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与道德困境，赫勒十分敏锐而细腻地揭示了现代性问题与现代世界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从唤醒个体良知和道德责任入手构建了一种为现代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道德哲学。她呼吁现代人追随好人的脚步做一个好人，并指出好人和最好的道德世界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道德自律中，即选择自己成为好人，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好人。尽管赫勒探讨了现代道德和时代精神重建的可能性，指出了现代人的命运和责任，但她试图通过反省和规约自己达到自由的自律的道德理论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也或多或少浸透着一种政治悲观主义的伤感。但是无论如何，赫勒对现代性和现代世界道德状况的反思都是当今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理论资源。

关键词：偶然性；好人；道德哲学；现代性；赫勒

作者简介：张笑夷，女，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后现代历史观批判”，项目编号：13D025；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异化理论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目的之维”，项目编号：12542053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019-08

自由和解放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也是欧洲精神的核心，欧洲人在其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中建立了以自由为基础的现代世界和现代文明，然而，自由的胜利却最终摧毁了现代人对自由、进步和最终解放的信念。当欧洲人满心欢喜地奔向现代性许诺的那个自由的未来时，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大屠杀等历史经历却把20世纪变成了他们的“集中营的时代”。正如赫勒所说，不是天国降临尘世，而是尘世被变成了地狱。因此，关于欧洲陷入普遍精神危机和文化焦虑的探讨成了20世纪思想家们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在推动欧洲精神和人类文化反思与重建的尝试中，作为发达的西欧所排斥和蹂躏的“另一个欧洲”，饱受历史灾难的中东欧地区却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资源和理论努力，成了“欧洲精神的重燃之地”。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保罗·策兰（Paul Celan）、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等文学家以及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等理论家都以深切的道德关怀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从道德批判立场反思欧洲精神危机与现代性问题。其中尤以赫勒为代表，她基于一种后现代视角，深刻分析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和道德困境，并深入到人性的精神深处挖掘潜藏的道德潜力，提出了以个体责任和个性道德为核心重建现代道德的理论构想。

一、现代人的生存境况

赫勒认为，反思现代性问题、解决现代人普遍的文化焦虑，必须对现代世界中人的具体生存状况做出判断和分析。现代人生来就是具有偶然性的一团可能性，并身处自由的悖论与道德危机之中，这是赫勒对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生存境况的基本判断。

首先，“现代人是偶然的人”，而且具有双重偶然性。一方面，人出生的偶然性是一种本体论事实和普遍经验。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一样，有可能出生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地域、种族和家庭。虽然现代人和前现代人在出生时都像是一封信被扔进一个邮筒之中，但是二者存在本质差别。前现代人的状况是“被扔进同一个邮筒的信，都写着相似的地址——他们被假定到达命运的相同位置。因此，被扔进这个信箱而不是扔进另外的信箱中的意外性能够很轻易地被遮蔽掉”[1]（P18）。然而，现代人“身上没有写上地址：他们没有目的地。因此可以说，这些信需要它们自己去确认自己的目的地。它们成为它们自己的派送员，或者其他派送员将会把它们从一个地址送到另一个地址，而没有一个地址将成为合适的地址。这个信封是空白的。这意味着会被扔进自由或虚无之中”[1]（P18）。因此，另一方面，与前现代人从一出生就有贯穿生命始终的预定目的相比，现代人是生来就没有预定目的的一团可能性。由此可见，只有在现代社会，也唯有现代社会，偶然性才成为人的命运。

其次，现代人是“自由”的人。一旦现代人的境况具有双重偶然性，“被抛入自由之中”就成了现代人的基本生存体验。赫勒基于存在主义特别是克尔凯郭尔的理论分析了现代人的“自由”。首先，自由意味着现代人是没有预定目的、无依无靠的“虚无”。前现代社会的人从一出生就有须被动接受的预定目的，因而是确定的和不自由的。现代人则因缺乏存在形式方面的确定性而是自由的。其次，没有预定目的、无依无靠地“被抛入自由之中”意味着现代人必须做出选择，做出选择是他或她具有的普遍的确定性。“如果一个人未能选择自己，而是让他人为自己选择，那么生命就成为一种走向死亡的拖延。这个人活着只是为了死亡，为了成为无。”[2]（P7）于是，自由的现代人在由他人为自己做决定的意义上是“虚无”。这样的人生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的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一个书名来描述再恰当不过——无命运的人生。最后，如果现代人不是让他人决定而是选择自我决定，他的“虚无”就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他的自由就成了“存在”与“虚无”的中介——变（生成）。“我的自由是我‘转身的行动，是我以‘在实现某种可能性而不是其他可能性过程中充分利用我的偶然性、我的人生这种行动接受偶然性挑战的行动。那么，自由显然具有实践性。它是实践。”[3]（P127）显然，赫勒指出现代人的偶然性命运和缺乏确定性并不是想断定现代人不可避免地堕入“虚无”之中。相反，她是想强调只有缺乏被决定的确定性的现代人才可能也应该通过实现积极的自由而从“虚无”走向“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即实践，选择自我决定就是认识我自己、进行自我创造的另一种表达。

再次，现代人身处自由的悖论和道德的困境之中。既然偶然性是现代人境况的基本构成要素，现代人“被抛入自由之中”，那么，自由便成了现代人及其一切行动的终极基础。然而，自由作为基础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基础。在传统社会中，人被束缚在生来就被赋予的预定目的中，与特定的规范、观念和价值有道德联系，没有“我该如何生活”这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不自由的，然而却是具有确定性的。他无须自我反思，只须遵循并践行特定的规范、观念和价值标准，便可以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好人。如果考虑传统道德概念与幸福和完美的概念的统一性，那么这个好人也就是幸福的人。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不再有任何普遍价值或规范、观念可以确立现代社会的秩序和现代人的确定性。现代人自由了，自由这个终极基础摧毁了一切普遍性的价值和观念，每一种行为都以自己为根据，每一种生活都以自己为基础。“生活在偶然中的人未曾作一种自觉的道德选择就能成功再现于其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心理学、检查和治疗已经取代了伦理道德、道德思考和判断的文化中。”[2]（P37）然而，价值的多元化使现代人生活在相互冲突的伦理中，总是陷入“我该如何生活”、“如何做才是对的”这些问题的纠缠之中。这就是现代人面临的自由的悖论以及由此导致的道德困境。

二、为偶然性的现代人寻求道德支点

偶然性使现代人成了没有外部力量支持、存在完全不被决定的虚无之身。于是，意义隐没于虚无之中，“被抛入自由之中”的现代人又一次踏上寻找意义的征途。社会的“预定目的”的消失使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社会目的的设定，由此，赫勒提出，现代人必须转身面对自己的偶然性，超越偶然、被动的生存方式，自觉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的和生命意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设定怎样的目的以摆脱生存上的不确定性呢？赫勒的建议是：沿着好人的道路，做一个好人。好人存在且人们愿意接受好人的引导过道德的生活是赫勒从道德价值层面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根本前提。

然而，为什么人“应该”成为“好人”？“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需要从赫勒通过大屠杀等自身的生活经历对现代性和现代人命运的反思谈起。她在一次访谈中谈道，大屠杀的经历对她的生活和著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实际上就是对大屠杀以及在极权主义政权下的经历的深刻反思——“我不得不探寻关于道德的所有问题：什么是善和恶？关于罪行我能做什么？……什么样的世界会产生这种罪恶？……关于现代性的一切都是什么？我们能够期望获得救赎吗？因此，正是这样一些想法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引起我的兴趣。……所以，对我而言，写作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就是一种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向那些没有能够幸存的人们偿债的方式。”[4]幸存的人不能遗忘历史，不遗忘的方式就是对历史的罪恶进行反思。谁该为罪恶负责？赫勒的答案是现代文明的自我毁灭源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

赫勒是在她的社会领域划分的理论基础上分析伦理道德的式微的。赫勒把现代社会划分为三个领域，即日常生活所代表的自在的对象化领域，美学、宗教、科学和哲学等所代表的意义和承载世界观的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司法等代表的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早在《日常生活》一书中她就强调，道德不是其中某一个独立的领域或子领域，而是“内在于所有领域的人际关系”[5]（P68），在《超越正义》中赫勒更进一步断言：“道德包含那些已经内化了的人际关系。”而且，“如果道德是人与人之间被内化的关系，如果社会整合是通过内化发生的，那么社会整合的各种形式都包含了道德成分，但道德并不构成一个场域。相反，从社会场域中的实践要求内化这个角度看，每个社会场域都是道德的”[6]（P286）。赫勒认为，“如果一个场域越来越变得不同于其他场域，那么将会发生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道德成分要么越来越多，要么越来越少。在现代，出现后者的趋势显而易见”[6]（P287）。赫勒所谓的变得越来越不同的社会领域就是分别主导现代西方和苏联的两种现代性形式的科学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她认为，在西方现代性出现之前，宗教作为主导性的世界观为三个社会领域提供规范，为人们生活提供意义。然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领域的分化，科学把自己建立为现代世界的主导性的世界观，虽然它赋予生活进步的意象但并没有为生活提供意义，也不能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而且，每个社会领域都建立了自己的规范体系，各个领域之间没有共有的伦理。因此，在西方现代社会中，领域分化导致伦理规范的分化和多元化，从而导致道德危机和生活意义的失落。在苏联，代替宗教功能的是政治意识形态。通过运用强力和教化，它作为强加在整个社会的主导性的世界观，支撑共同的民族精神并阻碍其他社会领域的伦理规范。因此，与西方现代社会的伦理多元化导致的道德危机相反，苏联的现代性形式是所有领域对政治统治的服从导致了伦理的式微，从而导致社会普遍的道德危机。这就是赫勒所讲的现代世界的道德异化。更可怕的是，“道德异化的结果就是对于个体来说自觉地反思道德困境，自觉地以之为己任并使之成为现实变得越来越难”。现代道德规则的体系是由多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行为规范构成的，按照这些规范行动始终是人们的义务，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陷入了不同义务编织的道德之网中，由此他们或质疑行为规范的效力，或拒绝承认它们的任何效力，或干脆服从于某种价值规范。于是，现代人丧失了道德个性。“在义务的丛林中蹒跚徘徊的人决不可能变成一个具有道德个性的人。”[7]（P143）

正是在分析现代人的境况及其面临的道德危机的基础上，赫勒指出：“我们必须选择把自己当做一个从‘道德视角来检视规范和行动的人，当做一个优先考虑道德观点而非其他（实际的）理由的人。”[6]（P302）“对我们来说成为有道德的就是好的。”[2]（P43）因此，“好”意味着给予道德考虑以优先权，好人是有道德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有道德的人会在成年时期具备某种固定的善的品质，从此他的行动都源于他的这种品质。然而，现代人是偶然的人，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道德的多元化使现代人无法拥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善的品质。那么，好人是否就无法具有一个普遍的标准了？赫勒认为，既然提出好人，就必须对“好的、正当的、诚实的”有一种概念，“一个好人宁愿忍受不公正的结果也不愿成为导致不公正的始作俑者，换句话来说，一个好人是选择做正义之事（遵守道德规范）而不顾因而产生的后果的人”[3]（P32）。显然，赫勒的好人概念还是道德哲学的传统意义上的“正直”（righteous），但她的“正直”无法涵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所有的美好品质，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善良意志”这样的抽象原则，而是回到了柏拉图的“宁愿忍受不义也不践行不义”的观点。但是，她认为没有必要像柏拉图那样去试图论证好人为什么是正直的，因为好人存在，我们会发现他们就是这么行事的。赫勒并不是简单地选择接受柏拉图的定义，而是通过审查好人的生活方式，从他们的行动中抽象出这一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因此，赫勒提出的“好人”是既体现伦理道德又强调行动本身的一种动态的形象。赫勒所说的“好人”、“正当的人”、“诚实的人”都是坚守这一道德准则的人。正因为好人不具有某种固定的品质，而是要如此行动的人，所以好人是一种不断具体化的好的生活方式，好的生活就是通过“选择做正义之事（遵守道德规范）而不顾因而产生的后果”而不断具体化的过程。而且，在诸多价值和美德相互冲突的现代世界里，好人只能是“正在具体化的这样或那样的好人，这种具体化过程仅在死亡时刻才结束”[2]（P38）。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好人是具体的，好人是乌托邦。这也正是为什么赫勒强调“一个好人”的原因所在，因为一个个具体的好人才使多元文化世界里好人和好的生活得以可能。

三、现代道德重建：个体对道德责任的坚守和道德个性的培育

既然好人不是具有某种固定品质和具体性质的人，而是在选择自己成为好人，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好人的过程中不断具体化、不断生成的；既然我们在生活中总能发现宁愿忍受不义也不践行不义的人，那么赫勒探讨现代道德重建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好人因其存在而是可能的，在现代社会里成为一个好人何以可能？赫勒给出的回答是在克尔凯郭尔的存在的选择理论基础上构建一种个性伦理学。

首先，通过存在的选择目的论地建构自我，将“好人”转变为偶然的现代人的命运。如前所述，赫勒思考现代社会好人何以可能是在分析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基础上进行的，她通过与传统社会人的境况的对比得出现代人的偶然性特征。同样，赫勒也是在对传统社会人格构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她的个性伦理学观点的。赫勒认为，在传统社会里，“一个人是目的论地构成的，因为有完美的典范‘从上面‘牵引（pull）他；他越是接近典范，越是接近‘牵引他的那种观念，他就越是变得完美和自由”[8]（P312—313）。那么现代人如何才能在自由的悖论中获得确定性而变得自由呢？赫勒根据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克尔凯郭尔的存在的选择理论提出了现代人目的论地建构自我的新模式。她认为，现代人不仅是偶然的人，也是意识到自身偶然性的人。否则，他不会发出如何做才是对的这样的诘问。现代人克服偶然性必须面对选择，如果选择由他人决定自己，那么自己是被“推动”（push）的而不是被“牵引”（pull）的，“推动”意味着因果地建构自我的方式，这种选择是被外在地规定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只有建立一种内在“牵引”的建构自我的方式才能使现代人实现真正的自由。这种内在“牵引”的方式就是自我决定，自己做出存在的选择。因此，赫勒提出：“目的论地建构的自我的模式是，个人对自己作出选择，并遵循他/她的选择，成为他/她通过自身选择已经是（或已经成为）的那个人。”[8]（P313—314）既然我们的生活目标是成为一个好人，存在的选择也就是一种自我的伦理选择，也就是按照“宁愿忍受不公正的结果也不愿成为导致不公正的始作俑者”这一关于“好”的普遍道德原则做出的选择。因此，伦理地自我建构就是选择自己作为一个好人，并遵循和坚守这一伦理选择，成为所是——一个好人。这样，好人就成了偶然的现代人的命运，而且这个命运是来自于内在的牵引，所以是宿命。“‘选择我们自己意味着命定我们自己成为我们所是的。伦理地选择我们自己意味着命定我们自己成为我们所是的好人。”[2]（P16）由此可见，存在的选择不是对某种特定生活目标的选择，自我的伦理选择是存在的“目的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存在的选择是不可逆转、不可更改的，是对“宁愿忍受不公正的结果也不愿成为导致不公正的始作俑者”这一普遍道德原则负责。只有通过存在的选择伦理地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好人，现代人才能像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拥有“善的品质”的人那样，无法做错误的事情，因为做正确的事情已经是他善的品质的必然结果。同样，依据普遍道德原则的存在的选择是一种整体的选择，是人们进行生活的其他选择的基础，赋予所有后续选择以道德意义。

其次，通过对话式的道德选择共同创造并遵守规范。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伦理地自我建构是成为好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现代人才会提出“什么是我应该做的正确的事”。即使现代的男男女女已经决定选择他们自己作为好人并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好人，他们之间也存在选择冲突的伦理道德情况，因为他们生活在由多个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规则的现代社会里，他们身处的具体境况甚至不需要他们做出一种道德选择就能成为其所是。因此，在伦理地建构自我的这些男男女女组成的“存在共同体”中也需要有被认同和分享的规范或价值，而且它们与每个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好人的人的具体观念不相冲突。这种规范或价值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们只能是对话式地建立起来的。赫勒把这种对话式的道德选择称为实施“对称性的互惠”，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接受和给予。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里，不存在预先设定的现代人的固定“形式”，没有典型的道德形式“牵引”现代人；现代人也不能独自创造他们自己的生活形式，他们只能就“如何做才是对的”相互给出建议。另一方面，现代人生来就有具体的生活境况、经历、天赋、观念等等。他们缺乏普遍性，唯一共同之处就是偶然性，他们不能理解别人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不能期望他们彼此认同，他们只能在偶然性这个普遍的背景中相互理解，所以他们共有的道德规范只能是通过对话构建起来的。二是基于对话建构起来的规范只能是引导性的规范。因为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为好的，所以他们共同创建的规范只能依据具体境况和实践对象动态调整地运用。赫勒以亚里士多德讨论美德的风格列举了一些正确的规范，并且指出：“照顾他人：这是伦理道德的普遍的引导性（orientative）原则。”“正是照顾他人以及照管所有生物才是伦理学的全部。”[2]（P49）“照顾他人”这条道德原则就无法告诉选择为善的人们应该做什么，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好的，也以自己的方式照顾他人，所以人们在相互照顾过程中“相互动态调整”。总之，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是由实际对话构建的，它是每一个把好人作为自己命运的现代人所必需的“拐杖”，引导着他们尤其是在道德冲突的情况下做正确的事情。这种对话式和引导性的伦理道德规范才是现代人生活行为方式的真理，“真理的理念命令我们相互地承认彼此的真理”[9]（P182），“真理的理念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行为方式的范导性理念”[9]（P184）。

再次，实践智慧是道德个性的必备条件。赫勒认为：“正当的人一旦知道正确的规范是什么，他们的决定和行动的善将只是取决于实践智慧，即良好的道德判断力。”[2]（P197）为什么实践决定和道德行动还依赖于道德理性？因为，一方面即使可以在对话基础上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现代道德规范，正当的人们的道德行动也不能被普遍化，因为每一个个体及其面临的境况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们在具体境况下的道德行动也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当面对同等重要的相互抵触的规范时，每个人的道德行动将取决于他的道德判断力。所以，赫勒强调，要养成运用道德理性为实践决定服务的习惯，也就是将道德智慧内化为道德个性的一部分。那么如何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断力呢？就是要在“对话—行动—对话—行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一是经验的自我反思，“我将作为一个行为者的我自己的体验同其他遵守具体规范的行为者的体验进行比较。这样我就能认识到我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是规范的自我反思，“我不仅从亲身体验的给定的具体规范的角度，而且从抽象规范、抽象的德性准则和抽象价值的角度，即从理念的角度进行自我反思”[10]（P52）。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勒强调“好人是合乎规范的人，他们是经验自我和规范自我的统一”[2]（P263）。

总之，赫勒认为成为一个好人就是成为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守护世界的具有道德个性的人。道德个性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某种固定不变的善的品质，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善良意志”，而是包含了伦理和行动本身的一种关乎整个生命的“存在”的形式。道德个性建立在存在的选择，也就是做出道德承诺的基础之上，在承担道德责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实现。用存在主义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在个人的生活方式中从“虚无”向“存在”跃迁。

四、赫勒重建现代道德的新意与启示

赫勒通过对现代社会和时代精神以及人的境况的分析，提出了以重建对话式伦理、培育个性道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为充满难题、尚未有解决办法且日益具有复杂性的现代性提供了一种伦理学的解决方案。毋庸置疑，赫勒的理论是在与亚里士多德、斯多葛主义、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和理论流派的思想对话中建立起来的。从她主张伦理地自我决定为好人的存在的选择理论来看，赫勒把有道德的人设定为偶然的现代人的生活目的本身，这既不背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精神，即有德行的活动是目的本身，也符合斯多葛主义的伦理主张，教导我们与美德建立自然的联系；从她强调存在的选择是一切决定和行为的前提，个人要坚守这一道德承诺来看，赫勒保留了康德的“道德自律”的概念，个体成为自觉的道德主体，从而他的决定和行动的根本出发点是他认为这样的决定和行动是道德的；从她认为后现代伦理规范由每个道德个体通过平等而真诚的对话方式建构来看，赫勒保留了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但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规范，而是需要在不同规范中被具体化的道德准则。同时，赫勒的伦理观念与哈贝马斯“商谈伦理”也不无一致之处。然而，尽管不是完全摒弃传统伦理道德构建的方式另辟蹊径，赫勒重建现代伦理道德的独特性也在与传统理论的交锋中昭然若揭。

首先，赫勒的道德理论是在后现代视角下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她的后现代视角及其后现代的伦理道德理论不是现代之后的一种标签式的文化或政治思潮，而是重新认识现代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把现代人和现代世界理解为具有偶然性的一团可能性，认为历史本身并没有强制性和绝对性的大写的目的，当前时代也不是通向那个目的的一个短暂过渡。因此，赫勒的后现代理论不再崇尚理性进步观，不再迷恋目的论的历史设计，不再承诺未来，而是主张我们必须也只能立足于绝对的现在，探寻现实的人的生活意义和历史可能性，并为此时此刻的生活负责。

其次，赫勒的道德理论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论。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道德哲学都强调人应该过良善生活，但在“如何”过良善生活这个问题上就分道扬镳了。不少哲学家在探寻这一问题时指向了人的政治生活，把解决道德困境寄托于建构最好的人类制度，设计出最好的和完全公正的社会运行模式。赫勒则重点探讨和试图回答良善生活的道德条件。她把道德个体和道德个性的重建作为切入点，呼吁每个人成为好人并尽好人之责。尽管“好人”是一种似目的论的宏大叙事，但是她把这个预定的生活目的转化成了微观领域的自我生成和实现。因为当现代人愿意选择作为一个好人、正当的人、对他人和世界担忧的人，他成为好人也就成了一种自我实现，是对自己生存本真性的承诺和实践，选择过道德的生活也就是选择过一种诚实的生活。因此，赫勒更关注的问题是，伦理地设定自己作为好人的现代人如何在具体的生活境况，包括从日常生活到各种专门的生活，比如经济、政治乃至“人类的事业”中做出决定和行动。

再次，赫勒的道德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感。赫勒对现代性进行自我反思的后现代立场决定了解决道德困境和精神焦虑的方式是根植于人的历史性生存。就“存在的选择”来说，它是一种比喻，不是本体论式的事先决定，而是历史性的不断生成，是人每时每刻对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的信念，是人用一生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对生命做出的答复；就共享的引导性规范来说，现代人的“真理”不是“梯子”而是“拐杖”，也就是说，不是通向某种绝对目的的必要手段，而是随时在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好人的路上提供建议和参考；就实践智慧来说，现代人可以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增加道德判断力，因而也是历史性的。因此，好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不犯道德错误一贯正当行事的人，而是以正当性、本真性和善为目标，所以好人是乌托邦，是一种“潜能”、一种“可能性”。最好的道德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的世界，它是选择成为正当的人们凭着“对称性互惠”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朝着好人和最好的道德世界“逐步转变”的终极的乌托邦现实。

最后，赫勒的个性伦理学是一种“积极的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的伦理学”[11]（P341）。赫勒强调好人存在，呼吁跟随好人的路径，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以自己的方式做一个好人，实际上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生存境况和道德困境，积极地行动和互动，在平等而真诚的对话基础上，对善的呼唤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承担起道德责任。由此，赫勒便将道德责任完全地和明确地落在每个个人身上。她的个性伦理学要引发的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要唤醒现代人对命运之爱。热爱命运就是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坚守承诺、承担责任，在反思中、在对话中、在行动中成为命定所是。

在赫勒那里，道德承诺和道德责任不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由内在生发的。而且赫勒相信，这种发自内在的个体的承诺和责任可以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一个良善的世界。然而，众所周知，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是良善生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把道德世界托付给每个个人，仅仅呼吁道德良知的觉醒和期望道德个性的实现会不会沦为一种审美的快感？另外，既然完美、幸福这些去价值化的现代概念和“好”这个在赫勒看来完全蕴含伦理价值的概念不再相关，好人并不意味着能够幸福或者避免不幸，那么现代人愿意接受好人的“指引”过道德生活这个前提就难免让人质疑。在一定程度上，赫勒对于“好人”的守望乃是基于信仰的，正如在科拉科夫斯基的理论体系中“信仰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价值、道德、神话等超验领域的代言人的角色”[12]（P34）。无疑，赫勒试图通过反省和规约自己达到自由的自律的道德理论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但是，“无论我们发现他们思想理论中有多少弱点、错误、局限性和偏差，都丝毫不应怀疑他们的思想智慧和理论虔诚：对马克思和其他伟大思想家及其文化传统的崇敬、对人类命运不能忘怀的关切、对人的道德责任和人类良知毫不动摇的孤绝的守护。作为历史苦难的主动偿债者和人类文明发展代价的牺牲者，他们在人类碎片化的生存境遇中，在文明灾难的废墟上对于人类文明新生和重建的追求，对人类道德责任的最后的坚守，或许无力改变什么，或许无法扫除和廓清依旧环绕着人类文明的重重雾霾，但是，他们的确用自己的智慧和良知在依旧晦暗不明的、遥远的后现代地平线上给我们、给人类、给未来送上一丝清新和聪慧的微光，一盏摇曳的‘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13]（P639）的确，赫勒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和现代世界道德状况的反思都是当今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理论资源，这是人类在亲历大屠杀等无法估量的痛苦之后，对人类的文化精神和个体的道德与责任的深刻的自我反思，饱含了对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对他人和人类共同体的责任和道德关怀。

参 考 文 献

[1] Agnes Helle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2] 阿格妮丝·赫勒：《道德哲学》，王秀敏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3] Agnes Heller. A Philosophy of Morals， Basil Blackwell Ltd， 1990.

[4] “The Essence is Good but all the Appearace is Evil—An Interview with Agnes Heller by Csaba Polo ny”， in Left Curve， No.22（1998）.

[5]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6] 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文长春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 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 阿格妮丝·赫勒：《碎片化的历史哲学》，赵海峰、高来源、范为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0] Agnes Heller， General Ethics，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8.

[11] 阿格妮丝·赫勒：《历史理论》，李西祥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2] 李晓敏：《危机与救赎——科拉科夫斯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7期.

[13] 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付洪泉]

Abstract： By reflecting the existing situation and moral difficulty of modern man， Heller reveals sensitively and thorough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ity and moral state of modern world and constructs a moral philosophy to tackle the issue of modernity by awakening individual conscience and moral duty. She advocates that modern man should be a good man by following a good person and points out that good man and best moral world lie in moral discipline of each person， that is， to choose to be a good person oneself and be like that in ones own way. Although Hell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orality and Zeitgeist， points out the destiny and duty of modern man， there is romantic feature in her moral theory to attempt to realize a free self-discipline by self-reflection， which is somewhat politically pessimistic. Nevertheless， Hellers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and morality in the modern world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to reconstruct contemporary social morality.

Key words： contingency， good man， moral philosophy， modernity， He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