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素 闵 凯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贵阳 550004）

贵州自古“偏于一隅”，被视作“烟瘴之地、蛮荒之邦”。明代以前，贵州分治于湖广、四川等处。永乐十一年（1413），中央政府在完成思州田氏“改土归流”之际，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为贵州建省之始。明代初期，在“调北征南”的背景之下，贵州迎来了一次巨大移民潮流。最早兴起的是卫所，当时贵州仍是“一线路外即苗穴矣”，主要以军事战略意义为重点的卫所分布为主，这些卫所主要为了控制交通要塞。明代，安徽、江西、江浙等地居民大量移至贵州，随之在黔中地区形成以安顺为中心的大量屯堡。为了满足当时屯戍的需求和加大对贵州等地的开发，朝廷提出了“开中法”，鼓励商人进入贵州从商，江右商帮等均为当时的重要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仅是军户、商人进驻贵州，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普通民众。嘉靖《思南府志》载：“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为其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另一方面，明代中晚期社会局势较为动荡，“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内就食”“流民入境者，络绎道途，布满村落”。

明代对贵州的开发，导致大量人口涌入贵州，散居各地，形成了大量乡村聚落。2018年至2019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德江县旋厂遗址进行数月的田野调查工作，证实旋厂一带是黔东山区兴起于明清时期的一处典型的乡村聚落遗存。

旋厂遗址位于德江县西南部合兴镇朝阳村、丰林村一带。该地东倚香炉山，西南为朝阳山，东北为长岗岭，北边山势陡峭，形成一个“山由香炉而来，水由合凤而去，四面环山”的封闭地理空间，总面积约7.5平方公里，中寨-坨里核心区约1.2平方公里。

朝阳村原名旋厂铺村，又称“旋场”。清代早期旋厂已形成上寨、中寨、下寨、赵家寨等村寨并存的格局，朱、赵、周、杨、简等为当地大姓，其中以朱姓最多，据有上、中、下三寨。调查发现的31座明代石室墓表明，至明代中、晚期旋厂已经初具规模，形成诸寨并立的格局。乾隆至道光时期，旋厂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寨紧凑的院落格局已经形成，同时大兴文教，修建了义学、惜字亭等。明清时期，古旋厂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与智慧，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旋厂遗址群。该聚落遗址群集民居院落、义学、寺庙、塔基、古桥、古道、防御工事等为一体。

本文基于对旋厂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勘探，通过分析厘清明清时期贵州乡村聚落的格局及发展历程，并对地方乡村乡绅自治、危机应对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当下乡村振兴之路提供借鉴。

一、聚族而居——旋厂遗址聚落格局

古旋厂地界宽泛，包括了今合兴镇朝阳、丰林两行政村，其主要居住空间位于利于居住、耕作的缓坡地带。受自然冲沟的分割，旋厂低谷地带被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提供了旋厂诸寨并立的地理条件。这些寨落间距多在一里左右，以冲沟为界，保持着各自的生存发展空间。寨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每一寨落基本以单姓族人聚居为主。缓坡区域四周，均为地势更为陡峭的山体，至今多为林地。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地下水，而灌溉则依赖于溪水、山泉。整体由高至低形成山林—村寨—水田的立体生态模式。

（一） 村寨内部格局与院落特征

村寨内部形态均十分集中，院落依山而建，就地取材，整体排列有序，布局紧凑。以中寨组最具代表。中寨组布局十分紧凑，呈东南-西北向，包括有12组院落建筑。该组凡四纵列，各列有一至四座院落。由东至西，第一组院落自上而下分别编号为F3、F4、F5、F6，第二组为F7、F8、F9、F10，第三组为F11、F12、F13，第四组仅F14 一组庭院。建筑布局顺应山势呈阶梯状向后逐步抬升，形成6排。巷道穿插其中，整体呈网格状布局。这些院落自清代早中期开始修建，延续至清代晚期，数百年的时间中，均围绕着严格精密的格局部署。

通过紧凑的布局，一是节约有限的土地资源，缓解生存压力，二是利于加强家族成员的向心力，三是有利于统筹防御，保障居民安全。在该布局下，其内部路网多呈现为网状式、井字形式（下寨），向外的交通路网则为放射式。

旋厂现存院落基址较多，主要集中于中寨及下寨，共计约20组。这些院落保存状况不一，多数院落基址较为完整，残破者仅存轮廓；一些院落木质结构建筑已不存在，也有的在近年开发中被拆除重建。整体表现为“外石内木”的特征，即外部以条石砌筑院墙，入口设石龙门；内部以加工规整条石砌筑台基，由正房、两厢、天井组成三合院格局，房屋为穿斗式木结构。书院、寺庙与此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民居建筑不会呈中轴线布局，在正房、两厢、天井对称的情况下，则选择将门道偏于一侧布局；而寺庙、书院等则可以按中轴线布局。在旋厂的调查、勘探之中，很少见到砖块，在几座保存较好的民居院落中，其建筑也不用青砖。建筑之间不存在青砖垒砌的风火墙，推测中寨空斗式内墙可能兼具风火墙的功能。这种极富喀斯特景观的民居特色，在贵州地区较为常见。如思南郝家湾村、德江泉口田氏庄园、凤冈绥阳钱氏古宅等。这类建筑更多地融入了汉族文化元素，与少数民族干栏式建筑形成两道风格各异的风景线。

（二） 功能性的公共空间

在旋厂可见的公共活动空间主要包括惜字亭等塔阁类建筑、书院、寺庙等。寺庙始建于明末，清代多次扩建或重修。书院、惜字亭等均修建于清代早期或中期。

塔阁类建筑对应单个聚落，是尊崇知识的儒家思想下的产物，同时对于单个聚落还具有特殊的风水意义。两座寺庙均处于远离居民区的山腰处，作为宗教场所，为周边较近的乡民提供宗教服务。尽管这些佛教场所对于乡民不存在排斥，但仍受居民活动半径所限制。如下寨、中寨等更多地前往朝阳寺进行朝拜，而在香炉山，上寨朱姓的活动则更为频繁。书院强调的是对于居民的便利，故其地理位置处于中心区域，即中寨与下寨之间，辐射了整个旋厂。上述部分按功能划分包括了文化空间、宗教空间，并未发现明确的娱乐空间，而据乡民回忆，在桶井东部原有朱氏乡绅家族的戏台，如今荡然无存。

（三） 墓葬分布

作为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墓葬突出体现了乡村聚落间的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第一，每个聚落逝者的墓葬（地） 围绕聚落分布。下寨、中寨表现最为明显。马家田墓地、茶园墓地、坨田墓地、天子蓝墓地等均紧紧围绕着下寨分布。中寨周围的墓葬同样紧密围绕寨落。上寨族墓虽较为分散，但仍有一定的范畴。第二，墓地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如马家田墓地葬有朱正亨及媳吴氏、次子明映等墓，高山山羊坡墓地葬有朱正荣、妻卢氏、弟朱正柏等墓。

二、旋厂遗址年代与性质

（一） 遗存年代

通过系统的踏查和部分试掘，丰富的遗存提供了大量年代数据以供我们梳理旋厂的发展历程，其中部分遗存保留有详尽的碑文，提供了准确的年代。旋厂的发展过程分为四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衰落期—复兴期。

1. 诸寨并立的格局形成

发现的遗存中，明代早中期的甚少，仅M1推断为明代中期。依朱正亨墓碑铭文所载，朱氏于明初迁至旋厂。旋厂其他氏族来源尚不清楚。但可初步将此阶段视作旋厂的肇始期。

至明代晚期，发现的遗存主要有30余座石室墓。但根据明代晚期石室墓的分布，赵家寨有赵氏祖茔。清代早期诸多朱氏墓分别提及上寨、下寨，据此可推断，在明代晚期上、中、下3寨及赵家寨等诸寨并立的格局已经形成。早期旋厂先民在这一片崇山峻岭的崎岖之地，分别寻找一片相对优良的居住之所，各自繁衍。

2. 文风昌盛的鼎盛时期

清代，旋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乾隆年间至咸同起义之前达到了鼎盛时期。其鼎盛的表现有4个方面：（1） 出现大体量的建筑基址，并且形成布局紧凑、排列有序的聚落格局。（2） 墓葬数量大幅增加，其中不少墓葬制作精良、雕刻精美，这不仅反映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还体现了社会财富的积累。（3） 根据墓碑铭文，该时期形成了几个乡绅家族。地方乡绅家族的出现，表明部分人具有一定财富，还具有一定学识，同时对文化还有更高的需求。（4） 文化、宗教等方面设施日益成熟，居民投入更多精力参与其中。雷震寺与永盛寺尽管推测其兴建于明末清初，但其香火鼎盛阶段仍处于乾隆至道光年间。道光年间得到政府与寺庙的支持修建了朝阳义馆。同时中寨和下寨还兴建了惜字亭、文峰阁一类建筑。

3. 衰落期———号军劫难

咸同年间，号军起义席卷几乎整个贵州。在此期间，旋厂范围内并未发现勒石刊碑的墓葬。同时该时期修建寺庙、塔、院落等活动不见明确记载，而多见号军对于该地的冲击，朝阳山永盛寺“众善同缘”碑记载，咸丰七年（1857），江家寨致和团首领何观益与旋家坝灯花教联合起事，至同治七年（1868） 平息。“十余载，其间争战不已，聚散无常”。该事件还见于部分墓葬碑文，如王家湾张宗彦墓记载“因世乱移居本府本县治地旋厂下寨”；高山组朱明诏墓记载“虽遇干戈扰攘，克卫里党而无忧禃，匪贼猖狂，能保家身而无患。谁知萧墙起祸，昆玉殒命于兵锋”。除此之外，号军起义后该地修建墓葬的规格、工艺大不如前。中寨开始修建外墙等防御工事。

4. 中寨的重建

历经乱世10余载，旋厂备受重创，当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从墓葬数量的统计直观地反映，在号军起义期间，当地民众毫无精力和财富去给逝者勒石刊碑。而在号军起义之后，重建迹象明显。年均修建墓葬数量虽距繁荣时期相差甚远，工艺也难以媲美，但比咸同时期有所回升。中寨旧基址多数得到延用，重建了2号院落，并新建了1、3、7号院落。该时期，原来的朱氏乡绅家族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和财富，但其他姓氏的实力在提升。据寺庙碑文可以看出，该时期的寺庙重建、补修等多为张姓等族组织。

（二） 遗址性质

旋厂地处崇山峻岭，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缺少大江大河，几乎无一片平整之地。民国《铜仁府志》载：“跬步皆山，无数里平原，偶有坦平，率皆缘溪萦转。”对于耕作而言“非沃壤也，依山垦田，凡山间小坦夷处，胥辟治焉”。中寨周围发现大量引水渠和“坡改梯”石坎，北部还有成群分布的碾房，反映了农业经济成分，体现了先民对于恶劣环境的改造。

在惜字亭碑记之中提及的卓家林田土，实位于朝阳山、大坪山之西，与下寨直线距离约3公里，据朱氏族人朱文斌介绍，此地相传是作为李氏（朱正亨妻） 的嫁妆而来，这表明了田土是当地的主要资源。

道光《思南府续志》记载：“思南山不尽童，水不尽奴，惟土性瘠薄，鲜膏腴，以故杂粮与稻并重，至蔬果之属，均足供食，不厌详也。”当时思南主要种植的各种谷物如下：“稻，居人谓之大谷……思属下五里多种之”“玉蜀黍，居人谓之包谷……高山沍寒处有入冬始收者。山农种以佐谷”“荞麦，有苦甜二种，春秋俱可种，百日内即成实”“麦，有大麦、小麦、米麦、燕麦、老麦、各种……”“黍……间有种者”“稗……思蜀下五里等地多种之”“薏苡仁，居人谓之五谷米，间有种者”，另有梁、菽。

经济作物方面，旋厂曾经种植棉花，部分居民以染织为业，至今下寨仍存石质染布工具。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为其业，或以一家跨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由是生之寡，食之众。”而道光《安化县志》 言：“土产□永铁煤、麻葛、蜡蜜、桐桕之油，惟添利赢木棉，府志旧云：广出，而今种者亦稀，盖沙土水田既少，而山土黄泥不宜棉种，故虽尝试种之，而以利微辄多终辍。”桐油是其经济作物之一，乡民相传民国时期仍有当地人挑桐油至重庆等地售卖。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农业是古代旋厂的主要经济模式，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

旋厂是明清时期西南山区一处典型的乡村聚落，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的农业经济为基础，兼种棉花、桐油等其他经济作物，并有少量商业行为。现存的惜字亭、书院等遗存体现了当地的崇文之风，学识突出的个体成为绅士，构成了地方乡绅集团。拥有更多财富和学识的乡绅家族创造了中寨较大规模的建筑基址，同时他们还组织、倡导了地方事务，如修建义学、庙宇、惜字亭等。

三、咸同号军与地方武装

咸同年间，号军起义几乎席卷整个贵州。据《德江县志·志乱篇》载：“人民之遭受繁苛惨毒，铤而走险自不能逃其例外。自徐廷杰、梅济廷拥众戗官铜仁，遂印江与思南，而安化同受其殃。及刘义顺祖之据江家寨，致和团之起旋家坝，再破思南，安化尤不能幸免，同时胡黑二亦以灯花教蛊众倡乱，于县属之乾溪盘踞大堡，即今德江县治也，僭号威福。无主义与方法，一意破坏。良儒者逃避四方，桀骜者附和景从。今治之沦于匪巢者十二年，人民生命之丧亡，财产之损失，不知凡几，文献凋零，元气大伤。全属无一干净土，诚安化设县以来空前未有之大劫矣”。德江一带号军起义起始于咸丰七年（1857） 江家寨致和团首领何观益与旋家坝灯花教联合起事，至同治七年（1868） 平息，先后共计12年。

旋厂乡民在号军大举侵扰之下，实行了两项措施。其一是兴建防御设施。在旋厂诸寨中，中寨最为显著，具有相当规模的院落建筑。面对号军侵扰，当地乡民围绕中寨院落兴建了一圈外墙，至今尚有部分保存。同时还利用周边的天然洞穴形成洞囤，作为紧急避难场所。其二是组织团练。至今当地村民仍能将其先辈组织、参与团练的事迹娓娓道来。该时期贵州境内出现营盘、洞囤达数千处。凤冈玛瑙山营盘，即是咸同号乱之际由武生钱青云倡筑用以避乱的山地营垒。钱青云墓碑载：“（青云） 预知时变，筑营囗囗（金磐），缮甲治兵。”而根据两地碑文，玛瑙山钱氏与旋厂朱氏存在联姻关系。虽无明确文献记载，但参考其他寨堡兴建情况，可推测得知朱氏乡绅组织外墙的兴建以及团练。

四、乡绅与宗族——乡村自治

（一） 明清时期旋厂乡绅与宗族

旋厂现存碑铭中记载了一些特色身份，如“某某府（县） 学庠生”“某某府（县） 学生员”“庠生”“生员”“府庠”等，或在墓主名讳加上登仕郎、处士郎、耆老等称谓。这些身份则揭示了当地乡绅社会地位的组成情况。

旋厂一些墓主，如朱士瑾、朱正芳、朱士璧、朱正柏、朱正荣、朱正身、朱明诚、朱文炳、朱大佑等人，碑文称之为“例赠登仕郎”“待赠处士郎”“故处士郎”等。这些墓主显然在社会地位、财富上均在当地占据优势。

（二） 乡绅与地方治理

乡绅作为乡村社会中在学识、功名、官职等获得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一种特有的阶层，在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故云“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这个集体中包括了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等。这些乡绅除了具备一定学识及影响力之外，还具备较充裕的财富，这从墓葬规格就能得到印证。上述乡绅群体墓葬规模均较高，多数还饰有丰富雕饰，如朱正荣家族、朱正亨家族等。

昭示来兹。

贵州思南府安化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郑为。

晓谕事案，据义学首士朱灿、朱明□、朱明山、周仲动、杨正贵、赵宏光禀称，该处旋厂朝阳山庙岁收庙田租谷，除僧人食用、焚献外，每年可余市石谷三十石。在于该庙设立义学，延师训课，以作束修之资，禀请给额。示谕前来，除给朝阳义馆名目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处附近士民人等知悉，尔等如有子弟无力从师者，可赴朝阳义馆就学，务朝师长尽心训课，子弟勤习诗书，异于地方风俗日有裨益。本县有厚望焉。切上特示。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九日示（方款）。

乡绅作为“皇权维护与乡村秩序构建之间的中介”，他们在执行上层话语的同时，能兼容地方特性，“充当国家利益与地方话语之间协调者的角色，润化两者冲突的可能，为化解国家-地方矛盾和促使国家治理有序提供自下而上方向的行动方案”。在面对外来危机之时，这个群体也成为了牺牲品。

五、结语

德江旋厂遗址作为明清时期的一处乡村聚落，集居住、文教、耕作、防御等于一体。在黔东地区，这类乡村聚落较为常见，如沿河院子古寨、石阡楼上古寨、思南郝家湾古寨等等。这些传统村落均具有很多共性，体现了黔东地区明清时期乡村聚落特色。

首先，在聚落格局上，一般分布于缓坡地带，布局紧凑。院子古寨与旋厂中寨格局呈“井”字布局。院落以三合院格局为主，方正青石作为台基，再作穿斗木结构建筑。存在垣墙。与黔中安顺地区屯堡比较，虽同样依赖石材，但在格局、文化背景和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与黔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筑差异更为明显。

其次，具有相似的发展历程。这些乡村聚落一般肇始于明代早期或中期，在明代晚期初具规模。乾隆至道光时期，各村寨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该时期留下了较多雕饰精美的墓葬，同时出现大量乡村绅士。而咸同年间号军四起，对各地村寨均造成严重打击，各村寨经此浩劫，人员流散，房屋焚毁，几经重建才得以延续，但多数也难以再现此前的风光。

第三，地方乡绅主导着乡村建设。地方自治是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该时期乡村治理依赖于政府与乡绅之间的互动。在清代，地方子弟苦读诗书，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乡绅集团——即使只是下层绅士，也将为其带来名誉与利益。作为乡绅，他们享受着更多的优惠政策，成为政府的乡村代理，时常与政府互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理政府实施调节矛盾、征收税款等，同时也为了地方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或申请。为了巩固地位、加大威望，这些望族也会通过与政府的互动或者自身能力反馈于普通民众。在必要情况下，地方乡绅还组织了对社会冲突的应对措施。

第四，因地制宜地应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生存压力。旋厂地处四面环山的封闭空间之内，“跬步皆山，无数里平原，偶有坦平，率皆缘溪萦转”。其自然环境提供的压力：首先是耕地资源有限，耕地“非沃壤也，依山垦田，凡山间小坦夷处，胥辟治焉”；其次是生态系统较为脆弱，这同样是山区面临的另一生存问题。如若开发不适当，会导致生态恶化，水土流失。对此旋厂先民相应地采取了应对措施：首先，聚落的选址、布局实际上就是一项规避或减轻生存压力的重要举措，要尽可能地避免自然灾害的冲击。其次，合理改造，最大程度地做到“靠山吃山”，包括灌溉设施的完善、通过坡改梯改良土地资源等等。第三，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三记载：“数十年前，合抱之木所在多有，今为土贩运售川境，斫伐无余。墟墓神壇间有存者，膏桐、乌柏，居人以浓阴荫地，不便种植护蓄。亦稀木类虽繁，只供樵爨”。而青龙岭则是“中有香楠百余株”，至今仍郁郁葱葱，不乏百年古树。

旋厂作为一处集居住、生产、文教、防御等设施于一体的明清时期乡村聚落，其发展历程在黔东乃至贵州山区具有代表性，反映了明清两代外来人口定居贵州、适应山区生态的发展路径。在环境的限制下，因地制宜地保持与生态的良性互动，是山区乡村发展的核心要义。

旋厂的发展案例是贵州黔东山区明清时期乡村聚落发展的缩影。该时期乡村发展在基层自治、生态互动、生业形态等方面对当代社会发展如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