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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

2022-02-13吴丹丹

北京教育·高教版 2022年2期
关键词:学生参与利益相关者学生主体

吴丹丹

摘 要:在提炼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中影响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因素的基础上,搭建理论研究模型,借助SPSS 21.0社会科学统计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参与态度、参与动机、参与反馈、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均与学生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态度、动机、反馈、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是影响学生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建议高校要树立学生参与治理理念,健全学生参与治理机制,优化学生参与治理行动框架,将“学生参与”深化为高等教育治理共识。

关键词:大学内部治理;学生主体;利益相关者;学生参与

随着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已由改善外部环境,向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逐渐转移[1]。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就已强調要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和各类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拓展师生参与学校民主治理的渠道和途径,学校重大决策和涉及师生利益的重大政策应当经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发挥学生代表大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从大学内部治理实际角度,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主体构成的多元权力架构交错并存的组织生态现实,客观上反映出我国大学内部治理改革尚未真正建立以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核心的稳健治理模式。

目前,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除少数高校在探索治理路径、拓宽学生参与渠道外,大多数仍处于理论呼吁阶段,研究主要聚焦于现状描述、路径探索等方面,鲜有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缺乏基于调查研究数据的实证依据。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构建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以寻找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1.大学生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影响个体行为的发生,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都可以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越大,感知行为控制力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强烈,反之,行为态度越消极,主观规范越小,感知行为控制力就越弱,行为意向就越不足[2]。在大学内部治理中,要充分激发学生参与治理的意识和愿望,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参与渠道和参与平台,引导学生参与行为的发生,让学生参与到大学治理实际中。

2.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通过阅读与梳理相关文献资料,总结与归纳研究文献中关于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的诸多影响因素。针对影响因素整理问卷题项,提出研究假设、开发量表、设计问卷,构建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通过信效度检验、方差检验、回归检验等数据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以期寻找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测量“参与态度”“参与动机”“主观规范”等变量。

结合文献关于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认为学生参与行为可能存在群体特征上的差异,因此尝试分析不同学生群体间的差异性,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梳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等变量与学生参与行为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H1,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参与态度显著影响参与行为;H2,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参与动机显著影响参与行为;H3,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参与反馈显著影响参与行为;H4,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参与制度显著影响参与行为;H5,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观规范显著影响参与行为;H6,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感知行为显著影响参与行为。

研究设计

1.测量工具开发

为了解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现状,探究不同类型被试者在参与行动中的差异性,本研究整理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从学生参与情况、参与认知、参与内容、参与渠道、参与反馈五个维度设计描述性问卷,了解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现实情况。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搭建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从参与态度、参与动机、参与反馈、参与制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六个维度设计影响因素问卷,检验各变量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性,探析学生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2.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样本选取更加注重差异性,在院校类型层次上,既有“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有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在所属学科类别上,兼顾学科间的差异性。本研究选择一对一定点发放问卷,基本涵盖所有高校类型。为提高问卷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将问卷填写的IP地址设置为全国范围。通过电子邮件、问卷星软件等网络平台发布问卷链接,共发放电子问卷810份。最终,经过人工筛选,共收回8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8%。

3.信效度检验

信度系数检验结果表明:研究假设中六个潜在变量中有33个有效测量项目。六个潜在变量的Bernbach信度系数均高于临界值0.7且均大于0.9,该问卷具有较好信度水平。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对问卷进行结构效度检验分析,发现KMO值为0.976, Bartlett球型检验值显著,显著性为0.00,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实证分析

第一,相关分析方面,采用了皮尔森相关分析法,对参与动机、参与态度、参与反馈、参与制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了分析,数据结果详见表1。为进一步探讨影响方向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相关性的强弱大致可以按照如下分布来进行判定:0.8~1.0为极强相关;0.6~0.8为强相关;0.4~0.6为中等程度相关;0.2~0.4为弱相关;0.0~0.2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第二,回归分析方面,本研究涉及参与动机、参与态度、参与反馈、参与制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六个因子变量,在0.01(双侧)的显著水平下,皮尔森相关系数均大于0.4,各变量间呈显著相关。以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以参与态度、参与动机、参与制度、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为间接自变量,运用SPSS 21.0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见表2)。

参与态度与参与行为的回归关系分析发现:R2为0.779,其中F为466.873,模型显著性p<0.01。参与态度(β=0.131,p<0.01)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假设H1成立。参与动机(β=0.136,p<0.01)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假设H2成立。参与反馈(β=0.067,p<0.01)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假设H3成立。感知行为控制模型显著性p<0.01,感知行为控制(β=0.454,p<0.01)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假设H5成立。主观规范模型显著性p<0.01,主观规范(β=0.188,p<0.01)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假设H6成立。而在参与制度与参与行为的回归关系分析中,模型未呈现显著性p=0.356>0.01,假设验证不成立,参与制度(β=0.024,p>0.01)未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假设H4不成立。

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一,学生参与比率较低,参与认知不足。26.38%的被试表示从未参与过大学内部治理,有27.88%的被试对在校学生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太了解,甚至有6.75%的被试表示完全不了解。尽管在国家政策与大学章程中,对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做了常态化、制度化的安排,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未参与过。有些学生甚至表示从未听过“大学内部治理”,少部分学生认为“学生参与”不包括参与班级、院系等基层组织活动,只有参与学生代表大会、听证会等才算参与。

第二,学生参与意愿较低,参与层次较浅。学生参与状况而言,学生参与行政事务方面程度最低,高达61.88%的学生未参与过,参与内容集中于“学生招生宣传”“行政部门助管工作”,较少涉足“学校战略发展规划”“重大事务决策”“大学章程”“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等顶层设计层面。参与程度倒数第二位的是后勤事务,近半数的学生从未参与过,多集中于“创建文明宿舍”等与生活环境密切的方面。教育教学事务方面,学生参与程度比较均衡,“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参与较多,建议学生群体应更多、更深入地参与“课程设置”“专业学科设置”“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等与教育教学和学生学习相关事务。学生事务方面,学生群体整体参与度最高,大多数参与过“学生干部选拔”“学生评优评先”等方面,有28.5%的学生从未参与过,该比例值得深思。

第三,学生参与动机不足、参与渠道集中。学生大多数有“大局意识”,能够以全局观念、发展观念作为指导,选择“参与民主管理”“服务同学”“增强自身社会责任感”“促进学校发展”的学生占多数,但参与动机也暴露出“利己主义”倾向,从高到低动机依次为“锻炼能力”“维护权益”“评优评先”“扩大交际圈”和“增加求职筹码”。参与渠道方面,大多倾向通过学生组织或网络平台反映自身诉求。

第四,学生参与机制建设相对滞后。传统的集权管理体制强调命令与服从,使得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在保障、激励、监督等机制创新方面面临阻碍。41.75%的学生在对学校管理不满时,选择“与同学交流、表达不满”,意味着学生认为学校不重视他们的意见诉求;41.5%的学生选择“向辅导员及专业课老师反映”,折射出学校管理层与学生的距离感,37.63%的学生选择“通过学生组织向学校表达意见”,20.25%的学生表示会“直接向学校相关部门反映”,更有26%的学生选择“反正无法改变干脆不发声”。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机制需要获得学生群体认同,使学生群体诉求与参与机制设计接轨,将建构参与机制制度化。

2.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学生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参与态度、参与动机、参与反馈、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均与学生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第二,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态度、动机、反馈、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对参与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参与制度对参与行为无明显预测作用,假设H1、H2、H3、H5、H6成立,假设H4不成立。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态度、动机、反馈、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是影响学生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

其中,参与态度、参与动机、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作用最大,是主要影响因素,内在动机对学生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即参与态度越鲜明、参与动机越积极,越能够促进学生参与行为发生。学生主体对大学治理缺乏参与自信和参与能力,对自身能力、参与结果信心不足,相比学校内驱因素,主体驱动因素更能推动学生参与内部治理,参与制度对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无显著影响。

3.思考和建议

第一,高校应從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出发,牢固树立学生参与治理理念,积极营造学生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环境和氛围。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看,高校领导和主管部门要切实重视学生作为大学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地位,创造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条件和机会、渠道,让学生参与意识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高校内部治理各环节,作为大学治理的行动指南与实践指向,引导和鼓励、推动学生参与行为的发生。一定要摒弃传统意义上的经验式管理和官僚式管理等在内的“惯性管理”思维,重视学生在学校内部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要将“以生为本”内化于心,落实到制度上、行动实践上。

第二,健全学生参与治理的法理基础。在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过程中,为避免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边缘性地位,相关法律法规应增添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相关内容,厘清学生参与范围边界,确立学生参与的主体地位,明确学生参与形式与路径,切实保障学生权益。具体而言,在大学章程以及配套的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要给学生参与内部治理留出制度空间,用制度化、规范化的表述确保学生参与高校内部治理顺利实施。切忌用领导讲话、大会发言等口头形式来代替制度乃至规范,更要注意政策实际执行和落实,不要让规章制度束之高阁,成为摆设闲置起来。

第三,构建学生参与的配套机制。建立学生参与的激励机制,推动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运行规则及方式。落实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设置,完善其运行机制和结构体系,发挥学生最高权力机构组织应有的作用,有效防范学生参与权的缺位、越位及错位[3]。让学生参与权在政治、行政、学术等多元权力架构中找到位置,从而实现共治共享。具体而言,要切实在学生中间不断营造学生参与学校内部事务的主人翁意识,发挥班委会、团支部、党支部、院系以及学校学生会、学生代表大会、党员和团员代表大会等各级学生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建设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广大学生自我选举、自我认可、自我监督的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和代表者,而不要沦为形式上的摆设,甚至成为广大学生群体的对立面。

第四,培养学生参与内在动机,培育学生参与内生环境。学校应协调学生学习与参与治理二者间的关系,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参与的内生动力。为學生搭建参与平台,秉承统筹意愿与能力一致原则,对能力强意愿弱、意愿强能力弱两类群体进行重点培养,深化学生对主体角色的认知与理解,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激发学生参与动力,深化治理责任担当意识,提升学生治理角色胜任力。在学生参与治理过程中,要注意对广大学生以及学生组织成员开展包括参与能力、参与意识、参与动机、参与规范等方面的专题培训,让规范高效的参与能力为学生们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意愿插上强有力的“翅膀”,从基层治理角度为广大学生参与高校内部治理,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提升高校内部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新生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比较研究”(课题编号:16BZZ082);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重点课题“思政系列人才评价标准与规范研究”(课题编号:RCZWH2020001)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王军.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中国高等教育,2019(6):25-27.

[2]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评述[J].心理科学进展,2008(2):315-320.

[3]姜朝晖.大学综合改革:内涵、特征及实践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15(5):18-23.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责任编辑:苑聪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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