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婧娴

摘  要：本文梳理了清末民初湖州籍留日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时，该时期正值湖州本地步入近代化的转型期，故本文特以留日学生为切入点，考察其对该地区近代化的影响，并以教育为主要切入点。本文重点聚焦1897—1920年间湖州籍留日潮，由此可知19世纪末湖州地区较早派遣官费留学生并出现了大量自费赴日留学生。19世纪中叶以来，湖州本地新式办学逐步展开，尤其以南浔（今南浔区）和吴兴县（今吴兴区）两地最为显著，此外吴兴则更为多元复杂，教会办学、私立办学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官立学校等多种形式均有呈现。另外，该时期女子学校、职业学校的出现也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办学体系。其中留日人士在当地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清末民初;湖州;留日;近代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2;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2）02-0-03

19世纪至20世纪伊始，受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危亡感日益强烈，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均掀起了选派赴日留学之浪潮。湖州临近上海，上海开埠以来，不少青年得以经沪留学，对当地近代化发展起到了一定正向作用。本文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湖州一地为切点，经由对该地留日学生浪潮的考察，研究该地近代化的进程，以及近代化进程中该地教育史的历程。

一、研究背景

湖州地处浙江北部，毗邻上海，在近代历史中尤其是辛亥革命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湖州不少青年得以经沪出国留学，尤其以甲午战争后形成的留日热潮为甚。对留日群体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其与辛亥革命的关联上，而大量留日人士回国归乡后，对本地的近代化进程影响远不止辛亥革命，诸如工商业、教育出版业等领域均有一定程度的贡献，本文将聚焦本地教育的影响。观研究现状可发现，对湖州地区近代史的研究多集中于湖商群体以及旅日旅欧湖州籍人士与辛亥革命领域。目前专门对湖籍留学生进行系统研究的案例相对较少，且多分散于浙江籍旅日留学生的研究中，如桑兵（2018）展现了浙江籍留日学生在中国近代人文政治领域的作用以及各异的表现。对湖州籍留日学生的信息缺乏集中且较系统的梳理，此外留学生群体对湖州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影响的研究也较为贫乏。

本文将从近代湖州地区教育办学与湖州籍留日学生的角度出发，以地方史与中日近代交流史相结合的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清末民初留学生对近代湖州近代化教育办学的影响，并希望以此文为当下地方史的普及和完善，以及中日交流事业尽到绵薄之力。

二、清末民初湖州地区背景介绍

湖州位于浙江北部，地处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平原，东临嘉兴，南连浙江省省会杭州，北隔太湖与苏州、无锡相望，西接天目山脉与安徽宣城相连。隋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在此设州，因滨太湖而名湖州。此后，历代先后于此地设郡、州、路、府。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浙江省巡抚，湖州府隶属于浙江省，乾隆年间改隶于杭嘉湖道，领乌程、归安、长兴、安吉、孝丰、德清、武康七县。民国元年撤杭嘉湖道，废湖州府，并乌程、归安二县称吴兴县，与长兴、安吉、孝丰、德清、武康同隶属于浙江省[1]。清末民初时，湖州即称吴兴。1914年设钱塘道，原湖州六县隶属于钱塘道。1927年废除道一级行政建制，实行省县两级制，吴兴等六县复隶属于浙江省。1928年全省分为吴兴等十二县政督察区，吴兴区辖吴兴、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六县。1935年全省分为九个行政督察区，第一行政督察区辖吴兴、长兴、安吉、德清、武康、余杭、孝丰、临安、龄潜、昌化十县，专员公署驻地吴兴县，辖城区、北门外、南得、织里、练市、双林、棣溪、西门外、菱湖、袁家汇等十个区[1]。

三、湖州籍留日学生考察

甲午战败、戊戌变法也相继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被镇压，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产生民族危亡的危机感，并认识到邻国日本强盛，从而逐渐萌生了赴日留学的浩大运动。近代中国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第一批留学生共13人，由总理衙门考核选派。浙江省最早派遣留日学生始于次年的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为彼时仅有的官费公费留学生的省份。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學前身）选派湖州德清籍人士稽侃和杭州钱塘籍人士汪有龄赴日本东京琦玉县儿玉町竞进社专攻蚕学[2]，即目前为止所知的由浙江官派留日学生之始。湖州地区最早派遣留学生为同年的湖州籍人士钱幼楞。其为晚清外交名臣钱恂之弟，是当地最早的自费留学生。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湖州籍人士陈其采考入日本士官学校，是当地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由此可见，湖州地区派遣留学生起步较早。

清朝锁国期间，湖州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未断绝。18世纪中叶书画家费汉源、沈南蘋、尹孚九等人先后前往日本长崎，学习日本画风，为彼时日本画坛产生较大影响。从此处可见，浙江地处沿海地区在清朝与江户锁国期间依然能够通过商船往返日本长崎，实现了文化的交流传输，这也是浙江以及湖州较早派遣留日学生的原因。此外，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临近上海的湖州以及南浔镇湖商纷纷通过上海出口丝绸至海外，湖商由此崛起，南浔由此形成了“由商而绅、商绅一体”[3]的新型社会结构，为南浔注入了新兴的经济、教育血液，也进一步促成了该地区的留学之潮。加之，湖州籍晚清外交名臣钱恂，主张选派留日学生，曾于1896年建议两湖总督张之洞选派留日学生。其弟钱幼楞即为湖州籍自费留日第一人，其子、女婿、媳妇均入日本学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留日学生。

早期湖州籍留日学生赴日年份主要集中于1897—1910年间，尤以1903年、1905年为甚。这与清政府1898—1906年的鼓励留学政策相关。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新行政，大量派遣赴日官费留学生。1906年清政府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日学生的资格，提高日语水平考核要求且停止派遣速成科留学生使得留日潮流有所减退，尤其1909年庚子赔款后，留美潮流兴起留日热逐步降温。留日学生中除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入武备学校、士官学校习武的也不在少数，如陈其美、陈其采。此外，留日群体中加入同盟会，成为民国成立主要骨干成员的亦在多数，这与湖商群体的特殊性以及该时期赴日留学生群体的时代环境均有关联。归国后多数留学生在上海、南京及北京担任大学教授、政府官员等职，也不乏归乡办学、任教的群体，以沈谱琴、徐一冰为典型，其对湖州地区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湖州籍留日学生对湖州地区近代化的影响——以教育为例

（一）前近代湖州地区教育概述

本文根据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即1840年前为前近代时期。为考察湖州地区之近代化，作为对照，本节将简述该地区前近代时期教育史之背景。

前近代湖州地区教育主要以官办府学及私人书院为典型。史籍有记载的湖州古代教育事业，始于南朝，兴于北宋，盛于明清。参考《嘉泰吴兴志》宋朝湖州地区的学校主要可分为府学、祠堂、斋馆三类，均以儒学教学为主。据《湖州市教育志》，南宋偏安江东，湖州成为近畿，官学日益发达，著名的有湖州安定书院以及乌程沈清臣的晦岩书院、朱弁的竹墩长春书院等私人书院。到明清时期在府学与老学院之余，新建了如湖州爱山、德清吕成公、清溪等较大规模新书院。至道光年间，各乡镇丝绸业为主的工商经济崛起，商绅集资兴办书院形成特色，菱湖龙湖、双林蓉湖、南浔浔溪等书院由此诞生。此外，杨雨萱在《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提及江南地区明末清朝时期，办学受到16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影响，西方教会的影响日益显著。

对湖州地区乃至江南地区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中外关系方面的探讨不可避免，杨雨蕾在《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重点从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两方面对江南地区对外关系史进行梳理，其中文化交流方面文中提到晚清江南地区自利玛窦在南京开教起，1690年南京即设有郊区，而浙江地区亦有传教士、天主教教育机构创办、西方宗教书籍翻刻传播等现象。湖州地区基督教传教活动主要体现在19世纪末，1894年基督教监理会派陈楹卿牧师至湖州布道。因此，前近代湖州地区的教育活动受西方基督教影响较小。19世纪初至中叶，随着湖州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湖州教育办学中私学办学情况逐渐增多，教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以上是前近代时期，湖州地区教育史的简述。可知，该地区除官学外，私学颇为兴盛，私以为与该地工商业之兴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近代湖州地区教育以及留日学生的影响

18世纪末以来，湖州地区教育逐步发生转折性变革，新式学堂诞生为契机，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与方法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开了清政府的锁国大门。上海开埠后，以丝绸业为主体的湖州籍商人纷纷走出原籍，将丝绸贸易经上海出口海外，开启了一段湖商的光辉岁月。其中不少青年学子亦通过上海，东渡日本或远赴欧美，留学海外接受西式教育。这些旅日旅欧的留学生归国后推动了湖州本地教育事业的革新进程。

湖州正式改府县书院为新式学堂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根据《湖州市教育志》记载[4]，同年，湖州籍人士韩宝华在长兴小溪口私资创办安溪小学堂。此类新式学堂多创办于20世纪初，其中以南浔地区颇为显著。这一现象多与南浔丝绸商业的发达以及丝商的在沪经营对外商贸密不可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位于南浔的浔溪书院增授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南浔丝商“四象”之一庞家的庞元澄仿照日本中学开班浔溪公学;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南浔张增熙考察欧洲教育归来开设正蒙学社，引进国外教育思想与制度。光绪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公元1906—1907年）间，留日学生归来于此主持学堂，革新招生办法，引进新式教学方法，开设博物、体操等科目，编班授课，初成典范，并设师资讲习班培养新式师资。此外，吴兴地区除基督教会兴办华英学堂、文洁私塾外，早期私立新式学堂纷纷出现，也诞生了私立女子学校，其中留日学生沈谱琴创办的“私立女学堂”尤为典型。该学堂中聘请了若干日籍教师，设师范科、手工科等科目。民国初，教育办学逐渐走向多元化，官立中学、师范专科学校逐渐出现。以丝绸业为基的缫丝、刺繡手工等职业学院陆续出现，女子教育也逐步走向完善，出现了官立、教会、私立等女子师范、中学和职业学校。

清末民初（1895—1925年）湖州地区办学整体形式较为多样，早期相对办学规模较小的教会办学、私立办学以及地方工商同业公会办学以其数量和规模主导该时期办学，工商同业公会办学如绉业小学堂即为湖州当地第一所由工商同业公会集资创办的私立完全小学。私立办学中，由留日归乡人士创办的学校也不在少数，此外地方商绅创办的私立学校中沿用日本学制、教学方法、聘用日籍教师以及留日教师也有所体现，如早期浔溪公学即按照日本中学学制创办，南浔徐自华主持的浔溪女学堂曾聘留日归来的秋瑾为教师。留日人士创办的学校中涉及小学、师范讲习班、中学以及职业学校，其中着墨较多的是女子学校的创办。留日人士沈谱琴于1907年创办的私立吴兴女学堂为“为邑人自办女子教育之始”，也为此后湖州本地女子学校的创办奠定了基础。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深刻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所带来的良好效果，认为要想避免被他国欺凌侮辱，关键在于“强兵”，而要想“强兵”，培养数量众多的军事人才是最佳途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大多数有识之士选择了留学教育这一快捷的途径，留学目的地也由之前的欧美转变成了日本。到了1908年，当时赴日陆军留学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 000余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留日热潮。到了民国初期，军事科留日学生数量众多，这些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科留学生毕业之后回国发展，为国内军事力量的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当时国内教育部门深刻认识到军事教育的重要性，相继创办了一系列军事院校，其中1909—1911年间创办的学校多是为革命培养军事力量的武备学校，具有代表性的如尚武公学和湖州经武学校，校内多聘请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以及留日人士任教，亦体现了留日人士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联以及显著的时代特性。随着军制改革的大力推进，不管是中央新军管理机构还是地方教育管理机构，留日学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1903年成立了清政府中央新军管理机构练兵处，总共有十余名留日士官生任教，士官一期的吴禄贞、卢静远、章通骏、陈其采、华振基、文华、吴祖荫、吴绍麟、唐在礼等人，以及士宫二期的良弼、哈汉章、易道谦、沈尚廉、龚光明、敖正邦、冯耿光、舒清阿等人。

辛亥革命后，早期私学陆续改制为官立学校，此外职业学校也陆续出现。其中，留日人士也扮演了一定分量的角色，如湖州本地最早的正规职业学校——吴兴县立甲种商业学校，即为留日人士朱仲飞所办。留日人士徐一冰创办的中国体操学校为民国时期唯一的高等专门学校。在湖州地区办学近代化的进程中，留日人士将其所学和新的思想理念投入当地办学实践中，推动湖州当地新式教育的转型。借由教育之近代化，为湖州一地，乃至浙江、上海等地农林、科教、化工等行业输送了重要人才，进一步推动了湖州地区政治、工商、科教、出版等行业的近代化进程，并由湖州籍留日人士进一步推动了湖州地区与当时重要口岸上海的联系。

五、结语

本文梳理了清末民初湖州籍留日学生及其对当地近代教育的影响，首先是对湖州籍留日学生的梳理，重点聚焦1897—1920年间的留日学生情况。湖州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湖商群体的兴盛，对外开放较早且与日本交流并未中断的缘故，在19世纪末赴日留学潮中紧跟潮流，较早派遣官费留学生并出现了大量自费赴日留学生。归国留学生中多从事教育事业，且不乏回乡办学的案例。在对该时期湖州地区教育办学的梳理中，本文着重对1895—1925年即甲午战争后至北伐战争前的时段内湖州地区办学情况进行了系统整理。此外，该时期女子学校、职业学校的出现也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办学体系。其中留日人士扮演了重要角色，除创办学校外，第三中学、浔溪女学堂、师范讲习所等学校均有留日人士任教其中，为当地的教育近代化进程推波助澜。今后将对湖州地区办学教育从小学、中学、女子学校以及职业教育进行分类梳理，进而从学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招生规模、师资等角度展开分析，并对照19世纪末同期日本学校办学情况，从整体形成清末民初湖州本地教育群像，深入了解留日人士对本地教育办学的具体影响。

参考文献：

[1]黄新华.湖州城市近代化及其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析（1840—1937年）[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2]何扬鸣，邵琳玮.独树一帜的浙江留日运动[J].浙江档案，2011（12）：19-21.

[3]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杨雨蕾.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40-66.

（責任编辑：张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