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鄂、豫、陕、川四省交界的内地边区，因山多林密、人口不多，明初采取了“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措施。但到明中期，这里还是酿成荆襄流民变乱。在平定变乱后，明中央决定在这里新置郧阳府、湖广行都司等机构以加强管理，并设置郧阳抚治（巡抚）来统辖，“边区”因此演化为“政区”。湖广行都司是权兼军事和行政的管理机构，在明中期设置时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虽然中间有被裁撤的经历，但终因卫所事务的特殊性，湖广行都司建置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从有明一代湖广行都司制度设计、运行及实效可见，作为军政管理的重要机构，都司卫所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的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湖广行都司；卫所制度；荆襄流民；郧阳；巡抚

作者简介：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14YJA77001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3.016

鄂、豫、陕、川交界的荆襄地区，在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这里的流民问题最为大家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前乃至今天的通史和教科书都会对荆襄流民予以介绍和分析，把它作为明代中期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突出的例证。1近年来，走出阶级分析史观的学者，开始对该问题从多学科领域予以关注，或把荆襄流民纳入人口史和移民史的研究體系，2或从历史地理或环境史角度，分析复杂环境下当时郧阳地区人地关系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3同时，从国家层面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史上看，已有学者注意到“郧阳抚治”管理模式及其特殊性。4学者们长期多层次的研究，说明荆襄地区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程度。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安置荆襄流民时设置的湖广行都司，前人的研究虽偶有提及，却多有空缺。1笔者关注的重点是：明中央处置荆襄流民问题时，在制度设计方面是如何最终落实到设置都司卫所之制上的。明代历史上，湖广行都司曾遭遇裁撤，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文尝试通过湖广行都司及其卫所的运行，来评估都司卫所体制在内地边界地区的管理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湖广行都司在成化年间设置时，距离明朝建国已有百年之久，它与明前期都司卫所制的基本规定已发生许多变化，对湖广行都司制度设计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动态考察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运行实效，或可宏观评估明代国家制度设计与地方社会秩序调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内边地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湖广行都司建置的出台

洪武朝在致力于“以武功定天下”的进程中，逐步确定了“以军卫民，军民并立”的军政管理体系，即除在布政司和府州县系统之下，以军政合一的都司卫所兼理军政，不仅在广大边疆地区不设布政司及府州县，代之以都司卫所来直接管辖，即便是十三布政司和南、北二直隶地区设置的都司卫所，也保留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各自拥有独立的户籍、屯田辖区以及若干管辖权，是独立于府州县的地理单位。2

元末明初，鉴于荆襄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新朝管理不易，遂采取了“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政策，荆襄地区的行政管理一度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空白期”。3据高岱于《鸿猷录》中的记述：“（郧）地多山，元至正间，流逋作乱，元祚终，竟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阸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天顺中，岁馑，民徙入不可禁。”4在明初的地方管理中，“移其民、空其地”的做法并不少见，在广大的北边地区，蒙元贵族退出中原后，明廷也曾在长城地带移徙百姓，空出大片区域，一部分屯住军士，另有大面积疆土一时无人居住。5这一政策的实施，显然一是因明初人口较少，二是因政府需要强力调整和控制。当然，短暂的“空白”地带被填补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稳定之后，人口的增长和流动必然使这些区域被重新使用，政府出面管理也成为必然。建文朝时，曾设置过湖广行都司，可惜详情暂不可考。6

诚如上引高岱所言，毕竟此地山高林密，资源丰富，有食可采，7随着全社会人口的增加，流民迁入山区呈必然之势。当大规模的流民潮出现之后，如何应对流民，明朝中央和地方出现了许多声音。前后历经反复，劳师动众，初步平定变乱，控制了形势。“时寇虽平，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设，地旷险如故”，1明初留下的管理缺位，制度该如何弥补？如何管理荆襄之地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棘手问题。从中央、地方等官私所修史书看，侨置流民，设卫守御，是君臣上下的普遍共识。在平叛过程中，对流民大肆杀戮、驱赶遣散的项忠，在事后受到许多大臣的猛烈批评。项忠上疏自辩，也得到了皇帝的理解和支持。但在大规模调兵、平定叛乱之后，如何建设长治久安的统治，是大家更加关注的问题。鉴于当地的防御力量不足甚至是空虚的现状，增加卫所以加强防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郧阳开府、设行都司问题上，郧阳首任抚治、都御史原杰毫无疑问是首功之臣。然而，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设都司卫所的官员。早在成化二年（1466），时任提督湖广军务工部尚书的白圭和总兵官抚宁伯朱永等人，就上奏称“荆襄一带山林深阻，流民往往群聚”，但距离周围的州县较远，而千户所的设置很少，不足以防御，“县小民寡，遇有盗贼，急难救援”，他们建议“请于此设立千户所，以备御地方”。2在新安定的地方调去或新添设一个守御千户所来加强防御，是有明一代通行的做法，故他们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宪宗的批准。在次年三月，“初置湖广远安守御千户所。襄阳府远安县在万山之中，去军卫远，编户止一里半。流民数多，易为变乱。巡抚都御史等官请以荆州卫带管护卫多余军立千户所。故有是命”。3这里特别提到了建千户所的条件之一，是官府能控制的里甲数太少，民兵防御力量显然严重不足，故把荆州卫下的军人组成一个新的千户所。

此后近十年间，有不少官员参与了荆襄流民的安置、如何稳定荆襄社会秩序的大讨论，许多官员强烈批评项忠的滥杀，建议设置府县、卫所，以安置流民。如国子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以安置流寓之策，建议“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4此说得到都御史李宾的赞赏，他再上疏“荆襄流民必立州县、卫所以统治控制之，可免后患”，5得到宪宗的同意，“命（原）杰往蒞其事”，时在成化十二年（1476）二月。

此后不久，我们在《明宪宗实录》中还读到，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建言者倡立府州县、卫所，他就是北城兵马指挥司带俸吏目文会。他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谨条陈处置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多高山深谷，其中土地肥饶皆可耕种。欲将远年入籍流民给还田土，收籍管业。其新附籍领种田土者，编成里甲，量加存恤，仍给与牛具、种子；欲回原籍者，听；其为生员、里胥被逐去者，令其复业；其发充军逃回者，就编本处卫所。其二，流民潜处，出没不常，非得贤守令莫克与治。乞选府州县正官及军卫守御之臣，文武皆得其人，则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民居星散，道路多通，欲于总隘处所添设府卫州县，创立铺舍、巡司，先命官管束，不得扰害。凡五家立为一伍，十家置以为联，不许散处，立保甲之法，禁异端之教，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日趋于善矣。”6都察院会议之后，认为其言有理，便“请移文抚治都御史原杰斟酌处置”，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原杰到任之后，充分听取诸多大臣的意见，并于实际考察和调研之后，正式向中央提出一揽子建议，这便是他著名的《处置流民疏》，7时在当年的九月。

据原杰讲，他到任之后委派湖广、河南、陕西的都布按三司官员王用等遍历山谷，取勘流民共113 317户，男妇共438 644丁口，这些人除来自以上三省外，还有山东、山西、陕西、江西、四川等省的军、民等籍。流民的数量大，来源地区广，成分复杂。同时，流民聚集的襄阳之地，俱在萬山之中，现有的湖广三司等往来处置均不方便。因此，他建议：

必须就近添设司、府，分管卫、县。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系，较之所、县，百倍有益。此郧阳立镇之始。今踏勘得郧县地方广阔，迫近汉江，路通竹山、房县、上津、洵阳、浙川等县，正四通八达要地，递年盗贼出没之所。应合展筑城池，添设所卫，控制地方，抚安军民……俱系长山大谷，密傍江河，各离县远，非独藏贼巢穴，抑亦禁捕不前，俱合添设县治并巡检司，等因。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中央决定开设湖广郧阳府，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郧阳府及辖县，是析分重组了湖广、河南和陕西等三布政司原辖政区而成。在郧阳同时设置的行都司及其卫所则是改并了原湖广都司的卫所。成化十三年春正月正式成立。

湖广行都司主体部分由湖广都司改设，二都司同属于五军都督府中的“前军都督府”。初设时下辖的8个卫，分别是荆州卫、荆州左卫、荆州右卫、瞿塘卫、襄阳卫、襄阳护卫、安陆卫和郧阳卫，其中郧阳卫为新设卫。千户所9个，旧有夷陵千户所、长宁千户所、枝江千户所、德安千户所，此后设置的有远安千户所、竹山千户所、均州千户所、房县千户所，以及忠州千户所。嘉靖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因设立兴都留守司，安陆卫改名为承天卫、荆州左卫改名为显陵卫，与德安千户所一并脱离。1

从镇压驱散到侨置附籍，明中央的处置流民之策从收一时战功也转向了长治久安的管控，项忠的勘乱之功在其一时，原杰重在经略有百代之利。江西广昌人何乔新当时协调原杰工作，他死后，《明实录》有小传：“都御原杰巡抚荆襄，引以自助。先是，都御史项忠驱逐流民，械系死者无算，闻杰至，皆逃匿，将为变。乔新驰至山谷，诲谕恳到，民感悟，愿附籍”。2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成化年间治荆襄政策的巨大变化及效果的迥异。

纵观这一时期全国的整体形势和湖广行都司建置出台的前后历程，像江西的南赣地区、贵州和湖南交界的偏沅地区等内边地区，也都曾出现大规模的地方变乱，中央也一度兴师动众前去镇压，那里也都曾设置过巡抚以及新的卫所或州县，但它们都没有像在荆襄地区设置省级湖广行都司的力度之大。笔者认为，明中央在制度设计时，主要基于荆襄地区如下几点的考虑：一是流民人数众多，来源广泛复杂，遣散几不可能；二是这里四省交界，地形复杂，涉及的防守区域面积大，设立省级行都司是必要的；三是当地是唐宋以来兵兴之地，而湖广都司管辖范围很大，有足够的卫所资源可以拆分，有组成新的都司卫所的可能性。

二、湖广行都司管理体制的新特点

湖广行都司属省级都指挥使司，虽然从湖广都司析出，在地位上二者却是平级的，之所以称之为“行”都司，原因是在湖广自然境内既已存在湖广都司，便以“行都司”称之，它并不是湖广都司的派出机构。明代主要有五个行都司，由于行都司设计的职能相对单一，所以卫所数量少、辖区相对较小，但其职掌和运行与都司并无二致。3然而，湖广行都司与湖广都司乃至全国其他都司、行都司相比，却又有自己不同的“时代特色”。成化十二年，湖广行都司设置距离明朝建国已逾百年，此时的卫所制度运行，以及地方三司（都、布、按）之制与明初洪武时代已有明显的变化，故湖广行都司管理体制既沿袭了都司卫所的基本特征，在实际运行时又呈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湖广行都司与“郧阳抚治”同时设立，并统之于抚治，体现了明代地方治理鲜明的时代特色。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下令废除行中书省，在地方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并行，互不统属，权力一统于中央和皇帝。“三司”并立的缺陷很快显示出来，于是中央开始并陆续派出巡抚、总督以弥补。如湖广巡抚始置于宣德五年（1431），辖湖广全境，后虽时有罢置，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湖广巡抚是地方实际最高长官。湖广行都司设立之前，除湖广巡抚外，为应对荆襄流民问题，成化元年（1465）先设荆襄抚治，后改襄荆地归河南巡抚管理，再于成化十二年与行都司同时设立郧阳抚治。1抚治即巡抚，“台以中丞开府为文武总宪”。2湖广行都司作为郧阳抚治辖区的一部分而存在，行都司只是辖区内专管其下卫所事务的管理机构，它与同时列入郧阳抚治的河南、陕西和湖广的部分州县一道，由郧阳抚治来统一管理。

为安置大量的荆襄流民、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中央决定“编附州县，开设郧阳府县、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同时拆分重建了湖广、河南和陕西的部分原属府州县，新置了竹溪县、郧西县、南召县、柏桐县、淅川县、白河县、山阳县、商南县、升商县为州。3此后又陆续改置归并，郧阳抚治的辖区包括了湖广的郧阳府、襄阳府、荆州府和安陆府，河南的南阳府，陕西的汉中府、西安府，四川的夔州府，以及治在郧阳的湖广行都司及其卫所等。巡抚辖区与都司卫所辖区一样，都不是与布政司府州县完全对应的“政区”，甚至并没有清晰的四至与边界，主要是“事权”，因事而设，非历史地理学上典型的“政区”。4

值得注意的是，郧阳抚治曾被短暂撤罢。万历九年（1581），当时吏部官员认为郧阳抚治完成了历史使命，湖广行都司同时被撤，抚治内的府州县事权改归原布政司管理，行都司卫所的管辖权改归湖广都司。而撤罢之后留下的是难以有效管理的乱局，这又迫使郧阳抚治和行都司建置很快恢复。从某种程度上讲，湖广行都司是为了配合或保障郧阳抚治的运行而设立的。这与明初省级都司的设立背景是不太一样的。

第二，都司卫所制与营兵制并行。都司卫所制与营兵制本是两种不同的军事组织运行和管理方式，二者之间存在着并行与交错的密切关系。5成化年间，鉴于卫所历经百年变化，世袭官军或数量不足，或职责不明，明廷采取了从世袭武官中以军政考选的方式，明确武官的责任，以营兵制编制，各司其职，定期考核。这在其他都司卫所是经过长期的变化才形成的，但在湖广行都司设立时已明确了兵源以卫所为主，戍守则以营兵制编组。在《郧台志·官属·武职》中，湖广行都司的官员均为军政考选出的武官，6虽然他们还都是世袭的身份，但武官考选有定额，其下设都指挥掌印、佥书（管屯、巡捕），中军守备官，郧襄守备、荆瞿守备、南阳守备和汉中守备等。其下辖郧阳卫等诸卫所，则直接记其指挥、镇抚、千户、百户等世袭武官。7这表明，湖广行都司武官体制一改此前的弊端，适应新的防御形势。

郧阳抚治下的防御体系也因此发生明显的变化，郧治之下，以都司所属卫所的武装力量虽然仍是地方防御的中坚，湖广行都司、河南都司和陕西都司等三都司中均有卫所听其差调，而抚治之下各府的民兵、机兵、义勇和弓兵均有定额，分配有相应的任务。1因此，湖广行都司出现在明代中期之后的特殊性，即地方都、布、按三司职能交叉运行，郧阳“抚治”的特殊管理模式，有权兼地方三司的巡抚，有跨四省和行都司的郧阳抚治。湖广行都司在实际运行时，既要与都察院都御史抚治官和钦差提督太和山内官等中央派驻官员打交道，也有分守道、分巡道和兵备道等省级监察官员参与相关事务。这种复杂性，虽然在明朝国家制度运行中都有存在的依据，但它不仅为其他都司卫所前期所不具备，即便在明代中后期的其他都司卫所中也是不多见的。

湖广行都司的设置，改变了原来的卫所管辖权，设置新的行都司（后因特殊需要再拆分为兴都留守司）。设置新的都司，毕竟不同于新设一个新的卫或者所，它需要较大范围之内的综合协调，湖广行都司的设置，直接涉及三个都司、布政使的十多个卫所，是明代中期以后最大规模的卫所管辖权调整。它主要是上级管理和指挥权的变化，实际屯住地并没有发生。所谓：“国初授屯，去卫多致数百里，久益淆乱，不可穷核……督属卫所，去镇远者，起于国初，甚弊尤甚。”2只有郧阳卫新设，“郧军左、右二所，皆从流逋充发至”，3情况与之不同。

三、湖广行都司建置的多次变化

在明朝建国百年之后，除都司卫所的管理体制发生明显变化之外，原来的基本属性有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屯田、户口信息的相对公开，已为总督、巡抚，甚至科道官所掌握，世袭军人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使得军事防御的结构组织、人员组成、经费来源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然而，既然是都司卫所制度，那么湖广行都司在它的实际运行中，始终有一些不变的基本属性要坚守。都司卫所系统是相对独立的管辖系统，有自己所辖的地区（屯田等）、户口（卫籍，含军户和代管民户）和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司法、行政、财务等）。首先，卫所屯田的性质和管理组织没有实质变化。湖广行都司是为了改变原来卫所的归属而设置的，虽然分布相对集中于鄂西北地区，实际却散处在四省的府州县之间（系历史地理学者所谓的典型的“非实土卫所”）。因为卫所的屯地本来就比较分散，不可能形成相对集中、封闭的“政区”，此时此地都司卫所屯地的分散性要比明初卫所辖地更强。但有一点不变的是，卫所屯地的官田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其次，卫所官军舍余的世袭军籍，以及卫籍的管理方法没有变化。正是由于这些不变的属性，在湖广行都司长期运行中，因为遇到的诸多变化因素，当“变”与“不变”發生冲突时，调适之中“不变”的成分得以坚守，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在荆襄社会的不可替代性。

（一）兴都留守司的建立与湖广行都司的被拆分

嘉靖登极，经过长达18年的“大礼议”之后，他的父亲兴献王最终被尊为“睿宗献皇帝”，神主入太庙，升原陵为显陵。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下令改湖广行都司属荆州左卫为显陵卫、安陆卫为承天卫，到二十一年（1542），又将湖广行都司的德安千户所和湖广都司下的沔阳卫划拨，组建了兴都留守司。并将原郧阳抚治下的陆安府改为承天府。

兴都留守司是依托湖广行都司、湖广都司的卫所设立的，其3卫1所中有2卫1所来自行都司。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移置其官军之护守陵寝。仍照凤阳例建留守司，命之曰‘兴都留守司。序次中都，设正、副留守各一员，佥书指挥一员，经历、都事、断事、司狱各一员。统辖显陵、承天二卫”。4这表明：第一，兴都留守司属于省级卫所系统，官、军世袭承担差役，其承担守陵与仪卫的职责，规制可遵循孝陵卫。第二，凤阳中都留守司的职责所系及运行，给兴都留守司的建置提供了参照。第三，时代变迁，兴都留守司的设立已不像中都留守司那样有充裕的兵源，实际上中都留守司也大量参与了留守司外的其他事务，如长期参加京操、漕运等事务，并非仅仅拱卫中都而已，这表明政治地位与现实的需要有一定的差距。

（二）湖广行都司的裁撤与争议中的复设

万历九年郧阳抚治被罢，湖广行都司同时被裁除。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吏部题称，抚治郧阳都御史添设百余年来，更置州县，安集大定，且三省各有巡抚，而郧阳所属，有参政副使四员，使能协谋夹持，必不误事，抚治都御史拟当裁革。”1万历九年，正值张居正当国之期，吏部尚书为山西人王国光，对这次裁革的因果，王国光在《司铨奏草》中有简要的交待。当时山东巡抚缺员，时任郧阳巡抚的杨俊民调任：“奉圣旨，杨俊民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管河道提督军务，写敕与他。这郧阳并顺天巡抚官，设自何年，即应否裁革，还查议来说。”圣旨特别提到了郧阳、顺天二巡抚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吏部遂奉圣旨“调查”，结论便是上面《明神宗实录》所记。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圣旨再下：“巡抚原非额设之官，先朝偶因地方有事，特遣大臣经事，事宁回京，后乃相沿，遂为定员，实非旧制，这顺天、郧阳巡抚官，既查议明白，都着载革。其听用武职、军伴及徭编、人役、公费等项，都尽数裁省免编，毋得牵制量留，复滋冗滥。”2 如此说来，巡抚官原非额设，因事而设，既然郧阳安集大定，又有鄂、豫、陕三省官员协调防御，这里治安可保无虞，为节省开支，力主革减冗官滥费，郧阳和顺天巡抚因此被裁。这与万历时期张居正的吏制改革有一定的关系。

郧阳抚治裁革后，其所辖区分属原楚、豫、陕三省巡抚。湖广行都司也深受影响，当年六月，时任湖广行都司佥书的解节调任兴都留守司，“掌兴都留守司军政”。3九月，吏部对郧阳巡抚治内的军事防御提出了善后事宜，“郧阳抚治既革，行都司经历、断事等官，及郧、均二驿，地僻差简，俱宜省革。止添设参将一员，及下荆南道参政兼宪职，改驻郧阳，以便弹压”。4这样，湖广行都司地区的卫所仍在，但省级日常管理机构已被裁撤。然而，郧阳的实际情况却并非中央官员想象的那样，郧阳的地方事务处理，不是“安集大定”之后就可以安稳运行的。由于明朝疆域和事务管理的特殊性，卫所体系与行政体系并行而不可替代，此次裁撤导致原郧阳抚治内管理体系之间，尤其是湖广行都司内卫所事务的处置面临重重困难。这一时期也是郧阳地区管理权和军民关系出现重大波折的时期。甚至还引发了“丁亥之变”（郧阳兵变），足见因为废除抚治和行都司之后暴露出矛盾的尖锐，以及军、民系统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郧阳抚治在被废除后不久便恢复了其设置。督抚在明代并非地方的常设机构，因时因事而设，是明代这一制度的基本特点。不过，从另一角度看问题，郧阳抚治旋废旋置，也说明地方治理已离不开巡抚职官的统管。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郧阳抚治恢复后，湖广行都司并没有同步恢复，原所辖卫所的管理问题没有得以解决，代之而设的参将在管理军政事务时显然无法与都司卫管理体制相衔接。郧阳抚治复置的同时，顺天府尹张国彦为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他上任后就议复行都司，但没有被批准。此后的三年间，郧阳抚治如走马灯一样，换了毛纲、方弘静、李材三人，直到万历丁亥年（十五年，1587）李材任上爆发了丁亥之变。5

也正是因为郧阳爆发的这场激烈的军民冲突，湖广行都司才最终得以恢复。而据万历《郧台志》记载：“万历九年罢镇，并裁行都司，置参将镇其地。参将客官仅以事权弹压，而官军袭替钱谷收支，仍归湖广，往复二千余里，卫所多苦之，且独任专城指顾惟意。十一年，都御史张公国彦条上议，复不果。已，参将米万春稍短长其间，遂成丁亥之变。丁亥之明岁，都御史裴公应章抚定诸军，疏革参将，复行都司如故，置中军，标下兵三百名，请以管操都指挥带管中军事务。”1“丁亥之变”发生的原因，据时任郧阳抚治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材称：“顷因郧阳府县两学生员惑于风水，欲将分守参将驻扎旧设行都司公署议改学宫，一时军众思系本管衙门，忿激噪呼，将首议数生住屋一并毁打，以相酬对，致乖法体。”2

事情的起因是湖广行都司因被裁撤未复，公署旧址却被郧阳府、县儒学学生看中，想把它改为学宫。军人认为这地方是他们的军政衙门，便把儒学生打了，还進一步扩大了事态。这是一起典型的军民冲突。为什么参将尚可驻进的旧行都司公署，被府县的生员给惦记了却不可以？当然，参将与原来行都司都指挥使下掌印、佥书官的身份又有明显的不同，我们下文分析。

我们再通过抚治裴应章的奏疏来一探行都司职能的不可替代性。这份奏议是裴应章在接替李材之后，在充分听取了湖广都都司的各级卫所官员、湖广布政司和郧阳府州县，以及在中央的批复和建议之下，在多次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后，提出的恢复湖广行都司、设置中军等提案，并最终获得批准。

故先年因流寇荡平之后，议设行都司以统辖郧、襄、荆、瞿等一十三卫所。凡一应征调袭替、钱粮、文移等项，悉听该司总理。盖于控驭之中，寓联属之意，其为郧中苞桑户牗之谋，至深远也。近因本镇奉裁，亦将行都司并议革，而改设参将一员代之，其各卫所官军合袭替、比并，岁进表签与一应文册，俱属湖广都司管理，道路险远，往返艰难，而各项公费、钱粮又不免重复征派，于是人情苦累莫胜，大称不便矣。且参将之事权虽云隆重，而流官之脉络终欠贯通，去年呼噪之变可为明鉴已。故臣谓今日复行都司，其便有五：体统相维，臂指相使，而无牴牾阏隔之弊。则便官所之袭替、旗军之比并，免困累沉滞之苦。则便岁进表签、赍解文册，省往返跋涉之劳，则便衙舍见成，修故葺新，无烦改创。则便俸薪、公费添彼酌此，大略相当；则便此五便而乘此时势复之，益而不损安，而不劳事体人情两相妥顺，顾奈何执拘挛之见而不为郧中久远之谋也哉？

至于全设之议，尤为远见。若止设二员，则每年除赍进表文外，止掌印一员，中间升迁事故，往往缺人。若临期借置于省会，则迎送之烦费，奸弊之丛生，诚有如该道所虑者。故与其慕一时节省之名而滋后日劳费之累，固不若全设之为愈也。既经三司会呈前来相应具题，伏乞敕下吏、兵二部再加酌议上请。合无将行都司照旧全设，掌印一员，佥书二员，一管操捕，一管屯粮。其管操者即注定带管标下中军事务，统领五县民兵，常川操练首领。经历、断事各一员，吏、承、知、印查照原额佥设，听用、军伴等役于郧阳卫拨送，俸薪、公费等项于原编衙门派征。原奉敕书一道、符验二道、旗牌各五面副、铜牌十面，俱照数颁给布政司收贮。原印三颗，候议复之日，听本司径自移送收掌。其改设参将一员，径行裁革。……

一议设中军官以肃军令。照得郧阳北枕商于，西连汉、沔，东扁宛、洛，南控荆、襄，盖四通八达之区也。山岩险阻，易以凭陵流士，销居乘间窃发。先年建置抚臣虽职专抚治，然防微制变，戒切衣袽，则诘戎耀武之计可置之而弗讲乎？先任抚臣孙应鳌虽题奉钦依，业已加提督军务职衔。顾提督徒有虚名，而军务尚未料理。即如中军官所籍以传宣号令，整肃步伍，上听军门之指麾，下为三军之领袖。体统之所维系，血脉之所贯通，皆于此官攸赖者也。先年本镇亦有中军官一员，向以所属卫分闲住守备等官充之。然枌榆瓜葛，威令不行，且非奉钦依，事权掣肘，见以为无益旋设而旋废矣。查得南赣地方控制诸省，事权体统与本镇相同，已有钦依中军官，而本镇独无，甚非所以壮军威而戒不虞也。今欲另议增添，不免又滋俸薪供应之费。合无即将臣请复行都司管操佥书一员带管标下中军事务。斯官不增设，而调度有人，军威可振矣。然设中军官而不设标兵，则官徒设也。今不敢议设标兵者，一则以召募之众恐难制驯，一则以军饷之供无从措办。臣查得郧阳府所属郧、房、上津、竹山、郧西五县，每县原有民壮六十名，五县共三百名，皆拣选强壮有武艺者，谓之精兵。每年春秋二季，齐赴郧镇操练……斯则不召募而兵见成，不征派而饷自足。一转移之间而威武奋扬，缓急有赖，久安长治无有便于此者矣。1

湖广行都司撤除后引发的不便、冲突，充分表明了卫所体系之下世袭武官的升迁袭替考核、旗军舍余的日常管理，以及卫所内的行政、财政等管理均有不同于府州县的特殊之处，仍然是由都司卫所系统独立管理，不能由府州县系统取代。即便是参将作为营兵制下武官，是“流官”，是“客官”，也无法取代世袭官员的日常管理，毕竟“参将之事权虽云隆重，而流官之脉络终欠贯通，去年呼噪之变可为明鉴已”，“参将之添设固亦足以弹压三军，而流官之体统终不足以联属众志”。为此，裴应章请求比照南赣事例，设“中军”一员，意在寻找卫所制与营兵制之间适当的连接点：“籍以传宣号令，整肃步伍，上听军门之指麾，下为三军之领袖。体统之所维系，血脉之所贯通，皆于此官攸赖者也”，这样的官员，选择对象是“复行都司管操佥书一员，带管标下中军事务”，中军官下的“标兵”又来自民兵，“五县共三百名，皆拣选强壮有武艺者，谓之精兵。每年春秋二季，齐赴郧镇操练……斯则不召募而兵见成，不征派而饷自足”。

从《明实录》的丰富记载看，此后湖廣行都司一直在正常运行，担负地方的日常管理之责，行都司下的都指挥掌印和佥书，要经过军政考选担任，他们一直参与全国各都司之间任职的轮替，直到入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在发挥着管理作用。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清廷下令“裁湖广省行都司缺”，2此时距离郧阳抚治被裁撤又过去两年之久。

余论：制度运行与边地秩序

在明代，都司卫所军政制度和司府州县行政制度是并行的国家管理运行体制。都司卫所制度到清代仍然长期存在的事实表明，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的模式，它仍然是省府州县行政制度无法取代的。卫所制度的长期存在，固然有制度的延续与传统的因素，但无可回避的是制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像郧阳这样虽非处于典型意义上的边疆地区，却地处几个政区边缘的交接地带，而这些地区又非国家的东部或北部的平原地带，易于控制和管理，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地处多个政区的“边缘”，行政控制力较弱，形成了典型的“三不管”地带。边地亦在腹心，它影响的是周边地区的安宁，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定。郧阳地处三藩四省犬牙交错之地，距离各省腹心均为偏远，靠一省之力控制均为不易。“郧阳，一弹丸之地，赋与民不当齐鲁一大邑。然穷荒极险，实为秦、蜀、楚、豫四省咽喉。”3嘉靖时抚治都御史叶照曾言： “凡三藩之郡，若县兵卫之列，于褒斜、江汉、汝洛山谷之间，咸控制之。兵力则错出蜀之夔忠，中原重地莫加焉。”4这样的地方一直是比较难以治理的，南赣地区也是如此。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地区的百姓时常成为影响地方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但他们在明朝统治者看来，却依然是自己的子民，而非远在边疆之外的“夷狄之人”，要爱护他们，以安抚化育为主。如山东博兴县知县陈文伟奏抚安流民事，就曾说：“荆襄流民非若蛮夷戎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者，今严兵固域劳民费财御之若敌国，然此可暂而不可久也。臣愚以为不必屯兵久戍，不必遣将分守，欲为良图……仍谕令有司暂宽其近县徭赋，足其衣食，使之观感兴起倾心向化，令守备官用心操习官军以张兵威，则恩威并立而彼易化矣！”1前文提及的北城兵马指挥司带俸吏目文会言在提出设立卫所、州县时也说：“且以当阳一县言之，其入籍人户已有生子与孙为官吏及充生员里胥者，此皆非夷狄远人，一旦焚其庐，逐其人，又夺其田土，悲哀怨怼无所于归，以故仍集其境，官司复欲驱逐，则恐生他变况。”2

由此，我们可以尝试扩大对明代“边地”的理解视角。郧阳抚治与南赣巡抚一样，他们都是以都察院都御史的身份出任，常被称为“抚院”“抚台”，故有“郧台”“虔台”（虔，为赣州的别称）。又其职在军事，兼兵部侍郎衔，开府称“镇”，曰“军门”。从职能和地位上讲，郧台、虔台如同九边十三镇一样。此外，万历中期，在贵州与湖广相接的地区曾添设有“偏沅巡抚”，意在保障西南边陲的安宁。3而清代中期的严如熤在其《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仍然称鄂、陕、川交接地区的防御称为“三省边防”，内地边区不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名副其实的。

荆襄、南赣、偏沅等地区，因此最终由“边区”演变成为实际运行的“政区”。明代，地处赣、粤、湘、闽四省交界的南赣地区与之有很大的相似性，当地通过设置南赣巡抚的方式，将“盗区”变成了“政区”，其间，南赣也设置有新县，却并没有新置行都司。从制度设计的力度上讲，鄂西北山区的调控力度又在南赣地区之上。南赣地区的治理，除委任南赣巡抚（与郧阳抚治同）外，只是新设置了少量新县，并没有对当地卫所的管辖权进行大调整。南赣地区的治事，依赖乡兵、巡检、关隘设置比重较大，唐立宗对两地关隘、巡检司数目做过专门的统计分析，南赣地区比郧阳地区多出许多，这些地区均非卫所驻屯所在，由当地乡兵、民兵（特别是招抚的新民）担任治安工作。4所以说，利用乡兵和民兵的前提是南赣地区原来就有足够的府州县行政机构，而郧阳是流民聚居之地，荆襄流民的数量相对大，据原杰的奏报，“勘流民丁口共四十三万八千六百有奇，除断发原籍外，凡三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5他们是被防范的对象，而且当时流民的来源比较繁杂，编户齐民的工作也未完全落实，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来用于防御，似乎有一定的困难。

从中央层面讲，制度设计的目标是安定地方社会秩序，当然还会考虑行政成本的问题。到明朝后期，荆襄地区内部确实没有出现过大的社会动乱。郧阳地区再一次兵戎相见，是崇祯六年（1633）、七年（1634）间，陕西农民军如马守应、罗汝才、李自成等部下的相继进入。郧阳府在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出现数次大水、连年旱灾和饥荒等，但并没有出现地方饥民对抗官府的起义。6当时，奉命前去郧阳镇压农民军的郧阳巡抚卢象升对当地的形势是这样描述的：“臣顷自南阳入境，达襄、郧之间，见所属郡县，连岁饥荒，赤地千里，加以流寇所经，燔庐杀掠，四野寂无人烟……总之，今日郧疆事势，所患尚在不无兵，而专在无饷；所忧尚不在有贼，而更在无民。”7在明清易代之际，郧阳因山地纵横，交通不便，易守难攻，竟成为农民军抗清坚实的最后阵地。而当地驻扎的湖广行都司诸卫所，仍然是明廷稳定地方秩序、发展生产的希望所在。卢象升特别强调了普通百姓居民逃亡减少，或流离失所，难以管束，但还有数量可观的卫所军余可以利用。他说：“臣查荆襄等卫，有正军，有余军，各军各种额田，而余军自食其力，犹之民也。但借民于他属，将见小人怀土，趋避纷纷，无益于郧，徒以滋扰。若余军，每卫不下万人，抽其壮者，即统以本卫指挥、千百户等官，臂指相承，运掉颇易。”8这不能不说，郧阳抚治和湖广行都司在安定地方社会秩序和解决荆襄流民的制度预设的目标上达到了实际的效果。

与郧阳一样“地方控制诸省，事权体统”的南赣地区在明末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南赣巡抚设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纵然还有像王守仁这样的心学大师“破心中贼”的不懈努力，但当地的不安定因素比荆襄地区要多很多，唐立宗认为这里的“三不管”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事权矛盾上，一直无法解决。1明清鼎革之际，郧阳地区的人口像元明之际一样再度大幅度减少，而南赣地区却迎来了流民的高峰，流民与土著的对抗进一步加剧。2南赣和郧阳地区在制度设计上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由于两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群体构成有明显的差异，制度设计的效果差异明显，两处“边区”在演化“政区”的道路上走了不太相同的路，结局也不尽相同。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