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迟子建是当代文坛最具有才华的女作家之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三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使其作品艺术风格愈发多变且渐臻成熟，无论是创作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可以说，迟子建的创作水平已经站在了文坛前列，她将个人生命体验与叙事技巧融合到文本当中，丰富了文本的艺术意蕴和创作内涵，使得作品呈现出独特的个体风格。对迟子建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以它的《白雪乌鸦》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透过其叙事模式、角度以及叙事人物的塑造方式，挖掘其创作的叙事艺术风格。

关键词：迟子建;白雪乌鸦;叙事艺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创作的作家里，迟子建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纳入某一文学创作潮流中的作家之一，没有耀眼光环的“干扰”也使得她能清醒且自由地保持独立的创作内容和写作技巧。本篇就以迟子建201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为研究对象，从宏大历史叙事的叙述模式、零聚焦的创作视角以及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探析迟子建长篇小说的文学叙事方式。

一、地域性的历史叙事

相較于“文学记忆载体”这一强调个群记忆内容的概括，记忆的场域问题则指向具有认同意味和时空属性的阐释层面。很明显，记忆有其展演的场域，根据文化记忆理论的相关论述，博物馆，广场等都是能激起回忆的场所。回到文学上来理解所谓记忆的场域，我们不妨将其扩大到能够标识创作主体身份认同的地方性中，“地方”在此承担着储存和唤起个人和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责任，也承受着记忆的刻画和重构[1]。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鲁迅的未庄、毕飞宇的王家庄、萧红的呼兰河小城、迟子建的“北极村”故乡都具有这样的文学功用和创作价值。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就是这样一部以哈尔滨为文学发生现场，根据自己的现实经验以及历史记忆共同融合成的作品。因此，“哈尔滨”对于迟子建来说不单是具有生活居所功用的一个城市，它还具有迟子建解构历史事件、建立文学文本的叙事根基的价值。

众所周知，在通常意义上，“文学历史”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历史”，但是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了解过去的窗口，透过“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跨时空地了解我们早已远去的岁月沉浮。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以上世纪初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哈尔滨鼠疫”为故事蓝本进行创作，她曾明确表示在筹备写作《白雪乌鸦》时，把能搜集到的1901年哈尔滨大鼠疫的悉数收归囊中，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思维胶片《远东报》，几乎被逐页翻过[2]。基于这样的材料积累，迟子建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追随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模式，把握历史规律、寻求历史本质，也没有架空宏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个体言说，更没有拘泥于在某一特定的“纪念场所”记录个人记忆和经验。迟子建是在考察并尊重历史的前题下，将重大的历史真实事件延展到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小人物”在“大疫情”中的生活状态描写并还原历史事件，努力建构人类集体的精神连结，这扩张了小说的审美境界。

二、零聚焦的叙事视角

美国文学理论家杰拉德·普林斯曾经指出：“所谓的叙事聚焦是指描绘叙事情境和事件的特定角度，反映这些情境和事件的感性和观念立场。”[3]因此不同的叙事视角表明作家不同的叙事立场，也会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采用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全知性叙事视角”，作家并不参与到作品的故事中，而是站在作品之外以一个全知者的身份讲述文本内外发生的一切，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作品各条线索、各叙事维度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它也被称作“零聚焦叙事视角”。在《白雪乌鸦》中，人物的内在经历和情感与现实中发生的鼠疫形成了自由的叙事张力，这样的张力在文本空间的转换和时间的推进中任意拉扯，在全方位，多角度中刻画傅家甸人的生活和内心变化。

在小说一开始的章节中，迟子建对还没有发生灾难时的王春申一家人进行了介绍，王春申是傅家甸一个孝顺又稍显麻木的普通小老百姓，他因为原配妻子吴芬生下的是女儿又无法实现母亲的愿望而不得不另娶金兰。如迟子建所述，金兰这个人不但样貌不佳，行为也不检点，还弄得家里鸡犬不宁，荒诞的是王春申作为一家之主显得十分冷漠，对于两任妻子的行为他宽宏大量，能躲便躲，竟然还一个人做起了小本生意。从这样的全知视角介绍中，读者在没有任何阅读障碍的条件下，全然地掌握了王春申一家的人物关系和生活日常。在随后的章节中，迟子建又避开王春申不谈，而是另外对第二章中的主人公翟桂芳进行了细腻的描述，于是读者又对翟桂芳的辗转不幸和流离失所全然而知。到了第三章依然如此，作者好似故意没有为文本安排一个固定的主角，所有的人物境遇都是由作者全知的零聚焦叙事视角一一展开，整个傅家甸的小城生活就这样全方位地被呈现出来，平实且耐读。

然而到了后面的章节，猝然相逢的鼠疫打破了百年老城的宁静生活，迟子建也继续以冷静全知的笔调讲述灾难来临时小城人们的沉痛和坚韧。从皮货商人巴音将鼠疫带到傅家甸后不幸身亡开始，人们就开始陷入到死亡的阴影中，就像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出场顺序一样，他们也都逐一地面临着生命的落幕，这座小城也失去了故事开头的盎然生机，它所充斥的是生命的挣扎、满眼的苍凉还有那残存的人性温暖，像傅百川、王春申、周济、谢尼科娃这些平凡的“小人物”集体从惧怕中苏醒，转向了积极地应对疫情，最后在伍连德的带领下傅家甸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迟子建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下以全知性视角全方位地观照每一隅的社会生活和一个个人物的生命状态和情感变化，将现实人物的自私、冷漠、无力、挣扎、坚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做到了呈现历史事件和人性挖掘的高度统一，也使得读者从轻松走入紧张再到明朗化、清晰化，体现了迟子建长篇叙事的高超驾驭技巧。

三、彰显生命之美的人物形象

迟子建在再现宏大鼠疫场面的同时，还以独特的人物个性建构方式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形象。最先登场的是王春申，表面上看似窝囊、没有男子汉气概的他实际上骨子里由内而外透漏出人性的宽容和饶恕。故事一开始就介绍了王春申的尴尬处境，妻妾不和睦、总是吵吵闹闹，甚至遭遇了她们的婚姻背叛，他的生活可谓是痛苦不堪，他的精神也是极其压抑的。王春申对于这些事情全然皆知，他却采取了一种逃避、冷漠、释然的态度，而后随着鼠疫的不断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形象逐渐鲜活起来。对于巴音的惨烈离世，他不但没有一解仇恨，反而对妻子吴芬的自私行为嗤之以鼻。对于吴芬陷入重病后，他总是给予体恤和关怀，并且劝说金兰对吴芬也要多加照料和谅解。无论吴芬给王春申带来的是怎样的伤害，他所记得的都是吴芬的好，待吴芬离世时，他还认真准备了吴芬的后事。王春申不但能包容自己的妻子们，也能宽恕所有伤害他的人，直接导致他儿子失去生命的翟役生他亦能全然谅解。在迟子建的笔端，她竭力地丰富着这样一个小劳动者的精神境界，看不见希望的生活没有吞噬王春申对于家人的关爱，熬不完的疫情也没有熄灭他人性的光亮。

迟子建也在《白雪乌鸦》中建构了比较立体的人物形象。伍连德是在国外接受过良好教育，医术精湛，思想超前，行事武断果敢年轻医生。在疫情来临时，他不顾任何权威压制和市民攻击，毅然选择对离世的感染者进行焚尸处理，把伍连德定义为傅家甸取得抗疫最终胜利的最大功臣一点都不为过。显然，这样的人物是不同于王春申、傅百川、秦八碗等普通劳动者形象的。但是迟子建并没有单纯地把他放置在一个让人心生畏惧和敬仰的抗疫英雄的位置，而是在表现其英勇行为的同时还对其家庭状况和个人情感进行了叙述。文中多次提到他的妻子和孩子，远走他乡在家国有难、心受煎熬之时，掩不住他对于家人的思念，并且在他得知秦八碗因无法在家乡安葬母亲而选择殉葬之时，他落泪吊唁。迟子建就是这样自然地把伍连德打造成一个既有勇有谋又温情近人的立体样式。

此外，《白雪乌鸦》中还刻画了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女性人物。在文本中有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那么相应地就会有人噙着苦药降世，翟芳桂自然是属于后者。她的生命是由接二连三的苦难构成的，亲人被烧死后，被强暴被逼婚，投奔亲戚后又被卖，就连被赎身也带着功利主义色彩，她只不过是纪永的残暴谋取利益的工具罢了。但是迟子建并没有让苦难吞噬这个人物对生活的热情，随着疫情的深入，作家特意给翟芳桂的人生制造了一个“转机”。就像苦难纷至沓来，她的好运也接连不断，丈夫的死去拨开了她头上的阴霾，陈雪卿死前也把自己的店铺和儿子交给了翟芳桂，同时她又收获了与罗扎耶夫的爱情。作者就是这样的在个人苦难和现实灾難中给予翟芳桂这个人物温情地观照，赋予她希望和热情以及在苦难中隐忍的力量。

对于毫无征兆地进入这场“遭遇战”的傅家甸人们而言，每个人都在真切地面对生死存亡的现实，但每个人也都彰显了生命的高度和厚度。在生死面前，作者把这些人物都放在同一个人性的平行维度上，他们人性中绽放的美好与温情是驱散苦难、胜过灾情的力量来源，这应该就是迟子建在人物塑造过程中所要呈现的审美内涵。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并没有运用夸张的手法极力渲染哈尔滨百余年前的疫情场景，也没有过分表现傅家甸人的历史创伤，她是站在历史叙事的窗口，以全知的叙事视角、立体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作家独特的美学追求，这样的艺术形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迟子建作品的钥匙，同时也使得她的作品更具有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慧梅，姚源源.书写、场域与认同：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185-203.

[2]迟子建.白雪乌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58.

[3]普林斯.叙事学词典[M].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83.

作者简介：张楠楠，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