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硕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一、«多佛海滩»作者及原诗简介

英国近代诗人与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于1851年创作了诗歌Dover Beach，这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期。这一时期，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并确立了“日不落地位”。全国上下都沉浸在科技进步与国势大增的喜悦之中，而诗人却从这份欢喜之中嗅到了危机，认为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发文明社会的倒退。而Dover Beach是阿诺德借景抒情，通过视觉、听觉等倾诉诗人对人类苦难的感受。该诗共四节，下文将分析辜正坤所翻译的第一节。

二、“克隆论”简要介绍

提起“克隆”，脑海中大多浮现的是一种科学技术。即将一个生命的优质基因转移到另外一个生命中去，使后者更加完美，甚至可以超越原基因。许渊冲教授将这一科学用词应用到文学翻译上来，他认为可以将一种文字的精华部分转移到另一种文字里面，使目标语文字获取新鲜生命力，甚至可以超越源语言。这就是中国学者许渊冲先生提出的克隆论。这一点与许渊冲教授提出的“竞赛论”十分相似，都是要力求与原作相竞争，但“克隆论”更重要的是要移植源语言文学中的优质基因，使其在目标语文学中体现。

三、Dover Beach中译本赏析

针对以上对“克隆论”及«多佛海滩»的简单介绍，下面从音、形、意三个方面对诗歌的可译性进行深度分析。

(一)以“克隆”实现诗歌音美

«多佛海滩»原诗压得韵并不规则，如:一、三行押－ight，二、六押－air，四、八、十一行押－and，五、七行押－ay，十、十三押－ing，十二、十四行押－in，这样的韵式在源语言读者看来大概是很优美的，但是对于习惯了押同一个韵脚的国内读者来说，这首诗歌就等于无韵脚。反观辜正坤译本，押韵的地方几乎相互对应，如一、三行都以韵脚[ye]押韵，很大程度上“克隆”了原诗的“音美”。

该节诗的前半部分都是在描写海上的景色，这时作者的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但是从only开始，原作基调开始变得沉重，整首诗的情感也变得十分忧伤。辜正坤译本读下来，给人一种壮志未酬的感觉，并且还传达了原诗作者那种哀痛忧伤之情。光看辜正坤的译本，若不告知是译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自己创作的，该诗的整体基调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类似，都有一种壮志未酬之感。综合来看，辜正坤译本克隆出了原文音之美，甚至赶超原文，成为一篇独立文章。

(二)以“克隆”实现诗歌形美

中国的古典诗，如七言律诗、五言绝句等大都是讲究形式美，整齐的如同豆腐块。反观英文诗，辜正坤教授说道:“英诗格律虽然也很严谨，也受音节多寡轻音重音之限，但大多数看起来总是长长短短，参差不齐，比之咱们的豆腐干体，颇显得不修边幅。”

原诗首节的形状犹如拍打岸边的海浪，参差不齐，十分生动。辜正坤译文也能够形象地展现出海浪拍打岸边的浩荡声势，而且译文每行的字数都与原诗音节数十分相似，如原诗首行音节数为六，译文字数为五、第二行音节数为八，译文字数也为八，这样能够更好地展现原文形式。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十分简洁，用词通俗易懂，普通读者也可以广泛阅读。诗人们在此前提下不断探索诗歌的韵律格式，使其实现音美，诗歌更加朗朗上口，广泛流传。Dover Beach就符合以上要求，在当时广受欢迎。

翻译此诗时，辜正坤没有遵循传统诗体(如五言、七言等)，而是大力创新来探索译诗的新形式。好在，辜译本再现了原诗的错落有致，与原诗在词数、形式、距离上都十分相似。因此，译者已经将原诗的形式完美地“克隆”出来，已达到形式之美。

(三)以“克隆”实现诗歌意美

提到“意美”，脑海中浮现的可能就是字面意思要优美，固然没错，但是更要注重诗歌所表达的“意境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以意境为最上。”由此可见，评价诗词乃至文学的最高标准是“意境”之美。

原诗是一首感怀诗，同时也是一篇哲理抒情诗，并且始终以“大海”这个中心意象展开。其他的意象也差不多与“海”有关，如:“tide”“cliffs”“waves”等。原诗中的各种意象，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波汹涌，与原诗作者所奠定的情感基调以及心理过程是一致的。译诗与原诗一样，以哀痛、忧郁的基调表达出作者对沦陷的辉煌文明所感到的悲哀，引发目标语读者与原诗作者的情感共鸣，成功再现原诗的各种意境，让目标语读者身临其境。辜正坤把lies(第二行)译作动词“托”字，让原诗中本无关联的俩意象串联在一起，在读者心中形成一幅动态且有温度的画面。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原诗中所包含的各种意象，尽可能地将原诗的意境美“克隆”到译作之中，能够让目标与读者尽情享受原文之美。

通过以上对«多佛海滩»的细细品味以及结合“克隆论”的体现，在“音”上，不仅符合原文的韵脚，而且还在整体基调上与原文相匹配，都是一种压抑的基调。在“形”上，译作再现原文似大海的惊涛拍岸之形。在“意”上，一系列的词组再现了原作的意境美。可以看出，辜正坤的译作从音、形、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可以说是一首完美的译作。

四、诗歌可译性再思考

译诗难，译出优美且具有旋律的诗更难。文章对诗歌的可译性持有积极的态度，不管是中诗英译，还是英诗中译，都是中西方文化的一种交流。但反过来讲，诗歌虽可译，但是要翻译以下内容时要谨慎。

(一)典故的可译性

在一些诗词当中，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里面常常包含很多历史典故，想要在保证译文诗歌形式与韵律的前提下翻译其典故属实不易。

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李白«蜀道难»)在中国上古神话中，羲和(太阳神)每天都驾驶六条龙为太阳驱车，所以在这首诗中，“六龙”代指的是太阳。意思是，山太高了都挡住了太阳神的六龙车，运用夸张的写作手法，突出山的高度和蜀道的艰辛。许渊冲教授将其翻译为“Above stand peaks too high for the sun to pass o'er”，以此突出了山之高、路之艰。

(二)中国特色词汇的可译性

在古诗中，往往包含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如:“饺子”“太极”等，在诗词中，也免不了出现。如宇文所安翻译的孟浩然的«舟中晓望»，其中一句“舳舻争利涉”，宇文所安翻译为“Here prows and sterns cross in struggle for gain”，只是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但是在中国，“利涉”出自«易经»“利涉大川”，意思是天象显吉，宜于远航。这就是原诗作者并未理解中国特色词汇所闹出的翻译失误，因此这里将词句翻译为“Both prows and sterns present the good will to sail.”

(三)字形的可译性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大部分文字都是“立象以表意”，所以在中文中常常有一些“文字游戏”，如大家最常见的诗歌“文字游戏”:“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这句话包含着拆字游戏。“人”“曾”合为“僧”，“人”“弗”合为“佛”。大学者钱歌川认为这是不可译的，但其说辞很快被打破。许渊冲是这样译的:“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许渊冲教授巧妙地运用头韵和相应的字形变化等手段，从而精妙地表现出原诗拆字的乐趣。所以遇到这样的难题，还是要肯花精力去实现其可译。

五、结语

正如许渊冲教授的“克隆论”所说的那样，译者在翻译他国诗歌作品时，要吸取其精华，吸取优质基因，使译文能够充满生命力。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更好地接受译本，甚至能够超越原文。虽然有学者指出诗歌是不可译的，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地球村会变得越来越包容，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交流、吸取精华，在译者的手中，不管是诗歌还是其他形式的文化，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遍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