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超

摘要 江南文化历史久远、刚柔并济、包容开放、崇尚文教，地域性特点极其鲜明，而明清时期也是古代教育最后一个辉煌的时期。此外，明清江南教育不似明清时期的教育大环境那样刻板僵化，反而呈现基本普及、多向选择之态。因此，研究明清时期江南教育情况十分具有意义。本文主要将江南教育分为精英人才教育和普通文化教育，从江南文化的特点出发，以科举人才、经世致用人才、“遗留”人才这三类人来分析精英人才教育的情况，从识字读写教育和算数教育这两方面内容来诠述普通文化教育的情况。

关键词 明清 江南 教育情况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6.07.061

1精英人才教育

1.1科举人才教育

从江南文化的历史演变看，在晋唐时期，东晋向南朝汉族迁移，中原大量贵族士人移民到江南，将北方的文学、民俗、文风带来江南，促进了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江南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在此期间，江南公学、家学发达，世家藏书丰富，读书风气盛行，文化气息浓厚，从此江南文化彻底转型，从之前的尚武转变为崇文，并且之后直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一直有推崇文教、重视文化教育。

因此，江南人民尤为重视科举，不仅仅因为科举考试是进入统治阶级的阶梯，还因为有重文教的江南区域文化大背景的影响。对科举人才的教育是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以八股写作技巧训练为主要手段。的确，科举制将读书与做官紧紧联系在一起，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准备场所，学校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完全根据科举而定，连最初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书院也以科举考试为指挥棒，最终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子们因为教育内容固定，考试文体死板，导致思维僵化，这样的局面确实是一方面，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其实，“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考试文字格式时对此下了明确的界定：‘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回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所以明清时期的考生并不是只要苦背经史子集和苦练八股写作技巧就行的，还要了解一定程度的经济、行政、水利、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才能在对策时详细典实以答。明清江南地区的科举教育与明清时期其它地区的教育大致相同，只不过江南地区更加崇尚文教，因此，江南地区的人尤为重视读书做官。江南贡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是江南地区崇文重教，读书之盛的直接体现。据相关统计，明代江南贡院走出去的考生考中进士者多达4283人，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7.2%；清代江南贡院考生考中进士者共计4109人，占清代进士总数的15.3%；而整个清代江南贡院共举行科考112科，在此乡试中举后殿试考中状元者58名，竟占全国状元总数的51.78%。据学者有关调查，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9个府中，明代江南有3个，分别是苏州、常州、嘉兴，而清代江南则有5个，杭州、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可见江南科举之盛甲于全国。

1.2经世致用人才教育

江南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夏商周时期吴越文化初步融合，形成了初步的江南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在与楚国的征战中强大，吴文化融入了楚文化，之后吴越发生战争，吴、越文化进一步融合，江南文化就此成型；后来经过晋唐时期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江南文化成功转型发展。因此江南文化是经过时间的酝酿，一路吸收包容其它文化而成。此外，江南地区地处沿海，江南文化有史以来的包容性让江南士人乐于对外交流、包容外来事物、接受异域文化，使他们视野开阔，风气开放。

在江南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征下，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人才教育，除了重视儒家经史子集的学习外，“经世致用”的理念对这些精英学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江南大儒陆世仪主张读书要讲求实用，认为除“六艺”外，也要学习实用之学，他认为朝廷用人要破除定势、不拘一格，他鼓励青年要有“体用具备，文武兼资”的才干。因此，在江南文化历久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点的影响下，随着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呼声高涨，部分受精英教育的江南士人们也并不死板执着于科举考试内容，他们也在学习各种实用知识、科学技术知识，明清江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如：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水利工程专家沈启、地理学家徐霞客等。并且由于江南地区处于沿海，江南士人们有超越自我的创新意识，既超越地域的局限，又超越自身观念的局限，用开放的思想接受西洋科技知识和外来文化，使江南地区的文化更加丰满，发展更加繁荣。

1.3“遗留”人才教育

“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而童生的人数，定要比生员的人数多出好许，所以明清江南从小为科举做准备的人数众多。然而在明清江南地区的录取率并不高，所以真正能够获取功名或者在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小有名气的毕竟是冰山一角。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默默无闻、没什么成就的，在这大批的“遗留”人才中，不乏有终身为金榜题名努力的执着迂腐之人，但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接受再教育，投入到其它行业中。这些“遗留”人才相较于未接受系统知识教育的普罗大众要更容易学习各行各业的实用知识和技能。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城镇经济高度商业化的大环境下，为了维持生计，他们有的重新接受行政知识做幕僚，有的运用自己的知识做教书先生，有的接受法律知识做状师，有的接受商业管理、财务等方面实用知识做账房先生或管事人员。

2普通文化教育

2.1识字读写教育

江南文化崇尚文教的特点不仅影响精英人才的教育，也辐射到普通文化教育。明清时期蒙学发展迅速，教育组织形式多样化发展，在教学方法、教材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因此，崇文的江南地区的蒙学教育更是迅速发展。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可见江南地区普遍重视孩子的读书识字教育。在明清江南地区富裕家庭大多聘请教书先生教育子弟。普通家庭出生的子弟一般有3种接受教育的形式，一种是进入由官绅或富家捐资开办，免费为本族穷苦子弟进行初级教育的义塾，一种是在由一家或数家、一村或几个村子单独或联合设立的专馆，还有一种是在生员（秀才）等人开办的散馆接受学习。然而，在这样的教育现况下，普通文化教育还是未能大众化。“据《松江府志》载：‘国朝洪武八年三月，奉礼部符，仰府州县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延有学行秀才教训军民子弟，仍以师生姓名申达。于是本府两县城市乡村皆设社学。《姑苏志》载：‘洪武八年，诏府州县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本府城市乡村共建七百三十所。岁久，渐废。”可见江南地区政府倡导扶持的社学普遍发展，数量众多，哪怕出生贫穷寒门子弟也可进入社学读书识字，这时普通文化教育才真正普及开来。在私塾或社学中教授识字的教材普遍使用的是王应麟的《三字经》《百家姓》、周兴嗣的《千字文》等，教书先生大多采用背诵加讲解的方法。这些教材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要求，内容大多通俗易懂，同时也包含一定的知识和教育思想内容，因此颇受欢迎。在教育组织形式多样化发展（尤其社学普遍设立）的情况下，普通文化教育比较普及，江南地区普通群众的识字率很高，基本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2.2算数教育

江南文化的转变是由武尚文，刚柔并济，江南人与生俱来就有坚韧勇敢创新的精神，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农场小作坊成为工农业的主要生产单位，成了江南地区较普遍的经营方式。在江南城镇经济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小农场主、小作坊主，哪怕是出卖劳力的普罗大众都要会基本的算数知识，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才能不至于被这样的大环境淘汰。明清时期江南算术教育主要包括以珠算为主、口算笔算教育，算术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民间学习传播的，主要是商家招聘学徒，学徒跟着师傅学习珠算；还有一种是在蒙学阶段学习珠算盘，在江南私塾教育中也把背诵口算的基本口诀作为内容之一。算术教育的教材主要有朱世杰的《算学启蒙总括》和劳乃宣的《筹算蒙课》。这类算数教育的实用性很强，便于大众运用于日常生活生产和工作。

3结论

从上文论述中显而易见，明清江南教育并没有像人们印象中明清时期教育那样僵硬、腐朽。在江南文化崇尚文教的特点影响下，读书风气浓郁，科举之盛甲于天下，在精英人才教育下，产生了一批政治人才，为王朝统治奠定基础，也培养出大批文化人才，小说文学、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方面较为繁荣。崇文的特点也影响到了普通文化教育，使得识字的群众范围较广，群众教育普及程度较大。在江南文化自古以来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点和“经世致用”理念的提倡下，精英教育中的一部分人才同时努力学习实用之学，为科技发展和引进外来文化做出卓越贡献。江南文化是由尚武转为尚文的，骨子里仍然带有勇敢创新的精神，在明清时期江南文化高度商业化的情况下，精英人才教育中的“遗留”人才经过再教育投入别的行业，普罗大众也大多经过简单的读写算的教育为小农场、小作坊等商业机构服务。总之，在江南区域文化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江南教育呈基本普及、多向选择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