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王怡

内容摘要：20世纪初，晚清政府与美国合力促成的庚款留美教育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多是注重研究留美队伍中的男性翘楚如梅贻琦、竺可桢、胡适等人，对优秀的留美女性着墨不多，如此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庚款兴学的历史真实。本文将对清华学校时期的庚款留美女性进行考察。从女子庚款留美历程出发，通过留美女性在各行业树立的女子典范、促进女子教育观念的嬗变及推动女子教育实践方面阐述近代女子庚款留美对近代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近代 庚款留美 女子教育

近代历史上，众多留学生负笈海外，接触最先进、最新潮的教育思想理念，学成归国后，支援祖国全面建设。在这众多优秀求学海外的学子中，庚款留美女学生作为留学队伍中的特殊的历史群体，其通过考试选拔优秀女性派往海外学习先进的思想观念与科学技术，她们潜心求学，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回首过往，这些留美女性对我国女子专业选择的拓宽、女子“独立人格”教育观念的形成与促进女子教育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今笔者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阻碍，拂去时间的灰尘，去探寻这百年前的女学子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

一.庚款留美的女性

19世纪中后期，国际女权主义运动掀起了世界重视女子教育的思潮，而晚清一批受西方思想浪潮影响的有志之士提出了女子教育与国家危亡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即提出“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此文通过强调女性母职天性培育良好公民，达到强国保种目标的方式，无疑促进了国人注重“开女禁”、“兴女学”、“重女教”的新风气。自1898经正女学的创办到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体系，至1909年国内已有女子学堂多达308所，共有女学生14054人。[2]可见，彼时的初、中等阶段的女子教育都有相应程度的发展，然而女子难以踏入高等教育的大门、女校中优质女教师的匮乏等问题依旧不容乐观。因此，仁人志士将目光投向女子留学，以期培养“贤妻良母”的女性，发展女子教育。

庚款兴学计划实施后不久，美国政府在1911年照会清政府，提及美国各校均无庚款留美女学生，请选有中学毕业学历的女生赴美学习。[3]经中美双方商议协定自1914年起每隔一年招考10名女学生派遣赴美学习。然而动荡不安的时代下女子庚款留学名额几经波折，仅有1914年、1916年与1921年遣送名额按计划执行，而1918年遣送女生的名额缩减至8名。因毕业生经费紧张，1920年当局决定停送女生和专科生留美，1923年-1927年期间隔年派遣5名女学子赴美学习。虽历经坎坷的女子留学但自1914年至1927年清华学校共派遣7批共53名优秀女子负笈海外，求学自强，其中优秀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4]

早前清政府官派女学生赴日本进行短期的进修留学并无过多选拔条件，而庚款留美女性则选拔严苛，更加注重学业学术的提升而非单纯偏重护理、家政等方向的培养。她们既有国家的稳定财政支持，又不拘束于家庭纷繁琐事纠缠。她们在金钱与时间上的自主，使之能够心无旁骛顺利且高效地完成学业，并将所学报效祖国。相较于大批赴日本留学的女性而言，这一批官派选考赴美的学术成果显著。据《清华同学录》中记载的数据粗略统计得出，庚款留美女子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2名，占比22.64%;获得硕士学位的庚款留美女生共有15名，占比28.30%;硕士学位以上总计达50.94%，取得学士学位的人数自然是更为普遍了。[5]显然，这一赴美队伍摆脱了以往女子留日的短期速成的求学模式，接受了更为长久更为完备的教育。留美女生在文凭层次、科研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为此后中国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展现女性力量与风采奠定了基础。

二.树立各领域的女子典范

隨着社会新思想、新文化的涌现，传统模式中男尊女卑的局面开始出现裂痕。一批受过新知识女性意识崛起的女子走出深闺，跳出传统职业限制，闯入各个职业领域。1914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的女子，清华大学对其赴美就读专业进行了限定：录取各生，须于下列学科中，任选一科为进美研究之专科。择定后，不得擅改。应选学科为教育、幼稚园专科、体育、家政、医科、博物、物理、化学。然而据统计这53名留美的女性的专业选择其实更为多样，其中涉及文、法、商、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6]入美求学的女留学生学习文学、社会科学、医学专业的比例较大，分别有12人、16人、11人，但女学生们并未被规定的专业限制束缚，其中涉足自然科学、商学、法学专业的分别有9人、4人、1人。这一群在各自的专业汲取新知识，于他乡感受新文化，学成归国。

她们其中许多人在其所学专业领域继续活跃。有如应谊、陆慎仪、倪逢吉、张端珍、袁世庄等女教师，回到祖国拿起粉笔，站上讲台谱写中国强盛的未来;有如陈翠贞、王淑贞、章金宝、桂质良、王志宜等女医生，献身于杏林，悬壶济世;有如顾静徽、张锦等女科学家，从科学与技术中汲取真知力量贡献给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如陈衡哲一般的女学者，融情于文字，以笔作犁、著书立说;还有如王瑞娴、周淑安、顾岱毓等的女性音乐家，唱响我国文化与艺术双重奏;更有如汤蔼林、张继英等的女慈善家，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更有如杨保康、朱兰贞等的女校长在学校管理工作中成效卓著、独当一面;亦有投身商、政等社会各界的女性。她们不仅突破传统职业束缚，也开创了女性职业新领域，有的成为了该行业的领军人物。例如顾静徽是中国第一个物理学女博士;陈衡哲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周淑安是中国现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第一位女指挥家、第一位女作曲家。[7]她们中无论是拥有开创者殊荣的，还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的，都致力于祖国的建设，贡献出女性力量，在各行各业发展历程上留下了自己的倩影。她们身上未披战衣铠甲，为当时社会各行业的发展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存在的本身却已经是挑战传统的战士。她们的步履从闺阁走向职场;从家庭走向社会;也意味着从传统走向近代。

三.促进女子教育新观念的形成

甲午战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女子教育思想传播开来，其倡导培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8]的“贤妻良母”。这一观点片面强调女子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却忽略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格意识，于是“女国民”的观念应时代而出现。国家危亡之际，留日女学生为代表的女子教育观念强调女子与男子应同样承担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具有革命性却忽视了女子在生理上的特殊性与彼时的社会现实情况。此一“国民”概念的片面抹平男性与女性的生理特征，只看到共性而忽略特性并未真正从以男权为中心的世界中得到解放。再看庚款留美的女性，她们虽未高举女性主义的旗帜摇旗呐喊，却在各自专业上发光发热，在各自的领域推动。这是学成归国的留美女性，站在女性独特的视角，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探索出了一条新的理性的道路。

留美女性中的陈衡哲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女性现代人格的建立。现代人格的概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女性的性别人格，另一个是女性的个性人格，女性的这两种人格都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女性现代人格的塑造在于这两种人格都能得到充分发展”[9]她认为女子教育应注重女性作“为人”的第一性，并在“人”的意义上进行自我发觉，鼓励女性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勇敢地去“造命”，展现为“女”的风采。再如留学归来开办“上海妇女银行”的顾岱毓女士在《女性在商界的地位》一文中写道：“认为女性只能学医或者当教员的观念实际上剥夺了她们选择的自由，如若她们并不想当医生、护士或教员，而是对经商有兴趣，完全可以把商业作学习的专业”。还有留美归来的社会学专家倪逢吉女士，她曾在演讲中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女性运动流派进行总结，倡导“男女道德标准当求同一，女子讲贞操节义，稍一失常即为一般人所不齿，男子则酒地花天不以为羞，这样畸形的道德标准日后力求取消。”[10]呼吁社会解开女子教育中束缚女性的道德镣铐，提倡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应获得平等地位。

留美女性归國后，将美国学到的新思想、新文化传撒向国内。她们以身作则，注重女性的主体意识，从女子的立场探讨妇女职业、婚姻、家庭、社会地位等问题，她们选择任何感兴趣的领域，努力拼搏，明确追求自己的事业，也促进女性的解放，为近代为女子教育观念注入了新力量。

四.推动近代女子教育实践

在传统的封建等级秩序还未被打破的时代背景下，庚款留美女子通过自身的勤苦努力，赴笈海外的进取意识，为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开了先河。53名留美女生不仅致力于汲取知识，也激励国内女性群体奋发求学，为推动近代女子教育实践做出贡献。

1917年12月，庚款女学子黄桂葆在美攻读博士期间，于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更多中国女学生到史密斯女子学院就读。[11]彼时身处他乡，仍不忘故土的女子教育。无独有偶，1918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杨保康谈到，[12]在教育实践中应女子中学管理应效仿美国女子中学开展合理自由社交活动，希冀“異日者上农工商各业，皆能男女合作而日臻盛境，则吾国之福矣。”[13]杨保康归国后任上海大同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区立南京女子中学校长等职。杨保康校长立足中国立场，学习西方良好的制度或方法，致力于将在美所见同我国女子教育发展联系起来，推动我国女子教育发展。[14]再有张端珍女士倡导开展女子体育教育方面提出了相当有建树的建议，其要求开展女子田径运动，展现女子身心体态的自然之美，为丰富完善女子教育奋斗。[15]1925年，陆慎仪于《清华周刊》上发表言论：“清华学校是美国退回了庚子赔款开办的，循例凡是中国人民都有享有此特权的机会，清华招生若是放一百个男生的额，也应当放一百个女生的名额，方为公道。为公平起见，清华男女同校制的应当实行，不可再缓下去。”[16]其就清华建校以来，女子庚款留美名额的减少与当时社会女学兴盛的现象不符，倡议清华大学应住持公道，给中国女子与男子同等的求学机会，以打破高等学府对女性设下的壁垒，实现女子教育的公平。除此之外，更有许多庚款留美女性执教女校，缓解师资短缺问题;沟通中西文明，改革旧课程，增设新专业等方面做了非常多贡献，她们越过旧社会的藩篱，见识到新文明的曙光，在推进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贡献了巨大力量。

总之，在传统与近代交织的时代里，在新文化与旧道德的博弈之中，历经女子“庚款”留美政策中断、名额锐减等坎坷，最终这些五十多名女性由清华送出国门负笈海外。她们于异国潜心求学，取得的学术成就足以彰显中华女性的勇敢、坚毅与智慧。留美女性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汲取学识，在中西融合中满载而归，留学经历使她们拥有丰富的知识与开阔的眼界，也赋予了她们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及参与公共话语的资源和能力。在这过程中，留美女性从自我萌生到自我成长再到自我突破，由深闺无知怨女一跃成为社会知识精英，她们作为时代前沿的女性知识精英群体，提升了近代中国女性的地位，并推动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现代化进程，为近代中国女性写下了亮丽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变法通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美使电政府今年应派留美学生请准去年考选办法[N].民立报，1911-07 -12.

[4]北平清华大学编.清华同学录[M].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1937：51-238.

[5]任梦楠，余子侠.清华学校时期女子“庚款”留美历史考析[J].山东高等教育，2019，52（03）：72-80.

[6]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53.

[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56-71.

[8]梁启超.倡女学堂启[A].饮冰室合集.文集二[C].上海：中华书局，1936.

[9]范珊，赵黎明.“人”与“女”的双重解放——对陈衡哲女性解放话语的再认识[J].党政干部学刊，2014，04：76-80.

[10]倪逢吉，高凤桐.各种婚姻与家庭问题诸学说之研究[J].东北大学周刊，1930，101：47-51.

[11]Anon. Student World[J].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1918，（1）.

[12]项建英，高梅.近代中国留美高校女性综论[J].教育评论，2017（08）：160 -164.

[13]杨保康.教育上男女社交问题[J].教育与人生，1924，23：0-1.

[14]介绍一位老大姐，沈秘书长夫人杨保康女士[J].清华副刊，1933，40（02）：22.

[15]张端珍.女子田径赛运动说[J].教育季刊，1923，1（2）：23-25.

[16]陆慎仪.言论：告清华执事及女同学[J].清华周刊，1925，341：4-17.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