究方法已初露端倪，并逐渐于新千年之交发展成新一波生态批评，斯洛维克称之为第三波生态批评。笔者认为，斯洛维克所指称的第三波生态批评大体可界定为以跨文化、跨文明为导向的跨越性生态批评。与比尔提出的“两波”生态批评理论相比，第三波生态批评尽管有所发展，但其研究内容实际上主要限于北美地区，依然从属于西方同质文化圈。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2010年，斯洛维克在《第三波生态批评：北美对该学科现阶段的思考》（“The Third Wave of Ecocriticism： North American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Phase of the Discipline”）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第三波生态批评理论，并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界定。③在此之前，斯洛维克和另一位美国生态批评学者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于2009年共同担任《多种族美国文学》（MELUS：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期刊“种族性与生态批评”（“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特辑④的客座编辑，他们在为特辑撰写的导言《我们站在别人的肩上：种族性与生态批评导言》（“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 An 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中这样写道：

该特辑基于这样的前提：长期以来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多元化的声音有助于人们理解人与星球之间的关系。当然，像其他写作文类一样，文学对环境经验的表达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直到最近，生态批评界相对而言就不那么多元，也许是由于受到过分狭隘地建构“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两个主要族裔范畴的制约所造成的。有鉴于此，该特辑将探讨新的第三波生态批评，它将承认族裔和民族特征，同时也超越族裔和民族的边界，将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①

在该导言中，亚当森和斯洛维克已提及第三波生态批评，并特别强调新一波生态批评的多种族性（多族裔性）与跨种族性问题。当然，若要真正“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生态批评就必须跨越文化和文明的边界。

2012年，斯洛维克在《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秋季号的“编者按”中又提出了“第四波生态批评”的说法。在他看来，催生第四波生态批评的主要动因在于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及其进一步发展。“这一波重在突出环境存在物、地方、过程、力量及经验等要素的基本的物质性（物理特性和关联性），其范围包括从气候变化文学的研究到生态诗歌语言物质性的研讨，生态批评实践变得越来越讲求实用，甚至可以这样说，‘学术性的生态批评正在催生一种新的‘应用生态批评或‘物质生态批评，从而与人的基本行为、生活方式的选择，诸如衣食住行都关联起来。”②实际上，斯洛维克的第四波生态批评理论是对第三波生态批评理论中已经出现的物质转向加以突出和强调，二者没有质的区别。2017年，斯洛维克在《生态批评波涛令人头晕目眩》（“Seasick among the Waves of Ecocriticism”）③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梳理了西方生态批评的演进，仍然将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描绘为“四波”，并简介了各波的主要研究议题。笔者认为，斯洛维克所论的第三波生态批评与第四波生态批评之间实际上没有质的区别，只是所涉议题的重心有所变化。

由于来自除英美以外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学者，以及许多来自中国、印度、日本、拉美及非洲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学者的积极参与，第三波生态批评无论是从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看，还是从探讨生态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都极为庞杂繁多、令人咋舌，代表性成果包括：英国学者格莱汉姆·哈根（Graham Huggan）与澳大利亚学者海伦·提芬（Helen Tiffin）的专著《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and Environment， 2010），美国学者罗布·尼克松（Rob Nixon）的专著《慢暴力与穷人的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2011），斯科特·斯洛维克与印度学者合作编辑的文集《全球南方生态批》（Ecocriticism of the Global South， 2015），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比达尔（Fernando Vidal）与葡萄牙学者涅利尔·迪亚斯（Nélia Dias）編辑出版的《濒危、生物多样性和文化》（Endangerment， Biodiversity and Culture， 2016），美国学者卡罗琳·绍曼（Caroline Schaumann）与希瑟·沙利文（Heather I. Sullivan）合作编辑的《人类世德语生态批评》（German Ecocriticism in the Anthropocene， 2017），土耳其生态批评学者瑟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与意大利学者塞雷丽娜·约维诺（Serenella Iovino）合作编辑的《环境人文学：来自人类世的声音》（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Voices from the Anthropocene，2017），英国学者迈克尔·尼布利特（Michael Niblett）的专著《世界文学与生态学：商品边疆美学》（World Literature and Ecology： The Aesthetics of Commodity Frontiers，1890-1950，2020），加拿大学者胡斯大蒂娜·波雷-维布兰韦斯卡（Justyna Poray-Wybranowska）的专著《气候变化、生态灾难和当代后殖民小说》（Climate Change， Ecological Catastrophe， and the 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Novel， 2021），等等。当然，在世界生态批评的学术版图上，中国学者的学术贡献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代表性成果有：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和《陶渊明的幽灵》（2012年），曾永成教授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曾繁仁教授的《生态美学导论》（2010年），等等。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总体上看，第三波生态批评主要呈现出以下一些明显特征：（1）具有强烈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尤其是意欲拓展跨文化、跨文明生态研究的范围，彰显因跨越而生发的生态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变异性。以默菲为代表的生态批评学者强烈呼吁超越美国中心主义、跨越英美主流文化边界甚至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呼吁承认世界范围内自然取向文学的多样性并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同时还应该将生态批评看成国际性多元文化运动，从而具体落实生态批评的跨文化、跨文明比较研究。蓬勃兴起的亚洲生态批评、欧洲生态批评、加拿大生态批评、澳大利亚生态批评和非洲生态批评等除了深挖各自文学、文化的生态内涵，还与主流英美生态批评尤其是主流美国生态批评开展多层面、多角度的对话协商，对其研究方法、基本概念和基础范畴或矫正或拓展或颠覆或重构，旨在从差异和多元性的角度开展生态批评研究。（2）出现前两波生态批评均未曾有过的“内部批评”现象，主要是自我批评、自我反思，加强学科理论建构，重视方法论的探讨，以避免生态批评沦为大而无当、漫无边际或主观随意、伤感煽情的生态政治宣传。（3）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对英美主流生态批评的挑战与重构，并助推国际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和土著生态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既凸显各自文化的“土著性”，也力促跨土著性（Tans-indigeneity）研究，拒斥边缘性。（4）全球性的地方概念与前期生态批评中基于本土的、区域性的甚至国家的地方概念开展对话，倡导超越传统地方意识和地方身份建构，“地方”（place）已与全球北方或南方或星球关联起来，呼吁构建“生态世界主义”或“植根土地的生态世界主义”、生态世界公民身份，培育跨地方性，拥抱星球意识，等等。（5）对早期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缺陷的反思与纠偏，比如对种族范畴的驾驭不当、对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主义化处理等，力图建构国际性或多元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物质”生态女性主义及新的性别生态观，诸如生态男性主义（Eco-masculinism）、绿色酷儿理论（Green Queer Theory）或酷儿生态女性主义等。（6）跨学科性进一步强化和凸显，由此催生了能整合社会科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的“环境人文学”（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进而能从跨越更多学科的视野，合作应对当下危机。与此同时，生态批评学者积极借鉴其他理论并加以整合以形成新的理论，使带有“生态”前缀的理论迭出，令人眼花缭乱。比如，与后殖民理论结合形成后殖民生态批评，与动物研究交叉形成动物生态批评，与植物研究交叉形成植物生态批评，与符号学理论整合形成生态符号学批评，与语言学理论交叉形成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翻译学理论融合产生生态翻译学批评，与心理学和进化论交叉形成生态心理学批评，与电影研究结合产生电影生态批评，与美学理论结合形成生态美学批评，等等。这足以说明，生态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和整合力，因而总是表现出让“生态”重塑或重构其他人文学科的强烈冲动。（7）呈现出生态行动主义形态的多样性。由于生态学者的职业大多是教师和学者，他们往往有更多的机会主动走出自己的圈子，与文艺界、科技界、企业界、政界或其他各行业的人士沟通、对话、交流，倾听各方的生态之声，竭力在“生态”的大旗下达成共识，找到社会变革的契合点，实现跨行业、跨职业的大联盟，从而极大扩展了生态变革的动力之源。（8）将生态文学视作环境行动主义。生态学者不再满足于对文学生态内涵的发掘，将文学看成发起社会运动和促进生态变革的动力之源，力图使文学成为变革社会政治体制、变革生活方式的工具。

总之，跨越性（或曰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视野是第三波生态批评最为显著的特征。跨越性生态批评特别重视与生态女性运动和环境公正运动所固有的行动主义宗旨相结合，是生态乌托邦主义与生态现实主义的结合，其视野更宽广、现实基础更扎实、行动主义热情更强烈，因而更能激发和凝聚多层次、多种族、多文化的潜力，并成为创造性应对生态问题的一支综合文化力量。

五、生态批评：挑战与前景

笔者认为，当下生态批评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学科自我泛化危机，这种危机与生态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因遭遇学科定位不确定而产生自我迷茫并引发学科危机有着质的区别。彼时的学科危机主要是因为学科理论薄弱，学科方法论不明确，研究范围太窄，研究内容太少，探究问题不够深入，能让学界广泛认可的扎实研究成果不多，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因此非常有限，故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生态批评难以得到人文学界的广泛认可，甚至到21世纪头10年在许多文艺批评的文集或教材中也难觅生态批评的踪影。当下的学科自我泛化危机主要是由于生态批评学者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界定所致。在生态批评兴起之初，生态学者们就认定生态危机是规模空前的人类文化危机的反映或客观对应物，因而也确定解决危机的根本性策略是文化策略，人类文化生态的普遍绿化是根治生态危机和维护人与非人类世界永续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尽管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有所纠偏并逐渐拓宽，研究文类范围也从自然书写文学走向文化，乌托邦色彩也有所褪色，现实针对性也明显增强，甚至带有生态实用主义的色彩;但生态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偏好宏大叙事的思维惯性一直在发挥作用，他们在做学术研究或进行理论建构时，往往“生态优先”，希冀借生态批评“生态学化”整个人类文化，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让生态批评与其他学科交叉整合产生新学科。笔者认为，在当下学术界，生态批评不仅“时髦”，而且“热闹”，不仅要重新规划学术版图、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想主导学术版图、与许多学科搭上关系，然后“绿化”它，让它成为“生态批评”的分支。此种状况令人担忧，因为当一个学科无所不包时，也许它什么都不是，最终会导致生态批评在滔滔的“生态洪流”中不断稀释、耗散自己，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

生态批评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生态本土主义（ecolocalism）的淡化和生态世界主义的强化。生态学者尤其西方学者强调互联网、全球化、全球商品流通、全球人员流动、人类世概念、气候变化甚至全球流行性疾病等因素，将世界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整体，从而凸显个体身体、本土或地方、区域、国家、世界或星球之间的紧密关联。生态学者率先放飞环境想象，“从本土意识走向全球想象”，①借助生态学术推动人们从生态自我意识走向生态世界意识，以构建世界生态公民身份。对此，比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尤其厄休拉·海斯（Ursula K. Heise）在《地方意识和星球意识：全球环境想象》（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2008）中，给予了充分论述。这些高大上的概念或范畴乍一看诱人、听上去动人，但仔细品味却有点吓人，因为事实真相远没有那么简单。诚然，许多生态问题确实是全球性的，但更是国家的、区域的、本土的，最终还要落实到个体生命上，因为人的生命延续首先是基于本土性的个体存在，所以对于第三世界学者和第一世界内的少数族裔生态学者来说，他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这些宏大的新概念和新范畴保留几分警惕，在不抵触的情况下保持开放的心态。“地球村”并非真正意味着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村”，实际上它是由无数实实在在的“小村庄”构成的，它们也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不可让渡的利益诉求，并总是践行“自己优先”。在全球性灾难和疾病面前，星球意识、生态世界主义及生态世界公民身份等概念常常显得苍白无力。更为可怕的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带有“生态世界性”前缀的概念范畴有时还可能或者说正在被第一世界用于谋取私利和文化资本的工具。

此外，生态学术中的其他关键范畴，诸如“自然”“生态”“环境”“荒野”“环境主义”“种族/族裔”“性别”等范畴的内涵都是可塑的、变化的，或者说是“复数”名词而不是“单数”名词，因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会有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解，因此产生了应对环境危机的不同文化策略。针对不同的策略有时可以通过对话、协商、妥协勉强达成一致，有时却南辕北辙、不可调和甚至对立，故只能“我行我素”或“各自为政”，这本身也符合生态文化多元性原则。然而，对于习惯了宏大叙事思维、动辄以我为主的西方学者来说，这些概念或范畴常常不可想象、难以接受，这也是生态批评在跨文化、跨文明语境中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有鉴于此，在笔者看来，生态批评要确保自己的学科地位，一方面应固守生态底色，另一方面要坚持文学研究阵地不动摇，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扩大自己的跨学科性，并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研究语境中深化和拓展对生态议题的研讨，探寻应对地方性和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文化策略。唯其如此，方能充分彰显生态批评的多元性、包容性、深刻性、综合性和世界性，进而成为与人类世同行，以化解危机为己任，推动世界文化生态转型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六、结语

综上所述，当下的世界生态批评版图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作为一个批评学派或批评思潮早已赢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其学术业绩令整个人文学界刮目相看，其影响也早已溢出学术的边界，并对整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社会人文生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生态批评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并伴随颇多隐忧。为此，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生态批评学者必须“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对待“生态”术语及其相关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既要秉持公心、保持开放，又要冷静辨析、周详考量、去伪存真，以协调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在有效应对人类世最为紧迫的诸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海洋酸化等世界性环境难题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与此同时，生态批评学者应力促生态批评更加跨学科化、更加跨文化化和更加国际化，切实推动生态批评在构建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間以及人之精神世界与非人类万物生灵之间永续的、非压制性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胡颖峰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