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莹

内容摘要：奥斯本的著作《愤怒的回顾》中主人公吉米的愤怒不仅是偏激暴力，更是一种对创伤间接地、极端地表达。本文从创伤理论切入，从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层面探究造成吉米创伤的原因以及创伤对其人生产生的深重影响，分析吉米如何走出创伤阴影，通过自我救赎获得新生，并从吉米的复原中探讨对于治愈创伤的启示。

关键词：《愤怒的回顾》 “愤怒的青年” 创伤 复原

约翰·奥斯本是二战后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1956年其作品《愤怒的回顾》首次公演，一举轰动了整个英国戏剧界。奥斯本以其反传统的视角和语言风格为日渐式微的英国戏剧带来一场革命，代表作《愤怒的回顾》成为现代英国戏剧的一个转折点。随着《愤怒的回顾》影响力愈渐深远，学界对其研究也盛行起来，目前主要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主人公吉米之愤怒的社会根源、存在主义主题、新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和婚姻问题。联系时代背景，作为中下层青年的典型代表，吉米的愤怒与颓废气质与社会压迫和个人悲惨经历带来的创伤息息相关，然而学界对该作品的创伤主题并未有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伤后应激障碍”被美国精神病学会正式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创伤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凯西·卡鲁斯（Kathy Caruth）认为创伤并不仅仅停留在灾难性事件重创人心的那一刻，而是长久地存在于受创者的精神世界，反复折磨受创者心理，扭曲甚至摧毁其完整的人格。此外，朱迪斯·赫尔曼也对于创伤的影响和愈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此后创伤问题引发了各领域学者的关注，与创伤相关的作品研究也在文学领域兴起。

本文从创伤理论出发，探究“愤怒的青年”流派笔下的代表人物吉米的愤怒以及背后掩藏的创伤，并分析吉米最终如何治愈创伤，走出困境，完成自我救赎。

一.創伤生成背景

吉米是“愤怒的青年”派作家塑造的经典文学人物，他成长于相对混乱的环境下，经历坎坷，因此造成吉米创伤的原因绝不仅限于某一个层面，社会因素、个人经历以及婚姻生活中的挫折都是他受创的来源，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造成吉米创伤的原因。

“愤怒的青年”是上世纪50年代活跃于英国文坛的一批现实主义风格的青年作家，他们主要来自于社会中下层，受到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们对英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大都出自本身的不满和绝望，也搀杂着一定程度的自怜。”（刘润清，p6）也就是说他们塑造的人物不仅立足于当下社会背景，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一派系作家自己的影子，因此要分析这些文学人物，需要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入手。

《愤怒的回顾》创作于二战后的英国，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塑造了“愤怒的青年”这一作家群体和他们笔下文学人物的特性，也可以解释吉米这一代表性文学人物创伤的原因。凯西·卡鲁斯（Kathy Caruth）将“一种对突如其来的或灾难性事件的不可抗拒的经历”（Caruth，1996：11）认定为产生创伤的前提条件之一。结合文本背景可知吉米是二战的亲历者，残酷的战争、战后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上层阶级的压迫、排斥使以吉米为代表的这一时代的英国青年在心理上陷入对生存意义的迷茫中，毫无宣泄的出口，这让他们深刻地感到社会对他们具有威胁性。这一创伤产生的原因在吉米个人身上有更具体的体现。由于人类自身的反应系统，“威胁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与愤怒”（赫尔曼，2015：65），曾一度生活在战争恐惧下的吉米逐渐变得暴躁易怒，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指出“一些特定的经验确实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包括受惊吓、被困或精疲力竭”。（赫尔曼，2015：64）这无疑为“以吉米为代表的青年们实际上是受到伤害的一群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论据。但是这种情绪反应并未解决吉米所面临的困窘，更没有帮助他改变他所不满社会，吉米依旧深陷于社会带给他的巨大威胁感中，当吉米的这些正常应激反应并未有效地救助其脱离危险时，创伤就因此产生。

随着对创伤认识的不断深入，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指出“显而易见的事故”（赵雪梅，2019：202）也会产生心理创伤。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折磨甚至亲近之人的逝去等生活和情感上所遭遇的伤害都有可能给人带来创伤体验。心理创伤研究者开始重点关注“情感与日常伤害的爆炸性性质”（赵雪梅，2019：202），针对创伤的研究扩展至日常和个人创伤事件。而在吉米的创伤构成中，其个人生活经历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只有二十五岁的吉米两次目睹亲人的死亡，这两次痛失至亲的经历给他带来了长久而痛苦的梦魇。吉米的第一次直面亲人死亡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在西班牙战场受了重伤，已经命不久矣。然而，全家人对于父亲的死亡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妈妈甚至整日抱怨“她不幸和这样一个人搅在一起了”（奥斯本，1962：85），他们为之哭泣和惶恐不安的是对这件事带来的麻烦以及未知的迷茫，而不是因为失去挚爱的悲伤，正是这份冷漠最终成为点燃吉米愤怒的“星星之火”。只有小吉米真正为他父亲担心难过，他陪在父亲身边整整一个月，无助地看着他慢慢死去。奄奄一息的父亲怀着极大的不甘，丝毫不考虑孩子的承受能力，执意向年幼又害怕无助的吉米倾吐“生命中残存的一切”（奥斯本，1962：86）。然而年幼的吉米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得倾诉，更无法帮助父亲疏解郁结，反而是这种毫无顾忌的倾吐给吉米带来巨大的压力，他唯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垂死的人的绝望和痛苦（奥斯本，1962：86）”。亲人的冷漠和父亲极具压迫感的绝望加剧了吉米的恐惧，惊恐、痛苦和无助淹没了他，并最终衍生出了愤怒，强烈的情感冲击导致吉米的自我防御系统和情绪调节机制崩溃。

弗洛伊德提出“受创的悲悼主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将爱从失去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顺利实现移情”（陶家俊，2011：119），而一旦哀悼没有顺利完成便会导致抑郁和创伤。主人公吉米显然没有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到父亲离世的最后时刻，曾经要拼命忍住眼泪的吉米完全失去了哭泣的欲望，失去宣泄悲伤的机能宣告着他“哀悼”的失败，也给吉米埋下了创伤的种子。

第二次失去的经历是休的妈妈，她是吉米非常尊敬的亲人。当吉米突然接到她得急症的电话时，内心其实非常害怕不安。虽然吉米一开始表明不需要人陪同，但在出门的最后时刻，吉米罕见地对艾米莉流露出脆弱的神色，希望她能陪自己一起去看休的妈妈，然而艾莉逊却拒绝了他。吉米再一次独自一人面对亲人的离去，“整整十个小时，我一直看着一个我非常喜爱的人慢慢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奥斯本，1962：109），甚至送葬时也只有吉米自己，无人一起吊唁，更无人倾诉恐惧与悲伤。对受创者来说“他人的支持反应可能足以减轻事件的冲击，而敌意或负面的反应则可能会加深伤害或恶化创伤症候群”（赫尔曼，2015：99）。身为伴侣的妻子本该在这种时候给予他陪伴和安慰，而艾莉逊却以冷漠回应，这种亲密之人的消极反应封锁了吉米宣泄悲伤的出口。吉米对失去的“哀悼”再一次失败。死亡的恐惧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由于未完成的“哀悼”，再次重创了他脆弱的神经。

婚姻生活的失败是吉米创伤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这一受创经历中，妻子艾莉逊是主要的“加害者”。在夫妻关系中，吉米表面上处于强势的一方，但在两人的交流中，艾莉逊才是那个真正的主导者，吉米则是一直寻求回应的被动一方。朱迪斯·赫尔曼指出被呵护的最初经验能够让人们有能力展望所处世界，并使人们相信世界会善待自己，因此当人们处于极度恐惧不安的状态时，人们会向安全感的最初来源寻求安慰。（Herman，2015：146）安全感的最初来源通常是人生第一阶段的照顾者，即母亲。但是对于吉米来说，母亲是让他首次直面人性冷漠自私的人，对于母亲的信任感早已分崩离析。而最初与艾莉逊的恋爱时，吉米感受到了久违的爱，因此对于吉米而言，艾莉逊才是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吉米不断地想引起艾莉逊的注意，他的挑衅实际上是一种无措的求救信号。艾莉逊的沉默看似是在隐忍，实际上却是一种冷暴力，或者说是一种“反击”。吉米的“呼救”不仅没有得到回应，艾莉逊用这份冷漠疏离，这种敌意或负面的反应使吉米认为自己被彻底抛弃，更加深了他本就有的创伤。“受创者感到被完全放弃、全然的孤独，和被逐出那赖以生存的由人与神眷顾保护的系统之外”（Herman，2015：146），这种被驱逐的孤独感使得吉米的基本信赖感彻底崩塌，“一旦信赖感丧失，受创者觉得与其说他们还活着，其实更像是死了。”（Herman，2015：146）

二.创伤表征

社会、个人经历以及婚姻生活带给吉米的创伤由于缺失外界与个人的调和而难以治愈，最终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这些难言之痛转化成了愤怒，实际上，吉米的愤怒是一种对创伤间接地、极端地表达。

在遭受战争和社会压迫等强烈的创伤事件后，吉米应对危机的反应系统因无法承受创伤之痛而随之崩溃，这导致他处理情绪和表达机制失调，因此吉米无法正常地表达内心的恐惧和伤痛，并一直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非常容易受到刺激，出现“暴躁和突发的攻击行为”（赫尔曼，2015：67）。在日常生活中，吉米时常处在愤怒的状态，行为上极具攻击性，有暴力倾向。某次在家，远处教堂的钟声响起，在听到这种悠扬的声音后吉米却像是受到了刺激突然失控，克里弗企图通过玩笑化解吉米的愤怒，但是“由于在调节强烈愤怒情绪方面有困难，创伤患者總是摆荡在自己会失控地表现愤怒和对任何形式攻击的无法忍受之间”（赫尔曼，2015：156），吉米对克里弗的劝阻爆发出更激烈的反应，两个人疯狂扭打起来。这一例子充分证明吉米的暴躁易怒是创伤未愈的后遗症，正是由于处理危机和情绪机制失调，内心累积的恐惧无法正常排解，促使吉米通过对外展现出攻击性以掩饰安全感的匮乏。他通过肢体暴力宣泄愤怒的背后是对创伤想言而难言的无措。然而，面对吉米随时随地的暴躁行为，他的妻子和朋友不仅没有感受到他的伤痛和焦虑，反而因为被吉米的暴力伤害选择弃他而去，吉米的暴力行为最终成为一种对创伤失败的倾诉。

失去亲人和目睹死亡的创伤以一种更具象的方式一直盘旋在吉米心头。卡鲁斯认为创伤的一大特征是在当时无法被确切认知，但之后会以某种方式再现，纠缠着受创者。（Caruth，1996：11）一直到父亲去世十年后，吉米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得父亲临终的样子以及自己当时面对死亡和家人的冷漠怀有的恐惧和愤怒的心情，甚至那份惊恐愤怒一直延续至今。在他回忆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本来一直处在戏谑愤怒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在叙述中他看似平静却不断地重复“真正为他担心的只有我”和“害怕”等词，可见至亲离世和亲人对此表现出的惊人冷漠而造成的创伤一直笼罩着吉米。

朱迪斯·赫尔曼认为：“创伤事件造成人们对一些基本人际关系产生怀疑。它撕裂了家庭、朋友、情人、社群的依附关系，它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架构起来的自我，它破坏了将人类经验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Herman，2015：144）痛失至亲和亲人的冷漠这一系列创伤事件粉碎了吉米与社群之间的联结感和对外的信赖感，对吉米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这在吉米与妻子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吉米在婚姻中和艾莉逊失败的沟通是他创伤后遗症的又一体现。实际上，吉米内心极其渴望与妻子交流，寻求亲密之人安慰，然而创伤是难以言说之痛，被创伤事件异化的他无法正常表达对交流的渴望，长期处于愤怒状态使得吉米的语言表达也趋向于犀利刻薄。吉米一直用粗鄙尖刻的言语攻击艾莉逊和她的家人，艾莉逊越沉默他的挑衅就越激烈，这是因为对外界信任感的崩塌，吉米内心对于能否取得亲密之人的支持持悲观怀疑的态度，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他采取先发制人的强势姿态，通过言辞侮辱和挑衅引起妻子的注意，这是一种试探，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但是这一作为深深伤害了两人关系，导致其婚姻的失败。由于吉米无法将创伤正常地宣泄出来，他和外界无法达成和解，对外界关系的失望使吉米更加自闭，加重了他对自我的怀疑，进一步导致他的颓丧。

三.创伤修复

吉米表面上对工作、社会、家庭和未来愤怒失望，不满足现状却又不作为。他和其他受创者一样深陷于创伤的泥沼，创伤事件摧毁了吉米的安全感，斩断了他与外界正常联系，但是他内心渴望着“伤口”能愈合并为此采取行动。他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修复创伤，主动说出心结便是其中之一。德瑞·劳（Dori Laub）认为遭受创伤事件的幸存者需要说出自己的创伤故事以便生活下去，也需要在讲述的过程中理解自己的创伤体验。（Laub，1995：63），“讲述”是治疗创伤的一个普遍而有效的手段。通过讲述，受创者能够直面内心深处的伤疤，在讲述中真正认识自己的创伤经历，甚至反思创伤经历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是否是绝对负面的。在又一次争吵中，吉米问指责他的海伦娜有没有目睹一个活人的死亡，并向在场的艾莉逊和克里弗讲述他父亲的离世。那是吉米难得平静的时刻，他向自己的妻子和朋友叙述他父亲临终时的痛苦不甘，家人的冷漠。回忆父亲离世的场景是在揭开自己的伤疤，同时这次回忆也是吉米希望通过讲述这一方式正视创伤经历进而为修复创伤做出的努力。通过讲述，吉米重新审视创伤经历，直面当时的伤痛，并通过倾诉分担痛苦，进一步重构自我调节系统，迈出他自我修复的第一步。

当吉米将创伤体验讲述出来时，他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自我和解，并恢复了对外界的部分信任。与此同时，受创者吉米逐渐开始重建破碎的自我感，即“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关系”（赫尔曼，2015：86），这是吉米修复创伤的另一个方式。吉米在建立联结的初步阶段采取的行动是主动在交流中向他人表达自己的内心情绪。在吉米的创伤结构中失去、被忽视以及其带来的孤独无助占据半壁江山。当得知克里弗离开时，吉米罕见地表露出不舍。他将克里弗要离开的消息告知海伦娜，但海伦娜说自己早就已经知道了，吉米听到后又一次感觉自己被忽视了，心底生出一阵失落。他对海伦娜说当传递消息时自己仿佛永远都是最后一个被想起的，这是吉米第一次直白地倾吐被忽视的难过，这意味着在经历长时间的过度警觉后，吉米逐渐学着向外界表达和求助，同时这也表明吉米已经建立起对外界最基本的信任感。

当受创者逐渐恢复对外界的信赖感后，他开始寻求重新与他人建立更加密切的心理联系，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人际关系上开始尝试发展更深的情谊。（Herman，2015：488）这一点在吉米身上的体现就是他决定重新开启与艾莉逊夫妻关系。当艾莉逊回来后，吉米接受了艾莉逊的道歉，两个人最终达成和解，他们要一起回到“狗熊洞”和他们“松鼠窝”里“永远相守在一起”（奥斯本，1962：144）。此时，吉米真正敞开心扉并重新建立起和艾莉逊的亲密关系。封闭已久的灵魂，开始融入外面的世界，以积极的姿态拥抱爱人和人生，重构自我，完成自我救赎。

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造就了一批愤世嫉俗的青年人，他们愤怒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受创的心。结合创伤理论分析吉米这一代表人物，可以为认识这一特殊群体和“愤怒的青年”流派笔下的人物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他们的愤怒不仅是受创的后遗症，更是对痛苦的极端表达。创伤是“不可言说之痛”，但并不意味着受创者内心是完全封闭的，也不意味着他们排斥倾诉创伤体验和修复创伤。通过分析吉米的修复历程，本文希望能够增加人们对创伤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对受创者的理解。吉米为修复创伤做出的努力体现了当时一批愤世嫉俗的底层青年内心始终渴望着与外界达成和解，以全新的自我重新拥抱这个世界。对于这些期待愈合的受创者来说，重新建立与外界的联结，恢复对外界的信赖感是修复创伤的重要一步，这给予我们一個重要启示，即亲密的关系在创伤复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亲人朋友的支持与理解，甚至于陌生人的善意对受创者来说都是一剂最好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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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下的英国戏剧研究”（项目批准号：17YJA752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