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文静 张平华

一、问题的提出

依据传统观点，偏颇抵押行为应受《企业破产法》第31条(1)该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虽然原《担保法司法解释》在《民法典》生效后已被废止，但《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未再就相关问题作出规定，故而原《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9条对偏颇抵押行为的规定仍有探讨价值。规制。从非破产语境下的后一个条文出发，至少可以总结出成立偏颇抵押的两大要件：一是客观要件，表现为债务人为个别债权人设立或增加抵押；二是主观要件，即双方恶意串通。然而，上述“要件”与审判实践并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审判实践有时并不认可为个别债权人设立或增加抵押的客观要件。具体表现为：尽管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范围增大，但债权人未能证明增加抵押的行为损害了债务人财产利益，不成立偏颇抵押；(2)参见凡某、某机电公司诉某化肥公司债权确认纠纷案，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12民终1863号民事判决书。

第二，在审判实践中，即使行为人未达到恶意串通的主观标准，亦可成立偏颇抵押。具体表现为：只要债权人知晓债务人财务状况即构成“恶意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