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文叔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文学者、编辑大家，1921—1949年在中华书局教科书图书部担任编辑、副部长，先后参与五套中小学文史地和师范教育学科教材近百种、数百册的编辑工作，成为清末以来各书局编写和校阅教科书最多的编辑之一。他还参与《辞海》等图书的校勘以及《初中学生文库》《中华文库》的主编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为中华书局的早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繁荣我国现代教科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朱文叔 中华书局 编辑出版家 教科书 语文

《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短评《想起“校订者朱文叔”》，文章开头说道：

关于出版物编校质量低下的批评，近几年不时见诸报端，到底有没有纠治的良方呢？我由此想到少年时代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来。40年代，我读小学和初中时，发现凡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课本，都能见到在版权页上赫然标出一行：“校订者朱文叔”。看得多了，印象就深了，后来又发现中华书局出版的各种书籍，校订者都是朱文叔。我当时并不懂得其中的意义。解放后，叶圣陶先生把朱文叔请来参加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朱文叔曾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不过再没有见过朱先生在版权页上署名。关于他的学识素养和校订水平之高仍为内行所称道，流传着许多佳话，可惜在出版界之外知道他大名的人不多了。[石枫：《想起“校订者朱文叔”》，《人民日报》1994年7月27日第3版。]

朱文叔（1896—1965）是著名的语文学者、编辑大家，也是中小学教材专家、少儿读物创作家。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在中华书局任职长达二十八年。其编辑生涯始于中华书局，也成名于中华书局，曾先后参与“新教育教科书”“新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新课程标准读本”“新编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直接经手的教材多达百余种、数百册，尤以中小学文史地和师范教育学科教材为突出，是清末以来各书局编写和校阅教科书最多的编辑之一，从而为中华书局的早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繁荣现代教科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初缘：与中华书局的“相識”

朱文叔，名毓魁，字文叔，别号如一、贲起，浙江桐乡人。1912—1917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杨贤江、丰子恺、傅彬然、刘质平等是同学。朱文叔是那种平日总拿着书、门门功课考试都很好的学生，还跟舍监夏丏尊自修了日语。1914年，其作文《甲寅年游记之一》获一师学生征文第一名，并刊登在《校友会杂志》上。随后，他便成为“发表力”极强的优秀学子，到1917年毕业时在《学生杂志》《教育周报》《中华教育界》《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20篇有关师范教育、道德教育、数学教学、人格发展和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

朱文叔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始于1916年。当时中华书局就各省地方志进行征文，正在浙江一师读书的朱文叔写了一篇《浙江省志》投给《中华教育界》，并获得头奖。这年暑假，他到中华书局编辑所临时帮了两个月的忙，所得薪金便作为他读师范最后一年的学费，因而书局编辑就结识了他这个优秀的师范生，并为其后来到这里工作打下了基础。

1917年毕业后，朱文叔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及附小担任教员，在小学教史地，在师范本部教国文和教学法。他开始钻研文法和修辞，阅读了《马氏文通》《英文文法教科书》《中等国文》等书，并注意研究语体文与文言文，以及中外文法的异同，奠定了国语文法的基础知识。当时，《新青年》等一批杂志刊登了许多进步文章，朱文叔在“女师校务之暇，一本一本翻开来看。读杂志的结果，启发了我的多方面兴味，使我对于许多学问，都获得一点起码的常识，虽然杂而不纯，博而不精，但在我后来九年半的编辑生活上，很有帮助，《国语文类选》（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笔者注）便是我那时读杂志的一点遗迹”[朱文叔：《我的自学的经过》，《中学生》第11号，1930年1月。另载章克标等著：《中学毕业前后》，开明书店1935年版。]。他也不忘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常常借阅一些日文书，逐渐从过去只能看懂一些科学原著，到看懂人文原著。其间，他还曾随同浙江教育会会长、一师校长经亨颐到日本考察学校教育。

为进一步提高“发表力”，朱文叔利用在各种公共集会或团体中担任书记职务的机会，练习和提高自己速记和整理文稿的功夫，逐渐做到了“耳快、心快、手快”。“当时浙江省教育会或女子师范请名人演讲的时候，差不多回回是我的记录。”[朱文叔：《我的自学的经过》，《中学生》第11号，1930年11月。]杜威1919年5月到杭州的几次演讲（郑宗海翻译），就是朱文叔记录的，其中两篇《平民教育之真谛》和《女子教育之新义》发表在《教育潮》上。此外，他还在浙江女师的《校友会杂志》和《学生杂志》《教育潮》《教育周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小学教育、学科教学方面的论文。上述学习、教学和研究经历，为朱文叔后来到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尤其是教科书编辑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20年初，朱文叔在女师的同事、老师张相（即张献之，1877—1945）二进中华书局编辑所，担任教科图书部部长。张相很了解朱文叔的学问和才能，要他将新文学革命以来最流行的“国语文”分门别类地选辑成册加以出版。该书名曰《国语文类选》（4册，署名“朱毓魁”），内容分10类，选了95篇新文学大家的作品。有学者认为：“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语文类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白话文范》，这是最早两套专门编选白话文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其中，“《国语文类选》将提倡新文化的文章按问题和主义性质的不同归纳在一起，实际上是将白话文的教学变成了问题和主义的教学，将国文课堂变成铸造新思想的场合，满足了学生对新思潮的兴趣和参与欲望，也解决了白话文如何教学的问题”[李斌、董晓俐：《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中学白话国文教科书编撰》，《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该书还受到舒新城的肯定，他曾以此书教育那些反对白话文的旧国文学者[舒新城：《我和教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五年后，朱文叔又将《国语文类选》扩展为《现代论文丛刊》（见图1），内容扩展到16类。

二、主业：深耕文史地教科书

1921年7月，朱文叔经张相介绍，进入中华书局编辑所（见图2）教科图书部当编辑，主要任务是编中小学文史地和师范教育科目的教科书。张相是教科图书部部长，编辑所所长是戴克敦。1934年，朱文叔升任教科图书部副部长（部长金兆梓，张相已为编辑所副所长，编辑所所长则为舒新城）。到1949年7月离职进京，朱文叔在这个部门工作了二十八年，并逐步成长为中华书局的“金牌编辑”，以及我国出版界尤其是教材出版界的知名编辑。

中华书局1912年成立后，十分看重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初创时期，出版了“中华教科书”“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中华女子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系列。五四运动特别是1922年新学制颁布之后，又推出“新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新课程标准读本”“新编教科书”等系列[吴洪成、周楠：《民国初期中华书局教科书编辑述略》，《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到20世纪30年代，便发展成为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图书出版界的两大龙头。这其中有朱文叔的一份功劳。他回忆说，书局1917年发生危机，那时候元气未复，借债经营，全靠教科书营业的赢利来还债、再生产，所以同人待遇很薄，但工作很忙。一开始，“张先生把小学文史地三科的教学参考书和师范学校教育科目教科书的工作完全交给我主持，事情既忙且杂，因而耽误了自修，而且自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局促至中华书局的小圈子里”[《朱文叔自传（1956）》，人民教育出版社内部资料。]。后来，张相又把一部分教科书的编写，甚至主持编写或独自编写工作交给朱文叔来做，使朱文叔的才华和能力得到进一步施展。根据王有朋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和人教社图书馆“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民国部分）可知，朱文叔在中华书局编写、校订并出版的中小学和师范教育学科的教材（含教科书和教参）共计81种（小学65种，中学7种，师范9种），是自清末以来编辑教科书最多者之一。其中，小学修身、公民和社会18种，国语（含南洋华侨教材）35种，历史3种，地理4种，自然常识4种，商业1种;中学国文6种，地理1种;师范教育学科9种，即教育学、教育史、各科教学法、单级教学法、小学组织和行政、心理学、论理学、图画教材等。在这81种教材中，由朱文叔编写（含自编、主编或参与编写）的有37种，校阅（含合作校阅）的有44种。

（一）“新教育教科书”

朱文叔一到中华书局工作，便投入“新教育教科书”高级小学修身、历史、地理三科的编辑工作（见图3）：一是领衔编写了《修身》和《修身教案》;二是与洪鋆、张相合作编写了《历史》和《历史教案》;三是与汪宗敏、李直、陆费逵、张相合作编写了《地理》和《地理教案》。以上各书每种均为6册，共计36册，均于1921—1923年出版。同时，还参与校阅了部分教育学科的“新师范教科书”，如王炽昌编的《教育学》《教育史》《论理学》、吕征编的《图画教材概论》、杜定友和王引民编的《心理学》、饶上达编的《小学组织及行政》、陈献可编的《单级教学法》、曹刍编的《各科教学法》等。

（二）“新小学教科书”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也称“新学制”。次年6月，刊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据此，中华书局推出了“新学制适用”的“新教科书”系列。朱文叔参与编写了其中的“新小学教科书”高级小学公民、国文、历史和地理4科教科书及其教参（见图4）：一是独自编写《公民课本》（4册，陆费逵、金兆梓、戴克敦、张相校，1923年），并主持编写《公民课本教授书》（4册，朱文叔、赵光荣、洪鋆编，戴克敦、张相校，1923—1924年）;二是主持编写《地理课本》（4册，朱文叔、郑昶编，陆费逵、戴克敦、金兆梓、张相校，1923年），并合作编写《地理课本教授书》（4册，郑昶、张国维、朱文叔编，戴克敦、张相校，1923年）;三是参与编写《国语读本》（4册，褚东郊、郑昶、刘佩虎、朱文叔编，陆费逵、戴克敦、张相校，1924年）。此外，还参与校阅了黎锦晖和陆费逵编的《国语读本》（4册，1923年）与《国语读本：高级》（4册，1923年）、金兆梓和洪鋆编的《历史课本》（6册，1923年）、董文和杨喆编的初级小学《公民课本教授书》（8册，1923年）。

（三）“新中华教科书”

1928年，南京政府大学院以“新学制”为基础并略加修改，提出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并于1929年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据此，中华书局在1912年“中华教科书”基础上推出了“新中华教科书”系列，并以“新国民图书社”名义出版发行。其中，朱文叔编辑了小学国语、初中国文、初中外国地理和小学商业科的教材（见图5）：一是独自编写高小《国语读本》（4册，陈棠、张相校，1927—1928年），并参与编写高小《国语读本教授书》（4册，方钦照、朱文叔、喻守真编，陈棠、张相校，1928年）;二是独自编写初中《国语与国文》（6册，陈棠校，1928—1929年）;三是独自编写《外国地理（语体）》（全1册，杨文洵校，1930年）。此外，还独自校阅高小《商业课本教授书》（4册，高伯时编，1929—1930年）。

（四）“新课程标准读本”

1932年10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小学课程标准》，为此中华书局推出了一套“新课程标准适用”的教科书。朱文叔的工作量也因此加大，承担了12年制中小学全学段的国语、国文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编写任务（见图6）。

一是主持编写初级小学用的《小学国语读本》（8册，朱文叔、吕伯攸编，尚仲衣、赵欲仁、俞焕斗等分撰，孙世庆、鞠承颖等校，1933—1934年），并独自校阅其教参《小学国语读本教学法》（8册，吕伯攸、杨复耀编，1933—1934年）。该读本和教学法，还有一套“五彩本”（1933年）与“春季始业用”的版本（1934—1936年）。此外，還独自编写了“一年短期小学用”的《国语读本》（4册，1935年）。

二是主持编写高级小学用的《小学国语读本》（4册，朱文叔、吕伯攸编，尚仲衣、赵欲仁、俞焕斗等分撰，陆费逵、沈颐、舒新城等校，1933年），并参与校阅其教参《小学国语读本教学法》（4册，喻守真、韩非木、范作乘、高念修、楼云林编，朱文叔、张相、金兆梓校，1933—1934年）。该读本和教学法，也有一套“春季始业用”的版本（1934—1935年）。

三是合作编写“南洋华侨学校适用”的初级8册、高级4册的《小学国语读本》（罗良铸、朱文叔、吕伯攸编，陆费逵、沈颐、舒新城、张相、金兆梓校，1934年），并校阅配套的教参《小学国语读本教学法》（吕伯攸、罗良铸、杨复耀编，朱文叔、陆费逵校，1934—1935年）。此外，还主持编写了《标准国音国语留声片课本》（附《小学国语读本选读》，朱文叔、白涤州、蒋镜芙编辑，白涤州发音，1933年）。

四是獨立编写《初中国文读本》（6册，舒新城、陆费逵校，1933—1934年），并主持编写《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6册，朱文叔、宋文翰编，张文治、喻守真、张慎伯注，舒新城、陆费逵校，1935—1936年），还独自校阅了《初中国文读本参考书》（6册，张文治、喻守真、张慎伯编，1933—1937年）。《初中国文读本》有很多亮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新创作作品多。“本书编选主旨，一方面顾到文学本身，一方面注重民族精神之陶冶、现代文化之理解，故除选录成文外，又特约多人，按照初中学生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第一至六册收入的“特约撰述之作品”有朱自清的《春》、叶圣陶的《晨》、孙福熙的《夏天的生活》、舒新城的《雾》、竺可桢的《天气》、金兆梓的《风雪中的北平》、陆费逵的《敬告中等学生》、廖世承的《青年生活》、庄泽宣的《邮政寄人》、陈衡哲的《新时代的女子》、陈望道的《修辞》、黎锦熙的《文法》、刘复的《习作方法论》、熊佛西的《枯树》、任鸿隽的《科学的头脑》、陈兼善的《进化论浅解》、李石岑的《人》、周昌寿的《物理学和人生》、顾颉刚的《怀疑与学问》、闻一多的《青岛》、丰子恺的《美术与人生》、余上沅的《戏剧》、韦息予的《李鸿章》、杜亚泉的《人和自然》、张耀翔的《喜怒忧惧》、蔡元培的《美育与人生》、潘文安的《读书和修养》等。为此，朱文叔本人也创作了《月光》（署名“文叔”）、《“新铭轮”途遇飓风记》（署名“文叔”）、《詹天佑》（署名“如一”）、《爝火》（署名“如一改译”）、《思母》（署名“如一改译”）、《叶澄衷》（署名“如一”改编）。第二，每册均按8个模块编列。“本书编制，采用分组办法，每组分量，约足供两周之用。每册之首，各冠以教材支配表，详列本册各组各课之教学目的及题材、内容等等，期于教学时得收提纲挈领之效。”[朱文叔编：《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编例”（舒新城、陆费逵校），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页。]

五是合作编写《高中国文读本》（3册，刘劲秋、朱文叔编，张文治注，1934年）。该书按照主题板块选文，注意衔接。如“本册内容方面，划分12组，每组或含义相类，或体制相同，以资互证;程度方面，力求与初中相衔接，教材不取高古，排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于每文后列‘体制一项，凡各体之源流与变迁、系统与性质，必详细说明。至所选格文体裁，大纲分‘记叙‘抒情‘说明‘议论四者;细目分‘论著‘序跋‘书说‘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美文‘赠序‘哀祭十类，有今有而昔无者，亦必审其性质而归纳之”[刘劲秋、朱文叔编：《新课程标准适用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编例”，中华书局1934年版。]。

另外，1933—1934年，朱文叔还与舒新城共同校阅了赵侣青、钱选青、黄铁崖、朱彦俯以及潘江编的“新课程标准适用”的小学公民教材，如《小学公民课本》（4册，高级用）、《小学公民训练指导书》（4册，初级用）、《初级公民训练指导书》（8册）、《小学公民课本教学法》（4册，高级用）、《小学公民训练指导书》（4册，高级用）、《新公民》（8册，初级用）等。

（五）“修正课程标准教科书”

1936年4月，教育部在《中小学课程标准》（1932年）基础上又公布了《修正课程标准》。据此，中华书局及时推出了一套“修正课程标准适用”的“新编教科书”系列，其中由朱文叔编写或编辑的中小学国语与小学公民、常识教材有（见图7）：

一是参与编写《新编高小国语读本》（4册，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编，陆费逵校，1937年）。独自校阅了蒋镜芙、吕伯攸的《新编初小国语读本》（8册，1937年）、《新编初小国语读本：首册》（1937年）、《新编初小国语读本首册教学法》（1937年），以及吕伯攸《新编初小国语读本》（8册，1937年），宋文翰《新编初中国语》（6册，1937年）。又与吕伯攸、徐亚倩校阅了《新编初小国语读本教学法》（8册，杨复耀、徐亚倩、高念修编，1937—1938年）、《新编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4册，马精武、卢冠六等编，1937—1939年）等。

二是主持或合作新编供南洋华侨小学使用的《最新南洋华侨小学国语课本》（8册，初级，朱文叔、吕伯攸编，孙世庆、鞠承颖等校，1937年）、《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4册，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编，陆费逵校，1937年）。此外，还校阅了《最新南洋华侨小学国语读本教学法》（8册，初级，吕伯攸、杨复耀编，1937—1938年）、《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4册，马精武、卢冠六等编，1937—1939年）。这些教材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

三是独自校阅了张匡的《新编高小公民课本》（4册，1937年）、《最新南洋华侨高小公民课本》（4册，1937年）、《新编高小公民课本教学法》（4册，1937—1938年）、《最新南洋华侨公民课本教学法》（4册，高级，1938年）等。又与金兆梓合作校阅了蒋镜芙、吕伯攸、徐亚倩、杨复耀编的《新编初小常识课本》（8册，1937年）、《最新南洋华侨小学常识课本》（8册，初级，1939年）等。

（六）全面抗战以后的教科书

1943年，国民政府实行统一教科书制度，由国立编译馆编撰国定本，交由“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发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文通书局等七家出版社联合教科书，各书局原有的审定本自行退出，中华书局教科书编辑出版业务受到极大影响。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朱文叔也只能做些本版部分教材的重编、修订和校阅工作，其中合作重编的有《新编高小国语读本》（4册，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编，陆费逵校，1940年）、《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4册，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编，陆费逵校，1947年）;校阅的有《新编初小国语读本》（8册，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吕伯攸编，朱文叔校，1940年）、《华侨小学新公民》（8册，马来亚华侨小学课程标准适用，初级用，钱选青、潘江编，舒新城、朱文叔、余寿浩校，1941年）、《华侨小学新公民》（8册，马来亚华侨小学课程标准适用，初级用，钱选青、潘江编，舒新城、朱文叔、余寿浩校，1941年）等。

三、二十八年：中华书局的“金牌编辑”

编教科书与教小学生一样，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而且对于孩子的影响面更大，所以朱文叔对在书局编教材的工作很满足、很专心，也十分认真负责。他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处处为孩子们着想。选材方面，力求找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读，有时候为了找一篇内容好的东西可以改写为课本的，竟到了费两三天到一星期工夫的程度。在文字上，一字一句都加以推敲，或与张相等一同商量斟酌，力求减少孩子们阅读时的理解障碍。他说：“中华书局出教科书是比较郑重的，一部教科书编好了，不知要打磨多少遍，才付排印。无论我自己编或别人编的书，打磨的时候，我总是仔细把原文一课一课读过……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便养成了吹毛求疵的习惯，一篇文章拿上手来，纵向找出它的缺点来，这是我的职业使然。”[朱文叔：《我的自学的经过》，《中学生》第11号，1930年11月。]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做这工作越久，对这工作越爱好，爱好到有点迷恋了”[《朱文叔自传（1956）》，人民教育出版社内部资料。]。

朱文叔治学严谨，擅长语文，尤致力于汉语词汇研究。他说：“我的当身本领，最重要的，是关于语言文字方面比较的有一点儿素养……语言文字实在是人生最重要的工具。我之所以幸能不为生活的落伍者，也全靠对于语言文字有一点儿素养。关于语言文字的素养，最重要的，不必说是读书力和发表力。我现在，只有可以看懂一切常识的书籍的读书力，只有自己有了什么感想就能动手写出来的发表力，原是浅薄得很，但只此已经受用无穷。”[朱文叔：《我的自学的经过》，《中学生》第11号，1930年11月。]这个本领和素养既源于其求学和教书时期的刻苦努力，也是其在中华书局当编辑时练就出来的。朱文叔初到书局，因做文史地教材和书籍的需要，就拜张献之为师，学会了辞典、类书的使用方法和目录之学，掌握了读古书的诀窍，知道了编辑遇到问题要查找哪一类的书，以及各个历史朝代重要学者的重要著作，文史书籍校勘的功夫大为提升。他后来回忆说：“我在中华书局的时候，深受张献之先生的影响，他为人极周到，我和他相处二十多年，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使我听了不舒服。所以我对教科书部同事也都是客客气气的，从来没有说过分量很重使人不好受的话。”[《朱文叔自传（1956）》，人民教育出版社内部资料。]张献之是中华书局拳头产品《辞海》（1936年）的主编之一，代表作为《诗词曲语辞汇释》（1945年）。对此，朱文叔都有参与、多有贡献，并有证明。1958年4月，经毛主席同意，上海市委向中央提出重编《辞海》，“请示最后附有请调的六人名单（主编舒新城提出的——笔者注），其中包括朱文叔（前《辞海》主要编辑，现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刘范猷（前《辞海》编辑，现在长沙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工作）”[方厚枢：《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件珍贵的史料》，《出版科学》2004年第5期。《中华书局重编〈辞海〉》，张树军主编：《图文共和国年轮》第一卷（1949—1959），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7页。]。张献之在《诗词曲语辞汇释》一书《叙言》（1945年）中仅向一人鸣谢：“书成，由桐乡朱文叔氏磨勘一过，待改订数十事。”[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年版，“叙言”。]

朱文叔在中华书局除了编辑教科书之外，还编写和出版了不少教育图书、学生读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他从1931年开始，为“儿童古今通”“小朋友文库”编写的《百喻经寓言》（分甲编、乙编，1931年）、《列子童话》（1931年）、《史记故事》（1933年第2版）、《左传故事》（1933年第2版）。这些著作都是适合少儿阅读的我国古代名著的改写本，其中《百喻经寓言》选译自佛经寓言集《百喻经》，包含了讲故事和讲佛法两部分，采用文言文的形式，引导读者从故事中感悟做人的道理。2002年和2018年，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先后重版了上述四书。二是与朱龢典、金兆梓等主编的《初中学生文库》（1935—1936年）。共计256种、300册，包括总类、哲理、教育、社会、史地、艺术、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9类，内容涉及各科学习法、国学名著、历代文选、中外历史人物传记、语文读本、理科表解、外文用法、中英文对照读物、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和科学浅说、家庭生活健康常识、人生指南、艺术体育和国防指导、工农商医入门等[《中华书局图书目录》，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211—216页。]。《初中学生文库》与中华书局同时推出的《小学生丛书》《小朋友文库》一起，深受中小学生和社会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三是与舒新城、姚绍华、朱龢典等主编的“中华文库”系列等，于1947—1948年出版。有人称：“在民国时期出版的丛书中，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文库是一套较为出名的叢书。”[张泽贤：《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续集（1923—1949）》，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页。]此外，朱文叔校阅的少儿读物主要有《日本童话集》（许达年译，1932年）、《小学实用文范》（吕伯攸编，1936年），等等。

朱文叔在书局工作初期，继续钻研日语，水平大为长进，不但能阅读日文原版书籍，而且在《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译文，还在编写教科书过程中选译了一些课本，如《初中国文读本》（6册，1933—1934年）收入了他本人编译（署名“如一改译”）的文章《爝火》《思母》等。根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发现朱文叔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发表的文章有30多篇。其中，在《进德季刊》发表《释“同人进德会”》（1922年）、《理想与事业》（1923年）、《仁义礼智的新解释》（1923年）、《哭母亲（诗词）》（1926年），在《学生杂志》发表《我希望学生杂志》（1923年）、《现代生活与职业问题》（1925年，译文），在《小朋友》杂志发表《诚心诚意（寓言）》（1928年）、《怎样编印一本书》（1935年），在《教育杂志》发表《职业指导与学校教育》（1925年，译文）、《最近的德国教育学界》（1926年，译文）、《中国现代教育之两种桎梏》（1929年），在《中华教育界》发表《意志教育》（1917年）、《苏俄文化设施之现状》（1924年，译文）、《欧美都市教育一斑》（1924年，译文）、《国家主义与中小学地理教学问题》（1925年）、《关于小学国语读本的几个重要问题》（1931年）、《怎样使教科书适应儿童和社会的需要》（1931年），在《中学生》发表《送小墨上学》（1930年）、《我的自学的经过》（1930年）、《十六年》（1946年），在《妇女杂志》发表《今后妇女教育的改造》（与周石华合作）（1924年），在《东方杂志》发表《布尔乔和社会连带主义》（1924年），在《贡献》发表《告知识阶级的朋友们》（1928年），在《觉有情》发表《忆李叔同先生——弘一大师》（1942年），在《新中华》发表《教育建设刍议》（1945年）、《节制的生活：读余家菊译杜威塔孚脱著道德学有感》（1945年）、《今后农人教育的两要点》（1946年），在《现代周刊（台北）》发表《一个常用字的意义和用法》（1946年）、《什么叫做“学”》（1946年）、《晨：五点钟起来……》（1946年），在《国文月刊》发表《读修正师范学校国文课程标准》（1946年）等。其中，结合本职工作，研究教科书问题的几篇文章很有价值。

朱文叔既不兼外职，也不挣外快，工作十分专心。1931年正中书局成立后，吴大钧持朱文叔小学业师沈陈善之介绍信两次找他，请他业余时间为正中书局主编小学教科书。老校长经亨颐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执委时也要他做秘书，朱文叔都以患肺病和神经衰弱症为由加以谢绝。

不过，朱文叔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也有两次间断的情况。第一次是在全面抗战初期。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朱文叔本想转赴内地，但鉴于其素性拘谨，不宜转业，身体又孱弱，不堪长途辛苦，只好作罢。1938年初，中华书局大裁员，朱文叔也在被裁之列，每日仅给少数的维持费。过去，他向来不兼外职，现在失业了，便由同乡介绍，先至大夏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半年，后到东吴大学教国文一年半。1940年10月，在上海租界的中华书局编辑所一部分人员复工，朱文叔又回到原先岗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人民备受侮辱压迫，民族资产被摧残掠夺，中华书局书栈纸栈也横遭劫掠，加之对奴颜婢膝丧失民族气节之事耳不忍闻、目不忍见，朱文叔愤激之至，曾经坠楼自尽未成，却重伤了左足，留下了终身残疾。第二次是在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初，由业师夏丏尊介绍，并商得中华书局同意，朱文叔请假至台湾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编辑当地用的教科书，由于编辑人员很少，水平不高，工作做不起来。朱文叔自己除了整理台湾教育行政负责人范寿康在重庆约人编好的一套教科书以外，只做了一本中学语文课本。半年之后，他回到中华书局，仍旧在教科图书部工作。

四、结语：告别中华书局

1949年4月中旬，中央成立由叶圣陶任主任、周建人和胡绳任副主任、金灿然任秘书长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朱文叔看到《人民日报》1949年4月21日刊登的《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会》这则消息后，得知友人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等都在该会工作，不禁心向往之。上海解放后，他就写信给叶圣陶，表示渴望到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不久，接到叶老复信，朱文叔即于7月5日只身北上，踏上为新中国教科书事业服务的新征程。他写道：“那一年照阴历算我是五十五岁了，照中华书局同人待遇办法，六十岁可退休，退休后公司给养老金。我身在中华二十八年，对中华已深有感情。舒新城、金兆梓二先生也挽留我，但是我意决定，毅然辞去。”[《朱文叔自传（1956）》，人民教育出版社内部资料。]到京以后，朱文叔被安排在教科書编审会国文组做编辑，后历任出版总署编审局四处副处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务委员、副总编辑，参与了新中国前十七年多套中小学教科书特别是小学课本的编写和审查，如同他在中华书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工作一样，为国家通用教材的编辑出版事业做出了新贡献，也成为“专业的课本编辑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把一生精力都放在了倾心热爱的教材和图书编辑上，对工作甘之如饴、安之若素，从不慢待文稿，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十年如一日，在业务知识和工作作风上，都堪称编辑工作者的楷模和榜样。

〔作者郭戈，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研究员〕

Zhu Wenshu and Zhonghua Book Company

Guo Ge

Abstract：Zhu Wenshu was a famous Chinese language scholar and an editor in modern China. Served as an editor and the deputy head of the textbook department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from 1921 to 1949， he took part in editing nearly 100 titles and hundreds of volumes of textbooks， including five sets of textbooks on the subjects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geography for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extbooks for normal school students. Zhu Wenshu had been one of the editors who wrote and proofread the most textbook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among a number of book companies. Moreover， he proofread books such as Ci Hai， and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brary and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Also，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works，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textbooks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Zhu Wenshu， Zhonghua Book Company， editor and publisher， textbooks， Chinese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