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 任同

【摘要】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为编者、作者与读者营造了公共领域内专门讨论出版和读书的言论空间。在《图书月刊》《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出版月刊》的实践中，编者通过左右刊物的副文本、栏目设计、版式形态以及时空联结，实现由单向广告输出到编者、作者、读者交流互动空间的构建。作者群体的变化，显示了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学术专业性的提升和读者对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读者的介入，使编者、作者、读者交流互动的闭环得以生成，读者既可从这些出版类期刊中获得书目信息、读书方法，又能以主动探究的姿态评论或提问，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通过出版类期刊，中华书局不仅达成了广告宣传的本来意图，展示以文化教育为底色的企业形象，更通过生成与开放新的社会空间将知识进一步传播给普罗大众。

【关键词】出版类期刊 中华书局 书籍史

一、研究缘起

期刊被视为对社会空间的拓展。哈贝马斯将报刊视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126页。]。清末以来，报章杂志等大众媒介崛起，孕育出公共领域的舆论空间[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利用报刊开创了文化和政治批评空间[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01—117页。]，增强了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出版领域专业刊物始于1906年，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主持编纂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出版专业刊物《图书月报》，由上海书业商会刊行[金强：《近代中国大陆第一部出版专刊〈图书月报〉研究》，《现代出版》2020年第2期。]。中华书局成立后，具有开创意义的出版办刊思想得到继承与发扬：1913年《中华教育界》创刊号设“中华书局局报”栏目，宣传中华书局教科书;随后，推出《中华图书界》（1914）、《图书月刊》（1915）、《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1）以及《出版月刊》（1937）等推荐本局书刊、宣传出版理念的出版专刊。从拓展公共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华书局的出版刊物，是利用期刊形式，围绕出版和读书在社会营造言论空间的创造性实践。已有研究多基于内容视角展开，关注书目信息和出版资料等刊物的具体内容。笔者早年的论文《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出版类期刊研究》，从《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出版月刊》广告性内容着手，对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宣传功能进行了分析[张志强、肖超：《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出版类期刊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笔者认为，这些出版类刊物是出版研究的最初舞台，具有史料保存和理论先声的重要意义[吴迪：《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类书刊概况及分析研究》，《新世纪图书馆》2021年第8期。]。本文将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从前人鲜少关注的社会史视角出发，提出问题：作为近代著名出版机构刊行的专门探讨出版的新式出版物，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在当时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解答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意义产生与社会影响问题，从编者、作者与读者视角切入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唐·麦肯锡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连续的阐释行为所构建的[〔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7页。]。分析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社会影响，需要找出那些参与建构意义的行为。在书籍史视阈下，编者、作者与读者通过书籍交流循环建立了互动关系[Darnton 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J]. Daedalus， 1982. 111（3）： 65-83.]，出版活动是营造意义交流空间的重要机制，这一空间是由出版方和作者、读者共同创造的[于文：《认知重启：论书籍史研究对编辑出版学理论建设之启示》，《科技与出版》2020年第11期。]。那么，具体到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所营造的公共性出版言论空间中，编者创造的期刊秩序与形态、作者的身份与话语以及读者所处的语境与认知，都会对这些出版专刊的社会意义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图书月刊》《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出版月刊》这三份存世刊物，将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分析置于编者、作者与读者钩织的社会网络中，藉此审视公共视阈下出版言论空间所引起的社会波动。这既有助于理解早期出版类期刊的社会意义，更能深入描摹中华书局等近代出版机构启蒙民智、教化新民的实现过程。

二、编者与期刊言论空间的构建

编者是期刊精神所在，民国出版史上有许多如茅盾、章锡琛等以先进编辑理念使期刊名垂青史的生动案例，可以说，编者对期刊的品质与命运影响至深。在期刊生成过程中，编者通过对副文本、栏目策划、版式形态以及前后刊物间时空联结的控制，构建符合期刊宗旨的言论空间[石慧：《制造书籍：论编辑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科技与出版》2021年第12期。]。在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实践中，编者对期刊空间的构建经历了由营销意图单向输出到编者、作者、读者开放互动的转变。

《图书月刊》与《中华书局图书月刊》都没有明确标识编者，但是刊物间的傳承关系及栏目设计都显示了出版者宣传中华书局本版书刊的刊物定位。《图书月刊》的栏目设计主要继承自《中华教育界》中的“中华书局局报”栏目（以下简称“局报”栏目），有“教育部审定公布表”“图书批评”“编辑大意”“出版纪事”“中华书局出版图书一览表”，篇幅约占到全刊三分之二。《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的期刊名称、创刊缘起以及栏目编排，鲜明体现了编者对“局报”栏目和《图书月刊》的吸纳与发展。《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的创设以中华书局成立二十周年为契机，陆费逵为创刊号“中华书局二十周年纪念号”撰写《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1年第1期。]，呼应“局报”栏目之开篇《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陈寅：《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1期。]，均有对书局过往的总结及未来展望之意。绝大部分版面用于刊登“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最近重版书一览表”，部分设有“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商业价值之外，《图书月报》的失败经验促使陆费逵产生“多收材料或添插写真画以增读者之趣味”[上海书业商会：《卷首语》，《图书月报》1906年第2期。]的改良想法，这贯穿《图书月刊》和《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的始终。《图书月刊》中侧重理念传播和日常娱乐的版块间或出现，如讨论出版、教育问题的“论说”栏目，日常性的“卫生琐谈”栏目，甚至有传记类的“西乘拾遗”栏目、“传志”栏目，还有翻译或原创小说。《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每一期开头都会有1—3篇可读性较强的文章，内容的学术性、专业性更强，涉及出版事业、读书指导。这部分内容虽然不多，但是充分展示了编者对读者兴趣和期刊专业的考虑，通过提升趣味、增加可读性以更好完成向读者方的宣传输出。

到《出版月刊》时期，期刊形态更加成熟，编者信息也更为明确。《出版月刊》主编为许达年，浙江嘉兴人，拥有作者、编者的双重身份，其作品包括童话译著、科学图书、日语教育读本，分管编译“世界童话丛书”中的《日本童话集》等[许达年：《日本童话集》，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时，曾任《小朋友》杂志的编辑，为“常识问答”“编辑室谈话”栏目撰写了许多稿件，以亲切热情的语言对儿童来信耐心回复，展示出良好的读者服务意识与互动能力。这种重视服务与互动的读者观融入《出版月刊》的编辑思想中，同时，期刊的出版专业性质更加显著。与前面几部期刊不同，许达年将编者意图通过大量副文本内容进行展示，为正文内容营造了易被接受的阅读氛围。《本刊征稿简章》即阐明：“本刊旨在培养读者读书兴趣、介绍本局各种出版图书、解答各地读者对于本局出版物之一切垂询，使出版者与读书界得以沟通意见。”[《本刊征稿简章》，《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编辑后记》中再次强调《出版月刊》为“敝局的宣传刊物”，宣传意图为“传播”“广告”皆有之[《编辑后记》，《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栏目设计上新辟“读书乐”“论著”“读书指导”“读书语录集锦”“读书问答”，从题目上就传达出指导阅读、解答疑问的专业意图。在栏目开头，许达年更通过栏目说明中的小字阐释提供解读文本意义的编者视阈。例如，“书评”栏目说明中以“玩把戏的”比喻著作者，以“看客”比喻读者，玩把戏的人“欢迎鼓掌或者喝倒彩”而不愿意没人理睬[沧彦：《书评：国际经济概论》，《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表达出希望读者以书评参与和作者的互动的初衷，在作者与读者间搭建可以实现身份转换的开放空间。“读书指导”栏目前言表示，以人的精力不可能记住太多的书，因此遇到新问题检查参考书是很好的读书法[《读书指导：夷苗请愿代表来京之意义·日本内阁更迭与对话外交》，《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使编者从读者角度思考择书问题。在内容取舍上，许达年进行了明确规范的程序安排，《本刊征稿简章》展现了“欢迎各界投稿、长短不拘、文体不论”的开放姿态，并对来稿规范、稿酬、版权等核心问题详尽说明。同时，作为中华书局宣传阵地，对“漫谈”“专著”栏目有所保留;在“编辑后记”部分，许达年将登稿的缘由、停稿的原因一一阐明[《编辑后记》，《出版月刊》1937年第2期。]，如对舒新城教育家、出版家身份的交代，对从中华读者转变为投稿作者的杨同芳来稿的重视，对金子敦病而缺稿的说明以及对栏目的重新分配[参见《出版月刊》1937年第1、2期上的《編辑后记》。]，使《出版月刊》的编辑过程和栏目排序更加透明地呈现给作者与读者，编者也步入了刊物所营造的开放空间中。在版式设计上，《出版月刊》一改《图书月刊》和《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栏目之间截然分开的设计，采用在当时颇为流行的“上下分栏”，将学术专业内容与营销推广巧妙融合。出版消息或读书指导内容约占每版的三分之二，另一栏则为含有书目信息的广告内容，在缓解读者内容接受压力的同时提升了广告的关注度。可以看到，《出版月刊》相较于《图书月刊》《中华书局图书月刊》，针对出版、读书的专业特征更加显著，读者服务意识空前觉醒。作为编者的许达年通过干预和控制刊物的副文本、内容取舍与物质形态呈现，传达《出版月刊》作为沟通出版和读书界的互动空间的位置预设。

三、作者与知识传播重心的转变

作者在文本意义的产生中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作者群体特征在不同刊物时期有着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与刊物的知识传播意图密切相连。《图书月刊》时期，中华书局的月刊杂志已经出现了注重名作家的倾向，如在期刊推荐时列“梁任公、林琴南、范静生、王龙惠、冷血心一”大名，称其“皆一时名流，一言足重”，以彰显刊物的分量[《出版纪事：中华书局民国三年出版图书摘要》，《图书月刊》1915年第1期。]。但是《图书月刊》本身的作者特征却截然相反。文章作者均以笔名示人，有陆、青霞、观化、淡厂、十目。其中，陆应为陆费逵，他撰写了第一期的开篇《出版业与常识》[陆：《出版业与常识》，《图书月刊》1915年第1期。]、《论现在普通教育之弊》[《论现在普通教育之弊》，《图书月刊》1915年第1期。]。其余几位均为当时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上颇为活跃的作家：青霞在《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上有三十余篇稿件;观化在《大中华》上有译稿;十目还曾向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投稿社会小说《梼杌鉴》[十目：《梼杌鉴·第一回：史伯通反对民主，屠慕名欢迎共和》，《小说月报》1913年第1期。];淡厂则只在《图书月刊》上出现过。这种落差的出现，究其原因，是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正处于发轫之初，以商业性的图书推荐为主要传播内容，原创文章数量少、篇幅不大，作者们旨在通过多元化内容，尤其是可读性较高的日常娱乐文章的呈现，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到了《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时期，作者阵容发生了巨大改变。虽然也存在少数以笔名示人的作家，但是权威性与学术性已经通过作者身份得到充分彰显。《国际出版界一瞥》《书籍与家庭》《新闻杂志的王国》的作者钱歌川，是知名的散文家和翻译家，时任中华书局编辑;《苏俄五年计划的文化建设与出版事业》的作者周宪文，在上海同文书院毕业时获商务学士学位，1928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经济学，回国后受聘为中华书局编辑，毕生从事经济学研究[陈文举：《百年暨南人物志——周宪文》，《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出版界应努力的两条道路》《读书与习惯》《怎样养成读书习惯》的作者胡哲敷，毕业于中央大学国文系，1949年10月前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史研究[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对日问题研究书目》《出版界与图书馆》的作者杜定友，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发明了“杜氏图书分类法”。这种作者转向的背后，暗含着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向学术知识载体的转变。须知，《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创刊本身就是中华书局成立二十周年的一个纪念符号，与学界专家约稿，表明中华书局卓越的资源凝聚力，也提升了刊物的学术水平和声望;其中很多专家学者本身就是中华书局的编辑，身份边界的打破，更反映出中华书局依托高水平人才，积极介入出版行业学术文化发展。这些学者型作者高超的学术造诣和思想水平，可以帮助期刊文章提升科学指导性，对读者有益的同时，在业界与社会都将产生广泛影响。

到《出版月刊》时期，除了前述的化名作者和学者型作者，在主编许达年读者观的影响下，作者与读者的边界也得以被进一步打破。例如，《给少年们推荐一种杂志——读〈少年周报〉创刊号后》的作者杨同芳，他在年少时是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忠实读者，经常向《小朋友》投稿;后来学习教育学与心理学专业，一直热心关注着国内少儿杂志动态[杨同芳：《新书推荐：给少年们推荐一种杂志——读〈少年周报〉创刊号后》，《出版月刊》1937年第2期。]。而刊登在《出版月刊》上的这篇推荐文章，是杨同芳以“过来人”的身份对自己阅读经验的一次分享，完成了由读者向作者的再生产。许达年在《编辑后记》中说：“获此佳作，如晤故友，急将已排之稿移去，特提先刊登于本期。”[《编辑后记》，《出版月刊》1937年第2期。]可见编者非常重视读者到作者身份转变体现的对中华书局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情感培育也是中华书局文化影响力的体现。此外，“书评”栏目“不管读者是拍掌或喝倒彩”，都积极鼓励读者以投稿形式参与到图书评价这一互动行为中来，作者有沧彦、李燿与张一纯;“新书推荐”栏目实质上也是阅读新书之后，从读者视角对新书的内容与益处加以点评，作者有陆费执、杨同芳与乃嘉。在《出版月刊》创造的互动空间中，作者、读者的身份限定被打破，知识进入了再生产与再传播的循环上升中，《出版月刊》也因此获得了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四、读者与交流互动空间的生成

文本通过读者最终生成意义，并且随着阅读的时空、读者的个性特征而变化[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在对出版类期刊的已有研究中，读者往往处于被忽视的位置，期刊影响实质上是基于编著者视阈对“预设读者”的预设影响。《出版月刊》“读书问答”部分，给予我们一窥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读者的身份与生活样态的可能。在《出版月刊》所创造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出版言论空间中，读者反馈的介入，显示出读者积极主动的求知姿态，使编者、作者、读者交流互动的闭环得以生成。

“读书问答”栏目，专门答复各地读者关于读书方面之问题，涉及新书推荐、读书指导，问题末尾注明提问者的通讯处及姓名[《读者问答：三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出版月刊》第1、2、3、5期均设此栏目，其中第1期3则，第2期5则，第3期5则，第5期4则，共展示7位读者的来信。这些读者来自全国各地，北有河北赵各庄、陕西南郑西关张垛集，东有上海、嘉兴南堰、芜湖大同巷，中南、西南部有湖南宝庆、四川华阳，可见《出版月刊》行销范围之广大。他们的身份各异，有酱园店的小伙计，有中学生、函授生等学生，也有以父母身份来信为子女求教的。

与编著者在其他栏目所传递的倾向学术文化或政治经济的宏大叙事不同，这些身处不同语境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与自身生活境况紧密相连，向中华书局求解的过程体现了对于改善生活环境的诉求，也表露出对中华书局作为文化教育出版机构的充分信任。如，已经工作的人最关心如何提升工作技能，在酱园做伙计的张本雄想获得有关日用品的工艺制造书，而且务必详细、有可操作性[《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2期。]。身为学生的读者，最关心的是学历与文凭，上海中学生杨文祺因为旷课太多，未参加军训，不能获得中学文凭，又遭父亲去世的变故，家中经济困难，因而极其关注文凭与就业问题[《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3期。];芜湖的云文正在就在中华书局函授学校高级班毕业后的学力、毕业证书效力，以及考试中“同等学力”证明问题困惑不已，故来信求证[《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5期。]。为人父母的，则时时刻刻要为孩子考虑，陕西南郑西关张垛集的陆秀荣是四五个不同学龄孩子的家长，为怎样訂阅期刊才能既满足孩子们学习需求又不至花钱太多而苦恼[《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2期。];湖南宝庆廖于家中小儿原本书法恶劣，通过临摹中华书局小学教科书上的楷书竟得以渐渐改正，廖于请编辑继续推荐中华书局的字帖[《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3期。]。从这些焦虑与困惑中可以看出，以教科书起家的中华书局，其以教育惠人的出版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中华书局的读者们往往因为提升工作学习能力的现实需求而汇聚于此。当然，追求精神需求提升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廖于对美术十分感兴趣，喜欢欣赏当代国内名家画集[《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3期。];四川华阳的陈纪伦爱好文学，想从文学史中了解整个文坛[《读者问答》，《出版月刊》1937年第5期。]。青年学生如云文，有感于国家多事，但恐误解政治，请求推荐政治学著作[《读者问答》，《出版月刊》1937年第5期。]。面对读者的咨询，《出版月刊》一方面推介自身丰富的书刊资源，另一方面介绍中华书局的其他教育资源，使读者的需求得到了切实满足。例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应用文与英文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许多来信中都提及应用文与英文的学习问题[参见《读者问答：三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2期》）、《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3期）。.]，编者在回复时，不仅推荐相关主题的中华书局本版书刊，而且介绍曾在《出版月刊》上登载广告的中华书局函授学校，使原本存在于纸面的内容真实地影响了读者生活。

除了介入读者生活，解决读者学习工作中的问题，《出版月刊》中时常出现的书价与折扣信息，也吸引了对价格敏感的读者人群。在“读者问答”中，这些身份各异的读者的共性就是对图书性价比的追求。问题表述中，多次出现“价格要便宜，货色要好”[《读者问答：三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印刷精良，价格低廉”[《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3期。]、“价值经济为原则”[《读者问答》，《出版月刊》1937年第5期。]等对图书性价比的要求;许多读者在询问时就要问清书的价格，数次出现“要买几钿一本”[《读者问答：三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1期。]、“定价若干”[《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2期。];甚至还有像廖于这样的读者大胆询问购书后对内容不满意能否退款[《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3期。]。这样在意价格的普通百姓，正是当时中华书局广大读者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并不十分宽裕，如“小商店的小伙计，月入不过五六元”[《读者问答：五则》，《出版月刊》1937年第2期。]，却因为对知识的渴求、进步的心愿而聚集到中华书局周围。《出版月刊》等提供出版类专业资讯刊物的面世，既使这些普通读者既从中获得了完整的书目信息、读书的方法与知识，又鼓励他们在出版交流空间的构建与开放中主动探求新知，于潜移默化之中起到了唤醒民众、开启民智的社会教育功能。

五、结论与启示

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不仅是中华书局进行书刊宣传、出版研究的载体，也是期刊的编者、作者以及读者展示思想、碰撞交流的平台。编者影响了期刊的编辑理念，作者群体决定了期刊的文章价值，读者则可能告知我们期刊的接受水平和社会影响。对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编者、作者与读者有了较完整的认知后，似乎可以从“生产—接受”的角度对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社会角色进行总结。作为以教科书起家的近代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华书局刊行的出版类期刊兼顾宣传营销与社会教化的功能，为当时的社会营造了专门谈论出版、读书的空间，意图由出版内部向外围世界传播商业性与学术性的出版知识，吸引专业领域以外的读者人群，提升中华书局在社会与业界的影响度。在读者需求的反馈与解决中，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创造的交流空间真实融入了普通民众的读书日常，为解决读者学习、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了信息与方法上的指导，巩固了中华书局在读者心中的文化威信;同时，读者不再只是接收信息的一方，这一交流空间的开放性使他们可以谋求自我身份转换，以主动探寻的姿态评论或者提问，再次创造新的文化价值。在出版专刊的实践中，中华书局不仅达成了“广告”与“宣传”的本来意图，明确以文化教育为底色的企业形象，更通过新的社会空间的生成与开放将知识再度传播给普罗大众，进一步启蒙民智、教化新民，對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的实践，对今天出版类刊物的经营者与研究者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从期刊经营来看，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与影响，是编者、作者、读者等主体互相对话、思想碰撞产生的结果，具有浓厚的文化关怀与人文色彩。经营者应善于拓宽视野，将期刊置于出版专业交流的整体网络之高度，从出版者的投资策划、期刊设计、发行营销，作者的传播内容与文本质量，以及读者群体的社会环境和认知结构等方面统筹考虑，生产符合学科需求与社会需要的优秀刊物。同时，经营者还需要继承与发扬贴近读者、服务社会的宝贵理念，理解和满足读者需求，以创新实践在出版者与读者之间架起双向沟通的桥梁，出版符合市场需要的优质产品。

其次，从出版研究主体来看，中华书局刊行的出版专刊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具备了鲜明的批判意识和专业性，从宏观上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出意见，也为提升出版界的思想水平和学术造诣做出了贡献。当前我国在出版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由高校、企业、期刊、研究机构等多方角色构成，出版企业的研究力量仍有待开发。面对技术支持下的新机遇，出版机构应当树立更加主动的研究意识，在业界、学界的积极互动中谋求进步。

最后，从本文的切入视野和研究结论来看，书籍史视阈下的编者、作者与读者的研究角度，不失为考察出版类期刊文化史的一个切入点。通过这个分析模式，我们既可以重新审视围绕出版专业期刊这一宣传、研究阵地所发生的互动，亦将对此类刊物于国家社会的意义有更清晰的认知。

〔作者张志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任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研究院研究生〕

The Creation of Spaces for Interact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Generation of New Ideas：An Examination of Editors， Authors and Readers of the Journals on Publishing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Zhiqiang & Ren Tong

Abstract：Zhonghua Book Companys journals on publishing created a public sphere where editors， authors， and readers could discuss publishing and reading issues.By adjusting the paratext， the column design， the layout and the space-time connections of the journals， the editors of Book Monthly， Book Monthly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and Publishing Monthly turned the journals from a sender of advertisement into a space where editors， authors and readers communicated and interacted. The changes in author groups showed the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reader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 engagement of readers created a closed loop of interaction among editors， writers and readers.Readers not only received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reading guidance from these journals， but also brought comments or questions to create new cultural values.With the journals on publish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not only reached the intended goal of advertising， and established the enterprise image of promoting cultural education， but also generated a new social space， where knowledge is transmitted to the public.

Keywords：journals on publish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history of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