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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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迟子建的朋友都叫她迟子。

我和迟子建不是老朋友，也不是新朋友。从阅读《北极村童话》开始，我记住了迟子建这个名字，在多年的阅读中感觉和她很熟悉了，见面也自然而然叫她迟子，这样说来也是老朋友。北京的一次作代会上，我和迟子站在台阶上匆匆忙忙聊了几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迟子建主持萧红文学奖评审，我参加过一次，感觉到她对萧红的敬仰和对评审的仔细。颁奖前几天我腰椎病突然发作，未克出席颁奖典礼，迟子特地电话慰问。过了很多年，我才有机会去呼兰河参观萧红故居。在萧红故居，自然想到了迟子建，我犹豫要不要拨打她的电话，最后还是没有。我想，写作和冥想状态中的作家应该更喜欢和笔下的人物与自然交谈。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时常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但很少在这些活动中见到迟子建，有时候听说她也要与会，但散会时迟子建还没有来。我知道了，迟子建不喜欢热闹，更不会凑热闹。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我和林建法兄主持“小说家讲坛”，曾想邀请迟子建到讲坛演讲，她当时已经出版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忘记她起初是答应还是没有答应，建法兄说迟子答应了，但最终没有到讲坛来。可能是为了不让我和建法兄失望，又不改变自己的习惯，迟子建给了一份书面讲稿。我在那一期主持人的话中有一句话是：在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站着一位叫迟子建的女人。她走过右岸之后，又写了《群山之巅》。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文本中的迟子建已经远远大于我所熟悉的迟子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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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迟子建是在沪上，《收获》六十年的庆典，许多作家都与会了，无数文学史中的作家都围坐在那幢小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迟子建，在当晚餐会的空隙，我们断断续续谈到许多文学话题。批评家和小说家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其实是不同的，尽管批评家和小说家在广义上是一种对话关系，但批评家进入小说家文本时的状态以及在长期批評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与表达方式，其实和小说家创作文本以及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与表达方式有太多的差异和距离。出乎预料的是，我和迟子建有许多共识，包括对一些非文学现象的忧虑。迟子建坦率，直接，和她缠绵的文字风格不同。这是“北方”，不像“南方”。

确实，一个作家为了能够写出遥远的美好，需要与一些事物保持遥远的距离。这可能与性格有关，也未必不是一种文化选择。迟子建淡定、沉潜，也是一种自信。淡定和沉潜的迟子建一直走自己的路，《北极村童话》只是开始，这个开始太重要了，但如果没有后来的《伪满洲国》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 《群山之巅》和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迟子建的那个开始便是结束。这么多年来，我们曾经熟悉而后迅速或逐渐淡忘的一些作家，有很多人在开始时就结束了自己的创作。当然，我们现在不用急于“经典化”迟子建，但她的许多文本无疑产生了“意义”。一个作家的意义在那里，无论你在场还是不在场，都一样;反之，你在场也是缺席。所以，我多少有点理解迟子建的“生存方式”。

当我说在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站着一位叫迟子建的女人时，我无意突出作家的性别，事实上许多同仁都怀疑女性主义批评面对迟子建时的有效性。有许多作家，一路走来都是自己的节奏。我想，迟子建的创作一定有过内心的困顿、焦虑甚至迷惘，这种内心状态的摆脱无法通过任何“他者”指点或者在“他者”影响下完成。我在迟子建的一些作品中读到了她往前走的犹疑，他们这一拨作家中很多人是在犹疑中循环往复的。迟子建在写《额尔古纳河的右岸》时，其实是首先完成了对自己的重塑。“额尔古纳河”冲刷了迟子建曾经的困顿、焦虑甚至迷惘，迟子建往前走了。这个时候，我们无法将迟子建的创作归类了。好的作家就是写出自己，写出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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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迟子建的散文和小说中遇见了那个叫“迎灯”的小女孩。迟子建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后来的写作是持着父亲的灯笼去寻觅“风景”。在讨论迟子建时，我们都容易想到“北极村”那块边地，这个乳名迎灯的女孩是在那里长大的。

迟子建从《北极村童话》开始便将“北极村”称为诗学和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她在这篇小说的题记中写道：“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故事。”在后来的评论中，“童年视角”成为讨论迟子建创作的关键词之一。迟子建自己回忆说，她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确实，在“北极村”迟子建留下了故乡、土地，人物、人性，自然、社会等等最初的印记，在“北极村”生长的故事和美学一直是她看待人性、自然、现实和历史的参照。迟子建说：“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对这些所知所识的事物的认识，有的时候是忧伤的，有的时候则是快乐的。我希望能够从一些简单的事物中看出深刻来，同时又能够把一些貌似深刻的事物给看破，这样的话，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我都能够保持一股率真之气、自由之气。”a

“北极村”是童年，生活，风俗;是四季，童话，神话;是简单，自由，朴素;是快乐，忧伤，美丽。这些都不错，但我更为认为“北极村”是迟子建写作的一种方法，是写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迟子建俯瞰、融入与超越大地时的状态，她和大地上的人与物以及其他精灵相遇时的状态，她透视世界的美丽和丑恶，纯净和污秽时的状态，都与我说的“北极村”作为一种方法有关。现在大家经常提到“调性”这个词，迟子建小说和散文中的调性纯净、忧伤，用神性过滤了世俗，重建了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诗性。在这种调性的形成过程中，迟子建处于自然而非别扭的状态。在许多被视为优秀小说家的文本中，我有时会感觉到叙述者的别扭以及那种磕磕碰碰的生硬状态。无论是作为叙述者，还是作为小说人物，迟子建总是沉浸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之中。如果舍弃叙事的技术分析，这种状态之中的迟子建，完成了与她笔下人物、事物、自然以及她所营造的环境之间的对话关系。当这种关系契合时，人物在故事中才能处于自然状态。

所以，我以为“北极村”是迟子建写作的一种方法。《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故乡动笔，完成中卷后，迟子建在哈尔滨待了三天，马上又返回故乡。她觉得这部长篇只有面对着山峦完成，才是完美的。迟子建的这句话或许可以来解释我说的“方法”：“故乡对我来说，就是催生这部长篇发芽、成长的雨露和清风。离开它，我的心都是灰暗的。我很快又从那连绵起伏的山峦中获得了信心和灵感，回到创作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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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赞成将将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和“北极村”对立起来。

迟子建的小说主要有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发生在哈尔滨的城市故事，另一个系列集中书写“边疆”世界（这里的“边疆”是一种策略性的说法，用来意指我们充满同质性的视线之外的少数民族、边地故事）。迟子建的城市故事写哈尔滨市民的凡俗人生。哈尔滨这个城市有着它独特的暧昧性。这里有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有历史上从帝俄、苏联时期俄国来的侨民，还有逃避纳粹大屠杀流亡而来的犹太人。各式人等在哈尔滨这个共时的舞台上汇聚，“传奇”不断，“流言”不息。迟子建用她的文字记录下了这个城市丰富驳杂的文化身份，记取了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浮世悲欢。迟子建看到了这个共时空间底部的暗流汹涌，就像小说《晚安玫瑰》呈现的那样，女主人公吉莲娜的晦暗人生就是这段驳杂历史的真身。在处理类似题材的时候，迟子建笔端流露出一种非常慈悲的声调。这声调的底里其实是对城市中人的体贴和纾解。如果说王安忆、金宇澄写尽了上海市民的沧桑风流，世俗旖旎，那么迟子建则写出了哈尔滨市民那种或寒怆、或粗粝的心灵秘史。我们在《起舞》中，跟随主人公搬迁的足迹，行走在哈尔滨的街巷之中，识别出沉潜在那些故地之中的历史消息。

迟子建的“边地”故事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版图，这些文本提供了一种“在别处”的风景，我们借这些故事得以看到别样的人生形态。《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种极具诗性的笔调丰富了我们的感觉世界，当代人被网络和新媒体磨钝的目光在迟子建的文字里得到了更新和再生。尽管我们永远无法重返卢卡奇笔下那个“总体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星辰轨迹即人生道路），但我们总还是可以凭借迟子建的文字，去短暂地设想那个天地人浑然一体的世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迟子建在写这些文字时的叹息，那是一种对于“永恒失落”的追悼，鄂温克人在岁月中苍老的目光仿佛是本雅明笔下，那个被历史飓风鼓起的历史天使的倒影，它不断地朝后看，最终飞向未来的废墟。迟子建的边地书写总让我们不自觉地联想到沈从文的《边城》 《湘行散记》等篇什，一次次地书写、抵达，凝固成一片似真非真的“文本奇观”，那些仿若乌有之地的空间寄托了作家满腔的人性追求，那种单纯、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故事，足以暴露出现代性降临带来的迷惘和隐痛。正如沈从文写出《长河》，迟子建写出了《额尔古纳河右岸》 《群山之巅》。现代历史的巨大动量就在这乌托邦与现实之间驳诘、滑动。

我们隐隐读出了迟子建对于颓败的忧虑。这些忧虑是在“北极村”和“哈尔滨”成为一个“整体”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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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前年的冬天，我在沈阳见到了在江南久违的大雪。初晴时，我和迟子建踏雪去一所大学，《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安排我们去一所大学对谈。当时我想起了迟子建的一篇散文《我的世界下雪了》，在开场白时，我援引了文章中的一句话，“看来环绕着我的，注定是一个清凉而又忧伤，浪漫而又寒冷的世界”。可能因为说到这篇文章，迟子建开始说话时语调有些沉重和悲伤。尽管我知道，我说与不说这篇散文，迟子建的内心始终有一座堤坝，她与她爱人踏雪向前，但我还是后悔我的开场白让她再次回到她说的“亘古的苍凉”里。是的，迟子建记得这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在随笔、散文中频频提到丈夫的离开对她产成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无形中似乎生成了一种根本性的丧失感。迟子建凭借书写不断地重新召回已经逝去的美好，从这个层面来说，那些浪漫主义的忧伤的瞬间是抵抗虚无守护美好的显影。迟子建在散文中弥漫、在小说中时隐时现的伤怀之感是那个瞬间的旅行。

如果放回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在新的经济结构转型中也遭遇了一种巨大的失落感，那些“伤痕累累”的“零余者”也在体验着转型带来的阵痛和不安。迟子建那些精灵般的呓语随之变成了关怀和抚慰，而非自怜自哀。迟子建把自己的疼痛汇入到滔滔不尽的人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私人之晦暗的潜流汇合起来拱起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于是个人意识与人间意识并存，众声喧哗中又留下了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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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的迟子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迟子建有两部极为厚重的历史小说，《白雪乌鸦》和《伪满洲国》。不同于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历史书写策略，迟子建没有试图去寓言化地呈现历史的“结构”，也没有刻意暴露主流历史书写的陈规和模式。她采取的是一种平视视角，“在场”式地融入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她的视点不会高于小说中的人物从而占据一个反讽的、戏仿的位置。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她沉静的笔调，无负担、无障碍地走入历史的氛围之中。迟子建是相信同理心和共感的作家，因此她穿透历史的目光是那种现实主义式的精确、冷静。尽管如此，她仍然对历史中人投去了不无哀伤的关切和深情。

这两部长篇小说打消了我对迟子建的疑虑：迟子建这样的调性能不能写出历史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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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已经是一个很少使用的概念。

迟子建的小说有着非常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的小说常常从现实的泥土里升腾而出，轻盈地飞翔，像是精灵一样自如地游弋在广大的人间。白山黑水，冰肌雪骨，这种我们难得一见的“风景”作为一种构成性底色，自然地成为迟子建小说栖身的背景。当然，这种背景不单单是一种物理性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笼罩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正是凭借这种博大的天地之气，小說得以碰触到那些更高的存在。也正是凭借于此，小说从逼仄的现实环境超拔而出，不断上升。就像《起舞》中写到的那样，迟子建小说的主人公总是会获得这样一个瞬间，在这个时刻他们忘却了寥落和颓败，竟自起舞，凝固成一个永恒的姿态。现实的失落、颓败和浪漫主义的回旋、起舞形成了非常参差的对照，迟子建的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中达到了新的平衡，甚至是某种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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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的笔调优美从容，即使会有鬼魅迷蒙的时刻，光亮的底色也总会自晦暗之上浮起，萦回不散。《鬼魅丹青》如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亦如是。我想迟子建的内心对俄苏文学应该是很亲近的。这不仅仅因为黑龙江在地理位置上天然地接近广袤的俄罗斯大地，更因为俄苏文学那种崇高的人道主义关怀回响在迟子建的创作中。俄苏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传统/资源，八十年代以来这一资源逐渐弱化。当代作家或是取法拉美，或借镜欧洲现代派。即使在“黄金时代”之后重新发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再也无法作为重要因素与中国当代文学构成对话关系。在作家们的书单中也少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踪迹。在小大之间，光明与黑暗之间，乃至恶魔性与神性之间，迟子建都在探问“人的深度”，勘测人性的包容性空间。迟子建对黑暗—光明辩证法的念念不忘，在在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灵魂问题的考辨和执着。迟子建笔下的辽阔天地，荒寒茂林，又似乎能辨识出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余韵。人心的浩荡，天地的壮阔，都可见到俄罗斯文学在迟子建小说中的历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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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接近岁末的时候，我和迟子建在张学昕兄主持的“东北学”会议上相遇。大连已经很冷了，回到南方时，北方已经下雪了。我们都没有想到庚子年伊始发生的事情，我是在等待下雪的日子里，重读了《白雪乌鸦》。后来又读到迟子建一篇欲言又止的散文，这篇文章里有她的声音。掩卷《白雪乌鸦》，我想到了《群山之巅》的结尾，漫天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而下。初看，似乎谁也无法听到谁的呼喊。那些雪花平等地降落在人间，每个人背上都留下了雪的精魂。即使再喧哗，我们也能够听到雪的声音。我们分享着同样的温凉，于是有了小说，有了文学。

【注释】

a 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

b 迟子建：《心在千山外——在渤海大学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