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朦歌

内容摘要：《蛙》是莫言沉寂四年后推出的新作，小说的故事背景贯穿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前后，体现出在这样的历史浪潮中文本人物是如何产生异化。其中，“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的市场经济因素同样加速了人物的异化。莫言通过书寫丑陋，展现其审丑意识下隐藏着别样的美学理念。

关键词：莫言 《蛙》 审丑意识 异化

每位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都有着独特的审美观念。1986年，莫言在《红高粱》中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醒凝、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可以说，“最美丽最丑陋”六个字囊括了莫言所有的美学理念，也成为了日后莫言小说中美学问题的发展方向。莫言初期的小说中，虽然没有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但无一不体现出美好纯粹的情感以及浓郁的传统风土人情，完全契合中国民众的审美需要。如《民间音乐》描写了花茉莉和一个瞎子之间的柏拉图式恋爱故事，当黄昏悄悄逝去，月光清澈明亮的时候他们于槐花盛开的季节相遇，全文既展现出精神恋爱中纯洁、不可玷污的一部分，又具有丰富充盈的民间气息。莫言本可以借助这样一种带有深厚中国传统艺术特色的审美铺就辉煌的创作之路，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创作在不断地变化着，无论是结构、语言和故事。”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笔触走向了中国审美意识的最前沿。在不断求新求变的过程中，莫言从刻画“美”走向了描绘“丑”。目前的研究篇目大多针对莫言20世纪创作出的小说中的审丑意识。小说《蛙》是莫言沉默四年后的又一长篇著作，于2009年出版。在小说《蛙》中，莫言极尽描写之能，在字里行间中创造出狞厉怪诞的丑，也正是这种丑促使了文本人物的异化。

一.对“丑”的解读

关于丑的本质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伦理道德评价也就是恶的内涵，即“积极的恶”，或称之为丑恶。此时丑等同于恶，所有违背道德公约、社会伦理、法律法规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之为丑;“二是指审美外观上不和谐的形式，即亚里士多德、各鲁斯、克罗齐所说的‘不快感’、休漠、桑塔耶纳所说的‘痛感’”[1]。此时的丑被置于审美观念中，丑站在了美的对立面，凡是带来视觉上的不适、不善、不和谐，均可以被称之为丑。

在《蛙》中，莫言描写了许多丑陋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着异于常人审美范畴的容貌举止，变得更为标新立异。接生妇女们“留着长长的指甲，眼睛里闪烁着鬼火般的绿光，嘴巴里喷着臭气”[2];卫生院院长黄军的外貌粗鄙丑陋，“半米长一张驴脸，嘴唇乌青，牙缝渗血，满嘴臭气”[3]。书中的人物丑陋扭曲，事物更是如此。甚至于对一条鱼的描写，也超出了常人的审美理解范畴，“最大的一条鱼，有一百多斤，白白的肚皮，看上去像个怀孕的女人。”[4]肚皮鼓起来的鱼就像怀孕的女人，让人自然而然地将鱼籽和胎儿联系起来，这样另类怪异的比喻，让人感到无比怪诞滑稽。

从自然角度来看，莫言笔下的自然界是极其恶劣的。人就好比蜉蝣一般脆弱地身处其中，被自然无情地碾压，生活是单调枯燥的灰色调，没有任何暖色调的调和，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人被生活无情地压榨，生存的第一要义变成了食物。没有食物便不足以谈生活。食物匮乏的年代里，人们在苦苦求生中丧失原本的尊严。年幼的孩子们会被煤的味道吸引，认为这种味道“仿佛是燃烧松香的味儿，又仿佛是烧烤土豆的味儿。”[5]食物的匮乏让人们忽略了审美，淡化精神需求，只关注物质条件和生存问题。此时的自然界已然没有生机勃勃的样子，到处是荒芜和贫瘠，人们的心灵也因此扭曲空虚。而《蛙》中的另一主角青蛙来自于大自然，青蛙本身是带有正面色彩的、生机盎然的益虫，在农村生活中扮演着捕捉害虫的角色，更有词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而在《蛙》中，青蛙却成为了荒诞丑陋、扭曲怪异的代表，连叫声都让人恐惧。“常言道蛙声如鼓，但姑姑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6]让姑姑害怕到慌不择路，在姑姑的眼中，这些青蛙极其灵异，它们幻化成为了哇哇乱叫的青蛙妖精，对姑姑进行精神的鞭挞。

人性的丑陋则体现为生活中的悲剧和痛苦，让人在无意识状态下被异化，与社会空间妥协。可以说，莫言作品中“丑陋”是表象，表象背后则是对人性之丑的深刻理解。这种丑陋便置于第二层面，形成了道德伦理层面的“恶”。

二.“计划生育”背景下的生育观念

原始宗教是一种早期先民崇拜的宗教观念，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可以简单划分为如植物动物、天体等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在此之中，生殖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突出明显的一种类型。中国陶瓷史上有著名的仰韶文化，体现为在这些陶瓷上绘出蛙和鱼的图案。在传统中国人的心中，青蛙与鱼一样，是多子的象征，因此人们绘画蛙和鱼，借此寄托人们希望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景。中国古代一直以农耕文明著称，这和生产方式密不可分。古代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所取代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更。在农业生产上，母系时代的锄耕为大规模的犁耕农业所代替。驾畜耕田主要由男子来承担，如此一来，妇女在农业生产领域也被男子排挤了出来。在父系社会统治秩序的建立中，有一个关键的纽带，那就是家庭。家庭就好像一个培养皿或者一个框架，在家庭的背景下，男耕女织才得以逐步转化成为父子相继这种更有男权的生存方式。中国古代的家庭，不仅仅是繁衍后代的生殖场所，也是一个让男权成为核心的统治单位。人们潜意识中将男性树立为家庭的主宰与决定者，一个没有男孩诞生的家庭从某种程度上被人们等同于即将走向没落的家庭，因此人们变得极其重视男孩，随之而来的是重视每一个未降生的孩子。

在《蛙》发生的东北高密乡，蛙崇拜的心理在普罗大众中盛行，作者的笔名叫作“蝌蚪”，可见人们对于繁衍子嗣的重视与渴望。细细说来，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在实际操刀过程却深深地触动了普通平民百姓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在那些没有男孩的家庭，父母们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奋起反抗，流泪流血，也要留下肚子里未知性别的孩子。

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处于繁荣发展时期，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孩子，而姑姑万心作为经验老到的接生医生，见证并接生了一千六百多名儿童，此时人们的生育还没有被纳入政治规划范围，是一种自由、自主的人类活动。时间來到一九六五年，人口的大幅上升带来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新中国基于对国家建设的考量，开启了第一次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当上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公社掀起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这场运动的推广充满坎坷，例如，有两个村民在“男扎”之后，都提出了抗议，一个叫王脚的村民在“男扎”后，说自己的神经被捅坏了，还有一个叫肖上唇的人则说自己因为“男扎”受伤导致夫妻生活受到影响。他们这种不配合的声音并非少数，即使有科学的医学手段，人们依旧坚信结扎会损伤身体。实际上，损害身体并非最重要的原因，关键在于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想要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第二次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姑姑依旧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家政策，即使碰上了侄媳妇王仁美也没有放弃原则。王仁美偷偷找袁腮取下了避孕环，从而怀上了第二胎，但是在姑姑的要求下被送往医院打胎，最终突发意外死在手术台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国家终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此时一种新的超生方式又诞生了，并且在民间悄悄流行开来，即为代孕。

《蛙》的故事背景从中国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横跨了近六十多年的岁月，折射出这期间的风云变化，但在久远冗长、腐朽神奇的历史长河中，普通百姓的生育观念却是相对固定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撼动。纵观几十年的历史变化，从自由地进行生育活动，再到计划生育督促男性结扎女性避孕、打胎，再到偷偷衍生出来的代孕，可以看出，无论国家层面出台怎样的政策，各种高压严苛的政策措施都难以抑制人们内心原始的、喷涌而出的生殖欲望和繁衍欲望。

三.《蛙》中异化的体现

在《蛙》中，最能够体现这种丑陋的是通过异化变现出来的。从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看，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蛙》中的人物纷繁复杂，立体鲜活，莫言将青蛙作为观察生活的切口，以是否吃蛙作为特征将文中人物分成两种。一种人是拒绝吃蛙的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青蛙身上携带着病毒和细菌，吃青蛙容易引发疾病，损害身体健康。而在吃蛙的人当中，又分为主动吃蛙和因生活所迫被动吃蛙。被迫吃蛙的人无非是因为生存需要，通过吃蛙获取肉类营养。而主动吃蛙的人群，目的不一。其中，袁腮则是主动吃蛙的人群的代表。

袁腮是人物异化的关键人物，崛起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对发家致富有着极度渴望，对物质金钱盲目追求，是社会丑恶的集中与象征。袁腮有一家名为牛蛙养殖场实为代孕的公司。在养殖场的门口，袁腮放了一尊牛蛙塑像，主人公蝌蚪第一眼见到这个塑像，就引起了不适。在远古时代，蛙的存在带有生命繁殖的意味。在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之中，“蛙”的发音等同于“娃”，是原始母系社会中可以被看作是生殖图腾，代表了初民对生命的崇拜。然而此时蝌蚪在牛蛙养殖场门口看到了牛蛙塑像，这尊塑像借助其庞大感传递出怪诞的元素，生殖崇拜早已在物质金钱的诱惑下转化为了利益财富的化身。蝌蚪面对这种的塑像，内心纷繁复杂，既有对未来不可触及、不可捉摸的抵触与敬畏，也有现代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无助迷茫，既害怕自己迷失其中却又难逃欲望的诱惑而产生的向往之情。这一尊牛蛙塑像仅仅是代孕公司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而潜藏在深海之中的代孕公司运作流程才是最令人荒诞不羁的地方。

代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现象，其本质是将伦理道德、生命群体转化为冰冷的金钱交易。在现代作家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中出现的“因贫代孕”的故事情节，竟然荒诞地“再次”出现在了当代社会。从袁腮向四周扩散，他周围的人都在金钱交易中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异化。

姑姑万心记得蝌蚪第一任妻子王仁美的死因，她认为自己对王仁美的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弥补侄子，她安排了蝌蚪和自己的徒弟小狮子结婚。可小狮子年纪大，早已绝经，根本无法生育，为了补偿侄子也为了满足小狮子的母亲梦想，姑姑和徒弟小狮子作为曾经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决执行者，竟然背着蝌蚪选择代孕的方式获得一个孩子，她们和袁腮暗地里商定，通过袁腮的公司进行操作，让代孕者陈眉生下了男孩。在这个过程中，袁腮选中了毁容后找不到工作的陈眉作为代孕妈妈，在陈眉生下孩子后，袁腮并诓骗她说小孩死了，赖掉了应给的费用，随后将孩子倒手卖出。代孕者陈眉在其中处于绝对的弱者地位，没有人帮助她，谁都可以践踏她，她被剥夺了孩子，也没有拿到应有的钱，最终以悲剧收场。而姑姑和小狮子师徒两人则做足了戏，在蝌蚪面前造成出小狮子怀孕的假象，企图让众人相信孩子是小狮子所生。甚至于在小狮子伪装怀孕过程中，现实和梦境交替进行，使得小狮子短暂地沉醉于怀胎生育的美梦中。而主人公蝌蚪，作为怯懦迂腐的知识分子代表，最后也向内心妥协，接受了自己同学的女儿陈眉代孕生下的孩子，接受了这个乱了辈份的亲生孩子。在整个事件中，每个人都有可怜之处，异化的他们泯灭了人性。同样他们也有可恨之处，是他们使生命被异化成为了明码标价的商品，被人交易，人性的扭曲畸形在字里行间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同时，生命应有的伦理价值与意义也被人忽视摒弃。首先，陈眉获得这个孩子并非通过传统的受孕方式，而是人工授精，尽管这个孩子是蝌蚪血缘上的孩子，但是受孕过程以及一个生命的诞生所需的情感全然不在，充满温情的生命孕育过程被改装成为一个物品出厂的模式化流程，将母亲塑造为孕育生命的机器。其次，孩子一出生就被袁腮等人带走，剥夺了陈眉做母亲的机会，陈眉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身份也被残忍剔除。最后，孩子本应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存在，有着必要的血缘群体，可是在代孕公司运作下的孩子成为了商品，那么附着于孩子这一生命体之上的道德伦理意义也随之消失。

无论是从接生转向打胎的姑姑，还是喜爱孩子的小狮子，或是利益至上的袁腮，无辜可怜的陈眉，胆怯的知识分子蝌蚪，他们都陷入了代孕的金钱交易之中，难以自拔。在从前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里，人们喜爱生命、热爱生命，为了生下孩子历经坎坷，张拳的老婆耿秀莲为了不被强制流产，纵使怀孕五个月不惜跳入河中躲避追查。但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之后，人们的思想在物质冲击下出现了异化，人们依旧喜欢孩子，遵循着传宗接代的旧思想，但原先纯粹的生殖崇拜中混入了金钱崇拜。这就导致一部分人将生命作为商品投入交易运作之中，这种阴暗的商业展现出物质主義对人们大脑思想的全面侵噬，使得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捧如此丧心病狂，已经到了可以蔑视社会伦理，践踏社会规则的地步，极度放纵自己追逐欲望。主人公蝌蚪作为知识分子群体，身在其中，被欲望的洪流裹挟吞噬，也未能幸免。此时，不仅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本身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了异化，思想、行为举止发生了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脆弱，从前以血缘亲疏和情感浓淡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是由利益作为唯一要素维系刻画的众生百相。

有一种观念提出，文学是对人类自身的思考。莫言通过全篇对丑的描写，将镜头瞄准丑陋和人性的恶，《蛙》依托文革、计划生育、市场经济等一系列敏感话题，展现出的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生存困境的反思。相比于美好，相比于花茉莉和小瞎子相遇时的月落槐树，或许在莫言逐步深刻的美学观念中，他已经更青睐于书写牛鬼蛇神般的丑陋以及丑陋所带来的异化。但这并不等同于莫言对美的否定，《蛙》中的姑姑万心，在其他人的眼中，尤其是在那些被她打胎、强制结扎的家庭眼中，姑姑万心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一个不容分辩的恶人。但是从人性角度进行出发，在姑姑身上“恶”的背后，承载着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厚重感，文中的其他人亦是如此，袁腮办厂进行代孕活动，罔顾生命的伦理纲常，将孩童视作可贩卖销售的物品，但在某种程度上，袁腮又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渴求，帮人们实现了愿望。善与恶，每人心中自有一杆秤，但我们其实还是应按正常的社会伦理，分辨出善与恶了，其实际是有边界的。这些极富生命力的人，构成了莫言独特的美学框架与美学意义。在莫言的理解中，世界并非充满了鸟语花香、温馨和谐，而是被荒诞怪异填充，因此只有描绘丑陋的东西才会更加刻骨铭心。

参考文献

[1]陈望衡著.论丑[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莫言著.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

[3]莫言著.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18.

[4]莫言著.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66.

[5]莫言著.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7.

[6]莫言著.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21.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