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时代，“工匠精神”复归，其浪潮一直在持续，因此对“匠”范畴的辨析符合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匠”范畴沟通了文学与艺术创作的界限，体现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与劳动阶级工匠“技艺”精神的融会贯通。探究“匠”范畴的意义衍变和“匠”范畴在古今文论衔接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匠”与文学创作的关联，不仅仅是对“匠”范畴的辨析，甚至是对古人和整个时代审美形态的探析。

关键词：工匠精神;匠;溯源;意义

古代文论语境中的“范畴”一词出自《尚書·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一句，“洪范九畴”即上天赐予大禹治理天下的九种模式或方法，这九种模式或方法主要用来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有着制度法则和价值方面的含义，包含了分类与概念的内涵。按照《辞海》的解释，“范畴”是指“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1]。当代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如汪涌豪认为“范畴是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是作为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概括反映”[2]。古代文论中，对“匠”范畴的探析并不少见，包括对“匠”范畴历史脉络的梳理以及探求“匠”与“文法”的关系或者探析“六朝文匠”说等，这为本文对“匠”范畴的溯本求源奠定了根基。纵观古今，历代文论家对某一范畴的观照无不从其源头开始追溯，因此，对“匠”范畴意义衍变的观照尤为重要，溯本求源方可继往开来，方可赋予“匠”范畴以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一、“工匠精神”的复归

2016年，“工匠精神”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工匠精神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企业的大力支持下俨然成为新时期的热门话题。“匠”范畴的意义衍变既包括狭义的“匠人”，即技术精炼的手工劳动者，也包括了广义的“匠人”，即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比如作家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匠”范畴的内涵，因此，“只要拥有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匠人。这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纯粹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4]“工匠精神”第一次被郑重写进党的文献。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育思想为探讨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工匠精神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5]。由此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我们肉眼能够观照到的文化，还是我们内心早已潜移默化、融入血液的文化，工匠精神培育的实质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递，而优秀文化精神的传递离不开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工匠精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再到文化自信，这是一条一脉相承的路径，具备了工匠精神会创造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而只有具备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才会将这种精神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这一切的源头在于工匠精神。因此，我们选择对“匠”范畴的研究与述评是符合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是契合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势头的，对中国继续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所裨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工匠精神”是中华儿女的一笔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对“匠”范畴溯本求源、受以致用，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意义与价值，都呈现出丰富厚实的探索空间。就“匠”范畴的意义衍变而言，我们不能只看到其褒义的一面，更应该正反比较，看到其贬义的一面，“匠”范畴最初代表精巧的技艺以及规矩、法则，另一方面又代表社会的底层——“匠人”。“匠人”与“文人”的比较研究更是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视野，这种正反观点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探析“匠”范畴乃至其他理论提供了借鉴。就现实层面而言，用踏踏实实的“工匠精神”打造一个孕育着中国梦和民族文化精华的和谐社会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匠”范畴的溯源不能仅仅停留在探析意义衍变的层面，更应该向前看，看到“匠”范畴在当下时代的意义，看到“工匠精神”在如今社会的的价值。

二、“匠”范畴的意义衍变

（一）“匠”代表社会身份

1.对“匠”的褒义解读

对“匠”范畴进行追溯，《冬官考工记》中，将“匠”定义为攻木之工，即从事木器制造的人。《说文解字·匚部》释曰：“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说文解字注》中的注解为：“工者，巧饬也。百工皆称工，称匠。独举木工者，其字从斤也。以木工之称引申为凡工之称也。”[6]《说文》将匠人仅仅解释为“木工”是不准确的。段注引申为“凡工之称”是正确的。《考工记》云：“匠人建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7]由此得知，匠人的主要工作和职责是为城池或宫室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即“建国”，古代讲究风水，所以“匠”的布局与国运便有不可言说的关系;匠人进而建造城池与宫室等，即“营国”，心有布局，付诸实践，统筹帷幄，这与王治理天下有着相似之处;最后修建沟洫等水利工程，即“为沟洫”。从此角度出发，可见“匠人”是“营造工匠”的涵义，“匠”并不是只限于制造木制品等家常用品，而是与一国之经营管理有莫大的牵连。详细查阅先秦两汉的文献典籍，会发现“匠”还拥有更丰富的内涵与意义。比如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的“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8]，这里的“宰匠”取“主宰、掌治”之意;《楚辞·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匠制之。”[9]这两处的“匠”是对制作行为、创造行为的一般称呼。同时，“匠”这种制作（创造）行为自有其特征：其一，“匠”代表精巧的技艺，《韩非子·定法》中的“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说明精巧的技艺在逐渐成为优秀工匠的标志，这也是最基础的层面;再有《吕氏春秋·似顺》云：“譬之若为宫室，必认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这里点明“匠”不仅仅要遵守规矩，更要手艺精巧，方可为“匠”，假如匠人手艺不精巧，就会影响宫室的质量。其二，“匠”代表规矩、法则，比如《孟子·告子上》云：“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10]在工匠制作过程中，会使用“规”或者“矩”的工具，从而“规矩”一词抽象化后即代表准则、法则等，这与“匠”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2.对“匠人”的贬低之意

古代“匠人”这个名词的出现也需要深刻地解读其内涵。这里“匠人”并不是褒义词，而是作贬义用之。从古至今，“匠人”与“文人”便呈现对立之势，在古代尤为严重，因此“匠人”一词，作贬低之意，不同于上文对其的褒义解读。

在中国古代，读书之人历来高人一等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与文人比较而言，手工业者社会地位底下，无论是工程师、医者、商人，还是普通的手工业者，都得不到社会和历史的尊重。这些人在文人看来并没有文化修養，更没有一官半职，工程师、医者、商人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世人看来他们也只是手工劳动者，比不上读书人，所以这些人统统被称为“作而不述”的“匠人”，贬低与轻蔑之意可见一斑。在将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匠人”与“文人”的概念是界限分明、从无混淆的，如李时珍和鲁班，从没人把他们当作文人予以应当的尊重和重视，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并不比文人少，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和语境并不会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所以贡献再大也是不如文人与官者。例如“教书匠”一词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教书匠”一词的解释为“教师（含轻蔑意）”。在古代语境中，一般教书者被称为塾师，那么塾师为什么会被划入“教书匠”的范畴而不是文人呢？首先，这是因为文人读书历来是以文会友，学而优则仕，并不会以文为生;其次，“教书匠”代表了一种僵化的教学习气，这种习气甚至延续至今，所以“塾师”被称作“教书匠”并且不被社会尊重，社会地位也是极为低下的。

在大力倡导“工匠精神”的今日，职业已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了，“匠人”或者“教书匠”该如何去彰显“工匠精神”，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反思的现实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语境中，所有的问题都自有其独特的语境。在我国，“工匠精神”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从古至今，并没有形成一种尊重工匠的传统与文化，那么如何寻得尊重的力量呢？笔者认为“工匠精神”即是探索过程中的力量源泉，这股力量不仅会使得“匠”范畴的内涵更加丰富和饱满，而且会使得“匠”范畴的意义和价值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匠”渐趋抽象化

以上对于“匠”的特征叙述及对“匠人”的正反观点是基于现实层面的，具体到了社会身份和地位，由此可见，在先秦的典籍中，对“匠”的涵义阐释停留在对劳动者身份和制作（创造）行为方面，并且与“技巧”“规矩”紧密相连，说明“匠”这一范畴内涵丰富，运用广泛。只是在古代，“匠”毕竟是对普通劳动者的一般称谓，古代轻视劳动阶层的现象是广泛存在且不容忽视的。例如《孟子·滕文公下》云：“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欤？”意即造礼器的梓人、掌土木的匠人、造车轮的轮人、制车厢的舆人，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口饭吃;君子追求人生的道路，其目的也是为了求饭吃吗？这里体现出古人对劳动阶级和读书人之间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认知，只把“匠”看作是一种职业或是谋生的手段。到了东汉时期，王充作为思想家及文学批评家，在《论衡》中首次把“匠”抽象为一种能力或属性，使得“匠”范畴渐趋抽象化。他在《量知》中云：“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 能穿凿穴，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夫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当与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于儒生哉。”[11]这段话表明修建建筑的是木匠，穿凿穴洞的是土匠，而雕琢史书的是史匠，王充将文人史官与木匠、土匠等同，即负责不同工种的主体，都具有“匠”的特征和属性。由此可见，王充对“匠”的分析和探究，将“匠”抽象为了一种能力或属性，这种言论彻底颠覆了历来人们对“匠”的认知，从贬低之意发展到抽象的能力，这无疑是默认了“匠人”的社会地位不再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而是登上大雅之堂，与文人史官可以相提并论了。这种转变不仅仅令世人对“匠人”刮目相看，更是对古代文论中“匠”范畴的价值与意义的一次冲击，它奠定了“匠”范畴进入文论家视野的基础。

“匠”范畴从代表社会身份到渐趋抽象化，这是一个历史的飞跃和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匠人”还停留在饱受歧视的语境中，就不会有今时今日的“文学巨匠”之说，更不会有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工匠精神”，因此，“匠”的渐趋抽象化是个转折点。

三、“匠”进入文论家视野

魏晋南北朝时期往往被称为文学觉醒的时代，这种觉醒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正是在这个时期，“匠”逐渐进入文论家的视野，“匠”所代表的规则、技艺、法则或能力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即艺术创作行为。《说文解字注》释“艺”云：“周时六。字盖做，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如农者之树也。”在古人的认识中，“艺”的地位是较高的，它一方面是士大夫的必备技能和身份象征，另一方面却又源于生产劳动，是制造行为的“雅化”形式[12]。在六朝时期，“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潘天寿曾说：“（汉魏六朝）人民既苦于死亡离乱之频仍，当局者亦疲于驱夷御敌之无策，致相率逃于清静无为，形成厌世之风尚。聪明才智之士，因多攻艺事以为消遣。”[13]汉魏六朝士人为了应对动荡不安的政局和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除了遵循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之外，很多有才略的士人则专攻某项技艺，并以此作为心灵的寄托与慰藉，例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阮籍的音乐、嵇康的琴等，均冠绝一时。这些名士如此擅长艺术和诗文，从而在“工匠技艺—艺术审美—文学创作”间构筑了一道桥梁，并且在不少名士眼中，艺术创造一方面可以落实为技艺制作，另一方面也是高尚的精神寄托，因此“艺”的地位是极高的，也衬托出“匠”的地位是低下的。“匠”范畴在进入文论家视野后，对“技艺”的追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观与文学观的连接点，即代表“技巧”和“规则”的“匠”为我们借助艺术的理论了解文学的思想有了很好的切入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技巧论参照下，我们可以继续追溯“匠”范畴进入文论家视野后的衍变情况，准确把握“匠”范畴的特征和深远影响。

六朝文论典籍中频繁出现将作家比喻为“匠”的现象，具体可分为两种：

一种现象是直接将作家比喻为“匠”，首见于陆机《文赋》：“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伎，意司契而为匠。”[14]意即世间万物大不相同，纷纭复杂，各有其状态与形态，面对这种现状，该如何在文章中表情达意呢？陆机认为要“辞程才以伎，意司契而为匠”。五臣解释“匠”为：“宗也。文辞见才以致巧，立义以理要为宗。”[15]意即要用理法和才气描摹万物，从而建构文章，而“匠”则是理法之大宗。此意再见于《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6]刘勰借助《庄子》中的寓言故事徐无鬼运斤成风的自由之境来比喻文学创作时作家理应心无外物，以“独照”之心去观照万物，方可达到涤除杂念后的“神与物游”之状态和境地，创作活动方可游刃有余。又如《文心雕龙·定势》中云：“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由此可见，刘勰多处以“匠”比喻文学作品的作者，这与王充的批评理论一脉相承。另外一种现象是用某一工匠的名字类比作家——“轮扁”“匠石”等，例如《南齐书·文学传论》云：“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17]《文心雕龙·事类》中云：“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再比如《庄子·徐无鬼》中云：“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18]“轮扁”“匠石”等在这里皆是对作家的称谓，在六朝文论典籍中这种现象随处可见，由此看来，“匠”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比较而言，《文赋》所言之“匠”与《文心雕龙·章句》中所言之“匠”大不相同。《文赋》中的“匠”注重的是文章的整体脉络，纵观全文，脉络要清晰、合理，有章有法，张弛有度。《文心雕龙·章句》之“匠”注重的是章句安排，“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即长短有度、缓急有调、有理可依、有法可循。在这二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匠”范畴在不同的文论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和格局，大到全文，小到章句，皆能据有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具体到文辞表现方面，《文心雕龙·宗经》篇有：“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文理”指的是“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文章唯有“匠于文理”，方可使得文章充满了浩然正气，圆融浑成。

“匠”范畴，作为褒义名词，代表着一种明确的社会身份，同时拥有更丰富的内涵与意义，即代表精巧的技艺以及规矩、法则，而“匠人”一词，在古代虽为贬义，但是如今看来，对“工匠精神”的问世也带来了一定的启发和对比作用;到了东汉时期，王充把“匠”范畴抽象为一种能力或属性，從而扩大了“匠”的范围，为后期“匠”与“文”的联结创造了可能性，是两者联结的铺垫;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匠”范畴进入文论家的视野，进入相关文学理论的著作中，文论典籍中出现将作家比喻为“匠”的现象，“匠”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即艺术创作行为，除此之外，“匠”范畴也具体到了文辞章句和文章的整体脉络方面。因为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本身就具有模糊的特点，有学者称之为“浑成性”，并且中国古代范畴几乎都不曾有过严格的定义，所以对“匠”范畴的溯源也具有模糊性，但是这种模糊性并不会影响到“匠”范畴的整体脉络和我们对“匠”范畴的观照。就更广泛的层面而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现出的情怀、价值、生命内涵等特质，在当下这个大数据时代能否使得人们继续“独具匠心”，能否使得万物呈现出独特的内涵与价值，能否使得世界“灵心独具”，让我们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这也是我们学习人文、研究人文应该重视和探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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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艺涵，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批评、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