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清末民初的东北的历史语境下，传统与现代杂糅，在这一理性化背景下的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思想取向，即近代理性的渗透和现代性要素的培育，这是文学发生各种文体变化的思想背景，也是现代文学的生发根源。从文言、旧白话、欧化白话到现代语体，是清末民初二三十年间东北小说文体变化遵循的基本路径，发生了一系列包括小说观念、结构技法、阅读期待等在内的变化。外来小说的文体示范带动了小说体式、技法的变化，为东北小说文体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新式教育为新文学打造了队伍，培育了东北小说创作、阅读、传播各环节的新生力量，推动了东北现代小说文体的选择和养成。

关键词：清末民初；文学变革；东北小说；文体

作者简介：薛勤，女，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文艺学、东北近现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课题 “20世纪初东北文学的文体选择与建设”，项目编号：Lnsky16ZX128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114-07

创新往往是在与传统的博弈中生发的，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东北文学的文体变化较为纷繁丰富，尤其体现在小说文本中，从《靴子李》（1906）、《俄灭波兰记》（1907）到穆儒丐旧白话小说《香粉夜叉》（1919—1920）和金小天现代诗性小说《春之微笑》（1929），近现代东北小说在文体形成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学在体式、语汇、技法、情节上多有交叉、融会、借鉴；翻译文学引入的外来文体，如抒情体小说、侦探小说、科技小说等，丰富了此一时期东北小说的文体类型和技法；这一阶段全面付诸实施的新式教育，在思想和语言层面为文学变革和小说文体的构建与创新准备了基础。至1930年代前，东北的小说终至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场域的社会小说叙事取代了演义、神魔、狭邪诸体传统小说，构建了以人的现代性觉醒为底色的现代小说，使之成为20世纪东北叙事文学的主流，这背后透现出了种种富于时代性的选择。

清末民初，东北文学的小说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在文学观念上，逐步接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以文学现代美学追求为旨归，以现代的文学观取代传统文学观，由尚实尚雅转向俗化虚构，在技法上，由口述文学向案头文学转变，小说的叙事视角、叙述技巧、结构体例均呈现出新的面相。

追溯我国传统文学中小说的文体之源，小说并非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相反，是文人士夫的堂上案头之作。在历代正史中，小说均著录于《艺文志》之下，在古代图籍分类中亦列入子部。“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1]（P1182）视小说为搜奇记逸的文雅文本，涉笔记录而成文成趣，认为小说与史传关系紧密，二者有着共同的叙事功能：“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按：指小说）。《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1]（P1204）并且，如纪昀所言，小说应遵循“既述见闻，即属叙事”的文体规则，不可“以传奇法而以志怪”，认为小说“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2]（P472）。而俗文学中的叙事类，如各种话本、评话、拟话本、演义、章回各体，因多有虚构，则不在此列。传统主流文学的这一脉观点，从战国至明清，流传有自，基本规制了传统文学系统中对于叙事的认识，即小说叙事强调雅化和真实性，排斥艺术虚构。在这一基本原则下，史传和小说的共性在于具有同样的叙事性，而其差异在于，前者所记为军国大事，征实确凿；后者所记为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虽可有恍惚无征、荒诞不经的特征，但对“记”者而言，也要具有真实性。同时，小说被认为还有观风俗（社会认知）、寓劝诫（道德教化）、广见闻（知识学）的功效，因而可以“补史文之阙”[1]（P1194）。

清末民初，由于翻译小说的阅读者多是知识文人，使得翻译语体也多采用文言，以迎合读者的喜好。严复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3]（P124）狄葆贤认为，“美妙的小说，必非妇女与粗人所喜读”，“欲导国民于高尚，则其小说不可不高尚，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则求高尚之小说亦难亦”。[4]在他们看来，“美妙”、“高尚”的小说并非面向粗通文墨者的通俗读物，而是为“博雅君子”提供的精神家园，这或许也从另一方向印证了传统文学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尚雅倾向的期许。

因而，直到20世纪初年，东北小说甚至某些文论、文评，作者往往要“坐实”写作的人物、缘由、语境，体现出尚实的文学观的内在形式要求，即拒绝虚构。小说亦常见这类强调文本的真实性的痕迹。譬如王冷佛的长篇分章小说《珍珠楼》（载《盛京时报》1924年3月24日至10月14日），题下开篇有自称“记者”的“附言”：“记者于前年到奉，曾在本报上著一小说，名之为《珍珠楼》，所述为民七秋日，锦州花界里一桩实事。记者以笔墨拙劣，嗣又以在哈事繁，半途搁笔。乃近以友朋怂恿，又屡有阅报者，催续前稿。辞不犹己，遂又于杂俎栏内终日献丑。内容若何，有约过前半折的，必能记忆。如再由前一章重为揭载，又恐阅者嫌其烦絮；若不自开篇儿说起，恐又有不知者，贸然一见，突如其来。思维至再，望阅过前半部者格外鉴宥，今仍自第一章重为刊载。书内文字，记者以记忆力异常薄弱，所作前部又无存稿。或竟有不同之处，亦乞谅解是幸。”这类夫子自道，强调的即是文本的真实性。

如果说案头文学是小说的源头，那么口头文学则可视为掺入了小说的发展历程的支流，譬如宋元以后大量出现的口头文学色彩浓郁的变文、话本、评话，以及文人创作的拟话本等叙事文体，构成了允许甚至倡导虚构的各体白话俗文学，提供了叙事文学虚构的合法性，在文人的参与下创造了旧白话小说，旧白话小说虽在传统文学内不得升堂入室，但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和受众广泛，一直葆有生命力，并且成为20世纪初新小说的遥远的先声。

旧白话小说承话本而来，传承了说书艺术重娱乐的色彩，凸显了较多的传奇性、娱乐性。如梁启超所说，“英雄、男女、鬼神”，“可以赅尽中国小说矣”[5]，即指出传统小说关注传奇故事，强调趣味性，对于人生社会、日常生活之深广复杂少有体现。如《贼中贼》结尾处，作者的附言传达出其对于小说的阅读功能的期待：“此本小说，今日译完……今于下星期，另编译新小说，登诸报端，以供诸君解睡魇之助。”（《盛京时报》1912年5月20日）所看重的，仍是小说可“解睡魇之助”的趣味性。又如汪楚翘的《恶果》（《新文化》第12—14期，1923年）：

光阴像流水似的，运行不息，从不停留一刻。壁上的月份牌，一天一天的撕去，终于剩不了些须。他俩日包围于爱情浓厚的空气中，如饮了醇醪，如登了仙境，一种神秘的婍腻的愉快生活。我这笨笔，实在形容不出。本来他们两方，有两年多的恋爱史，情热已极，居然不受丝毫阻力，一帆风顺，达到圆满目的。不但当局的人愉快已极，就是在下，也不觉十分艳羡，因为有情人终成眷属。

叙述者忍不住出场，分散了叙述的关注力，亦流露出了书场文学的痕迹。近代以来，小说至晚清一变，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宣传家推动了旧白话小说的工具化革命，利用旧白话小说的通俗性、娱乐性负载醒世觉民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6]（P760）将旧小说改造成“新小说”，推向社会文化的中心，取代古体诗文，成为文学主流文体；至五四时期二变，以具有现代审美独立性的“新文学”小说取代了没有完成政治开新作用并已演变成偏重于消闲趣味和世俗情调的民初言情小说。1914年，周作人在批评当时通俗小说的“流弊”时，憧憬了未来小说的景象：“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7]（P157）周作人目光尖锐，看出了有着“流弊”的以劝诫、宣传为指归的工具主义通俗小说有工而无效的症结所在，正在于小说一直没有达成独立的美学性，并以此切实参与社会、文化进步。

在传统文学观下，20世纪初年东北报刊中“小说”与“白话”是分而置之的，以语体的不同论分殊，用白话表述的，无论是小说、评论还是科普文章，均入“白话”栏；而“小说”一栏，往往只刊载文言小说。可见当时文体归类的原则。《盛京时报》刊载的首篇小说《靴子李》（1906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白话体，被置于“白话”栏，之后，相继出现的白话体《张超》（1906）、白话体翻译小说《郎得》（1906），均位列于“白话”栏；而文言体的《哥儿达》（1907）、《俄灭波兰记》（1907）、《梦开国会》（1908）、《愚者伊晚》（1909）等，包括翻译小说在内的文言体文本均被置于“小说”栏中。约至1910年代初，这种划分才有变化，如翻译的白话小说《贼中贼》（1912）在“小说”栏中刊出，本土的白话小说《无耻大王》（1912）、《双鸾配》（1913）、《祸中福》（1913）等亦均出现于“小说”栏下，自此，白话体和文言体小说基本同置于“小说”栏内，而“白话”栏基本再未出现，文言体小说和白话体小说在“小说”栏下合流。案头与口头、知识阶层和社会底层、雅与俗在此互为影响，而小说则自此加速了现代性叙事文体的选择和构建。将白话小说纳入“小说”栏，则可视之为小说文体在近现代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变化。

鲁迅曾说：“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8]（P399）同样可以以此表述清末民初东北文坛的情形。这一时期外来小说大行其道，数量众多，为东北小说的文体构建提供了借鉴和范本。这里所说的外来小说，具体包括翻译之作和一些旅居中国的以欧洲人为主体的创作。外来小说汇集了一些中国古代小说所没有的特点。在主题上，引入了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近现代小说模式；语言上，出浅近文言到欧式白话，强调了小说的案头阅读功能；结构上，呈现了对话式、嵌套式等结构故事的方式。这些均成为东北小说的有益借鉴，在文体上为新的小说文体的合成提供了元素，加速了东北小说新的文体构建的进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文本由具体的语句、词汇构成。外来文学文本大量地以欧式白话文为语体选择，特别是译本，多以欧式句式为句子结构，以精练的浅文言书面语或欧式白话为语汇，造就出一种既有浅文言的精练和美感，又有欧式语句的明了顺畅的新式的白话叙述；另一方面它又摒弃了旧白话的口语特征明显的线性叙述倾向，从而有了更多的书面描述、形容的叙述成分。冠宇的《点金术》（连载于《盛京时报》1919年4月10日至5月2日）以浅近文言为译语，以嵌套式的全知叙事安排故事主体，为当时东北小说带来了不多见的文雅优美的案头气象：

少年数人，沿小河而行，向此光辉如金之路。小憩于河畔，游鱼跳跃其中而往来，见人仓促急游，俄而不见其去向。绕越湖畔前进，羊肠九曲，一若此幽谷中含有无限之秘事者。客审犹斯泰司等自坦尼阿德别墅携来丰富之佳肴，贮之满筐，至是择地之宽展处，开宴于树木之下。绿草如茵，席地而坐，于此幕天席地之中，作饶有野趣之大餐。酒酣耳热，谈论风生，坐中客如勃拉耶罗斯、披而挽音客、司伟特凡音、单狄劝、克罗佛、高司律勃、克审犹斯泰司等。克审犹斯泰司尤健谈，熟于掌故，坦尼阿德别墅中之秘事，熟谙而悉知之。伊举杯而言曰：“诸君，亦知此幽谷中乃为至可纪念之事乎？须知此谷之阴森黑暗，乃昔年王者之宝藏室也。彼之藏金地穴，今已沦陷为湖，虽世变沧桑，遗墟可睹。”因指此一线日光之圆点，谓众人曰：“此中曾构成不可思议之奇事。诸君亦愿闻之乎？”众曰：“愿闻。”克审犹斯泰司乃以非常之热诚，叙述如次——

随后，以克审犹斯泰司的讲述构建起主体故事，最后又回到叙述现实中归结全篇。小说的结构策略在于套嵌使用了两个全知视角，在有限的篇幅中高效地营造了小说的历史感及与当下的距离感，同时又使得小说结构上跳脱活泼，引人入胜。小说以浅近文言译出，语言文雅优美，既有浅近文言的简练整饬活泼顺畅的美感，亦有运用欧式句式语词的尝试，从中可见从浅文言向现代白话的过渡，如“少年数人，沿小河而行，向此光辉如金之路”，“绿草如茵，席地而坐，于此幕天席地之中，作饶有野趣之大餐”等语句，基本是欧式句法，其中“光辉”、“大餐”等已是现代白话语汇，“绿草如茵”、“席地而坐”化古为新，化成语为体贴情境的恰切描述，“幕天席地”则充分表现出浅近文言以简驭繁的巨大表述能量。与十年后的《春之微笑》（《盛京时报》1929年1月25日至3月29日）比较，可见出二者的影响和联系：

阳光在清晨鲜艳无私的渐渐辉射，缥缈神秘的宇宙便可以到处承受她的温柔。暖风吻着碧海，激荡出来无穷的波纹，让白鸥在那锦云中展翼讴歌，冲天长鸣，已然是把这高山附近的泉石，响应出来若断若续的微音来了。花儿一簇簇的开着，草儿一丛丛的绿着，即使万有全觅不到司春与花的福娄罗女神，然而这等不可思议的天地之爱，那真令青年诗人有一种迷离的沉醉，正如在艺术的梦幻里，把他的灵魂溶化到极美丽的彩色里一般。

同样是有关场景的表现，《春之微笑》的句式是完全的欧式句，采用了更多的现代白话词语如“阳光”、“清晨”、“温柔”，短句如“激荡出来无穷的波纹”，“花儿一簇簇的开着，草儿一丛丛的绿着”，等等，已是摆脱了旧白话的现代语体。从“锦云”、“泉石”、“微音”一类语汇中，依稀可见传统文化的印痕；“暖风吻着碧海”、“福娄罗女神”、“艺术的梦幻”则标示了融入东北小说的纯正的西方文化元素。与前引《点金术》相比较，虽然有着浅近文言和现代白话的语体的不同，但文体上都是依傍现代小说的规制结体，语汇上都显示出采用现代白话的倾向，文体神髓上能够感受到二者的联系。

借外来文学的助力，小说文体的变化还体现在彻底摆脱了笔记体、章回体格式，建立了对话式、嵌套式等样式众多、变化纷繁的小说体式。这种转向是建立在独立的文学存在意识之上的，隐去了叙事者就相当于认同并彰显了文学的虚构性，摆脱了以往文学对于叙述的真实性的各种重视和强调。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的第三回是对话体例，由两个人物的对辩构成。在东北小说中，完全的对话体未见，但如冬斋的《老妻泪》（《盛京时报》1919年5月10—16日），已将故事情节完全镶嵌在人物的话语中，情节的推进也借由人物的对话来完成，隐去了叙述者，其文本已脱落了说书的痕迹，成为只适合案头阅读的文本，呈现出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

综上，在外来小说的范本作用下，东北小说文体迅速发生了变化。突破旧白话章回小说的定制套语，不因凑故事数量而勉强分回，而是以对整体故事的充分调度表现来分章节，突出故事线索和情节设计的主次分明、清晰丰富。叙述视角多样化。说书视角是全知视角，叙述者总察全局，巨细无遗，随着20世纪初小说样态的丰富，多种叙述视角被引入，使得东北小说的面貌更为丰富，对社会人生的展现和探讨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广度。采用整饬流畅易懂的现代白话，直接引入近现代西方小说体式，对东北现代小说形制的确立有着鲜明的影响。小说的行文采用欧化句替代了俗白，摒弃了说书人的口吻，比较成功地摆脱了旧白话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汉语书面语的现代转型。对于东北文学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文本众多，各体兼备，尤以小说居多。这些文本带来的异域景象开拓了国人的眼界，其现代性文学观念为东北小说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其语言、技法则成为东北小说的现代性构建的范本。

早自19世纪的后二十年，中国的有识之士已意识到言文分离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阻滞，并殷殷致力于言文合一、统一国语，打通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之路。1887年，黄遵宪参照日本国语运动经验，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行文必须“适用于今，通行于俗”，就文学进步而言，“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9]（P346—347）开始倡行语言改革，打造适合于社会发展的语言体系。1898年，裘廷梁提出“白话胜于文言”[10]。20世纪初年，刘师培着力倡导打破语言雅俗界限，遵循“天演之例”倡“语言文字合一”之说。[11]1903年，梁启超提出俗语文学必将取代古语文学，预言俗语文体必将被“凡百文章”普遍采用。[12]

教育体制的近代化改革和语言改革几乎并辔而行，互为助力。1904年起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学务纲要》要求：“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在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的同时，规定“各学堂皆习官音”，将“官话”列入师范及高小课程，“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对入学第一年“中国文学”科做出规定，“读浅显古文，即授以命意遣词之法，兼使以俗话翻文话，写于纸上，约十句内外，习楷书，习官话”，到第五年，则“教以俗话作日用书信”。[13]（P532—551）民国初年，初步统一国语语音，1916年，国语研究会成立，尤其致力于注音字母和国语的普及。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训令。国音、国语和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成为确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关键保证。有学者指出：“国音字母、国音字典至少能确定标准音，标准音和基础方言的确定实际上就是确定‘标准国语……至于1919年标点符号方案的正式公布，使得许多新的表达方式成为可能，也保证了所谓欧化国语的推广，国语运动所作努力对‘国语的确立是非常关键的。”[14]1920年，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教科书改为语体文，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正式书写语，使一代青少年接受新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白话文的基础训练。这一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汉语书面语的改革，汉文书写款式和标点符号的更新，国语运动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音系的确立，均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清末民初举国推行的新式教育以及语言革新，也开启了东北教育和语言变革的现代化进程，为东北小说的现代化在语言层面造就了作者和读者。经过19世纪后二十年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先贤志士对语言文化的改革初见成效，作为领现代化风气之先的东北，在致力于推动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同时，也注重文化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自晚清起，东北地区的新式学堂教育即占据主导地位。东北地区的新式学堂出现在19世纪末期，1902—1903年，随着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20世纪前十年间，东北地区的新式教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1902年，奉天大学堂创办，东北地区形成了从初小到大学堂的比较系统的近现代教育系统，养成了一代自幼便接受了系统的白话书写教育的初小学生，而到了1920年代前后，这批初小学生进入青年时期，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白话-国语的使用者。由此，东北1920年代的现代小说已能够为文坛奉献出成熟的现代白话体，从文体到语言，都不逊于关内。诗性小说是伴随着文学现代性而出现的小说文体，金小天的《春之微笑》堪称此间的杰作。这部小说文体上将抒情的诗性和叙事性的小说体式完美结合，将意象的瑰丽和情节的巧妙融于一体，从中生发对于人生世事的理性追问，文本既体现出人的现代性的时代深度，又充满了赏心悦目的文学趣味。如刻画云中老人的形象：

极长的白发上，插了无数的鲜花，粉黄色的晨衣上，也结了无数的香草。手里拿着一张很大的月琴，脊背上悬了一块作图的画板。在他的身侧，前后左右，不独是有好多鸥鸟，好多蝴蝶，仿佛在锦云的里边，半隐半现的又有一些美女的芳容和婴儿的笑颜。当着老人行进一步，那等情景，便得变动一次。这些绚烂的风光，与其说是包围了白发老人的灵魂，不如说是这些美丽的东西，点缀了扑朔迷离的宇宙。

又如倾诉诗人的冥想之痛：

他的欲望有时战胜了他的忏悔，他的悲哀有时压倒了他的希望，他的恐惧有时冲破了他的恬静，他的颓废有时软化了他的激昂。有心跳到那涟漪的碧波里，自信这是人间一种豪放的牺牲，但又怕宇宙的精灵在幽静中讥笑他的人类懦弱；有心回到那恶浊的人群里边，自信这是人间的一个忍耐的青年，但又怕精灵在幽静中讥笑他的人类愚蠢。他想到古史里的沉痛，感到天地的悠悠，在热血沸腾肝肺崩裂以后，落了几滴惋惜自己生命的哀泪。他在无可奈何的喘息之中，向海上吹了一阵极脆快的短笛，又在玩味笛韵之际，唱了一首虚无的狂歌。

小说行文所用，顺畅的欧式句法，准确整饬的双音节词汇，组构成成熟优美的现代白话体，作者以之状景写人，挥洒自如。再如汪楚翘的《恶果》：

红日当空，几乎和大地成了直线，愈显得夏日可畏。乡村的农人，虽没有什么迎凉草避暑珠等等珍物，然而绿森森的大树随处可见，张开伞一般的枝叶遮蔽着日光，阻遏日光的淫威。多情的南风，和蔼慈祥似地吹着，也可以解除农民的烦愠。沉浸于自然之中，殊不让大人先生贵介公子的浮瓜沉李呀。

这里虽然仍不乏对于农事艰辛的疏离和隔膜，但小说技法方面表现出的对景物的描摹形容生动可感，流畅细致，语汇句法与当下的文学语言几无二致，值得称道。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深浸在语言之中，因而，当一个社会、民族的语言发生了变化时，即意味着其思想、精神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清末民初的东北文学变革和新的小说文体构建，折射着思想与精神的现代化进程，而文学观的现代化自是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十几年间，东北小说在语体文体双重变革中的成长日新月异，相比于中西融会之初的小说，对于景物、人物心理的体贴感觉，心追手摹，已自如准确了许多。在新的小说文体的构建过程中，重情节的中国小说传统接纳了西方小说长于景物、心理描摹，并借以增强文本的表达能量的优长。随着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变，文学文体呈现出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缺失了相应的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基本训练，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与传统文体渐行渐远，不断疏离。也就是说，传统文体和传统教育的联系是极为紧密的，有着俱荣俱损之情形。新式教育在哺育新文学的作者、读者的同时，也从体制的角度削弱了古典文学的创作、接受、传播力量。

另外应予考量的因素是，东北是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日俄一直致力于在东北扩大其战略利益，同时也注重在东北开展其殖民教育，客观上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新式教育特别是外语教育，培育了较多的外语人才。东北毗邻俄日朝蒙，对外交流向来频繁，是清末民初与欧洲联系的重要通道，与近代化先行一步的日本联系更有地利之便。在清末民初的留学潮中，颇多的东北文士俊彦东渡日本，北上欧洲，领受近代化的世界潮流，同时也推动了东北的现代化发展，可以想见，他们的文学选择和阅读、创作，便构成了对东北近现代文学的强有力的影响。如穆儒丐留学日本六年，回国后在《盛京时报》期间翻译了数量可观的小说文本，日本文学作品较多，涉及的作家有波兰的显克微支、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和大仲马、日本的谷崎润一郎等，这些翻译活动无疑对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其创作相映成趣，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周作人曾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固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15]清末民初的“小说”，已被自觉地区分为新与旧，这昭示了此时期的小说既新旧并存，又有明确的文体区分，不只是在内容或思想上——这对于一种文学类型来说甚至应是着落于表层能指的，而且在“形式”上已有清晰的确立，呈现出“有意味的形式”[16]（P4），这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形式也甚重要”的含义了。选择以某些形式来表达某些内容，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体，而从文体的角度推演，则是对某一文体的种种规范的遵守，使文本具有了这一文体的特征，可使作者有效甚至高效地达成一定的创作意图或表述目的。如古人云，“文章以体制为先”[17]（卷2），因而，文体元素本身也就兼具了内容的功能，这使得内容与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完全分割。

20世纪初的东北，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趋向现代的变化。在这一理性化背景下的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思想取向，即近代理性的渗透和现代性要素的培育，无疑，这是文学发生各种文体变化的思想背景，也是现代文学的生发根源。

参 考 文 献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本.

[2]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载牛仰山等：《严复研究资料》，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

[4] 狄葆贤：《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3年第7号.

[5] 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2年第3号.

[6]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集，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7] 周作人：《小说与社会》（1914），载《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8]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载《中国官音白话报》1898年8月27日.

[11] 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

[12] 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3年第7号.

[1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4] 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15]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1号.

[16] 克莱夫·贝尔：《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

[17] 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四库全书影印本.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t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ry movement shows the same feature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eatures as the social thinking tendency， that is， modern rational penetration and fostering of modern element. This is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any literary change and the root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basic path from classical style of writing， old vernacular， Europeanized vernacular to modern style of stylistic change of northeast novels in the 20 or 30 years gives rise to a series of changes including the concept， structural technique， reading expectation of novels. The example of external novels brings new element and energy in the pattern and techniques of novels in northeast of China. New education pattern provides new force in the writing， reading and transmission of novels， propels the choice and formation of new styles and weakens the role of old literary form in humanistic activity.

Key words： Transitional Perio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ry reform， northeast novel，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