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合荣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贵阳 550004）

战国秦汉时期，在四川盆地西南侧即今天的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活动着许多被称为“西南夷”的地方土著族群，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族群以今贵州西部与云南东部相连地区（俗称滇东黔西地区） 为其活动范围。这一区域发现的先秦两汉时期考古遗存就是我们阐释夜郎文明的基础材料。

在滇东的昭通市、曲靖市和黔西的毕节市、六盘水市和黔西南州乌蒙山脉相连地区，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这些遗存可分为早期（商周时期） 和晚期（战国秦汉） 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它们地域相连，文化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其中，以鸡公山文化表现最为明显也最具代表性。

一、关于鸡公山文化

（一） 发现与命名

鸡公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东岸五莲峰东侧至贵州西部乌蒙山西缘之间基本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昭鲁坝子中，并在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中水形成核心分布区，目前已发现20余处，除鸡公山遗址外，尚有野石山、吴家大坪等遗址做过正式考古发掘，取得较丰富的实物资料。鸡公山文化遗存发现较早，1959年即在云南昭通发现并试掘了闸心场遗址，以后又陆续发现了野石山、马厂、过山洞、小米地等遗址，2002年发掘野石山遗址。20世纪60年代贵州境内即采集到一些文化遗物，1971年发现吴家大坪遗址，2002年发现鸡公山遗址。2004年至2005年对鸡公山、吴家大坪等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掘成果荣获“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长期以来，云贵两省学者都将此类遗存认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存，云南学者称为云南新石器文化的“闸心场类型”。但本世纪初相继在野石山、鸡公山等遗址中清理出众多遗迹，并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青铜器、玉器、骨器等遗物，使得以鸡公山遗址为代表的这一类遗存的文化面貌、地域特征、发展演变及交流融合等逐渐清晰，鸡公山遗址是代表这一类文化遗存的典型遗址。我们在刊发初步发掘成果时，提出了鸡公山文化的命名，其年代距今3500至27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商晚期至西周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表明鸡公山文化已进入到当地的青铜时代早期阶段，但出土的青铜器仅为少量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器等，青铜器已干预人们的生活但还不起主导作用。

（二） 文化共性特征

鸡公山文化清理的遗迹包括房址、祭坑、窑址、墓葬和沟等。房址基本呈长方形，面积10平方米左右，包括四周挖基槽和地面建筑两类。祭坑数量很多，包括圆形、椭圆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等，部分坑壁用膏泥加工并经火焚烧。墓葬数量不多，除单人葬外，还有双人合葬，头向多变，部分墓葬有陶器、青铜器和石器等随葬品。

出土遗物数量和种类均较丰富，除陶器、玉石器、青铜器和骨器外，还有大量的碳化稻米。各遗址出土遗物尽管体现出一定的地域或时代早晚差异，但陶器和石器等却具有共同特征。

陶器陶质陶色基本相同。各遗址均以夹砂陶为主体，陶色以斑驳的褐陶为主，有红褐陶、黄褐陶、灰褐陶和黑褐陶，早期主要是红褐陶和黄褐陶，晚期灰黑陶和黑褐陶比重增加，出现一定数量的土白陶，部分陶器器表经打磨光滑，并施有一层黑色陶衣，形成磨光黑陶。制法以泥条盘筑为主，部分陶器似经慢轮修整，小器物直接用手捏制，器形不规整。陶器的烧制火候较高，陶质较为坚硬。纹饰简单，以素面为主。纹饰多在口沿内外侧施瓦棱纹，颈肩部施篦划线纹和戳刺纹，晚期部分器物肩部有乳钉状鋬和篦点纹，不见其他文化遗址中常见的绳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和篮纹等。器形以小平底和饼状平底器为主，有一定圈足器和极少量圜底器，没有三足器和尖足器。器类有细颈瓶、折沿罐、盆形盂、高领罐、带流杯、直口罐、器盖、敛口穿孔罐、碗、盘、大双耳罐、杯形口带耳罐、折肩豆、敛口钵、直壁杯等，其中细颈瓶、折沿罐、带流杯、盆形盂、大耳罐、器盖等为典型器物。器物基本组合是细颈瓶、折沿罐、盆形盂和器盖等。一些典型器物如细颈瓶、折沿罐等可大小排列，有学者认为这是具有礼器性质的列瓶和列罐，是等级观念的反映[4]。

一些遗址还出土有石器、玉器、骨器和青铜器等。石器是除陶器外数量较多的遗物，绝大多数为磨制，石质以砂岩为主，有梯形石锛、有段石锛、双肩石锛、石斧、石凿、弧壁穿孔尖锥状石刀、近长方形石刀、石镰、石臼、石镞、石纺轮等。玉器数量不多，有T形环、玦等。骨器有骨镞、骨锥、骨刀和穿孔骨饰。青铜器有铜环饰、有段铜锛、梯形铜锛、条状铜凿等，器类虽少但具有独特性。鸡公山文化时期的人们，已具有复杂的原始宗教信仰（大量祭坑的发现），掌握了一定的青铜冶铸和农业种植技术，并可能出现礼制性器物，社会发展已进入文明的初始阶段。

二、鸡公山文化的交流

（一） 巧家小东门墓地

巧家小东门墓地位于金沙江南岸，1991年昭通文物部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此清理石棺葬墓10 座、土坑墓8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海贝等随葬品数十件。两类墓葬随葬品基本相同，但存在一定差异。该墓地与鸡公山遗址相隔200余公里，总的来看文化差异较明显，但在所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中，都能找到与鸡公山文化的相同因素和器形。就陶器看两地出土的大折沿罐不仅器形相似，唇上饰齿纹、肩腹部饰戳刺和篦点纹装饰风格也相似，小东门土坑墓还发现有与鸡公山陶细颈瓶相似的陶器，而鸡公山遗址出土的敞口、折沿、斜直腹的平底小罐、敞口碗和穿孔小陶器也在这两类墓葬中广泛出现。再从石器来看，小东门墓地出土的条状石凿、梯形石锛、长叶石镞等在鸡公山遗址中晚段也是逐渐增多的器类。小东门石棺葬墓地也是目前金沙江流域石棺葬的最东发现点，是石棺葬文化向滇东北扩散中不断土著化的体现，它同分布在滇东北至黔西北之山间盆坝中的鸡公山文化具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特点。

（二） 元谋大墩子文化

该文化位于元谋盆地的金沙江南侧的龙川江流域及其支流，已发现相同文化内涵的遗址近10处，以大墩子遗址最典型。该遗址1972年和1973年两次共发掘近500平方米，清理出房屋、墓葬、坑和窖穴等遗迹，出土石器、陶器、骨器、角器和蚌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仍处于手制阶段。器形以小底、深腹的罐类与形体高大的瓮类为代表；有少量圈足器，但未发现三足器”。小形器物如杯等，则直接用手捏制。除素面陶外，纹饰主要有绳纹、篮纹、附加堆纹、乳钉纹、划纹、篦齿纹、剔刺纹和印纹。素面、绳纹和篮纹是基本的。器形有罐、钵、盆、瓶、瓮、壶和杯等。大墩子文化与鸡公山文化同处于金沙江流域南侧，大墩子文化位于金沙江中游的龙川江流域及其支流，鸡公山文化位于金沙江下游横江流域及牛栏江支流区，相互之间不管是遗迹还是出土遗物都存在着一定共同文化特征。大墩子遗址早期房屋建筑四周挖沟槽，柱洞排列于沟底。晚期房屋不挖基槽，直接在地面挖柱洞。鸡公山遗址清理的房屋建筑遗迹也包括四周挖基槽和地面建筑两类，四周挖基槽建筑数量虽少但年代早于地面柱洞建筑，且不排除基槽类建筑受大墩子早期建筑的影响。两地都发现土坑墓，除仰身直肢葬外，还有仰身屈肢、合葬等，但大墩子墓葬不仅葬式更复杂，而且小孩瓮棺葬在鸡公山遗存中未有发现。出土遗物两地也存在着较多共性，都出土了陶器、石器、骨角和蚌器等。陶器的陶质都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器形以小平底器为主，有少许圈足器，均不见三足器和圜底器，更不见尖底器。器类中的折沿深腹罐、杯、瓶等相似，显示出密切的联系。但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比较明显，首先，陶色上大墩子遗址以夹砂灰褐陶为最多，鸡公山文化以夹砂红褐陶和黄褐陶为最多。其次，纹饰上鸡公山文化主要是素面陶，纹饰种类单一，仅口沿内外侧的瓦棱纹和颈肩部的线纹为主体，而大墩子遗址主要是绳纹、篮纹、附加堆纹、划纹等，共性是都施放在器物颈肩部。再次器形上差别明显，组合也不相同，大墩子遗址器形以敛口鼓腹平底钵、盆与直口窄沿鼓腹罐、小口宽肩器为主，器皿口沿较窄，而鸡公山遗址则以喇叭口细长颈鼓腹小平底瓶、折沿深腹罐、敛口单耳杯、双耳带流盆形盂等为主。两地出土的石器区别也较大，大墩子遗址的半月形、长形穿孔石刀等不见于鸡公山，鸡公山遗址的弧形尖锥状柄穿孔石刀、双肩石锛和有段石锛等又不见于大墩子。总的说来，两者之间的个性大于共性，分属大约同时有一定联系但独立发展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遗存。

（三） 冕宁高坡遗址

高坡遗址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地处安宁河一级阶地。201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文物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和试掘。调查和试掘资料表明，“高坡遗址文化面貌与安宁河流域目前所见文化遗存有着较大的差异。它不属于横栏山文化和礼州遗址中段遗存，也不属于大石墓遗存和东周时期当地土著文化，是安宁河流域商周时期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外延。目前与之相近的文化因素见于安宁河中游东岸的大洋堆遗址的中期遗存。如果将视野拓展放开，可见在昭鲁盆地南部边缘的野石山遗存与之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从目前调查和试掘材料看，高坡遗址虽然与位于黔西北滇东北山地的鸡公山文化野石山等遗址相隔较远，但却表现出诸多共同特征。首先，高坡遗址的地层堆积与鲁甸野石山遗址和威宁营盘山遗址堆积异常接近，地层简单，且出土物集中在上部地层。其次，两地出土陶器均多夹砂褐陶，包括夹砂红褐陶和灰褐陶等，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黑皮陶(磨光黑陶），器身多素面，纹饰简单。再次，两地出土陶器的器类和器形也基本相同，包括肩部饰多少不一大乳钉的大口折沿罐、侈口宽肩罐、管状流残件、长颈瓶（高坡遗址试掘材料认为是高圈足，其实就是鸡公山文化的长颈瓶口颈残件）、敞口碗、敛口钵、敞口折肩器等。目前高坡遗址出土陶器均基本包含在野石山等遗存中，但是两地出土者也存在着一定差异，野石山类型出土的乳钉大折沿罐，不管是贵州境内的鸡公山遗址、营盘山遗址出土者还是鲁甸境内的马厂遗址、野石山出土者折沿多较宽，部分口沿内外侧还保存有瓦棱纹，而高坡遗址出土者折沿变窄，有的甚至变成侈口状，且此前最常见的瓦棱纹更加少见甚至消失，侈口罐野石山出土者口径小，而高坡遗址为大口，敛口钵和敞口碗在野石山类型中多为平底，而高坡遗址除平底外，还有较多矮圈足。而折肩豆形器在鸡公山和野石山遗存中肩部折角大，底均为圈足，高坡遗址不仅肩部折角越来越小，而且除圈足底外，还出现平底，且底部装饰叶脉纹的情况在鸡公山和野石山时期未曾见到。在滇东黔西一带叶脉纹要在东周时期的青铜时代遗存如八塔台等遗址中才有体现，因而从器物形态和装饰风格变化看，野石山类型的年代应早于高坡遗址的年代。但从目前所具有的测年数据看，高坡遗址年代不仅与鸡公山遗址和野石山遗址测年异常接近，甚至还略早于野石山遗址，这需要今后更多的材料补充或订证。

（四） 经久大洋堆遗址

经久大洋堆遗址位于西昌市经久乡合营村，地处安宁河中段东岸一级台地。1994年对北侧土堆和土堆南侧平地进行了局部发掘，发掘表明，北侧大土堆系人工堆积而成，其地层堆积和遗存分布、叠压较复杂，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遗存主要有分布在北侧大土堆上的9座土坑墓葬，出土遗物包括陶器13件、石器15件和青铜器1件。陶器均为泥质黑陶，纹饰有锥刺纹、叶脉纹、划纹和镂孔，器类主要有大双耳或单耳的罐、高圈足豆（报告称簋）、敛口鼓腹平底罐、折肩豆形器和盘口圈足豆等。石器均磨制，有戈形器、石斧、石镞和石饰件。青铜器主要是铜剑。中期遗存主要有南北两区的24个器物坑（编号Ka1-Ka24)和19 个黄土坑（编号Kb1-Kb19），出土遗物均为陶器，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红陶次之，多数陶器表面施黑色陶衣。纹饰以乳钉为主，有少量堆纹和刻划纹。乳钉长大上翘，皆饰于大陶罐肩部，刻划纹饰于小陶罐肩部。器类主要有肩部饰乳钉折沿大罐、大双耳罐、折沿平底罐、簋、直壁杯、敛口小罐等。晚期遗存主要有两座大石墓和2座灰坑。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黑陶次之，器表多施陶衣。纹饰有刻划纹、乳钉纹、戳印纹和镂空。器类有折沿平底罐、折沿圈足罐（尊）、盘口镂空豆、敛口小杯、敞口杯（尊） 等。

从清理的遗迹和出土器物看，大洋堆遗址的文化内涵异常丰富，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它不仅同安宁河流域诸多遗存具有密切联系，同滇东黔西包括鸡公山文化在内的一些文化遗存都具有联系。大洋堆早期文化遗存出土陶器中的大双耳罐、大单耳罐、敛口带流罐、折肩圈足豆、敞口束颈罐，中期文化遗存出土陶器中的折沿深腹平底罐、肩部带乳钉的折沿深腹大罐、敛口小罐、直壁杯，晚期文化遗存出土的折沿平底罐、敛口杯、大敞口尊等在鸡公山文化中的鸡公山遗址、马厂遗址、野石山遗址和闸心场遗址中都找到一些相同或相近的器形。两者之间有所不同的是，大洋堆遗址从早期到晚期的出土陶器中均有相当比例的同鸡公山文化基本相同的器类和器形，此外还有一些与滇东黔西东周时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相同或相近的器类和器形，而在鸡公山文化中，同大洋堆遗存相近的陶器则集中出土在鸡公山遗址、营盘山遗址、野石山遗址和马厂遗址中，即主要集中在鸡公山文化的野石山类型遗存中。联系安宁河流域发现有文化内涵与野石山类型非常接近的高坡遗址、赵家湾遗址、营盘山遗址等，在大洋堆遗址中发现有较多鸡公山文化野石山类型遗存的现象是很正常的。在野石山类型时期，分布在黔西北滇东北一带的族群与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族群发生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包括大双耳罐在内的氐羌文化系统由北向南进入并影响着鸡公山文化，而鸡公山文化也可能以某种主动或被动的方式进入到川西南的安宁河流域一带，并对那里的文化产生了相应的影响，直到较晚的先秦时期一些遗存中仍能看到这种影响。

三、鸡公山文化因素的传承

在滇东黔西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文化遗存，重要的有红营盘类遗存、银子坛类遗存、可乐类遗存、八塔台类遗存和铜鼓山类遗存，这些遗存多被考古学者认为是夜郎及其旁小邑的遗留，除铜鼓山类遗存位于黔西南远离鸡公山文化分布区域，看不到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外，其他类遗存对鸡公山文化因素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承与吸收，可以说鸡公山文化是夜郎文明的重要来源。

（一） 红营盘类遗存

鸡公山文化之后，目前在昭鲁盆地发现的古文化遗存主要有贵州威宁中水的红营盘东周墓地和昭通营盘山乙区墓地，目前学界以“红营盘类遗存”来概括该类遗存。

红营盘类遗存墓葬皆为狭长竖穴土坑墓，分布稀疏，少有叠压和打破关系，部分墓葬没有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葬随葬品多在1至2件之间，有陶器、青铜器和玉石器等。

从出土物看，红营盘类遗存同鸡公山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它仍继承鸡公山文化以夹砂陶为主，多素面陶，流行平底器和圈足器的传统。其次，器形和器类仍可找到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如鸡公山文化的单耳折沿罐在红营盘墓地仍有保留（M5：1），红营盘墓地出土最多的带流口长颈鼓腹平底罐（瓶） 也与鸡公山文化的典型器物细颈瓶器形比较接近。在鸡公山文化中部分瓶类器物已开始出现流口，其他的如敞口直壁杯、圈足碗等也能在鸡公山文化中找到相近的器物。再次，红营盘类遗存中出土的玉石玦和有领镯等在鸡公山遗址中也能找到相似器物。因此可以认为红营盘类遗存是在吸收相当程度的鸡公山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将红营盘类遗存与鸡公山文化晚期阶段的野石山遗址比较，却发现差异也很明显。首先，野石山遗址中最多的杯形口大单耳、大双耳和无耳的罐（瓶） 在红营盘类遗存中没有发现。其次，野石山遗址中数量很多的肩部饰多少不一乳突装饰的折沿罐也不见于红营盘。再次，野石山遗址中大量出现的鸭嘴口和平口长流器也不见于红营盘。比较红营盘遗存与鸡公山文化的鸡公山类型和野石山类型，我们发现它与野石山类型的差异要大于同鸡公山类型的差异，野石山类型中的杯形口大单耳、大双耳和无耳的罐（瓶）、肩部饰多少不一乳突装饰的折沿罐和长流器既少见于鸡公山，也不见于红营盘，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出现这种差异既与遗存年代早晚不同有关，也同两类遗存的文化内涵（族群构成）差异有关，还可能与居址和墓地的遗存性质不同有关。但是在两类遗存的年代早晚上，红营盘类遗存的年代要晚于鸡公山文化但早于银子坛类遗存，只是目前该类遗存墓葬资料还比较少，尤其是还没有发现居住遗址，对其文化内涵的认识还存在许多不足。

（二） 银子坛类遗存

在乌蒙山西缘的昭鲁盆地及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最晚阶段的遗存是银子坛类遗存，该类遗存除贵州威宁中水银子坛（早年称梨园） 墓地外，在云南昭通还有水井湾、白沙地和营盘山甲区等墓地。其中威宁中水银子坛墓地经过1978年、1979 年和2004年的几次发掘，清理土坑墓葬130座，出土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骨器和铁器等700 余件。有学者认为可将该类遗存“作为石寨山文化体系中的一个亚文化或文化类型”，可暂且称之为“营盘村遗存”，有学者建议将该类遗存先称之为西南夷青铜文化的“银子坛类型”，但有学者则直接称为“银子坛文化”。

银子坛墓地地层堆积较好，部分地区深达2米以上，墓葬层层叠压，并有较为复杂的打破关系，开口在不同层位的墓葬具有一定差异。从墓坑大小看，有部分墓葬长度在1米左右，骨架亦比较纤细，可能是儿童墓葬。墓葬头向比较复杂，有逆坡、顺坡和横坡等多种。葬式除单人仰身一次葬外，还有相当部分为合葬，且以“多人二次合葬”最具特色。相当部分墓葬还发现葬具朽痕，表明葬具使用已较普遍。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和漆器等。其中陶器、漆器一般置于墓主头、脚端，青铜兵器、装饰品等多置于身前佩带位置。陶器陶质多夹砂，质地松碎。以灰白陶、灰褐陶为主。多素面陶，纹饰简单，主要是罐肩腹部饰的方格纹、绳纹和划纹等，相当部分罐、豆口沿内侧和瓶腹部有刻画符号。主要流行平底器和圈足器，出现少量圜底器，但仍无三足器和尖底器。器类主要有罐、瓶、豆、杯、碗等。其中单耳罐、觚形瓶、镂空柄浅盘豆自早到晚均为固定器物组合。青铜器包括兵器、生活用具、装饰器和钱币等。兵器有剑（剑鞘）、戈、矛、镞、弩机等。装饰器数量较多，有宽边镶绿松石手镯、条形手镯、指环、带钩、扣饰、发钗、铜铃、耳饰等，以仿动物造型的带钩最具特征。生活用具主要有釜、洗、碗、贮贝器等。钱币主要有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此外墓地中还出土有少量车马饰和铜印章等遗物。

从出土物看，银子坛类遗存仍保留有鸡公山文化传统，如流行小平底器和圈足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不匀，以素面陶为主，装饰简单，器类组合仍为罐、瓶、豆、杯或碗等，部分器物如单耳罐、豆形器和直壁杯等造型仍具有一定相似之处，不过从总的器类组合和器形特征看，两者差异已很大，其中一些典型器类如浅盘高柄镂空豆就不见于鸡公山文化，说明由鸡公山文化发展到银子坛类遗存时，其文化构成已发生了较大改变。

（三） 可乐类遗存

赫章可乐系位于乌蒙山偏东侧一山间小盆坝，地理纬度大致同威宁中水，两地相隔约100公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贵州文物考古部门共在可乐进行了10次发掘工作，共发掘战国秦汉时期墓葬370 余座，除少量砖室墓外，大部分为竖穴土坑墓。根据墓坑形制和随葬品特点，发掘者将可乐墓葬分为甲、乙两类，甲类墓为普通汉移民墓，乙类墓为地方土著族群墓。乙类墓随葬品主要是青铜器，陶器器类和数量均很少，以一种折沿束颈鼓腹矮圈足的单耳罐为主，部分罐的腹部等距离分布有4个乳钉，乳钉上下有戳点、短线等装饰，少数无乳钉。除这种罐类器物外，还有极少的敛口鼓腹圈足单耳杯，杯近口处也有乳钉，这两种陶器从造型上与鸡公山遗址出土的单耳折沿罐和敛口圈足豆形器有些类似，而且器物肩腹部饰乳钉也是鸡公山文化晚期最常见的。除地方土著墓葬外，在可乐发掘的部分普通汉墓内也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地方风格陶器，每墓2～3件不等，以一种全身素面的折沿深腹单耳罐为最多，部分罐的腹下方还有一枚大乳钉。这种折沿单耳罐的造型与鸡公山遗址的典型陶器折沿单耳罐基本相同。另外可乐墓葬中出土的葫芦形罐与野石山等遗址中的杯形口有耳或无耳罐也很接近，显示着可乐居民也继承有当地早期文化传统，只是由于地域的间隔较远，时代间隔也较长，两者之间的差异超过了共性。

（四） 八塔台类遗存

在曲靖盆地及其附近的宣威、寻甸、陆良等地，均发现有青铜时代晚期阶段的遗存，重要的有位于曲靖盆地南盘江上游及其支流的珠街八塔台、越州横大路、茨营奤山、三宝五联和潇湘平坡等几处青铜时代墓地。其中八塔台墓地经过大规模发掘，最具代表性。学界将该类文化遗存或称为“八塔台类”遗存，或称为“八塔台类文化”。该类文化遗存中也可看到对鸡公山文化的吸收。

位于曲靖盆地东北侧的昭鲁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自青铜时代初期的鸡公山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晚期的红营盘类遗存和银子坛类遗存时，尽管各自的文化内涵已发生了很大改变，陶器、青铜器等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已迥然不同，但自早至晚，该地区陶器陶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褐陶为主，陶器多素面，装饰主要集中在瓶、罐类的口沿至颈肩部，流行小平底器和圈足器，罐、瓶自早至晚都是最基本的器物组合的文化传统一直都被继承。而这一传统在曲靖盆地的青铜时代墓地遗存中也有明显体现。就陶器总体特征看，该地域既继承有一些时代较早的鸡公山文化陶器的器类和器形特征，又有时代大致相同的红营盘类遗存和银子坛类遗存的一些陶器，表明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并延续下来。

平坡墓地出土的陶器，除极个别圈足器外，基本都是平底器。如大喇叭口深腹罐、侈口鼓腹罐、喇叭口高领瓶等器身修长，除颈肩部装饰有细线纹和泥突外，腹下皆为素面，它们皆可在鸡公山等遗址中找到极为相近的祖型。该墓地出土的被称为尊的圈足器（M130：2），与威宁中水红营盘墓地所出（M3：1） 相同，皆呈侈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的形式，两地之间所出的玉石玦、长条形石坠（其实应是一种小型磨石，常与刀剑一同出土，可能是随身携带在身上磨刀或磨剑所用） 也完全相同。

在八塔台和横大路墓地出土陶器中，其大喇叭口深腹小平底罐（报告中A型罐）、带盖侈口鼓腹小平底罐、高领鼓腹大罐、喇叭口长颈瓶、陶豆、小杯等均可在鸡公山文化遗存中找到相近器物，其侈口鼓腹小平底罐与鸡公山文化同类器物还几乎相同。

不过，曲靖盆地青铜文化遗存也存在一些不见于昭鲁盆地的陶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作为其代表性陶器的三足釜形鼎和罐形鼎，折沿高直领鼓腹平底的壶和圜底的釜、罐。釜形或罐形的三足陶鼎形器和圜底的釜、罐与流行于两广等百越地区的越式陶鼎或圜底陶器比较接近，应是从百越文化系统中接收加以创造而来，而折沿高直领鼓腹平底的壶（有的报告称尊）、圆腹小罐、盘等器类则与滇池地区尤其是滇池东北端的官渡羊甫头、呈贡天子庙等遗址所出相同或相似，可能是从滇池地区吸收而来。

曲靖盆地内的八塔台等青铜时代遗存，其陶器是在传承昭鲁盆地早期陶器的文化因素，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的百越文化陶器和来自西部滇池地区陶器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器物群及其组合。由于时代早晚不同，更由于在融合不同文化系统时发生的文化变化，因而八塔台类遗存陶器在具体的陶器组合和器形特征上，与上述几个地区均有了较大改变。

四、结语

东周秦汉时期，鸡公山文化因素被广泛分布在滇东黔西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东周时期青铜时代遗存所继承。与鸡公山文化同处一地时代稍早的红营盘类遗存尽管出土陶器数量和种类均不太多，但均能在鸡公山文化遗存中找到相同和相近的来源。时代稍晚的银子坛类遗存陶器种类和数量很多，但其基本的盘口有领单耳罐、敞口高领深腹瓶（觚形瓶）、敛口圈足豆、敞口碗、直壁杯等基本继承了原鸡公山文化的器类组合。尽管器形特征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增加有新的器类如高圈足镂孔盘和圜底单耳罐等，但文化传统的继承是非常明显的。赫章可乐文化遗存和曲靖八塔台类文化遗存，地处鸡公山文化的周边区域，对鸡公山文化传统的吸收上比起威宁中水至昭通一带就相对弱一些。如八塔台类遗址中的典型陶釜形鼎就不见于其他文化遗存中。这一区域不仅继承有早期鸡公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还融入来自东南方百越文化和西南方滇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文化面貌也就更加复杂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