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 张恒

[摘 要] 语言景观研究主要探究公共空间内的语言选择所表征的社会意义。随着其研究边界的扩大，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的考察逐渐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拓展至教育教学视角。相较之下，国内学者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极少有学者将其纳入教育教学的视域下进行考察。国外理论研究表明，语言景观不仅可以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额外的输入资源，还在促进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和多语能力的发展、培养多模态技能、提高语言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实证研究多围绕语言景观与英语语言教学、语言景观与社会语言意识、语言景观与职前教师培训等三个议题开展。受国外研究的启发，建议国内学者加强语言景观应用于我国外语教学的理论构建，探索语言景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从实证层面探究语言景观与语言意识的关系，重视教育机构内部的语言景观研究，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关键词] 语言景观;教育视角;教学应用;国外研究;前沿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法国哲学家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286。这一论断强调了公共空间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空间环境中充斥着各类标牌，如路牌、指示牌、广告牌、商铺招牌等。这些空间环境中的标牌共同构成了“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语言景观的概念由Landry和Bourhis于1997年首次提出，他们将语言景观定义为“某个属地或区域公共与商业标牌上语言的可见性与突显性”[2]。20多年以来，语言景观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领域，旨在“描写和识别公共空间中语言呈现与否的系统规律，了解多元形式语言景观创建过程中的动机、压力、意识行动、反应以及决策等”[3]。国外学者以现实空间内布置的语言文字为考察对象，围绕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4-5]，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语现象[6-7]，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8-9]，以及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的不同语言选择机制[10-11]等议题，对语言景观从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阐释与探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作为一个话语过程，语言景观不仅可以反映语言的使用特征，体现语言的地位和权势关系，还能够调节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行为，重塑语言意识，为政府调整语言政策，构建社会语言环境提供参考[12-15]。

国内学者对空间环境中各类标牌上语言使用的考察由来已久。传统上，过往研究的重点多侧重于分析公示语的翻译策略[16]，很少有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层面探讨标牌的语言选择机制问题。与国外研究相比，以探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为目的的语言景观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自2009年孙利首次使用了“语言景观”这一术语以来[17]，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我们以“语言景观”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CNKI）资源库进行手动检索，截至2021年5月，共检索到446篇与语言景观相关的中文文献。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在理论引介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理论引介层面，尚国文和赵守辉在2014年系统性地将语言景观的概念及研究方法介绍给了国内学者[18-19]。随后，葛俊丽、张蔼恒和孙九霞等学者以研究方法和标牌的设立者为切入点，回顾了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新发展[20-21]。此外，陈睿、周晓春等学者还基于国内城市语言景观建设的实际，尝试性地提出了语言景观的理论分析维度框架[22-23]。在实证研究层面，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考察城市社区和商业街区的多语现象，如上饶市城区[24]、北京韩国城社区[25]、丽江古城区[26]、广州上下九步行街街区[27]等。學者们旨在通过调查城市生活中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揭示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细微而复杂的关系。除了关注城市空间的语言使用，国内学者还将旅游场域的语言景观建设纳入实证研究考察的视野。已有学者考察了贵州千户苗寨[28]、厦门鼓浪屿景区[29]和甘肃麦积山景区[30]的语言，了解景区内不同语言所发挥的功能，探讨景区语言选择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语言政策取向。

近年来，随着国际语言景观研究边界的扩大，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的考察逐渐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拓展至教育教学视角。Shohamy和Waksman在研究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哈帕拉（Haapala）纪念碑的语言景观时，意识到语言景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可以作为学习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有力工具[31]。受到该研究的启发，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如Cenoz和Gorter[32]、Sayer[33]、Malinowski[34]、Kim[35]）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语言景观在教育场景的理论与应用，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反观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都着重于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社区、街道、景区的语言景观进行分析与解读，鲜有学者将语言景观纳入教育教学的视域下进行考察。文献计量统计发现，在中国知网所有446篇与语言景观相关的中文文献中，仅有3篇文献（约占文献总量的0.67%）涉及从教育教学视角对语言景观进行探讨。其中，尚国文从理论层面讨论了语言景观与语言教学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36]，魏笑梅、罗颖和於雪丹从各自的教学实践出发，提出了一些将语言景观纳入不同学段语言教学的宏观策略[37-38]。显然，我国学者尚未充分意识到语言景观应用于教育教学场域的潜在价值，也缺乏对国外相关研究动态的了解。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对国外教育教学视域下语言景观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阐释研究理论，分析热点议题，以期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当前语言景观应用于教育教学场域的前沿动态，为我国学者在该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提供启示。

二、语言景观应用于教育教学的相关理论

（一）理论产生背景

早在20世纪80年代，Goodman在研究如何培养儿童的识字能力时，就意识到广告牌、食品包装袋、街道标牌等“环境中的字刻”（environmental print）在提高儿童的语言阅读能力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39]。但是，由于语言景观的概念在当时尚未形成，学者们没有对空间内可见和突显的文字与语言学习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提出了美国21世纪外语教学的5C目标，即communication（沟通：目的语的沟通）、cultures（文化：获取并理解其他文化的知识）、connections（贯连：贯连其他学科获取信息）、comparisons（比较：洞察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和communities（社区：参与多语言社区活动）。在5C目标的导向下，美国外语教育开始注重体验式学习、服务式学习和基于社区的语言学习。语言学习不再囿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语言教师引导学习者离开教室，实现了外语学习从教室到社区的空间转变[20]。这种教学模式的优势在于，语言学习过程打破了课堂教学的诸多限制，教师可以将社区内的真实语言作为教学资源。这种学习空间的转变为日后将语言景观应用于语言教学奠定了初步的实践基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大规模的人口跨国流动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社区内的语言使用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著名语言学家Suresh Canagarajah认为，人口、物资和思想的多边流动造成不同语言间的接触融合，导致语言混杂使用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为外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外语教师应顺应并接纳新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40]。现实生活中多样化的跨语际实践可以成为外语教师的教学资源，这为将语言景观应用于语言教学提供了现实依据。与此同时，语言景观的概念已提出10多年，在社会和政策层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教育层面，语言景观如何影响语言的教学与习得，却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探索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和价值。

（二）主要理论观点

Cenoz和Gorter较早意识到语言景观在第二语言（以下简称二语）习得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化的阐释[32]。在此基础上，Huebner等学者也对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41]。总体而言，国外学者们形成了以下观点。

1.语言景观可以作为二语习得的额外输入资源

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表明，目的语资源的大量输入是语言学习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式的课堂教学一般将课本、报刊、音频、视频等作为语言学习的显性教学资源。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主动接受显性教学资源的语言输入，获取语言知识。有别于显性的教学资源，语言景观为二语习得过程提供了隐性的语言输入。将语言景观作为额外的输入资源，不仅为二语学习者提供了真实的语言环境，还为偶发学习（incidental learning）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但是，学习者对语言景观的意识水平不同，导致偶发学习的效果差异巨大。因此，Cenoz和Gorter指出，将语言景观作为输入资源时，需要教师对学习者进行有效指导，帮助学习者提高对语言景观的意识，从而促进其二语水平的发展。

2.语言景观促进语用能力的发展

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指在特定语境中适当、得体地使用语言，并且最终获得完满交际效果的能力。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语学习者受到语言输入与语言环境的制约，教材成为他们获得真实语言输入的主要途径。但是，由于教材篇幅所限，无法涵盖所有的言语行为类型，且教材选取的语言内容往往脱离学习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二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偏低。将语言景观作为教学手段，让学生分析路牌、交通标牌、广告、涂鸦等语言景观所呈现的指示、警示、劝说、表达等不同语用功能，可以弥补课本的内生缺陷，帮助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

3.语言景观可以培养多语能力

英国语言学家Vivian Cook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大力倡导二语习得的多语能力（multi-competence）观。多语能力是指大脑中储存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知識以及多种语言互动的能力。Cook认为，第一语言（以下简称一语）与二语的语言系统在大脑中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呈现出融合连续体的关系[42]。因此，语言学习者一语和二语能力的发展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两者之间可以互相影响。但是，传统的二语教学在一语和二语之间设立了明显的界限，忽视了学习者在两种语言之间的互动。Cenoz和Gorter的小规模实证研究表明，学习者在面对语言景观中的双语或多语标牌时，大多会注意到多种语言，而非只关注一种语言。语言景观中常见的双语和多语标牌反映了客观世界多语并存的现实。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语言景观中的双语文本和杂合文本为学习者认识多语现象提供了契机，可以作为培养学习者多语能力的输入资源。

4.语言景观有助于多模态技能的发展

在信息化的当今社会，意义的表达不再单纯依托语言文字作为载体，图像、声音、文字等跨模态系统共同构成了信息传播的渠道。早在1994年，新伦敦小组（new London group）就指出，传统的以语言为中心的读写能力不适合信息化时代，并提出了“多元识读能力”（multiliteracy）的概念。其核心思想认为，识读能力不仅包括传统的读写识读能力，还包括文化、视觉、听觉、空间、姿态以及现代信息网络时代的技术识读和信息识读等多种识读能力，同时还包括利用多种模态建构意义的能力。各种路牌、店铺招牌、海报、广告等语言景观多呈现出文字和图像结合的方式，通过多模态与读者的资源进行交互，向读者传递意义。将语言景观纳入教育教学的视野，学习者在教师的指导下，体验空间中的多模态文本，加深对色彩、图像等非语言文字资源所传递意义的理解，从而促进多模态技能的发展。

5.语言景观促进对语言象征功能的感知

Landry和Bourhis指出语言景观具有两大功能，即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2]。信息功能指语言标牌向读者传递信息。与显性的信息功能相比，象征功能的发挥较为隐性，主要是指语言群体成员对语言价值和地位的理解。也就是说，语言景观中某种语言的使用能够映射出该种语言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地位、经济价值以及民族认同等，并影响人们对语言的情感认知。Cenoz和Gorter认为，语言景观可以帮助二语学习者洞察到语言的象征功能，并用一则源自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的双语平面广告对此进行了阐释[32]。在他们看来，尽管巴斯克自治区的居民都能读懂西班牙语，但是广告中出现的巴斯克语使当地人产生了情感共鸣，有利于产品在当地的销售。不过，大多数学习者很少会注意到周围环境中的文字使用，更不会主动去思考映射在话语建构表层之下的社会语言问题。因此，教师将语言景观纳入教学，引导学习者对语言的选择机制进行思考，有助于促进学习者对语言象征功能的感知。

（三）教学模式

Cenoz和Gorter从理论视角阐释了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中的潜在价值后，如何将语言景观应用于教学实践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结合不同的教学理论模型，提出了语言景观应用于教学的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Chern和Dooley的基于四资源模型（four resources model）的语言景观教学模式和Malinowski的空间三元教学模式（space triadic model）。

1.基于四资源模型的教学模式

Luke和Freebody创设了阅读教学的四资源模型，认为在有效的阅读过程中，读者需要扮演语码破解者、文本参与者、文本使用者和文本分析者四个角色[43]。Chern和Dooley将语言景观纳入四资源模型的框架下，提出了英语教学中可以使用的基于四資源模型的语言景观教学模式[44]。该教学模式涉及四个环节，包括成为英语语码破解者、成为英语文本使用者、成为英语文本参与者和成为英语文本分析者。依据学习者英语水平的高低，每个环节内又包括若干项教学活动。

在成为英语语码破解者环节，教师可以先收集一些语言景观标牌，用于课堂讲解，帮助学生提高对语言景观的认识。随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田野徒步（walking down the street），带领学生走进城市的街道、公园、社区、商场，指导他们用手机、数码相机拍摄感兴趣的语言景观。在田野徒步结束后，教师要求学生依据语言使用情况（语言种类、拼写错误、误用情况等）对拍摄的照片进行分类，用于课堂展示。在成为英语文本使用者环节，针对中低水平学习者，教师可以要求其预测在哪些场所能够看到包含有英语的语言标牌，并在田野徒步阶段评估其预测是否与现实环境中的发现相一致;针对高水平学习者，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利用收集到的语言景观图片为留学生编写城市生活导览手册。在成为英语文本参与者环节，针对中低水平学习者，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关注除语言文字之外，语言标牌中还包含了哪些构建意义的元素;针对高水平学习者，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探索语言标牌如何将语言、视觉形象等多模态元素有机融合，构建整体的意义。在成为英语文本分析者环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探究标牌中使用的语言所承载的不同社会意义和价值。例如，广告中出现的英语是为了装饰还是为了传递信息？消费者如何看待广告中出现的英语？需要指出的是，Chern和Dooley强调，他们所提出的四个教学环节并不是孤立的线性关系，教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四个环节进行有机的整合。

2.空间三元教学模式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分为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三个维度[1]38-40。在Lefebvre空间理论的启发下，Trumper-Hecht认为空间中的语言景观也存在着三个对应的维度，即实体维度、政治维度和体验维度[45]。实体维度指语言景观中能够观察记录到的语言的实际分布;政治维度指语言景观所体现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体验维度指生活在语言景观环境中的人们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看法。Malinowski对Lefebvre和Trumper-Hecht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整合，提出了语言景观的空间三元教学模式[34]。

空间三元教学模式包括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等三个领域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在感知空间层面，首先，教师要求学习者对拍摄收集到的语言标牌中的语言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其次，教师指导学习者对语言标牌进行分类。分类过程不必拘泥于单一标准，学习者可以根据语言的数量、设立者、书写、多模态构成或双语标牌上文本信息的对应类型等对标牌进行分类。这些空间感知层面的教学活动，为学习者体验语言景观在实体空间中的分布创造了机会。特别是让学生用二语识别、阅读、分析双语或多语标牌中的内容可以同时培养学生的语篇能力和元话语能力。

在构想空间层面，课堂阅读材料与宏观性涉及政策和语言理论的文本有助于学生理解语言景观背后所折射出的语言选择机制、语言权势和社会关系等问题。因此，除了语言教材，教师还应指导学生阅读一些有关民族研究、文化地理学、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景观研究方面的理论书籍。此外，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查阅人口数据和政策文件，了解涉及当地事务的新闻报道等。根据给耶鲁大学本科生开设语言景观选修课程所获得的经验，Malinowski认为，多元化的文本能够帮助学生用所掌握的语言相关知识，看清、描述和分析语言景观所反映的语言意识形态问题。

在生活空间层面，教师设计的教学活动主要是指导学生深入语言景观的具体环境，了解人们对语言景观的主观态度。学生可以通过采用访谈、观察、记录日志等研究手段，对工作和生活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商铺店主、居民、行人等开展民族志调查，获取他们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看法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不过Malinowski也指出，生活空间层面的教学活动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但是，人们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感知是语言景观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值得语言学习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探究。

三、语言景观应用于教育教学的研究议题

理论研究的成果表明，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领域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受到理论研究的启发，许多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开展了实证性的探索。总体而言，这些实证性研究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开展，即语言景观与英语语言教学、语言景观与社会语言意识、语言景观与职前教师培训。

（一）语言景观与英语语言教学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在世界各地的语言景观中多有出现。因此，许多国外学者对如何将语言景观融入英语语言教学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Sayer在墨西哥瓦哈卡市（Oaxaca）对当地英语语言标牌进行研究时发现，英语在街头的使用呈现出六种社会意义，即英语象征着时尚、复杂技术、酷炫、性感、爱情以及对传统的颠覆[33]。Sayer提出可以让学生仿照自己的研究，作为“语言侦探”（language detective），去街头发现英语背后所体现的社会意义，从而培养学生对英语内涵意义的敏感性。Rowland将语言景观纳入日本大学的课堂英语教学，要求27名大学生收集路牌、广告等语言景观，并分析公共空间内文本使用英语的原因[46]。Rowland发现，在完成该项任务的过程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英语的语用能力都得到了提高，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语言景观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语教学，有学者也意识到语言景观可以作为海外华人社区学生学习中文的教学资源。例如，Leung和Wu提出，费城唐人街内丰富的中文语言景观资源可以作为美国中文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帮助学生掌握汉字的书写和词汇的使用[47]。

（二）语言景观与社会语言意识

语言景观在提高学习者社会语言意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国外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Dagenais等学者将语言景观作为处理要素，对加拿大小学生的语言意识进行了实证研究[48]。该研究在位于温哥华（法语区）和蒙特利尔（英语区）的两所学校内开展。研究过程要求10～11岁的小学生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内拍摄能够反映加拿大语言多样性的图片。Dagenais等人发现，在任务完成后，参加实验的小学生普遍认为城市中充斥着值得破译、阅读和解读的语言标牌，说明受试者在收集语言景观的过程中提高了对语言多样性的意识。Clemente在课堂教学中研究了葡萄牙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多语意识。研究人员设计了8堂名为“学着阅读世界，学着阅读语言景观”的课程。研究发现，参加课程的小学生关注多语标牌的意识有所增强[49]。与上述两项以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不同，Chesnut等人将研究对象转向大学生。他们对韩国外国语大学3名英语专业本科生参加一项本科生科研项目的过程进行了教育叙事探究[50]。研究结果显示，在完成了语言景观项目的研究后，3名大学生不仅意识到语言景观为深入了解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创造了机会，还意识到英语、韩语两种语言的词汇与文本通过多元方式共同建构语篇的意义。不过，Chesnut等人也指出，将语言景观应用于本科生科研项目面临诸多挑战，如本科生难以理解抽象的语言景观文献，也难以提出合适的研究问题。

（三）语言景观与职前教师培训

随着全球国际移民数量的逐年增加，移民子女进入当地学校就读，使得中小学校园内的多语现象越来越普遍。因此，一些国家在选拔和培训职前教师时，十分看重教师是否有能力应对学生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差异。有国外学者尝试将语言景观作为职前教师培训的教学工具，帮助职前教师适应中小学校园内的多语环境。Hancock[51]对将语言景观融入中小学职前教师培训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Hancock设计出一项名为“相机旅行”（camera safari）的活动，要求英国爱丁堡大学参加职前教师培训项目的学员用数码相机拍摄公共空间内使用非英语语言进行书写的情况。在拍摄完成后，学员需要在课堂展示成果。Hancock注意到，学员收集到了大量用波兰语和中文书写的语言标牌，反映出爱丁堡当地来自波兰和中国的新移民人口众多。Hancock还发现，通过完成该任务，学员普遍提高了对社区中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意识，为他们适应中小学的多语环境打下了基础。Kim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35]。Kim在为职前英语教师讲授教材开发与教学方法课程期间，要求19名学员将语言景观纳入自身英语教学设计当中。通过对学员的教学设计进行内容分析，Kim发现学员设计出七大类涉及语言景观的教学活动。另外，对学员的深度访谈显示，语言景观对职前教师的教学理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较为新颖，在关注视觉语言和提供真实性的语言输入的同时，还能够激发学习动机，引起学习者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

四、国外研究对我国学者的启示

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在教育场景的应用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综观国外文献可以看出，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场域应用的相关理论构建还不够完备，现有文献多聚焦于语言景观作为英语教学的额外资源，偏重研究语言景观在提升学习者语言意识方面的作用，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定性研究居多。为此，我們认为今后国内学者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五个问题。

（一）加强语言景观应用于我国外语教学的理论构建

Cenoz和Gorter从理论的角度对语言景观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但总体而言，语言景观应用于教育教学的理论仍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国内学者可以从中小学校和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的实际出发，探索语言景观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方法，积极构建适合我国特色的语言景观应用于外语教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深化我们对语言景观作为教学资源的认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外语学习效果。

（二）加强语言景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国外学者已对语言景观应用于英语教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较少有学者关注如何将语言景观作为教学资源融入对外汉语的教学当中。目前，“汉语热”在海外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表现出对学习汉语的浓厚兴趣。语言景观作为二语习得过程中额外的输入资源，能够有效地创设真实语境。国内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者可以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探索将语言景观应用于对外汉语的教学模式，并验证教学效果。

（三）加强语言景观与语言意识关系的实证研究

语言意识是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发现，在教学中使用语言景观可以帮助学习者提高语言意识。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缺乏可靠的实证支撑。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外语的意识，也要重视培养学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意识。因此，国内学者，特别是从事民族语言教育研究的学者可以开展实证性研究，探究如何运用语言景观帮助学生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语言意识。

（四）重视教育机构内部的语言景观研究

近年来，随着语言景观研究范围的逐步拓展，有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机构内部的语言景观，及其对学生语言学习和语言意识的影响。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考察商业街区或旅游景区的语言景观阶段，教育机构内部的语言景观及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信息和体现的象征意义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因此，国内学者可以对教育机构内部的语言景观开展多维度的探究。

（五）创新研究方法

目前，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应用于教育教学的研究多采用案例分析、内容分析、访谈等定性研究的方法，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在今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可以考虑使用多元和混合的方法，从定量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角度，对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效果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五、結语

随着研究范围的逐步扩大，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已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场域逐步拓展至教育教学场域。国外学者从教育教学的角度对语言景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研究表明，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语言景观不仅可以作为二语习得过程中额外的输入资源，还在促进学习者语用能力和多语能力的发展、培养多模态技能、提高语言意识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外学者已设计出一些语言景观的教学模式，并在英语语言教学、社会语言意识培养和职前教师培训等领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受国外研究的启发，我国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既要充分意识到语言景观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也要关注语言景观服务于教育教学的研究价值，从理论、实践、方法等多个层面探究语言景观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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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杨 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