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喆 向国成

（1.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湘潭 411100，2. 长沙师范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3. 湖南工商大学，湖南·长沙 410000）

侗族医药与侗族的“萨”文化、“款”文化、稻作文化、饮食文化等息息相关，经历了原始医学、冲傩巫医、经验医学、理论医学等阶段。近年来，学者开始对散存在民间的侗族医药资料进行挖掘与整理，如田兰、汪冶、田华咏等人的《侗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与保护》。2011年到2016，郭伟伟团队深入侗族聚居地，发掘、采集和记录了侗族药用植物750种，本次调查的药用植物占侗族药用物种的87.01%，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侗族药用自然资源库的组成情况。侗族药用资源种类繁多，除植物外还包括动物、矿石等。

这些药用资源对侗族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价值的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自Rachel Carson 发表《寂静的春天》 （1962年） 以来，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破坏被世人所诟病，有的生态民族学家认为，人类即将继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进入第四个文明，即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的要义是敬畏由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在维护文化与生态紧密耦合的基础上，让生态价值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乡村振兴新的增长点，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的。侗族地区丰富的药用资源具有在地性，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环境让它们在侗族生态系统里存在和生长，是一种可再生的绿色生产资料，也是绿色发展的基础，其次，这些资源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作为生态链中的一个物种，对其他物种的生存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尤其是人类活动对其进行加工和利用后所形成的侗族医药文化事实令其赋予了生态价值，对生态价值进行利用和提炼，是侗族进行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最后，稻鱼鸭林粮间作、渔猎等侗族传统生计方式与侗族医药资源互通共融，侗族医药生态资源向生态价值转化过程中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知识溢出，将带动侗族传统生计模式向现代农业的升级发展，形成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持续增收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侗族地区“药用自然资源库”与侗族生计方式的耦合性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强益、吴钦顺、杨圣金、萧成纹等学者开始对侗族医药在治疗肺结核、肝炎、骨折等方面的疗效展开考察，拉开了学者对侗族医药进行学术研究的帷幕。笔者团队通过在侗族地区长期的参与式田野调查，采用人物访谈、标本采集、问卷调查以及考证前人研究文献等方式总结发现，目前侗族药用自然资源约有909种，主要如下表所示分为三类。

表1 侗族药用自然资源分类表

“传统生计方式与其民族存在的生存空间密切相关，生存空间选择了一定的生计方式，生计方式也在调整调度着民族文化体系。”这在罗康隆等学者的论述中早有提及，生计方式是我们研究民族经济与文化的重要视角，因为它从微观之处折射出了人们宏观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侗族传统生计与侗族药用自然资源的耦合性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

（一） 稻鱼鸭生计方式与药用自然资源的认知与利用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说的是这里的人们以水稻为主食，以烹饪鱼为菜肴，用烧地开荒和灌水除草的方式进行农事活动。灌溉到农田里的溪水带来的小鱼不仅吃掉了水稻根部隐藏在水中不易捕捉的害虫，鱼和鸭的游动还令水温保持平衡，增加了水中的富氧含量。等到小鱼稍长大，侗族人民再将鸭子放入水中，鸭子能吃掉水稻上部的害虫，排泄的粪便还能成为滋养水稻的肥料。鱼鸭帮助水稻松土除害，稻花等为鱼鸭提供食物，最终在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节约资源的前提下，获得稻鱼鸭三丰收。2013年，贵州从江县“稻鱼鸭”复合生态农业系统入选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样的农业系统事实上是一个融入了植物、微生物、动物在内，包含了有机和无机环境的、有着可循环生命力的生命系统。利用系统中各个主体间看似各司其职，实则相互制衡的共生关系，用绿色方式达到保护物种多样性、防治病虫害、涵养水源、调节湿度等目的，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智慧。这种智慧源于侗族人民认识到自然万物相生相克又相互依存的道理，与侗族医药讲求“天、地、气、水、人”五位一体，用冷药治热病，热药治冷病的思想高度契合。

（二） 林粮间作与药用自然资源的认知与利用

据清水江文书记载，明清年间，皇家大兴土木，负责采办的官员溯沅江而上“采取大木”，因天然木材数量无法满足需求，从而促进了侗族地区人工造林的发展。侗族特色干栏式建筑、风水树、“十八年杉”等，见证了侗族群众对树的喜爱，也促进了“林粮间作”这项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成。林粮间作指的是在林木种植的行距间隙里辅以播种粮食。不仅节约了土地资源，更通过套种增加了土壤肥力，达到“以耕代抚”“以短养长”的目的，体现了侗族人民“万物亲缘”的朴素绿色发展生态观。

由于侗族医药逐步发展，对天然药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侗族人民逐渐从“林粮间作”中得到启发，将其演变为“林粮药间作”的立体模式。以“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锦屏县为例，在团队实地考察中发现，这里的村民以“两山”理论下的广义财富观为指导，在传统生计模式基础上进行创新，将药材纳入“林粮间作”系统里来，在林下种植了铁皮石斛、白芨、太子参等品种，形成“林粮药间作”系统，2020年，该地区中药材种植规模已达到91000亩，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林粮药间作”系统不仅包含了炼山、亮蔸、间伐抚育、多物种共生等功能，还兼顾了粮食、林木和药材产量，提高了土壤质量和资源使用效能，探索出了符合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机生计方式。

（三） 渔猎生计与药用自然资源的认知与利用

一个民族不仅受周遭的物理环境影响，更与人的行为及与此相关的许多因素相连。这就是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Kurt Koffka提出的场域理念。侗族医药资源就是在这样的场域中，特别是在传统生计模式中被认知和利用的，历经了人类认识自然—自然反哺人类—人类再改造自然的过程，文化制衡让人类与自然在悠久的并存、偏离、回归中，在彼此的相互改造和构建中能达到一个平衡的向前延续的状态。

侗族自古喜欢依江河而居，即使为躲避战乱迁入深山，也会选择在水源旁建坝搭房。江河、水坝、山林这些生存空间里包含的生命信息形成了侗族独特的生态位，侗族医药的形成与生态位息息相关。例如，侗族人民在长期捕鱼食鱼的经验中，发现鲫鱼有和中补虚、补中生气的作用，而鲤鱼则有利水消肿、通乳汁效果。在狩猎活动中，如被野兽所伤，侗族人能从身边的植被中找到茜草、白芨、仙鹤草等用于止血化瘀。侗族医药不仅关注疾病本身，更注重观察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起居，不仅医治疾病，也注重养生健体，讲究药食同源以及利用它们消灭疫源和提高自身免疫系统。除此之外，侗族医学还有推拿、刮痧、烧灯火等治疗方法，能进一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丰富的药用自然资源库将有可能成为侗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触发经济增长的第二曲线。

二、侗族地区大健康产业宝库构建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疫情在全球肆虐，我国运用中药介入疗法，成功抑制了病毒的进一步蔓延。可以说，此举让中医药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再一次展示在人类面前。在近期举行的全国中医研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挖掘传承传统中医文化中的精华，“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侗族医药以“天、地、气、水、人”五位一体为核心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发展思想不谋而合。未来，侗族地区应充分重视侗族医药这一优势生态资源库，将其转化为大健康产业宝库。

（一） 以绿色科技建设侗族医药大健康数据库

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不便于记录，亦缺乏科技手段帮助侗族医药进一步发展，侗族医药长期处在“养在深山人未识”的状态，产业升级较为缓慢。目前，侗族仅有黔东南民族医药研究所苗族侗族药物标本库、湖南医药学院侗医药研究所等少量传统植物标本库和研究机构，无法满足侗族医药及相关衍生产业的研发需要。侗药的化学成分、药理、毒理等，缺乏科学的成分表达，往往被冠以迷信的帽子，难以走入主流医疗体系。要发展壮大侗族医药，使之与大健康产业有机衔接，同时又不能破坏侗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扰乱侗族医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场域，就必须利用绿色科技进行产业整合和升级。近年来，大数据与各领域的交叉融合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侗族医药大健康数据库就是一项重要的建设内容。侗药资源科目繁多，民间病例和方剂不胜枚举，而大数据具有快速分析、便捷储存等特点，可以利用大数据集合侗药资源，建立交互储存、整合挖掘、分析共享、转化应用的现代数据体系。这不仅有利于为侗药的科学性正名，将散落于民间的药用资源归档、帮助其成分的科学表达，更能全面科学地分析病例、提供治疗方案，方便侗族医药数据的整合共享和成果转化利用，更好地延伸大健康产业价值链条，创造社会效益。

（二） 以机制创新提高侗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绿色发展推动侗族医药资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升级，离不开优化绿色生产要素，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着力破除限制劳动、资本、能源等要素进行绿色创新的体制，加快科技成果向社会效益的转化，用绿色供应链体系创新创造大健康产业新业态。一是通过“两新一重”建设，确保大型网络服务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配套，扩展侗族医药交易网络，提高交易效率；二是建设侗族医药大健康创新产业孵化园，以野生侗药资源转化为人工种养、加工、研发为核心，以侗族特色旅游、康养、现代电子商贸为补充，建设包括传统侗族文化游览区、侗药植物资源保护地、侗药药材生产种植基地、侗药药材物流集散地、侗药理论研究及医疗临床试验基地、现代侗药及保健食品加工生产地、侗药康养基地等在内的大健康产业集群；三是引进高端专业人才，与侗族聚居地周边的吉首大学医学院、贵州民族大学、湖南医药学院等高校合作，响应国家关于高校科研人员进入企业交流任职的号召，畅通产学研渠道；四是保障金融服务供给，加大对侗族医药的绿色信贷支持，灵活贷款的抵（质）押模式，打通最后一公里，将绿色金融服务下沉到村寨一级。

（三） 以绿色分工演进促进侗族医药专业水平的提升

劳动的更广泛分工和结合可以提高生产技能和效率，进而增加社会财富、扩大市场范围，市场范围的扩大又将进一步促进专业的细分，最终形成共同富裕的动态演进链条。所以，要在侗族医药生态资源向生态价值的转换上深化分工体系：一是推动专业化生产，通过专业合作社的形式提高野生药材人工种植加工的水平，不断优化原本小农经济模式下的侗族村落式生产方式；二是提高侗族医药形象的差异化，形成侗族医药品牌，从而实现专业的多样化；三是丰富大健康产业链条，延长原始侗族医药自然资源到最终消费者之间的消费环节，从之前的简单种植销售，扩展到观光旅游、康养保健、科学考察等诸多链条，实现生产服务的迂回化；四是引入各类行业组织和社会群体，通过组织化形成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反作用于交易网络的扩展。通过以上四点，侗族聚集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会大幅提高，市场范围将不断扩大，市场范围的扩大又将反作用于专业分工，形成生态良好、科学有效的侗族医药产业动态循环链条。

三、侗族地区绿色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 有利于保护生态，维持文化生态耦合性

民族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无机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民族文化由这三者孕育而生并辩证地影响着它们之间的关系。文化是特殊的民族生态得以形成和稳定下来的原动力，任何人类活动都是在其价值观念、民族信仰、风俗习惯的指引下而进行的，侗族的“文化特征”是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与所处的生境交换信息，在不断的碰撞和打磨下而逐渐形成的。这里的生境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自然的生态环境，指未经人类改造加工，自然而然，独立的自然系统，如若没有人类参与，它们也能如沧海桑田似的随着地球的运动持续演变下去，这样的自然系统无所谓“优”或“劣”，它本身带着“自然属性”，它不需要人类的参与，这样的环境都在地球的纪元中存在过；二是民族的生态环境，指人类参与和改造后的次生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生境”。民族生境因为融入了人类活动，从而形成了“文化生态耦合体”，自然的生态环境与民族的生态环境相互影响。侗族持续稳定的文化特征，让这个耦合体处于平衡之中。不同于前面所说的自然系统的自然属性，民族生境则带着“社会属性”，文化的社会性变迁将带来文化生态耦合体的松动，从而破坏生态环境。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精神内核的绿色发展有利于维护文化生态耦合性，让文化与生态耦合的更为紧密。

（二） 有利于优化生计，打造侗族特色产业集群

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一定必然导致富裕，甚至可能落入“资源陷阱”。“资源陷阱”也被称为“资源诅咒”，它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容易形成路径依赖。通常对自然资源只需进行简单的开采加工就能获得可观的收益，长此以往，忽略了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缺乏抗风险能力。从全球视野看，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实例就是森林、矿产和石油等自然资源都极为丰富的巴西，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初级产品。这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可追溯到16世纪初至19世纪20 年代葡萄牙对巴西的殖民时期，这一时期葡萄牙在巴西推行单一产品制和大地产制，将巴西定位为葡萄牙的原材料产地。简单出口红木等初加工产品，过度开采使得红木资源枯竭。脱离殖民统治后，巴西依旧依赖于这种模式，开始出口铁矿、铝土、锡、铅等矿产资源，这些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涨跌，直接影响着巴西经济，容易形成“虚假繁荣”和“看天吃饭”的不利局面；二是丰富的资源对外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如果缺乏有效管理机制则容易形成寡头经济和政治腐败，例如1918 年发现石油资源，且石油探明储量排名南美地区第一的委内瑞拉，国家财政收入的80%依赖于石油出口，由于缺乏多维度的经济实力及一套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委内瑞拉长期陷入资源掠夺的不稳定的政局中，至今仍然是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丰富的自然资源，要在正确的发展观念和有效的管理机制下，才能转变为生态价值。对于侗族来说，优势绿色资源不仅局限于有形的侗族医药自然资源，更包括了无形的侗族医药文化资源，文化这一原动力贯穿着经济活动的始终，不断发展、传承、孕育，引领着经济前进的方向，文化积累与经济发展是共生互动的关系。文化不仅可以反复利用，且不会因为挖掘而造成资源枯竭，相反，还能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商品中文化内涵的需求越来越大，文化附加值成为了实现生态价值的一大影响因素。因此，把侗族特色文化注入产品、注入产业、注入经济，从而寻求传统文化的创新化、差异化发展，就成为了绿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三） 有利于尊重生命，敬畏生态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指导下的广义财富观产生之前，对于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们往往秉持“环境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这两种主要观点。1993年经济学家Panayotou更是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认为经济发展较好，人均收入增加时环境质量必然下降，在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才能有所缓解。相当多的欧美经济学家对此表示认同，从而对工业革命时期牺牲环境带来的经济增长持理所当然的态度。然而，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及生态民族学家的观点里，这个假说并不成立，因为生态和经济可以是协同发展的关系。通过前面论述的生态和生计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生态命运共同体这个全新的维度看待绿色发展。人类拥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必须依靠自然界的有机和无机环境生存，而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想要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因此，人类和自然实际形成了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具备信息传递、繁衍竞争、应急防卫、进化适应等特征，这与生物的生命属性内容相一致。因此，我们说这个命运共同体本身就具有生命属性，它遵从地球生命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的生命有限，而由人类参与创造和构建的民族文化却悠久而绵长，这就决定了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周期很长。那么，从这样一种历史长河的广度来看，自然界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自然环境的破坏对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破坏力度相对而言是小的，但异文化对文化造成的冲击导致的传统生态、生计紊乱，甚至是文化解体引致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破坏则是毁灭性的。因此，在开发和利用侗族生态资源时，应尊重侗族的原生态文化。在生态资源向生态价值转化的过程中，虽然创新技术是核心，但创新的前提是不破坏民族文化与生计，敬畏生态命运共同体。

四、结语

在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广义财富观的指引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缩小侗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让社会发展的成果与全民族共享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侗族医药讲究天、地、气、水、人五位一体，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大健康理念不谋而合。侗族地区具有充分的优势进军大健康产业，发展绿色经济，以维护生态、生计与生命的和谐统一。当然，侗族医药目前还面临着受重视程度不够，高端人才缺乏，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社会各界更应帮助侗族地区正确利用生态资源进行乡村振兴，通过培育侗族医药文化体系，让自然资源通过文化这个载体，增强侗族生态文化共同体的生命力，提升将丰富的绿色资源转变成绿色产品以及绿色资本的内生动力。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为侗族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找到健康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点，从而促进民族团结统一，并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绿色发展起到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