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洵

[摘 要]胡志红教授是国内生态批评领域的领跑者，他近三十年的生态批评探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生态中心主义导向的生态批评为学术起点，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第二个阶段是在环境公正领域和跨文化生态话语建构中拓宽生态批评的理论维度，凸显生态批评的跨文化异质性;第三个阶段是从理论之维走向生态实践之维，实现生态批评对现实环境问题的积极干预。胡志红教授的生态批评实践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生态批评发展的脉络，并为未来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

[关键词]胡志红生态学术;生态中心主义导向;环境公正导向;生态实践导向

胡志红教授是国内生态批评领域的领跑者，他近三十年的生态批评探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生态中心主义导向的生态批评为学术起点，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从人类与地球生物圈共同命运的高度探寻当今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第二个阶段是将研究重心转向环境公正视野下的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对社会边缘化人群的环境福利和社会公平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在此基础上积极促成不同学科、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生态对话;第三个阶段是走向以生态实践为导向的生态批评，关注生态通识教育和现实环境问题。

国内有批评家认为，胡志红教授“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进行了富于系统性意义的梳理和整体性价值的理论建构”。①下文拟对胡志红教授的生态批评路径试作探析，以期反映国内生态批评发展的脉络，并为未来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生态批评理论的系统梳理

現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以自然环境的无限度牺牲为代价，由此产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批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深刻探讨。胡志红教授于2006年出版的专著《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作为国内较早系统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著作，不仅对理论自身的缘起、发展和重要文本作了细致深入的梳理和评述，还成功实现了比较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联姻”，不仅拓宽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维度，还打开了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视域，为中国学界吸收和借鉴外来成果铺平了道路。

然而，《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一书毕竟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基础上，社会维度的缺失是其天然局限。生态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是极为紧密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二者的内在同构性，人类便无法正确理解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真正原因。最合理的立场应该是既符合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又与地球及其非人类生物的状态和命运不相冲突。基于这样的认知，胡志红教授译介了环境正义生态批评代表人物格伦·洛夫（Glen A. Love）的《实用生态批评》（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3），该译著于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格伦·洛夫作为生态批评的开创者之一，试图将文学环境与生命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相结合，并弥合两种文化间愈发扩大的鸿沟。作为译者，他指出该著对国内生态批评学界的重要意义，不仅提醒人们关注生物学在文化想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在与第一波生态批评展开对话的过程中重审人类文学、文化，从而搭建一座人文与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桥梁，以此来应对纷繁复杂的生态问题。

上述著作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局部性和共时性等突出特征的研究，是生态批评理论中国本土化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生态批评在西方已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如何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如何在繁茂芜杂的西方生态批评概念中构筑起整体性的理论大厦，对中国生态批评界来说尤为重要。不知全貌，我们便无法把握生态批评发展的动态历程并形成整体认知，也难以建构起本土生态话语和学术体系，更遑论跨文化生态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胡志红教授的《西方生态批评史》可以说是一部更为重量级的作品，不仅是因为它洋洋洒洒40余万字的篇幅规模，更因其梳理生态批评发展历程之详尽、囊括资料之全面、理论建构之完备、文献述评之精辟。在该著中，胡志红教授将西方生态批评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阶段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阶段，并分别对两个阶段的100余部代表性作品，如《生存的喜剧》（The Comedy of Survival， 1978）、《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1996）、《环境公正读本》（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2002）、《为濒危世界写作：美国及世界的文学、文化及环境》（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2001）等予以介绍和评述。胡志红教授潜心于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中，不断梳理摸索、整理译介，并将其分门别类加以整合，其学术用心之专一、态度之恳切可见一斑！尤为重要的是，他没有一味附和西方主流学术话语，而是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态度，随时警惕西方学者于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为生态批评理论的中国本土化进程推波助澜。例如米克在《生存的喜剧》中认为，虽然可以从东方哲学和宗教中寻找应对生态危机的文化资源，但这并不是必要的，因为拥有丰富思想资源的西方无需与外来文化“互通有无”。胡志红教授认为，“米克的这种观点在不经意间暴露出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西方生态批评学者”。①西方学者的这种认知并非个例，如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一文中虽然对基督教和西方哲学这两大思想根源进行审视和批判，但他仍然认为可行的解决之道是对其加以改良，他不认为也不相信非西方文明在解决人与自然问题上能够提供帮助。②事实上，同一种文明不可能在已有的认识框架和认知模式内对它已犯下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算，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正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征。在这个问题上，胡志红教授尤为欣赏“新儒学”代表、海外汉学家杜维明在《超越启蒙心态：儒学视域下的伦理、移民和全球管理》（“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Ethics， Migration， and Global Stewardship”）一文中提出的对启蒙心态的超越之道，即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从非西方、轴心时代的文明（中国、印度等）以及原初传统（土著宗教等）中寻找资源，改变西方文明“故步自封”的传统，实现文化的跨越性交流，①这无疑也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不二法门和应有之义。FD0001C6-8D45-4257-B049-BB3DD41315D6

无论是人还是其他非人类生物，都只是地球这个巨大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人类与非人类的命运相互关联、唇齿相依。对此，作者直言：“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形成主要有两大源头：基督教和西方哲学。”②在基督教中，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并依据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类，因此人虽然是由泥土所造，却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上帝的代理人，是神性与人性同在的存在。不仅如此，人还享有对其他动物的命名权，这也将人对动物的统治合理化、合法化。在进一步的论述中，胡志红教授指出，“如果说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信仰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哲学人类中心主义则是理性化的人类中心主义”，③因为西方哲学史原本就是主体性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自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主体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纳入其哲学思想，使认识的对象由自然变成自己;柏拉图创造理念世界，使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心从外部对象转移到主体的心灵自身，这是对人类主体自身的拓荒，但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外部对象和主体自身的关系，导致中世纪哲学主体和客体的冲突和对立，这也为人类征服、统治自然提供了契机;文艺复兴运动展示了被遗忘的主体，重新展现主体的尊严和优越地位;近代哲学肯定人本身和理性，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直至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把人的主体性推崇为推动世界自我显现、自我认识、自我运动的绝对精神，使理性主体的本体地位合法化。至此，主体性不仅是认识的能动性，而且是世界的本性，主体性的扩张在这里达到了顶峰，但在伤痕累累的自然面前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胡志红教授指出，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生态批评事实上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架构，然而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对非虚构散文、非虚构小说等特定文体的关注，对欧美白人男性作家作品的过度青睐，使得生态批评研究的文类范围、地理范围以及文化范围过于狭窄。他在广泛占有国外一手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世界生态批评的学术动向并指出其不足与未来突破的方向，为中国学界贡献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也为国内生态批评的学科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考。

二、少数族裔生态批评转型

少数族裔生态批评转型是胡志红教授生态批评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旨在深刻揭示种族压迫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拒斥形形色色的环境种族主义行径。作为环境公正领域内最为活跃的分支，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囊括了黑人生态批评、印第安生态批评、奇卡诺生态批评及亚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生态批评。胡志红教授在其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中，解构了以主流白人生态批评为中心的思维范式，重构黑人文学、印第安文学和奇卡诺文学中的地方意识和自然意识，重拾被遮蔽的文化记忆和生态家园，试图探寻走出环境危机和复兴少数族裔传统文化的生态策略。

胡志红教授在《崇高、自然、种族：崇高美学范畴的生态困局、重构及其意义——少数族裔生态批评视野》、《〈力量〉中的狮子书写与跨文化生态对话——建构多元文化生态话语》和《印第安生态批评对托马斯·杰斐逊的多维拷问》等学术论文中指出，对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和原住民来说，“发展”一词在绝大多数时候不过是西方殖民者对落后地区进行资源掠夺的借口。他们打着“发展”的幌子名正言顺地侵占这些地区宝贵的生态资源，并将话语权和阐释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①我们不应在文化关切和生态关怀间构筑起藩篱，因为二者本非绝然对立，正确的做法应是“透过多元文化视野综合考量社会、文化、生态及社会公正议题”。②他通过积极促成土著文化、少数族裔等弱势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的跨文化生态对话，消解后者在环境议题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为解决生态危机探寻多元文化路径。他指出，“环境正义运动”指责全球环保组织——主流的西方组织，如野生动物协会和世界野生动物联合会过度关注濒危物种，牺牲边缘和受压迫的人类。他的这一观点与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比尔（Lawrence Buell）不谋而合：“梭罗-缪尔传统中的保护主义，成为精英环保组织的经营哲学，而环境正义中的激进主义经常与之抗衡。”③我们通常所谓的环保机构大多关注环境本身的状况，而胡志红教授尤其强调，环境正义活动家和理论家应该关注环境退化对穷人和边缘化人口的影响，应该将环境保护主义视为“社会正义的工具”和人与人之间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而不是把关心自然本身作为一件善事，毕竟生活在自然之中的人类境况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由此可知，他的环境公正研究绝非对地球本身境况的冷漠忽视，而是拒绝“只关心自然保护的伦理”并牺牲人民，特别是穷人和被剥夺权力的群体。

在西方历史上，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被公认为名望极高的政治家，他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似乎也是民主、进步的，但胡志红教授却在《印第安生态批评对托马斯·杰斐逊的多维拷问》一文中透视其环境种族主义者的本质，指出印第安人若想生存，就要“放弃自己的部落文化、宗教、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当然首要条件是向白人割让自己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④虽然这种地理暴力行为以一种较为温和和隐蔽性更强的方式呈现，但依然改变不了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他指出，印第安人在种族灭绝与土地剥削的双重压迫下失去了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萨义德所说的：“对土著来说，殖民地附属奴役的历史是从失去地盘开始的，所以必须寻找殖民地的地理属性然后加以恢复。”⑤西方的殖民逻辑“发现论学说”和“天定命运说”为杰斐逊驱逐原住民、占领其土地和家园提供了“合情合理”的依据，甚至赋予这一殖民行径神圣的光环。然而，胡志红教授不仅以环境公正立场透视这场虚伪交易背后深层的霸权文化和殖民逻辑，以印第安生态批评的视野观照弱势群体被压抑、奴役、遮蔽的历史，并且倡导在环境正义的基础之上注入杰斐逊的自由民主与农耕社会理想，从而构建更具兼容性和公正性的新型环境主义。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批评学者，胡志红教授对全球穷苦居民的生存境况有着热切关怀，他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谴责和批判是建立在对异质文明的尊重与理解之上的。他认为，少数族群文化中的土地是与地方意识和家园意识一脉相连的，因此种族压迫与生态环境的退化具有内在同构性。由此，他将生态批评拓展至更为开阔的社会维度，在生态关怀与文化关切中达成统一，在学术研究和现实诉求之间实现平衡，为非西方生态批评学者提供了反抗生态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新思路。FD0001C6-8D45-4257-B049-BB3DD41315D6

三、跨文化生态话语体系的多元建构

改变西方思维范式对生态议题的主宰，批判其在后殖民时期对殖民地的文化压迫行径，接纳来自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和原住民的不同声音，是胡志红教授跨文化生态话语体系建构的初衷。他从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时空体理论（chronotope）以及狂欢化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arnivalesque）中找寻学理依据，认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首先强调的是相互冲突的声音而不是突出叙述者武断、独白式的声音”。①西方与全球南方地区、少数族裔居民以及土著居民之间存在着想象上的巨大鸿沟，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与不和谐，导致他们在对待环境问题时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而“通过对话，我们听到了曾经边缘化的人物和自然中各种因素的声音”。②在以往的历史中，边缘化的人和自然界是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他们被默认为是沉默不语的、无关紧要的他者，但生态批评需要的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众声喧哗”，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傲慢占有，而是主体间性的平等沟通。胡志红教授这一观点与生态批评学者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Manes）颇为契合：“不仅是人，还有动物、植物，甚至是石头和河流等‘惰性实体，都被认为是表达清晰的，并且时而是可理解的主体，能够与人沟通和互动。”③不仅如此，“除了人类的语言，鸟类的语言、风的语言、蚯蚓的语言、狼的语言和瀑布的语言——这是一个由自主语言组成的世界”。④人类不是自然的代言人，只有在全球一体化的框架中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因素，以环境为审视的中心，对人类与自然、动植物等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才能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生态对话。

事实上，跨文化生态对话至少包含现实意义和文化维度两个层面的考量。从现实的角度看，生态对话有助于消解西方世界在环境议题上的霸权地位，提升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原住民等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对构建兼容并包的和谐生态家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非西方世界本就孕育了许多璀璨的文明，它们从各自的文化根基出发，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展现出独到的智慧，如中国的道家思想、印度的耆那教、印第安文化等等。胡志红教授善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以中国学人的学术立场和独到眼光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绿色解读和生态重释。他在《〈道德经〉的西方生态旅行：得与失——比较文学视野》一文中指出，《道德经》与西方深层生态学中的“自我实现”“生物中心主义平等”两大原则有共通之处，因而受到西方学者的热评，但由于过于偏重生态维度的解读而造成了社会层面的缺失。这种文化误读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为之的文化过滤，其本义是“在生态议题上牵强附会地将非西方绿色文化经典当作西方构建的生态哲学的注脚”，⑤这样的解读无疑是一种粗暴的歪曲。胡志红教授立足于环境公正的立场，从生态整体主义的高度对这一误读提出质疑并进行纠偏和驳斥，显得尤为可贵。作者也试图证明，虽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生态批评源起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但这并不能湮没其他文明蕴含的丰富的生态哲思。因此，在后续的《生态文学讲读》等著作中，胡志红教授深入发掘中国作家姜戎的《狼图腾》、藏族作家阿来的“山珍三部曲”等作品蕴含的生态智慧，从草原游牧文明和藏民族的朴素自然观中汲取生态养分，以此滋养现代人干涸的、失落的精神世界。

既然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是天然存在的，那么接受主体本身的立场和使用限度就显得尤其重要，对理论概念背后的文化逻辑也需慎思。不只是生态批评理论，诸多现代理论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我们加以借鉴吸收固然是可取的，但如果全盘接受甚至随意套用，便会失之偏颇，中国文化中的“南橘北枳”所讲的正是这个道理。生态批评理论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中，自诞生之日起就镌刻着深厚的文化烙印，西方发达国家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对生态议题的侧重点和接受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在重释西方重要美学范畴“崇高”时，胡志红教授指出，“从朗加纳斯到伯克、康德、甚至到爱默生，崇高所走的是一条人类中心主义的路线”，①它实则将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白人与有色族人之间扭曲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唯有将自然歧视和种族歧视涤除殆尽，方能“实现真正能与‘伟大心灵可匹配的‘崇高”。②在《〈力量〉中的狮子书写与跨文化生态对话——建构多元文化生态话语》一文关于动物权利问题的探讨中，胡志红教授直言西方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的“生态异质性”是不可忽略的文化事实。美国土著女作家“借助狮子书写以揭示美国土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在生态观、价值观及文化观等方面所存在的根本差异”。③在“杀狮”这一问题上，白人法庭和印第安法庭由于文化根基不同，所持立场迥异，因此审判结果也大相径庭。

在不同文化之间对动物权利观念的探讨，也是胡志红教授建构多元文化生态话语的重要学术尝试。动物权利在不同文化中本就没有统一的答案，不同族群都拥有理解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不同文明的缩影。胡志红教授的研究旨在解构主流西方话语在文化认知和生态题旨上的霸权和垄断地位，建构起多元话语共生、和谐包容的生态观念。这是对生态批评文化维度的拓展，是对解决生态危机文化路径的摸索，也是实现跨文化生态对话的重要学术贡献。

四、生态通识教育和生态实践

生态文学“一只脚立足文学，另一只脚则踏于土地之上”，美国生态批评领域的先驱徹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如是说。④不难理解，生态文学与土地本就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生态作家书写土地并将满腔热血灌注于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生态文学不是闭门造车的书斋里的学问，它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传播生态思想，呼吁人们亲近土地、融入自然为旨归。与新批评、形式主义等理论所构筑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文本内部研究不同，也与利维斯（F. R. Leavis）等批评家所力倡的文学精英化取向不同，生态批评从文学内部转向更为广泛的外部文化研究，并向世人传播生态理念，逐渐成为守护人与自然和谐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生态批评理论的学术建构固然重要，但如何让它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走向更广阔的人群，直面社会现实，同样不可忽视。有鉴于此，胡志红教授厚积薄发，其推行生态通识教育、传播生态理念的新作《生态文学讲读》于2021年10月出版。2022年1月，他受北京大学博雅讲坛之邀，对《生态文学讲读》进行推介，20余万观众云端观摩互动，不失为一堂生动的生态实践课。《生态文学讲读》对28位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态作家及体裁多样的文学作品进行绿色阐释和生态重构，这种文化多元性和文体多样性的安排，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二元对立惯性思维的消解，也是构建多元文化生态话语的有益学术尝试。胡志红教授从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生态批评、社会生态学、环境公正等理论出发，对传记体生态文学、生态诗歌、生态散文及生态小说四大模块的作品一一阐发，其“动态性、代表性、文化多元性、文体多样性和实用性”①特征也显露无疑。文化多样性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维度。当众多的生态文学教材将关注点放在西方白人男性作家身上之时，胡志红教授将女性生态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玛丽· 奥斯汀（Mary Austin）、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等人的作品纳入生态考量、研究的范畴，将美国少数族裔的卢瑟·斯坦丁·贝尔（Luther Standing Bear）、琳达·霍根（Linda Hogan）以及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作家姜戎、阿来和印度的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等作家作品涵括于著作中，足见《生态文学讲读》一书历史跨度极大、文化差异极显著、所涉生态议题极广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还能同时兼顾生态典型性与文学审美性，实属不易。FD0001C6-8D45-4257-B049-BB3DD41315D6

胡志红教授指出，生态文学作家背后的文化异质性，使得他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侧重点时常在性别、族裔、信仰等概念和范畴的链条上滑动，但“非人类自然世界总是他们聚焦的中心、生态书写的起点，环境公正理应是他们追求的社会宗旨”。②因此，绚丽多彩的自然世界、丰富多元的人文世界和丰沛充裕的精神世界之间的重叠激荡共同交织，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生态文学的丰富性、普适性、多元性、深刻性也跃然纸上。在对传记体生态文学经典、“生态文学三部曲”——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1854）、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1949）及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1963）进行解读时，胡志红教授认为这三部作品之间有着内在的生态同构性：梭罗笔下的湖畔是美丽完满的自然的代名词，《沙乡年鉴》中的土地已破碎衰败、苟延残喘，卡森为我们描绘的则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地球。除了传记体生态文学，生态小说也是全书关注的重点，因为与其他文类相比，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文本容量和书写空间，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的交织缠绕与复杂纠葛均可在小说文本中得到清晰呈现。《生态文学讲读》解读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金索维尔（Barbara Kingsolver）的《动物梦》（Animal Dreams，1990）、高希（Amitav Ghosh）的《饿浪潮》（The Hungry Tide， 2005）等作品，都展现了环境公正与生态中心和谐相融的生态愿景。虽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书中对“气候小说”“人类世话语”等当今重要的生态文学门类和理论有所缺失，但瑕不掩瑜，《生态文学讲读》仍然不失为一部跨文明、跨文化的经典绿色读本，是国内推行生态通识教育的重要作品。他不仅在其任职的高校新增了“生态文学专题”课程，还在全校开设了”生态文学经典赏析”通识课程，以期对不同研究层次的学生有所启发。

“名副其实的批评源自比专业主义更深层次的承诺。”①生态批评以其特有的文学文本审美功能、倡导功能及行动主义特征践行学术对实践的承诺。近十年来，胡志红教授向成都市人大提出十余条生态保护的建议，其中《关于严禁利用农村流转土地大规模商业种植草坪的建议》几经波折，最终得到落地生根，不仅使大片土地和地下水免受剧毒农药的污染，也使当地仍然将地下水作为生活用水的农民免遭农药的侵害。他以卓有成效的生态实践守护了一方净土。

五、结语

在短短的50年里，生态批评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势头正盛的热门学科，甚至催生出了“环境人文学”（Environmental Humanities）这个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的概念。胡志红教授在其生态批评实践和研究中，警示人们从历史深度和文化的独特性去思考当今的环境问题，这既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愈发严峻的生态问题催逼的结果，也是由生态批评自身跨学科交叉的旺盛生命力所决定的。生态批评在学术界一路高歌猛进自然是好事，其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也为学科的版图扩张提供了机会，但胡志红教授认为，生态批评与其他学科交叉整合的愿望越是强烈，就越是将自身不断泛化并推向了危险和消解的边缘。毕竟，当一门学科海纳百川、无所不包之时，它就会在错综复杂的概念之中迷失自身。此外，在西方学者力倡的生态世界主义概念面前，生态本土主义也在不断弱化，中国道家学派的哲人老子所设想的“小国寡民”终究只能是生态乌托邦的浪漫幻想。在生态全球化的潮流中，胡志红教授提醒人们，尤其要警惕第一世界所建构的“生态世界性”的海市蜃楼，认清其借“生态”之名推行文化霸权和进行文化殖民的野心。当然，胡志红教授依然认为“生态文学是一个带给人类希望的文类”，②尤其是其中的气候小说，在与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话语的交叉整合中展现出诱人的学科前景。在环境危机面前，我们“既要靠‘硬科学的积极参与，也要靠‘软人文的通力配合”，③只有这样，方能應对全球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

诚然，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仍留给国内外学界诸多问题。例如：生态批评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整合是否会在洪流中丧失自身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生态文学创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全球性环境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背后蕴藏的新的学术机遇和学术挑战，胡志红教授已经从某些角度予以涉及和思考。在最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美生态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他将在充分占有前沿学术文献、把握世界学术动向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全球性生态难题予以探究，这样不仅有助于打通中西生态批评领域的壁垒，为中国本土生态话语构建提供有益指导，也是开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新维度的重要学术尝试。

责任编辑：孙飞行FD0001C6-8D45-4257-B049-BB3DD41315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