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飞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贵阳 550081）

童恩正先生于1986年提出的“从中国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勾勒了青藏高原与东向的祁连山山脉、贺兰山山脉、阴山山脉与大兴安岭，以及西南向的横断山脉所构成的一条半月形高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这里从葬具葬俗、建筑遗迹与器物风格等皆与其所环抱的“华夏”腹心不同，内部却多有共性，因此形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这一认识影响深远，开启了“华夏边缘”研究的先河，开辟了将高海拔山地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的新方法，与“瑷珲-腾冲线”被命名为“胡焕庸线”一样，“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亦当命名为“童恩正带”。

在青铜时代之后，羁縻·土司制度兴起于“童恩正带”及其邻近地区，这是中央王朝对华夏边缘所采取的一种不同于内地的治理方式，其核心是“齐政修教，因俗而治”，即承认其与传统“中国”存在诸多不同，故而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策略。从汉唐至明清，边地所推行的羁縻·土司制度，填补了“童恩正带”（基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的研究） 与“胡焕庸线”（基于近代人口统计的研究） 之间的时代空白。反之，“童恩正带”拓展了羁縻·土司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从更长的视线、更深的视野理解历代中央王朝于此采取“一国多制”的原因。

一、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

（一） 羁縻·土司制度的推行地域

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其系此前的羁縻之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故而可以羁縻·土司制度称之。 《元史·地理志》 称：“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这里所记的岭北（即漠北）、辽阳、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等“唐所谓羁縻之州”，大抵便是元代推行土司制度的区域。

李幹先生认为元代土司有陕西行省所属宣抚司二，安抚司一，招讨司五；四川行省所属宣抚司四，安抚司三，总管府一，长官司三十一；云南行省所属宣抚司四，军民总管府十二，宣抚司三，路九，军民府十六，土知府知州九，及其他蛮夷长官司；湖广行省所属宣慰司二，宣抚司一，安抚司十四，土府五十六，土县一，长官司三百六十四。这大约是基于《元史》 “地理志”与“列传”所做的统计。《明史·土司传》里只列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土司。龚荫先生则认为，由于《明史》和《清史稿》只记西南土司，故而过去人们皆以为仅西南边疆有土司，后来知道中南山岳地带也有土司，但对西北边陲要冲特别是东北边远地域设置土司则持否定态度，鉴于后两地亦是封建王朝中央政府直接授予当地少数民族大小首领官职，且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地，因此亦当为土司。元明清时期，全国共有土司3108家两万余人（图1）。成臻铭先生认为，明代土司广泛分布于今重庆、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海南、广东、广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14省、自治区、市112地州市284县，以及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等4国11邦。

图1 全国土司分布示意图（依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统计）

虽然目前学界对东北边远地域是否曾行土司制度仍存有争议，但《元史·地理志》 的记载表明，元代之前，中国西南边疆、中南山岳、西北边陲和东北边远这一半月形山地曾推行羁縻之治。而元代以降，推行土司制度的区域即便有所消长，亦大致不出这一区域。

（二） 羁縻与土司制度的异同：以播州为例

宋元之际，播州（今贵州遵义） 由羁縻之治转为土司制度。《元史·地理志六》“沿边溪洞宣慰使司”下记：

至元二十八年（1291），播州杨赛因不花言：“洞民近因籍户，怀疑窜匿，乞降诏招集。”又言：“向所授安抚职任，隶顺元宣慰司，其所管地，于四川行省为近，乞改为军民宣抚司，直隶四川行省。”从之。以播州等处管军万户杨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仍虎符。汉英即赛因不花也。仍颁所请诏旨，诏曰：“爰自前宋归附，十五余年，阅实户数，乃有司当知之事，诸郡皆然，非独尔播。自今以往，咸奠厥居，流移失所者，招谕复业，有司常加存恤，毋致烦扰，重困吾民。”

该记载有三点值得注意：（1） 杨氏职衔的变化。据《元史·杨赛因不花传》，杨氏归附在至元十三年（1276），是年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授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又记：粲生价，价生文，文生邦宪，皆仕宋，为播州安抚使。此说有误，杨粲生前未任播州安抚使职。据《宋史·地理志五》：宋端平三年（1236），“复以白绵[锦]堡为播州”，此举的前提是宣和三年（1121） 播州已废为城，隶南平军。此间未有播州，焉能有播州安抚使？而复播之时，杨粲已卒。据《杨文神道碑》，端平二年（1235） 杨价已领郡，意味着杨粲已去世，价遣播兵北上御蒙，因“解青原之围”，而“转中亮大夫、御使、抚使、开国上将军”。可见杨氏之任安抚使，自杨价始，文、邦宪继任。宋人魏了翁所撰《许奕神道碑》 有记：嘉定四年（1211） 七月，许奕知泸州，经制蛮事，时“夷酋杨粲，世服王官，守白锦堡，乞升堡为锦州。事未行，粲已浮杉板万计入贾。公虑其荡水陆之险，命吏驱没入之。”知杨粲生前仅为白锦堡知堡。但正是杨粲所奠定的基础，方使杨价与杨文父子在宋蒙战争中协助宋廷有所作为，其政治地位亦得以提升。入元之后，邦宪袭旧职，至其子汉英升宣抚使，地位进一步提升。（2） 贡赋输役。至元十三年（1276） 邦宪奉版籍内附，《杨氏家传》则称“以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州之地降”，则这里的“版籍”当包括播州主要土地与户口。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廷进一步对土司辖境采取“阅实户数”的政策（即不依土司所报者为准），以作贡赋输役的依据，“诸郡皆然，非独尔播”，播境土著因此而“怀疑窜匿”，显然颇不适应，暗示早先所报必有隐瞒。羁縻治下，内附土官来则抚之，去而不追，所贡皆为方物，并不对“籍户”有具体要求，播州所贡仅见鞍马、牛黄、麝香等物。元廷在“阅实户数”前，于至元十八年（1281） 曾命播州每岁亲贡方物，汉英进雨毡，尚未见赋税。至元三十年（1293），“斡罗斯请以八蕃见户合思、播之民兼管，徙宣慰司治，辰、沅、靖州常赋外，岁输钞三千锭，不允”。而至大德七年（1303） 十二月，“以转输军饷劳，免播州赋粮一年”。表明至迟从大德七年（1303）起，元廷已向播州征收田赋。（3） 从“禽兽”到“吾民”。元世祖在诏书中称播境“怀疑窜匿”的“洞民”为“吾民”，已与唐宋时代称“蛮夷”为“禽兽”大异其趣。比边民如“禽兽”，在唐有韩愈《黄家贼事宜状》，称“大抵岭南人稀地广，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在宋则如称抚水州“诸蛮族类不一，大抵依阻山谷”“去禽兽无几”“宋兴，始通中国”“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

视昔之“禽兽”为“吾民”，这是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边地少数民族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与之相应，土官便是“吾官”，于是出现了流官领土官，土官亦领属流官的“官分土流，土流参治”现象，亦即土司制度。同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土官体系，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等而下之。因此，修筑海龙囤、养马城协同宋廷积极抗蒙的播州杨氏，入元之后反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由安抚上升为宣抚。而从贡方物到纳田赋的变化，是羁縻之治与土司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由此完成了唐宋羁縻州的内地化，朝廷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得以加强。《元史·地理志》所记的岭北（即漠北）、辽阳、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等“唐所谓羁縻之州”，大致就是元代推行土司制度的区域。明承元制，又在《明会典》等典章中对土司的袭替、贡赋、奖惩等作出了严格规定。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应龙终因违例（“反叛必诛”） 而身死，次年播州改土归流，杨氏世袭统领播州的历史宣告终结。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两者的异与同，播州的案例给出了答案。

二、从“胡焕庸线”到“童恩正带”

（一） “胡焕庸线”与“童恩正带”

历史上曾经推行羁縻·土司制度的地域（下文简称“羁縻·土司带”），与童恩正先生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及胡焕庸先生的“瑷珲（黑河） -腾冲线”大致重合，应非巧合，而是反映出于此推行羁縻·土司制度下的特殊生态因素和人文背景。

1935 年，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基于人口密度，结合地理背景，将全国从黑龙江瑷珲（今黑河） 至云南腾冲划一条直线而分作东南与西北两部，该线两侧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有着巨大差异：（1） 东南半壁36%的国土却有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国土仅有4%的人口。（2） 东南半壁多平原丘陵，地势坦荡，雨量充沛，水网稠密，土壤肥沃，以农耕为主；西北部山地高峻，高原广大，沙漠戈壁广布，气候干燥，以游牧为主。（3） 东南半壁为纯粹汉人之世界，惟西南山地，有少数异族杂居其间；西北半壁则汉人殊少，多系满蒙回藏各族之领域。此即著名的瑷珲（黑河） -腾冲线，后又被称为“胡焕庸线”。“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地形、雨量） 与人文（人口、族群、生业） 的分界线，自古皆然。

1986 年，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提出“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解释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内文化趋同的原因以及“夷夏”对立观念出现的历史根源。所谓“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指从东北大兴安岭经北方长城地带的青海祁连山脉、宁夏贺兰山脉、内蒙古阴山山脉，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西南横断山区这一平均海拔在1000～3500米之间的山地或高原地带，环抱着长江、黄河中下游的平原与盆地，形成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1） 半月形高地内从太阳辐射、气温、降水量、湿润程度、植物生长期到动植物资源等生态环境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是介于西北荒漠区与东南森林区之间的草原、高山灌丛与草甸区。（2） 半月形高地内从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遗迹到具体器物的工艺与形态等文化因素存在颇多一致性，与环抱中的平原、盆地上的传统中原文化则有所区别，而文化因素的相似性愈多则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3） 半月形高地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共同的需要与共同的物质环境可能驱使族群直接迁移、融合与交往，或间接的观念的传播；即便是各自独立的发明，此亦文化趋同的重要主、客观因素；环抱中的平原与盆地，则是传统的农耕区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在经济类型、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即存在差异，进入青铜时代后，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文明中心对以游牧为主的边地民族渐渐形成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对后者有敌忾心理，中原王朝对边地民族的征伐从此时起便不绝于书，从而形成严格的“夷夏”对立观念，这限制了半月形高地的文化向华夏腹地的渗透，并使其沿半月形高地的远距离传播成为可能。童恩正先生的本意是对半月形高地内的文化趋同现象进行解释，却极具洞见地从生态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夷夏”对立观念的形成原因与过程，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不难发现，两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划出了几乎相同的一条分界线，而该线又与羁縻·土司带大致重合，这启发我们应将童恩正先生“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命名为“童恩正带”（图2），并藉以展开羁縻·土司制度与山地中国的探讨。

图2 童恩正带（采自《文物与考古论集》第19页）

（二） 地形阻力与文化接纳

从“胡焕庸线”的一线两分，到“童恩正带”的一带凸显，各自从人口密度和考古学文化出发，又回归地理背景，在经济、民族和文化的层面揭示了传统中国与周边的同与不同，其所勾勒的均是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童恩正带”表明西北与东南的不同，是经由半月形高地逐渐过渡而实现的，这一地带上存有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与碰撞，但地形阻力与文化接纳使“童恩正带”实际成为“夷夏”的分野地带。

“胡焕庸线”是基于近代人口统计所作出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童恩正带”则勾勒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华夏与周边的差异，虽出发点不同，但反映了从史前到近现代彼此的分野一直存在。羁縻·土司制度则填充了其间空白。一般认为，羁縻之治滥觞于秦汉，成型于唐宋，至元代发展为土司制度，并鼎盛于明，从明代特别是清初大规模开展的改土归流之后逐渐衰落，残存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复存在。回到《元史·地理志》“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的记载，可见羁縻·土司制度恰推行于“胡焕庸线”与“童恩正带”所勾勒的过渡地带上，并稍向中南扩展。何以如此？童、胡二氏的研究已给出了答案，即因彼此存有不同，故要求中原王朝以不同的策略对边地进行治理。

除以宏观的视野开启“华夏边缘”的研究外，“童恩正带”还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将高海拔山地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此中人群的生业、文化可能与平原地带不同。约20年后，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出版了其名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将山地与平谷的二元视角发挥到了极致，指出同一空间内不同海拔之上人群的文化亦存在差异，如同不同海拔上所生长的植物亦不同一样。他将越南中部到印度东北部，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和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部分海拔在300 米以上的山地称为“赞米亚”，即东南亚大陆山地。为了逃避谷地王国的统治（奴役、征募、赋税、劳役和战争），山地居民精心设计出他们的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崎岖不平的山地因此成为他们的庇护所，通过流动性、耕作习惯、亲疏结构和适应性极强的民族认同等方式的“自我野蛮化”，使他们有效地避免被统入国家体制，也防止了其内部形成国家体制，是为“逃避统治的艺术”。

斯科特发展了“地形阻力”的概念，这是“赞米亚”山地能够成为其中居民庇护所的前提。同样地，“童恩正带”成为“华夏边缘”的前提亦有地形阻力的因素。彼此之间（半月形高地人群与传统中国人以及更外围的外夷三者之间） 的文化接纳度，亦是该地带人群与周边不同的重要因素，童恩正先生已指出正是“夷夏”观念限制了北方族群的南下或西部族群的东进，却促进了其在半月形高地的“蛮夷”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此即为“文化接纳”。故而“童恩正带”是地形阻力与文化接纳二重作用的结果。

（三） 曼陀罗体系的视角

在古代东亚地区，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东南亚内部独特的曼陀罗体系两种秩序，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和谐共生。美国学者汤拜耶发展了曼陀罗体系，提出“星系政治”模型。其要义是地区大国是曼陀罗体系的中心，其外围存在的多圈层政治实体（曼陀罗圈） 构成次级中心，其中心通过仪式和市场控制边缘，地方社会的文明程度从中心到边缘逐步稀释，秩序也随之逐步衰减。这是一个多中心、多层级、网络状、分而不离的政治圈层模型。在此视角下，中国可以是一个曼陀罗中心。而从朝贡体系的视角，中国为华夏世界的中心，东南亚多数国家则被视为“蛮夷”。

一个大国的曼陀罗体系由3个部分组成：核心圈、控制圈和朝贡圈。核心圈是国王及王族直接统治的地区；控制圈则由边地长官、异姓贵族等控制，是曼陀罗中心的地方政权，不能有独立国号，但叛服无常；朝贡圈是王国的外围，由一些名义上臣服的周边国家组成，履行朝贡的义务。据此，从中国东北经西南至中南的羁縻·土司带，正是以中央王朝为核心圈的一个控制圈。在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的强化过程中，以播州为例，地方土官完成了从进贡方物到缴纳田赋的转化，朝廷的控制得以强化，而改土归流则实现了控制圈与核心圈的一体化管理，差异逐渐消弭，但并未完全消失。

从圈层结构的视角，“童恩正带”勾勒并阐释了华夏文明中心及其边缘地带（从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边地文化传播带） 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存在差异的事实及其原因，胡焕庸先生及其后继的阐发者强调了“胡焕庸线”至今存在的客观实际，羁縻·土司带则反映了历史时期该地域与华夏文明中心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区别与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童恩正带”、羁縻·土司带和“胡焕庸线”共同揭示了从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山地（甚至延及中南） 作为生态和文化的分野存在的事实，也提示我们在探讨中央王朝为何在此区域推行羁縻·土司制度时，“童恩正带”所具有的特殊学术价值。

三、结语

在对羁縻·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历史上曾推行羁縻·土司制度的区域与童恩正先生早年所勾勒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致重合，并与“胡焕庸线”也存有联系，这显然当非巧合。“童恩正带”、羁縻·土司带和“胡焕庸线”勾勒了自新石器时代至今中国东北至西南（甚至中南） 山地与周边存在差异的事实。历史地看，从“童恩正带”所描述的史前与青铜时代，到汉唐至明清时期的羁縻·土司时代，再到“胡焕庸线”所勾勒的近现代，从中国东北至西南甚或中南的山岳地带，从环境、生业到文化，均呈现出与以平原、盆地为主的“华夏”腹心同也不同的特点，因此出现了“夷夏”的观念，“夷夏”观念下的半月形高地上演了延绵数千年的山地中国故事。由于地形阻力与文化接纳，这条界限曾十分凸显而渐成“华夏边缘”，又在长期的良性互动中渐变为“模糊的华夏边缘”，最后融合为“多元一体”之中华。从“童恩正带”与“胡焕庸线”的视野，令羁縻·土司制度的存在变得既“合理”（地理） 又“合情”（国情）。

相对于“胡焕庸线”的一线两分，“童恩正带”更能凸显羁縻·土司带形成的生态和人文背景，故而我们结合羁縻·土司制度的研究，将童恩正先生早年提出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命名为“童恩正带”，并以此来阐发这一学说深邃的学术内涵，从而拓展了羁縻·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研究的视野，以便有助于深入剖析历代中央王朝于此“边地”采取“一国多制”这一特殊制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