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敏

(1.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心，贵阳 550001；2.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马克思写成于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开端之作，也是成就“马克思博士”之名的成功尝试。目前国内外学界已对其《博士论文》展开了多维研究与广泛评判，且视角迥异、众说纷纭。这其中尤以哲学视角切入研究的成果居多，且也大多将其定位于马克思的“唯心主义”之立场或宗教批判之主旨。从更大的视野来看，政治学视角的分析是不能缺场的，无论是青年马克思当年所用的“唯心主义”(德文的“Idealismus”)本身就含有“理想主义”之意，还是其宗教批判的时代意义，这都与其热烈的现实关怀与政治表达密切相关。事实上，有志于“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1]7的马克思，是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哪怕是其早期撰写的中学毕业论文、大学期间的诗歌创作和其他著述以及他的《博士论文》)也是都蕴含着鲜明的政治意蕴与政治诉求的。正如马克思于1857年12月21日就费迪南·拉萨尔寄给自己的著作《赫拉克利特》给拉萨尔的回信中写道：“在古代的哲学家中……[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2]马克思后来为出版其《博士论文》而写的新序言中也写道，“我献给公众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旧作……鉴于我正在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1]103。马克思在此十分明确地将“政治”置于“哲学”之前，体现了他当时心目中“政治”之分量更重。又由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是一个反抗宗教压迫和封建专制而最终走向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独特概念，因此，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进行阐明，尤其是对《博士论文》中的原子偏斜思想进行研究，其实质上就是探求马克思哲学语词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自由理念及其实践诉求，也是马克思的“一颗拿到阳光下的真正的珍珠”[1]15。

一、政治吁求：论文的意旨揭橥

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都是古希腊历史发展史上杰出的自然哲学家，也是古希腊原子论学说的最为重要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在此之前，不管是古代的哲学家抑或是中世纪的神父，还是近代作家，“大家一致认为，伊壁鸠鲁的物理学是从德谟克利特那儿剽窃来的”[1]198。然而，马克思一反常态地对历史上极为流行的“抄袭说”进行否定，“用显微镜去发现”二人原子论学说的一般差别与具体差异。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个选题，绝不是突发奇想和偶然出现的，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考虑与政治诉求的。他一方面是想表明自己具有为追求自由而与众不同及思想反叛的性格特质，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借用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来表达对现实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满与反讽。也就是说，马克思《博士论文》通篇都贯穿着自由的诉求与政治的主题。这种政治吁求也可从其思想背景、社会背景及写作运思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就是凸显抗争和追求自由的历史。马克思出生在经济优渥与自由文明的家庭中，自小就养成了学习兴趣广泛、追求自由解放的性格特点和不甘屈服的反叛精神。大学时期，马克思最先表现出对文学浪漫主义的浓厚兴趣，曾“一度沉迷于诗歌的创作”[3]35，让“作为一个诗人的马克思”[3]35的经历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诗的国度，就是自由的国度”[3]36。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的第一学期里又曾设想按照“费希特的那一套”来构建一个“法的形而上学体系”，但很快又清醒地认识到“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翱翔……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10,并果敢而快速地予以放弃。尽管这是马克思在大学期间的两次不太成功的思想探索的尝试，但却显露出他那灵魂深处的一种反抗权威、追求自由、关注现实的政治品格与社会情怀。马克思直到遇到黑格尔哲学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学术团体“博士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其身上的这种政治吁求才不可遏止地强烈地迸发出来。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最感兴趣的就是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论哲学。于是，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样，对古希腊晚期哲学产生兴趣并以哲学来反讽政治甚至改造现实就成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必然，也反映了青年马克思的前后相续、渐次深化和聚焦定型的思想发展进程。

第二，当时“苦恼压抑”的德国政治环境让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作有所顾忌。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曾写道：“这篇论文如果当初不是预定作为博士论文……也许会少一点学究气。但是，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我只能让它以这种形式付印。”[1]188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一是基于博士论文的科学规范而不得不“学究气”，二是基于“外在的原因”而有意选择一种隐匿和暗喻性的思想表达，这里的“外在的原因”显然是指当时普鲁士德国的令人压抑的政治专制氛围。具体而言，马克思从其转向黑格尔哲学到撰写博士论文这一历史时期，是普鲁士德国政治日益专制与最为封建保守的时期。这可由当时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遭受到日益深重的当局压迫来佐证。先是施特劳斯因为撰写《耶稣传》批判基督教而被解除神学教职，后是鲍威尔也因为1839年发表的《亨施腾堡先生书简》而无法在柏林大学立足。1840年7月，德皇威廉四世即位，普鲁士德国向更加专制保守的基督教国家的方向发展。1841年，鲍威尔因出版《对观福音书批判》再次遭受当局的迫害并于1842年被解除波恩大学教职。由此可知，青年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得不顾忌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环境。此外，从马克思本人向耶拿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材料准备上，也可窥见“严肃政治气氛”的端倪。马克思的波恩大学肄业证书和柏林大学毕业证书中均有“该生没有参加被禁止的大学生团体”[1]845,896的情况说明，时任柏林大学法律系主任巴赫曼教授为马克思写的学位申请的推荐信中也同样论及了纪律问题。所以，马克思基于“外在的政治原因”而选择古希腊两位著名原子论学者的差别作为论文选题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及文本运思都凸显出鲜明的政治考量。马克思《博士论文》主要是研究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差别，特别是认为二者围绕是否存在“原子偏斜”运动形式有根本差异，即一个强调原子直线运动与政治秩序的必然性，一个强调原子偏斜运动与个人自由的现实性。首先，德谟克利特所在的阿布德拉邦由于当时雅典和斯巴达城邦都忙于与波斯的战争而迅速发展繁荣起来，也是当时希腊北方新兴的工商业城邦，古典城邦民主政治和社会环境都正处在当时希腊社会的上升与繁盛时期，反映到思想意识层面则表现为思想家或哲学家对于自然哲学的浓厚兴趣，也表现出古希腊城邦及其人民对既定政治秩序的高度自信与无比尊崇的社会意识，因此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就是这种自然政治观和整体主义的思维路向的集中体现；与此对照，伊壁鸠鲁则恰好生活于古希腊社会的衰落时期，来自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的入侵、征服和奴役的这种巨大政治变迁，让希腊人的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意识逐渐丧失以致最终熄灭，当然也就引起了希腊人的极大不满，也普遍滋生了对现实强权专制政治秩序的反叛意识，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思想正是对于这种现实政治自由缺乏状况的一种哲学思考与理论表达。“对希腊人而言，个人受强权的统治是一种命运的必然性，但个人又可以反抗这种命运的必然性，远离强权的政治生活，选择自我独处的安宁生活。”[4]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显而易见的是，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在原子运动形式上的观点差别，从根本上说，正是二人在社会和政治观点差异上的集中体现。青年马克思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同时结合自己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状况，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予以高度肯定，还运用了辩证法对其原子偏斜理论开展了建构性的完善工作，其意旨就在于“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偏斜理论与自由意志之间有着令人着迷又迷恋的关联，特别是伊壁鸠鲁的整个学说中所弥漫的反宗教激情与朴质唯物论倾向”[5]。

由上可知，无论是基于马克思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的考察，还是基于其研究对象与文本运思的阐述，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蕴含的对于政治自由的强烈渴望与诉求是非常浓烈的。一方面，马克思通过“为历史翻案”地详细考察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一般性差别与细节性差别，第一次深刻指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思想所具有的独特的革命精神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既高度肯定和明确确立了伊壁鸠鲁哲学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历史地位，又“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1]188。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特地选择古希腊的原子论学说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正是在于这种原子论学说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哲学，更是一种关注人的政治学说。“任何政治学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是人本身。”[6]显然，马克思“别出心裁”地借用古希腊原子运动学说的研究，其实质就是想“借古喻今”，把源自古希腊哲学的原子偏斜运动(亦即原子的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所蕴含的政治观点外在化、功能化和当代化，进而为现实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铺平道路，也为通过人的“偏斜”行为而最终实现一种自由秩序奠定基础。

二、政治自由：原子偏斜之必要

前文已说到，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的重点强调与高度肯定。马克思之所以独爱伊壁鸠鲁哲学尤其是伊氏的原子偏斜学说，是因为原子偏离直线运动就是原子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一种外在体现。马克思曾在《伊壁鸠鲁哲学笔记四》中写道：“‘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是特殊的实体，原子真正的质。”[1]121实际上，青年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第二部分中就是单辟一章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章即第一章来专门论述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原子运动思想。马克思开章指出，“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一种运动是直线式的下落；另一种运动起因于原子偏离直线；第三种运动是由于许多原子的互相排斥而引起的。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承认原子偏离直线这一点上，伊壁鸠鲁就和德谟克利特不同了”[1]209。马克思接着例证了历史上众多哲学家和“许多古代人”[1]213对伊壁鸠鲁及其原子偏斜运动的若干偏见与责难，对西塞罗、皮埃尔·培尔、绍巴赫等人的误读与谬评进行了纠偏，也对中世纪的哲学家、神父们及近代哲学家如斯宾诺莎、黑格尔等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所表达过的不屑的意见进行了反驳。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替历史进行翻案并阐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究竟是如何之重要与必要。马克思在“为历史翻案”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抽丝剥茧与逐渐深入，最后论证出原子偏斜不是个别原子的单独行为，每一个原子都具有天然的“偏斜”基因，都有自由意志，都会发生偏离直线的运动。“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伊壁鸠鲁哲学。”[1]213仔细品味马克思的这一论证过程，不难看出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等人创立的正反合题理论即否定的辩证法理论来予以分析。首先是以正题“原子直线运动”所蕴含的“否定性的自由”(即原子偏斜运动)来论证出原子偏斜运动的必然性；其次是以反题“原子偏斜运动”(即原子直线运动的对立面)这一凭借隐喻来打破所谓“定在”和命运束缚的自由精神之绝对性的政治意义，从而共同形成一个对正题和反题进行扬弃的合题，即原子排斥运动。关于偏斜所造成的排斥在后面会重点论述，而在这里主要是论述原子的偏斜问题及其所蕴含的政治自由思想。当然，开始由原子运动本身的考察转向外在(包括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关系规定，又是马克思的一个重大的研究亮点，它为马克思后来创立的唯物史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埋下了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而单单就原子偏斜所蕴含的政治自由思想究竟何以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青年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构成原子运动的元素即点与线、空间与时间、运动与本质及其相互关系)来说明和论述原子偏斜(正题的对立面)的必要性。从点和线来看，“正如点在线中被扬弃一样，每一个下落的物体也在它所划出的直线中被抛弃”[1]213。这就是说，处在直线下落过程中的永恒运动着的点(即原子)因其直线运动轨迹而被扬弃了(即点的存在意义消失了)，原子在虚空中的直线运动也因此难以显现出原子自身的个体性、现实性存在意义及其坚实性的特质。从空间与时间来看，原子本身的这种坚实性又使虚空(空间)会因为借助原子的直线运动的中介而失去空间之现实性存在意义，即空间被扬弃为时间，这里的时间指的是突破空间界限的运动过程。故而，任何相对的既定性的现实存在，总是对应于它之外的事物的一种否定过程这一直接的现实性来予以支撑和证实。从运动的本质及形式来看，原子直线式的下落运动是一种非独立性的运动，这是由于它受到一种定在即重力的必然性的影响和支配，只有打破必然性定在和命运束缚的偏斜运动才是原子的原初性本质及其存在意义，因而也才得以成其为最为合理的现实存在，即一种自由精神和自我意识的现实存在。一讲到运动，当然离不开运动的速度问题，或者说，运动的形式规定就是速度。由于原子在虚空中都表现为自由落体运动，其运动方向都是垂直向下的，其运动速度都是相同的，故而所有的原子进行的都是垂直向下的直线运动，因此原子在虚空中就必然不会相遇，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原子间的相互碰撞，从而也就无法产生事物和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当然，仅仅论证出原子偏斜运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非马克思的最终目的，而是在于做这番论证的现实意义，即人的政治自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其二，马克思又从原子本身自我个性的规定性来接着论述：“正像原子由于从直线中抽象出来，偏离直线，从直线中解放出来那样，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到处都脱离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即凡是抽象个别性的概念(即对他物的一切关系的独立与否定)，都脱离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1]214这段话尽管看上去比较抽象，也很晦涩，但其寓意却不难理解。作为对直线运动轨迹的否定，原子偏斜运动处处透露出其生命活力之所在。矛盾就是张力，是原子内部及原子间的一种关系紧张状态。矛盾也是动力，即为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恰恰表明其突破种种限制性的强大动力源泉之所在。所以，马克思紧接着又通过阐明伊壁鸠鲁所提倡的原子偏斜运动的偶性与道德，更是直接将其引申到人的领域，以寄托自己的政治愿望与政治主张：“行为的目的就是从痛苦和慌乱中抽象出来，脱离出来，即内心的宁静。……凡是抽象的个体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完整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脱离出来的定在……”[1]214-215只要人类存在着枷锁和限制，就意味着人类的不自由，甚至是痛苦，而原本是基于人类幸福生活指向的宗教，偏偏又妨碍了人的自由独立性及人之至善目标的实现，至于现实中的统治阶级们更是以思想专制、剥夺自由为能事，人世间最大之恶也莫过于此，这种政治专制统治不仅有违神旨，而且违背人性。而通过(内在反抗精神)偏斜运动，原子的自由性、精神性原则从而得到了实现。“原子的灵魂只是一句空话，而偏斜却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1]214，这就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区别开来。故而，正因为原子偏斜的客观存在，才有“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1]213。所以，马克思在此又一次表明了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学说的高度肯定与赞扬，认为它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都没有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就连黑格尔也没能解决。当然，青年马克思也看到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的主张的局限性，认为伊壁鸠鲁所理解的自由是限定于心理与精神领域，是封闭、孤立、与外界隔绝的心灵宁静，是一种内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由此更进一步地论证了原子偏斜运动应该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是一种积极影响和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事业的外在的和行为的自由，从而也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之政治自由的必然性与定在性。

三、偶性之维：原子偏斜之生成

偶性就是偶然性，是同必然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及其思维图景中，原子之所以要发生偏斜运动，主要是因为它的一种基于(政治)自由诉求的特殊考量，从而也就需要解决原子在什么时候使得偏斜成为可能的问题。对此，伊壁鸠鲁引入了“偶然性”这个重要概念。但恰恰也正是因为这个偶然性，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理论广受思想界的批评与诟病。例如，西塞罗指责伊壁鸠鲁的“无因偏斜”是自然学家的耻辱，还批评说它是“极其幼稚的幻想……武断的臆想”[7]。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到，伊壁鸠鲁的“偶然性是结合的法则……偶然即是支配一切的东西”[8]69。换言之，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是高度肯定并十分崇尚“偶然性”的概念的，然而，黑格尔也认为伊氏的偶然性概念是其“想象出来的最任意，因而也最无聊的东西”[8]68。黑格尔还特别强调，“伊壁鸠鲁的原子曲线运动(偏斜运动)与直线运动之间并没有一座桥梁”，“就像所必需的那样，所以现象就成为这样的现象……因而却是一种极端任意的虚构”[8]68。对此，马克思一方面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原理，将原子直线运动、偏斜运动和排斥运动紧密连接起来，从而发展和完善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理论；另一方面借助“偶然性”这个概念对原子偏斜运动进行了具有独特性的阐发，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又将偶然性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所阐发的偶然性概念更多的是侧重于后者，即社会历史领域的偶然性分析与应用。诚如马克思在30年后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所着力强调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9]。因此，后人尽管都可以认为马克思《博士论文》是其早期著作，也可认为青年马克思有其思想不成熟之处，但偶然性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位置的。

回到《博士论文》的文本本身，马克思又是如何来论述原子偏斜与偶然性的关系呢？同整个博士论文论题的研究方法一样，马克思仍然是采用比较研究法，分别就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二人各自在关于“思想对存在的关系，两者的相互关系”上的差别性的论述来呈现：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物质的抗击、运动和撞击就是这个必然性的实体”[1]23。而伊壁鸠鲁则把偶然性视为现实性的反思形式，“被某些人当作万物主宰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宁肯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应该承认的是偶然”，“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短而易走的”。[1]204马克思在分别引述论题所直接涉及的两位哲人在“反思形式”上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后，接着便又就“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做了一番辩证性的解读：“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实在的可能性就像悟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幻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1]206当然，从马克思的此番解读中，也引出了两个需要进一步予以澄清与释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所论及的偶然、必然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何以成立？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如此高度肯定偶然性的意图何在？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应该是基于黑格尔的影响而做出如是论述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过：“可能与现实的统一，就是偶然。——偶然的东西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同时只被规定为可能的，同样有它的他物或对立面。”[10]197“所以偶然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东西……所以现实在与它相区别的东西中，即可能中，是与自身同一的。它作为这个同一，就是必然。”[10]198-199马克思认为偶然并非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随意的想象，而是有其客观现实基础的。虽然偶然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而可能性又分为抽象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但实际上偶然性还是更偏重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的。一方面，当偶然性扬弃了相对于自身的他物或对立面的各种规囿和限制之后，抽象可能性也就直接转化成现实性。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抽象可能性之抽象性，其实也并非完全是针对被说明的客体，而更多地指向做出说明的主体的人，因此偶然性之可能性的消除或者说偶然性之直接转化成现实性的条件，其实是完全取决于主体的自我界限的突破，即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积极主动性与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发挥状况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之所以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偶然性的价值，是因为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笔下的偶然性与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意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了偶然性，才让人看到了希望。“伊壁鸠鲁对偶然性的重视，恰恰揭示出了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的感性生活世界，亦即人的自由问题。”[11]无论是置身于宗教生活中命定秩序的教徒，还是遭受现实政治生活中封建专制压迫的人民大众，都常常会因为某种必然性(或宗教压迫，或专制统治)而丧失自我以致无力反抗也不愿改变。所以，马克思认为，偶然性就意味着反抗、革命和改变现存秩序的可能性。通过偶然性的价值分析与现实运用，就是要唤醒主体自身的偶然性，以偶然性来摆脱命运的必然性。通俗地说，马克思就是要人们敢于否定外在压迫与他物限制的必然性，就是要唤醒饱受宗教压迫和封建专制之害的人们的自由意识，动员其反叛旧政治秩序，从而实现和达致自由之境的新政治秩序。这其实才是马克思所苦心孤诣地高度肯定偶性之维的政治价值图谋之所在。

四、自由秩序：原子偏斜之后果

马克思指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共同认可一种“由于许多原子互相排斥而引起的运动”形式，即所谓的原子的冲撞运动或排斥运动，并由此创造了整个世界，但关于这种原子冲撞或排斥运动是如何创造世界并型塑社会秩序的，二人又各有不同之论述。尽管伊壁鸠鲁的著作大多佚失，但马克思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查找，特别是通过转引伊壁鸠鲁学派传承者卢克莱修的话来间接阐明伊壁鸠鲁的自由秩序观。如上所述，马克思还是继续精妙地运用黑格尔辩证法这座“桥梁”来展开分析与论证，认为原子的直线运动、偏斜运动与排斥运动三种形式是一个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如果说原子直线运动体现了原子的物质规定，那么原子偏斜运动就是原子的形式规定的一种实现，原子排斥运动则是原子在发生偏斜运动后所直接产生的结果，并最终使原子的这样一个既包括物质规定也包括形式规定的整全概念得以全部地完成。其中，偏斜运动是对直线运动的否定，排斥运动是对偏斜运动的否定，当原子从与它相对立的直线式下落运动这种定在中抽象出来并且偏离了它，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原子就开始否定了他物的一切关系和运动，并最终以否定之否定即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原子否定一切运动和一切关系，而在运动和关系中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定在为另一定在所规定。”[1]215很显然，马克思关于原子三种运动形式间的关系的论述，一方面描述和肯定了处在“定在”关系中的原子具有突破自身定在(即反抗旧政治秩序)的一种必然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理来建构一种基于个体自由的原子排斥运动形式(即所谓的自由秩序)。换言之，原子排斥运动作为对原子偏斜运动形式的否定而形成的合题是有其必然性的存在理由的，也与作为原子直线运动的正题及作为原子偏斜运动的反题一道构成了原子的运动规律。“于是众多原子的排斥就是卢克莱修称之为偏斜的那个‘原子规律’的必然的实现。”[1]216在原子规律实现过程中，这种矛盾与否定是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是事物认识自身、反对自身、突破自身、创生万物的力量源泉。

一方面，所谓偏斜，当然就是意味着一种关系，没有相对性关系的存在，也就没有偏斜的存在。马克思认为，“这一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即与原子发生关系的定在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它本身，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原子，并且由于原子本身是直接地被规定的，所以就是众多原子”[1]215-216。这里对“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原子”的论述，就是强调了原子与原子之间的平等主体地位。由于每个平等、自由、独立的原子都会发生偶然性的偏斜运动，原子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击、碰撞和聚合，从而陷入一种关系混乱与秩序丧失的对抗状态。观照人类社会，这难道不就是政治失序、社会失范的“利维坦”状态么？而要克服这种秩序危机，就需要通过原子排斥运动，而且“为了真正克服这种定在，抽象的个别性就应该把它观念化，而这只有普遍性才有可能做到”[12]。原子排斥运动通过在理性世界中所把握的宇宙其自身所拥有原子的“自由本质”和其“自由意志”，推动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有序运动。

另一方面，由于偏斜意味着对某种定在的否定，原子排斥则刚好就是对偏斜的否定。如果没有偏斜，就没有矛盾，没有了原子偏斜所带来的矛盾，也就不会有原子间的碰撞，继而也就不会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正如马克思转引卢克莱修的一段话来说明：“如果原子不偏斜，就不会有原子的冲击，原子的碰撞，因而世界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1]216由此，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子偏斜运动所特有的“关系性规定”、“新旧事物的更替规律”、“原子规律”等是一种社会契约论思想。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伊壁鸠鲁应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体的形式，在政治领域那就是契约，在社会生活中，那就是友谊”[1]216。进而言之，契约和友谊的本质就是制度和秩序，必然涉及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公正问题。对此，伊壁鸠鲁又说：“公正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是由相互约定而来，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时间，只要有一个防范彼此伤害的相互约定，公正就成立了。”[1]34如何相互约定，这个原则就是互利，质言之，人们之所以约定组成社会和国家，构建稳定的政治秩序，就是为了不伤害和不受害(即避免彼此伤害)。当社会公正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时，人们可以解除先前的约定，缔结新的约定。所以，在伊壁鸠鲁看来，国家是由个体之间的契约产生，国家来源于社会契约。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原子排斥运动的一种契约价值与秩序效应，认为原子代表着作为个体的人，原子之间的冲击、碰撞和聚合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交往与结合的市民社会关系。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孤立的、自由的、利己的原子式的个体，既有自我之平等、独立的主体人格，也有自我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所以说，如果不对这种具有无限张扬性的自由意志进行限制，那么这个市民社会就必定会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3]。在经济领域，正是由于人们对自我特殊利益的追逐，却又不能不顾及他人的特殊需要与利益，就随之产生一种契约性和制度性的秩序规范，即市场交易体系。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则是平等的个体之间通过订立契约，结成社会，建立国家，并用以保证自己的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等权利。故而，马克思一方面指出，“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做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个别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1]216，另一方面又写道，“从具有了质的原子的排斥以及与排斥相联系的凝聚里，就产生出现象世界”[1]228。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子排斥运动所带来的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并不存在于个人的内心，而是以一定的现实物质条件与社会关系为前提，这种自由是一种限定性条件的自由，即“定在中的自由”。这种“定在”就是限定和规约“个人自由”的政治秩序，它是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自然演化发展出来的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的物质性存在，也就是所谓的“自由秩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强调：“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14]显然，原子排斥运动首先意味着原子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是“定在中的自由”，基于这种肯定个性自由所达致的秩序就是自由秩序。可以说，这种自由秩序是一种自由与必然、形式与质料、必然性和偶然性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的新政治秩序。用沃格林的话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我们必须设想以革命推翻异化秩序，代之以自由秩序的观念”[15]。

总之，青年马克思在经过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和古希腊哲学的激情碰撞之后，已经在个人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上初步奠定了其学术生命与政治生命的主基调，即马克思矢志追求且终身都不曾动摇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可以说，马克思身上的浓烈的为民情怀与政治意蕴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表面上来看，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论题是围绕古希腊原子论学说的两位代表人物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进行研究，所呈现的直观感受就是一项聚焦于哲学史维度的两个哲学家的比较研究，但实际上却是马克思基于众多考虑之下的、披着一件历史与哲学外衣的政治观点的集中表达。马克思通过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现实工具，借用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论的对象载体，对当时社会展开了激烈的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为个性独立和主体自由的人类解放进行了有力的思想论证与理论辩护，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反抗压迫和追求自由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色彩。这一强烈而浓厚的政治意蕴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真正要旨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