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高勇 张雯娟

【摘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报刊的“知识传播”有助于构建读者的知识体系，成为知识青年主要的阅读对象。尤其是这些报刊对知识青年生活方式的介入，呈现出一种新型网络群体生活方式，颠覆了传统知识青年的生活形态。知识青年通过阅读商务系、中华系报刊，利用这些“知识资源”营造自身生活、进行自我身份塑造，由此形成群体感与身份意识。知识青年凭借报刊将青年的共同话语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书写了不一样的人生样态。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知识青年 知识世界

近年来，反思出版史的研究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相关的研究不可谓不多，希望从不同的“阐释框架”书写出版史，以避免出现“学术内卷化”的问题。从功能主义的路径出发，“知识传播”成为出版史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早期“报”与“刊”未分之际，中文传教士报刊起到了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的作用[黄旦：《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随着报刊从未分到两分，报与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李玲：《从刊报未分到刊报两分——以晚清报刊名词考辨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报的“新闻纸”功能得以演进，而刊延展了“知识纸”的功能，报刊立足于知识而接触、认识并加以使用[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本文拟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出版的报刊作为讨论的中心，从阅读史的角度对报刊的“知识传播”予以粗浅勾勒，试图说明报刊的“知识”如何在知识青年中传播及建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报刊（下文简称商务系、中华系报刊）作为考量的对象源于上述刊物在知识青年的阅读世界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近代知识青年的日记、回忆录等史料中出现这些刊物的例证俯拾皆是，这种普遍性很能说明问题。

一、商务系、中华系报刊发展概况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在上海创办。1902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开始改革，其中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创办各类杂志。1931年，庄俞在《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曾言：

定期杂志之属，为阅读界至佳至要之刊物，本馆发行多种，为提高本国学术地位，增进国民知识程度之助。讨论时政，阐明学术者，则有《东方杂志》;研究教育以促进步者，则有《教育杂志》;谋国内学生界交换知识、互通声气者，则有《学生杂志》;谋增进少年及儿童普通知识者，则有《少年》杂志、《儿童世界》及《儿童画报》等;讨论妇女问题者，则有《妇女杂志》;谋促进学生英语知识者，则有《英语周刊》;研究中外文学者，则有《小说月报》;研究中国自然物及自然现象者，则有《自然界》杂志。上述杂志无不内容丰富，材料新颖，见称于读者。[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载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11页。]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成为中国杂志“最努力者”。《教育杂志》创刊于1909年，为近代中国创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专业刊物，其读者“中学或师范学校的老师最多”。《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早期为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新文化运动后开始进行改革，成为文学研究会代用“机关刊物”，其刊载的小说风靡一时，受到读者的热捧。《少年杂志》创刊于1910年，因“插图丰富、行文浅显”受到入学三四年之生徒及粗解文义之人的喜爱。《学生杂志》创刊于1914年，是一本给中学生介绍课外知识的读物，其读者以大、中学生为主。《妇女杂志》创刊于1915年，1931年停刊，被誉为“贤妻良母的杂志”，其读者多为知识分子及江浙沪一带的女学生。

凭借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络，上述“十大杂志”获得不俗的销量，如《东方杂志》每期销量曾高达一万五千份[马学新、曹均伟等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教育杂志》的销售不得而知，但是凭借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络，应有不俗的成绩。早期《妇女杂志》的读者群为“中上层阶层的识字妇女，即使是男性读者，也是精英取向”。新文化运动后，改革版的《妇女杂志》的读者群为“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教员为主，男性与女性读者的比例可能不相上下”[周叙琪：《阅读与生活——恽代英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杂志〉之关系》，《思与言》2005年第3期。]。

当商务系刊物颇具影响时，中华系刊物才开始慢慢崛起。早期中华系刊物虽仿效商务系刊物并与之竞争，但与商务系刊物仍有一定差距。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人创办于1912年，开始出版大量的新式教科书。为与商务印书馆形成竞争格局，中华书局推出了大量报刊，《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学生界》《中华英文周报》《中华妇女界》《中华儿童画报》，分别对应商务系刊物《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儿童世界》《学生杂志》《英语周刊》《妇女杂志》《少年》，由此形成了“中國现代出版史上期刊竞争的第一个战役性景观”[李频：《大众期刊运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二、商务系、中华系报刊媒介与知识青年的阅读世界

阅读史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人在读、读的是什么、在哪里读和什么时候读这类问题，特别是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的问题[〔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从本文的角度考量，阅读商务系报刊和中华系报刊主要的读者为知识青年。读刊不同于读报：读报面对的是更为普通的读者，即具有语言能力的人可以为报纸的读者;特别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开展，报刊用白话写作使读者群更为广泛，粗通文墨即是报纸的读者;读刊需要具有文学能力，即阅读文本需要遵循的一套规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读者的语言能力是理解字句的能力，而文学能力，也就是内化的文学规则，要复杂一些，是读者将语言次序转化为文学结构和意义的能力”[转引自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卡勒所说的文学能力虽相对于文学阅读而言，但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理解读报的读者和读刊的读者的区别。商务系、中华系报刊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其受众应是具有文学能力的读者，知识青年正符合这一要求，所以成为报刊的重要读者。

民国初年，由于社会较为动荡，此时的知识青年还游离在上层精英之外，处于知识的积累期，阅读商务系、中华系刊物成为他们课堂之外积累“知识资源”的起点。叶圣陶在中学期间的日记透露出其阅读的商务系杂志有《东方杂志》《少年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叶圣陶经常回家看杂志，从日记中透露的信息来看，家里已订有商务系的《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而《教育杂志》假于王伯祥之手。曾就读于师范学堂的朱峙三同样有阅读《东方杂志》的记录。相对于叶圣陶，他阅读《东方杂志》较晚。他最早的阅读始于1913年11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东方杂志》云，十日午后二时，美总统威尔逊在白宫内，按手电机炸药去巴拿马运河中，于是太平洋、大西洋之水合流。”[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1913年11月16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页。]从朱峙三的日记中看，除《东方杂志》外，其他商务系杂志未纳入其阅读视野。早期知识青年只是将刊物视为阅读的一方面，从中汲取“知识资源”，成为学堂之外重要的学习方式。

另外一些知识青年的阅读记录亦值得关注。茅盾称《小说月报》记录了“老一代文学家艰辛跋涉的足迹”，同时成为“老一代文学家在那黑暗年代里吮吸滋养的园地”[茅盾：《影印本〈小说月报〉序》，《文献》1981年第7期。]。冰心从《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中的文苑栏内，“初次接触到‘词’这个诗歌形式，并且喜爱了它”[冰心：《我和商务印书馆》，载蔡元培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3页。]。舒新城任教于湖南福湘女校时，在校内推广学生阅报运动。他将《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列为必读刊物，其目的在于增加学生的常识[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9页。]。郭沫若在学生时代就阅读了《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对于“有数的两大杂志”，却成为郭沫若“最不高兴”的读物。他认为《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总体上而言，“报章的乱七八糟，就在今天也还没有脱出旧态，那可以不用说了”[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页。]。

此外，《英文周报》作为学生学习英语的“辅助材料”，成为重要的课外读物。郭廷以在中学时期通过阅读《英文周报》，使其考试成绩“不再落后”[郭廷以：《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在北京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求学的郭根通过阅读《英文周报》学习英语。初学时，因“生字非常多”，“又有看不懂的地方”，故“把它拦过一边”。随着学习的逐步加深，又觉得“很有意思”[散木编：《郭根日记》，1926年4月19日、20日，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7页。]。沈宗翰经常订阅《英文周报》，以此作为学习英语的教材，并每天学习一个半小时[沈宗翰：《沈宗翰自述·克难苦学记》（上），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58、77页。]。可见，《英文周报》作为学生学习的辅助材料，深受学生的喜爱。

《小朋友》《少年》等刊物也风靡一时。费孝通在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读书时，经常在商务印书馆之《少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费孝通年谱》，《费孝通全集》第20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柏杨小时候最喜阅之读物为商务印书馆之《小朋友》[《柏杨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陈伯吹认为《小朋友》“风行全国”，连其“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小朋友》“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小朋友》“循循善诱地引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学习榜样”[陈伯吹：《我和中华书局及〈小朋友〉》，《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11辑。]。

学堂之内的学子对商务系、中华系刊物非常重视，那么学堂之外的知识青年又是如何呢？在这方面，自学成才的共产党员应修人提供了典范。在应修人阅读的杂志中，商务系杂志占有重要的地位。他阅读的商务系杂志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少年杂志》《英语周刊》。在1917年4月8日的日记中，他就思虑订阅商务系杂志：“今日报载凡预定商务印书馆各种杂志满五元者有赠券，余思《东方杂志》内容尚佳，兼有中国大事记，可备检阅，其《妇女杂志》《教育杂志》本致购，不如均去预定，计共八元，得赠一元。”[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4月8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本致购”三字稍显费解，然整理本原书如此，因无原稿可供核订未便擅改，姑仍之。]4月13日，应修人就和友人订阅商务系杂志：“偕柏年至商务印书馆预定《东方杂志》十四卷四号起十五卷三号止，《教育杂志》九卷四号起十卷三号止，《妇女杂志》三卷四号起四卷三号止各一份，共八元四，一，三，得赠书券一元。后至四马路书摊欲补齐《妇女杂志》第一、二卷廿四册，以其多陈，不惬意，且须五元，觉贵未购。”[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4月13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8月6日，应至商务印书馆购《少年杂志》，“见有《妇女杂志》甚廉，即至二兄处假洋一元来，以八角购《妇女杂志》第一年十二期，尚新”[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8月6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11月18日，应修人“至商务印书馆取《东方》第十，《教育》第十、十一，《妇女》第十一，《英语》第一百○七至一百十二”[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11月18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这样订购商务系杂志的记录比比皆是。此外，应修人会将其订阅的商务系杂志寄给其父，希望其父赞同其订购杂志的想法。4月16日，“六时起，肃呈父亲禀，告金木寄物各事，寄上《东方杂志》第三号及夹又《机会》二册备阅，并云《东方》之《动植物进种新论》、《机会》之《发财人传》均尤兴趣云云”[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4月16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4月23日，应又致信其父，希望其父能赞同其订阅《东方杂志》：“七时起，钞收支单附寄父亲，并作禀告此事，并云此届置报为巨，惟《东方》论述世界国家状况，教育研究，教育妇女为家庭必备之书。儿以为均不可省，且有赠券，故去定。”[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4月23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应修人对商务系杂志的喜阅的例证亦不乏其数。3月24日记：“彼有《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余略观甚佳，亦拟购焉。”[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3月24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4月12日记：“《东方》第三号载有动植物进种论，云凡物均可以人工全，甚效。”[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4月12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8月6日记：“上楼取张柏年之《妇女杂志》二卷十二号阅之，多佳作。”[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5月3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11月18日记：“上午有暇，阅沈彬章之《小说月报》第八号中之《西美游记》述美农业之盛，令人神往。”[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8月21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不管是订购还是阅读，商务系杂志成为应修人学习新知的主要途径。

从日记透露的消息来看，此时的应修人对中华系的刊物关注较少，只有《中华妇女界》和《中华实业界》。6月4日，应修人和沈彬章至中华书局购买《欧美名家短篇小说》时，中华书局“内有杂志廉价部，选购《中华妇女界》一卷一至十二、二卷一至六，少一卷四，以《实业界》一册补之每三分，计小六角。本一卷每三角，二卷每二角，诚廉矣”[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6月4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应修人回到钱庄后告知友人中华书局内有廉价《中华妇女界》，故其“夜同诸友至中华书局，为友选购《妇女界》多分归”[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6月4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4页。]。第二日，好友张辅廷邀请应修人至中华书局，应“更有多份《妇女界》来，一之四仍无，为友购多份”[上海鲁迅博物馆编：《应修人日记》，1917年6月5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不管是自己购，还是为友购买，相互购阅成为杂志传播的重要方式。

这些碎片化的阅读记录反映了知识青年的价值认同和感受。报刊在知识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新学新知、思想资源，而且通过阅读报刊形成的人生价值与社会认同，成为其日常生活实践中重要的一面。

三、商务系、中华系报刊与知识青年的实用主义阅读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知识青年开始在报刊上投稿，用这种方式养活自己，甚至成为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恽代英、杨贤江等青年学子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恽代英毕业于中华大学，从恽代英留下的日记来看，其阅读刊物中有《妇女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等。恽代英一边阅读报刊，从中汲取知识，一边写作、投稿，将一些翻译或作文投到商务系报刊，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由于他所记日记不完整，其何时接触到商务系报刊不得而知，但从其存留的1917—1919年三年的日记来看，其与商务系《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物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对《东方杂志》所刊《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他的评价是“颇有见地”，又认为《欧战之主因与旧式政策之灭亡》一文“尤先得我心”[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1月2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当阅读了大量的报刊后，他对《东方杂志》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一些新型杂志渐渐有了好感。恽代英不仅阅读这些刊物，而且向这些刊物投稿。恽代英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为《义务论》[恽代英：《义务论》，《东方杂志》1914年第11卷第4期。]，可见此时或更早，恽代英已接触《东方杂志》。1917年1月2日，恽代英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文，投给《东方杂志》。可惜的是，此文未登载于《东方杂志》。投稿失败后，恽代英又作《智识与经验》一文并投稿，不久收到《东方杂志》社来函“稿极好”[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这无疑增长了他投稿的信心。7月28日，恽代英收到《东方杂志》社主编杜亚泉（伧父）函，表达对《智识与经验》的赞许，并咨询相关问题。对此，恽代英做了详细的回答。对于《智识与经验》一文，恽代英认为是“认识论中最有价值之文字。天启派哲学经此一打击，无死灰复然之理，而教育政治课本此原理而行之，必进步非凡也”，“应无售之理（文笔亦不似论道德之尊严之潦草），而又为适合学理，切应事实之作，谅无不受欢迎之理也”[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1917年10月，《东方杂志》登载此篇文章[《东方杂志》登载时将文章改名为《经验与智识》，不知恽代英日记记载是否有误。参见《经验与智识》，《东方杂志》第14卷第10期。]。恽代英投稿《东方杂志》是因为他能从该刊获得书券，对于嗜书如命的恽代英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积极投稿，恽代英成为商务系刊物的作者，表现出阅读意义的另一面。恽代英的一些译稿或文章会常常见于各刊物，如他在《东方杂志》上发文16篇，获得不少稿费或购书券，不仅解决了其诸多日常生活的费用，而且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恽代英还在《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章。投给《教育杂志》之《和平損失与战争损失》与《论统一的教育行政》两文，“意欲使海内教育界群起注意研究，以开教育史上之新纪元”[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且《教育杂志》能使“吾教育思想可公之世人”“使世人知吾于教育之研究”“使吾得与教育界大人君子相结纳，或为他日结纳之资”“甚望有大人君子视吾说可为研究而研究之”，以便使其“声价自高”[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可见，恽代英热爱教育，希望以后能在教育界崭露头角。当《教育杂志》拒绝登载恽代英的《佣读主义》一文时，他颇为“扫兴”。针对《教育杂志》的征文，恽代英积极准备，“连日作《小学校职业教育实施法》”“意欲攫取其一等之一百元书券。果达此目的，亦足以振人耳目，令人注目。但自问所作文或未必有此资格。能居二等、三等亦可矣。即再降格，能得十元以上之赏金，亦聊以解嘲”[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他非常重视《教育杂志》的征文，希望能在教育界崭露头角。对于《妇女杂志》《小说月报》“能得现金”，故其经常投稿。对于《妇女杂志》“送来洋八元”，恽代英极为高兴，“居然彼之投稿已有成绩”“此事虽小，可增长其自信力”[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1917年1月14日投稿失败记录里，《学生杂志》名列其中，可见，恽代英较早接触到《学生杂志》。但自从投稿失败后，恽代英的日记中就不见《学生杂志》的踪迹了。直到1919年5月31日，恽代英决定将《中国与日本最后之决斗》投给《学生杂志》，因其“传播较速较广”[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52页。]。此后，恽代英的日记中才有阅读《学生杂志》的记录，可能此时的恽代英心系学生运动，希望从《学生杂志》中汲取资源，以便更好地服务学生运动。1919年，恽代英与同学组建启智图书馆，所订书刊中就包括《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在阅读《学生杂志》的过程中，恽代英结识了《学生杂志》主编杨贤江，并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对于1917年前四个月的投稿成绩，恽代英做了一个统计：“所投者，二十篇，已售者，十四篇，得现金四十六元，得书券二十二元，将书券七折合现洋十五元四角，共得洋六十一元四角，此是自四月以上之成绩，平均计之，每月收入十五元三角半。”[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5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同商务系刊物一样，恽代英阅读中华系刊物的同时，也积极向中华系刊物投稿。如1917年“行事预记”记：“又作《改良私塾刍议》投《中华教育界》，或另尚作文一篇。”“能更译数篇投《中华妇女界》更佳。”[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1月“行事预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2月份的“行事预记”中，《大中华》《中华教育界》在投稿之列[2月“行事预记”记：“译、作各一篇，送《教育界》。”“译二篇，投《大中华》。”参见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2月“行事预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2月14日的投稿失败清单中，《中华小说界》投稿失败两篇[中央档案馆编：《恽代英日记》，1917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相对于向商务系刊物大量投稿，给中华系刊物投稿较少。

与恽代英相似的浙江一师学生杨贤江的阅读史亦值得重视。从杨贤江存留下来的日记看，商务系和中华系刊物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阅读的商务系刊物有《教育杂志》《东方杂志》《英文杂志》《学生杂志》。从杨贤江留下的1915年和1918年两年的日记来看，他的阅读经历有一个明显的转移过程，即从商务、中华两系刊物皆阅读转移到钟情于商务系刊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华系刊物在与商务系刊物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商务系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英文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科学》自创刊以来，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对于杨贤江来说亦不例外。《东方杂志》作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第一杂志”，在中国近代读者界占有重要的地位。1915年5月31日，杨贤江阅读《东方杂志》第五号，被《战争与文学》一文所吸引。《战争与文学》为杜亚泉所作，旨在论述战争与文学之关系。杜亚泉的论述非常新颖，故杨贤江在阅读之后高度赞赏此文：“论旨新奇，引证详明，佳文也。”[杨贤江：《杨贤江全集》第4卷，1915年5月31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像这种评语在日记中多与《东方杂志》有关。从记录来看，杨贤江阅读了《东方杂志》第10号杜亚泉的《吾人今后之自觉》与第11号《国民共同之概念》。这三篇皆为《东方杂志》篇首，类似于评论类文章，一般由《东方杂志》主笔杜亚泉撰写。这些文章能引起杨贤江的注意皆是因为观念新颖，为杨贤江的观念世界提供了不一样的“思想资源”。但从杨贤江的报刊阅读史中，《东方杂志》的地位并不特殊，能真正产生持续性阅读兴趣的报刊有《英文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英文杂志》作为课业之外自学的刊物，在杨贤江的学业中占有的地位非同一般，甚至成为其学习英语的重要方式。而《学生杂志》和《教育杂志》改变了杨贤江的学习方式，从报刊中汲取新知，成为其获取修养的有效渠道。杨贤江特别中意于《学生杂志》中的《文苑》栏目。因自己的文笔“不稳妥”，且“炼字之法毫无讲究”[杨贤江：《杨贤江全集》第4卷，1915年5月25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故特别留意《学生杂志》中文笔较好之文，模仿其写作。对于《学生杂志》的一些文论，他也会记录下来，如他阅读《寒假两周记》，认为该文“简而明”，表示“自愧不如”。读艾迪氏关于“人生以道德为正当目的，金钱安逸皆非目的”的言论时，杨贤江表示此“箴言箴言，敢不折服”[杨贤江：《杨贤江全集》第4卷，1915年4月3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除商务系刊物外，中华系刊物在杨贤江的阅读世界中亦占有重要的比例。《大中华》《中华学生界》《中华教育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小说界》等中华系刊物的阅读频率较高，甚至超过了商务系刊物。杨贤江最喜欢阅读的要属《大中华》，《大中华》由中华书局于1915年1月发行，聘请梁启超任主笔。因受报刊的影响，杨贤江非常崇拜梁启超。6月6日，杨贤江阅读《大中华》，见其“登有梁任公先生最近肖像”，“先生面貌端方，目光炯炯锐利，气象和平中有沉毅”，“反复玩味，不忍释手，举其耳目口鼻悉入我脑海中，可以永远不忘也”，他表示“倾倒于先生者极矣”，并希望“能受人之崇拜敬爱如先生者”“必有所树立于世”“必有所裨益于世之日也”[杨贤江：《杨贤江全集》第4卷，1915年6月6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6月11日，浙江省教育会邀请梁启超到浙江演讲，杨贤江到现场聆听梁启超演讲，但因他近视“不能详认”“先生之风采”，而“先生之言论”因乡音“漠然不觉”。杨贤江经历的是一场比较失败的听讲，但梁启超在其内心深处依然是偶像：“然吾知梁先生必已有宏论发挥也，姑俟取明日新闻纸一阅之。”[杨贤江：《杨贤江全集》第4卷，1915年6月11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大中华》在杨贤江的日记中出现22次。上半年出现的次数较频繁，几乎每月皆有阅读《大中华》之记录，3月有一连四天阅读的记录，其中不乏书评类的记录。

从阅读史的角度来说，这些记录构成了杨贤江有意义阅读的明证。正是在不间断的阅读中，杨贤江的精神世界不断升华。此外，这种评论式的阅读形式，不仅有助于杨贤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对于杨贤江的写作大有裨益。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写作过程中，杨贤江得以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世界，为将来完备人格做准备。

除了阅读之外，投稿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生活形态之一。基于报刊对青年的影响，相应地，一些青年在阅读了报刊以后，积极向刊物投稿。通过投稿，一方面，可以获得声誉，为将来积攒人脉，获得人生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报酬，解决生活之忧。受师范类教育的影响，杨贤江较喜欢投稿教育类报刊。

《学生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十大杂志之一，主要读者面向学生。从1915年第二卷开始，杨贤江几乎每卷都有文章发表在《论说》栏目。同时，《学生杂志》也为其提供报酬。1915年8月26日，他阅读《学生杂志》知“特别征文已揭晓，余幸获第一，得赠书券二十元，系最高奖也。然余亦何得意，不过聊慰心愿耳”[杨贤江：《杨贤江全集》第4卷，1915年8月26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由于经常向《学生杂志》投稿，杨贤江成为投稿最多的三位作者之一[这三位作者是杨贤江、萧公权、邹韬奋。参见邹韬奋：《邹韬奋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杨贤江在日记中也表达了希望通过投稿赚取酬劳的愿望。1918年5月2日记：“前数日撰论、译文，如母校十周年纪念期迫眉睫，不能不赶;如本校杂志以及《学生杂志》，亦不能付诸阙如;更加《教育周报》《东方杂志》等，又思投稿数篇，以博几许酬银，便于偿还宿债。可以不为而竟至不得不为，此所以为宿债与。”[杨贤江：《杨贤江全集》第4卷，1918年5月2日，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頁。]杨贤江家贫，稿酬可以补贴生活，这反映出从农村走出来的学子在求学道路上的艰辛。

以上两位知识青年的阅读个案比较具体，从他们后来的发展来看，亦实现了从知识青年向上层精英转变的经历，恽代英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杨贤江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可见，阅读旨趣的不同，亦成就了这两位知识青年不同的生命旅程。

以上仅对商务系、中华系刊物的阅读情况做初步探讨，从构建有意义阅读的角度看，上述选取的人物具有代表性，说明了商务系、中华系刊物的传播与阅读概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商务系、中华系报刊阅读的社会影响。

四、结 语

媒介的“知识传播”功能不仅在早期传教士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有所体现，而且在商务系和中华系报刊中有所展演。基于这种考量，或许更能认识报刊的本质，即如黄旦先生提出的“媒介就是知识”[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阅读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阅读规则和阐释策略会影响读者建构自己知识体系。读者决定知识的归宿，因此“知识传播”的效果最终取决于读者如何接受和使用知识。阅读史能清晰地显示历史上的知识传播。读者要么把报刊中的知识吸纳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要么排斥，弃之如敝屣。具体言之，商务系和中华系报刊提供的“知识仓库”对知识人构建“知识资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知识人更为看重报刊的人文主义阅读和消费主义阅读，对文本的阐释更为注重内心的感受，构建了新的公共空间。知识人更加注重实用主义阅读，希望得到社会认同，即所谓的“俗读者”[转引自戴联斌：《從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这两种不同的阅读取向，造成了不同的阅读价值观，构建了不同的阅读文化。同时，不同读者的阅读史亦展现了不同的心态史、精神发育史。这些都是阅读史和“知识传播”需要直面的问题。

〔作者许高勇，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张雯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by and Educated Young’s Reading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Xu Gaoyong & Zhang Wenjuan

Abstract：Knowledge dissemination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Zhonghua Book Company helped the readers build their knowledge system. So， th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ere very popular among the educated youth， and in particular， influenced their lifestyle. The educated youth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with fresh community life. “Knowledge resources” gained from read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Zhonghua Book Company enabled the educated youth to structure their life and build their identity. In this way， they developed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a 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With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hand， they were linked closely together via a common discourse system， and left different life stories.

Keywords：Commercial Press， Zhonghua Book Company， educated youth， knowledg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